聚元号
　　2006年6月，聚元号弓箭制作技艺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我国的传统弓箭行业现在只剩下“聚元号”一家弓箭铺，弓箭制作全凭工匠的技术和经验，以眼为尺，以手为度。
　　在重振聚元号之前，杨福喜是北京化工二厂的一名工人，1992年改制,工人和工厂之间可以双向选择,杨福喜放弃了跟厂里续签合同。恢复“自由身”的杨福喜暂时赋闲在家，跟父亲一起修复了一些家中库存的旧弓箭。没有销售渠道, 弓箭根本卖不出去。幸运的是，杨福喜遇到了两个改变他和聚元号命运的人。1998年，《北京晚报》刊登了一篇关于八大处弓箭射击场的报道。杨福喜看了就跟父亲一起去了八大处。射击场的工作人员说：这是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弓箭游戏。杨福喜一看，马上摇头说：真正的中国弓箭在我车上呢。遂取了一把自制的弓箭来展示。时任中国国家射箭队总教练的徐开才的办公室就在边上的楼里，徐开才从窗户里看到杨福喜的弓箭，噔噔噔就从楼上跑下来了，徐开才最早学弓箭用的就是传统的中国弓箭，与杨福喜父子一见如故，鼓励杨福喜把聚元号振兴起来。要按照古法制作弓箭，没有一样原材料是能从市场上轻易买到的。杨福喜就到全国各地去淘。但这批制作精良的弓箭却无人问津。杨福喜拿着聚元号的弓箭去新东安商场、王府井工艺美术大楼等商场推销,都被拒绝。“我都想拿一把弓箭去找外国人推销去。可我脸皮儿薄，怕被城管追着满街跑，我再一着急把城管打了可就麻烦了。”杨福喜说道。到了1999年，杨福喜已经支撑不下去，入不敷出。他跟徐开才讲了自己的窘境。没两天，徐开才带来了一个人，时任香港知识产权署署长的谢肃方。谢肃方虽是英国人，但却是个中国通，对中国弓箭颇有研究，第一次见面，谢肃方很严谨，基本不说话，听着杨福喜给他讲解介绍。第二次见面，却热情异常。因为他回去查资料核实杨福喜跟他说的话，发现都是对的，这才确信自己遇到了一位真正懂得弓箭制作的师傅。谢肃方一口气跟杨福喜卖了十七八套弓箭，回去之后谢肃方又不断介绍朋友来杨福喜这儿买弓箭，销路慢慢打开了。2004年，一名社科院学冷兵器的研究生找到了杨福喜，请杨福喜配合他一起完成毕业论文。这篇论文后来获奖并在网上发表，影响颇大。家中的弓箭陆续卖出。2005年，正月初一，杨福喜一家人正在外面饭店吃饭，一个朋友打电话说要买弓箭，杨福喜一路小跑回家了，卖出了手里最后一套弓箭。至此，手里再无存货，聚元号也迎来了真正意义上的复兴。
　　此后杨福喜就一门心思投入了弓箭制作。先后也收了几个徒弟，但有的学了一些皮毛就想去开店；有的学了一段时间终究觉得太辛苦枯燥，自己放弃。但弓箭制作技艺需要长期的学习和实践，“弓箭制作全凭工匠的技艺和经验，必须师傅手把手地教才能学会”。如今跟杨福喜一起撑起聚元号的是他的独子杨燚。杨燚大学学的计算机专业，“工作不好找，再者他自己也觉得有责任把聚元号传承下去。我这一辈，只有我一个人有这门手艺，要传承下去，只能靠他了”。杨燚此时正坐在一张小板凳上低头雕刻弓箭上装饰部分用的桦皮，专心致志，并不多言，在我们道别离开时，他才起身送到门口，转头又继续未完成的工作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