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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其章，北京人，作家，研究民国电影和民国漫画，收藏民国画报和民国文艺杂志。出版有《搜书记》《北京往日抄》《封面秀》《玲珑文抄》等近三十部文化随笔，编撰有《电影杂志》《朴园日记》《北河沿日记》《东西两场访书记》等。
谢其章先生祖籍宁波，出生于上海，襁褓之龄随父母迁居北京。在北京成长，学历并不高，用他的话说，“幼小初结业”，赶上特殊年代，“不及弱冠即赴农村插队落户，知青身份凡八年”。上世纪90年代，谢先生在北京琉璃厂旧书店里偶然看到一摞民国时期老杂志，一见钟情，从此开启了围绕老杂志收藏、阅读并写作的生涯。
20年自由作家，30本文化随笔。谢先生说，他都记着账呢，到现在，稿费收入与藏书花销持平了。凡夫俗子如我们，心里暗想：没算物价上涨因素呀。但是谢先生说：我还享受了这个过程呢！
是的，这个过程，让谢其章成为了谢其章。
人的阅读口味，可能是与生俱来的
张维祥：都知道您的阅读非常广泛，能否介绍一下您的阅读史？
谢其章：其实我的阅读史也是大家的阅读史、全民的阅读史，并没什么特殊。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就是市面上有什么就读什么，那时品种比较单一，没有太多的选择余地。“文革”前后那十几年我的阅读甚至基本是空白。个人的阅读史其实和大环境脱不开，更何况那时，多数家庭是买不起书的。
安春华：上世纪80年代之后，书的种类应该是多起来了。
谢其章：是的，80年代之后，人们的阅读可以有一点选择了。那时我读的书非常杂，什么《记者和新闻写作》《伊丽莎白二世》《国际礼仪》，摄影、侦探、人物传记，杂七杂八。当然，我搞书刊收藏之后，阅读基本上就是淘什么读什么了。
张维祥：在石家庄的一次活动中，您和止庵都提到了自己的阅读史，您和他的阅读有何不同？
谢其章：我和止庵的阅读可以说是两个路子，完全没有可比性。止庵是从小就有阅读癖好，只要是有字的书都看。先读书，后写作，一直到现在。而我呢，属于“全民都读”的那部分可以忽略不计，之后我是先藏书，后读书。
另外，止庵是系统性读书的代表，他对哪一种内容或哪一位作家感兴趣，会尽可能搜集所有相关版本，做系统性的阅读，然后写出自己的心得来。而我的阅读比较随意，你从我80年代读的那些五花八门的书也能看出来。虽然那些书过后大多忘记了，好像没什么用，但也有好处，这唯一的好处就是，使我养成了持续读书的习惯，使我的阅读没有中断。
张维祥：您觉得自己的阅读爱好是怎么培养起来的？尤其在那个年代，有没有来自家庭环境的影响？
谢其章：也许有一点儿家庭的影响，因为我父亲就爱买书。家里有一个占一面墙的大书柜。这可能算是潜移默化的影响。
安春华：您父亲爱读什么书？
谢其章：我父亲研究“明代的土地”这样一个专题，但是他从来没发表过文章，也没出过单行本，因为那个时代的局限。他也算半个读书人吧。
其实人的阅读口味、偏好，到底是怎么形成的，我也说不清，可能就是自然而然的。比如，有些内容我一直不喜欢，像神话、科幻、武侠，包括现代诗。四大名著别的都看，就是不看《西游记》，小时候读《西游记》的小人书行，但是你让我成年以后看《西游记》，做不到，因为我知道它是编的。我只爱看现实的、非虚构的，我在意所读东西的真实性、合理性、逻辑性，所以我的阅读口味一直以来偏重历史文化类、纪实类。并且我读书从来不受所谓名著、榜单、推荐的影响，只依着自己的兴趣。我不会像做功课似的硬着头皮读名著，看不下去也绝不要求自己硬看。
张维祥：除了阅读现当代书籍，发现您的古典文学功底也不一般。您还坚持古代文学作品的阅读吗？
谢其章：大部头儿都不读了，就是读一些古代的掌故笔记，相当于“零食”吧。笔记这种文学形式，读起来比较轻松，一段儿一段儿的，随时可以停，随时可以续。而且都挺有趣儿。
非说我有什么准备，我觉得是骨子里的个性
张维祥：您是最早介入书刊收藏市场的那批人，而且在期刊收藏方面是国内最著名最有成就的，那么您是如何抓住这个机遇的？
谢其章：上世纪80年代还没有收藏这个概念，那时流行集邮。直到90年代，才开始出现“收藏”这个词，才有了收藏品拍卖。我记得1992年第一場拍卖也没产生大的影响，直到1996年拍卖活动才开始连续起来。说实话，在内地，收藏的历史不到30年。
至于我是怎么抓住机遇的，我并没有刻意准备什么，只是那东西我看一眼就感觉惊艳。那是偶然一次走进琉璃厂的旧书店，看到民国时期的老杂志，当时非常震惊，好像推开了一扇门，一脚就踏进了另一个世界——原来还有这么多在我们的文学正史上没有提过的“遗珍”。这些杂志给我的感觉就是“别开生面”，无论是内容、装帧，都让人眼前一亮。在我之前，可能有无数人经过这里，看到它们而没有在意。
要是非说我有什么准备，我觉得是骨子里的个性。有人问我，你怎么那么“鸡贼”呀，就发现了那些刊登张爱玲作品的老杂志？只能说：我喜欢“独特”的东西。“独特”也可以说是“各色”。我喜欢有才华的各色。张爱玲就是个天才，后来的王朔我也喜欢，我觉得他的机智、幽默无人能比。他们都是有才华的各色的人。
安春华：那您自己是不是也是个各色的人呢？
谢其章：有一点，骨子里不愿意从众。止庵也各色，我俩正好。我不喜欢无趣的人，但我这种人往往很难找到共鸣。
张维祥：您的个性我喜欢，和您聊天很有趣，也很轻松，没压力。
有个问题我一直想问：古籍收藏的火热，可能还晚于报刊收藏，早期的古籍和期刊价格差不多，怎么舍得放弃古籍这块蛋糕？
谢其章：古籍也分好多种，但是善本从来没便宜过，那是平常人家难以企及的，可以说，它不是什么蛋糕，它是一把刀！像韦力那样整屋子买书的藏书家才有多少？他光在天津就买了七间屋子的书。旧报刊就便宜多了，一块，两块，最多十块。所以不是我放弃古籍蛋糕，是我的经济能力只能收藏旧报刊。 安春华：您现在出了多少本书了？您觉得自己的书受欢迎最主要原因是什么？
谢其章：加上今年按合同应该出来的两本，就有30本了。我的写作说不上多受欢迎，近乎自言自语，当然也有铁杆读者，但是非常“小众”。好多读者买我的书是因为里边的插图，这个卖点让我占了一半便宜。一图一文，有点读图时代的意思。2000年之后进入读图时代，流行这个，我正好赶上。
另外一个呢，我写的书基本上都是文化随笔，讲述一些鲜为人知的人物、故事、掌故，有点儿特色，或者说各色——全国跟自己高度相似的几乎没有。这大概也是有读者买账的原因。
安春华：您的读者群体中，年轻人多吗？
谢其章：几乎没有。豆瓣评书上边好多人表示看不懂我的书，确实他们已经形成现在这种思维定势了，回到过去很困难。原铁杆也有些审美疲劳了，骨子里还是没有还原民国现场。其实我为什么喜欢旧报刊收藏？因为要想还原民国现场，当时的环境、城市面貌、建筑、居室甚至衣服、日用品都没有了，你通过这些回不去，只能通过当时的旧报刊，通过读那时的语言，去体味那个不平凡的时代。
张维祥：这些年您的写作量似乎比以前更高了，但您出书基本保持一个稳定的量。是出于什么考虑？
谢其章：出版节奏，见报节奏，这都是外界的事，不是我自己能决定的。当然我对自己也没有过多的要求，目前给《南方都市报》《上海书评》等报刊写着四个專栏，这就可以了。我还有别的爱好呢，追剧，看球……生活得多姿多彩不是。
安春华：您最满意自己哪本书？最满意哪篇文章？
谢其章：最满意商务印书馆出的《绕室旅行记》，封面、图片，编辑都充分尊重我的意见，并且反复推敲，可以说比较完美，内容也不差，基本上没有遗憾。我最满意的文章是收入这本书里的《不是回应——我为什么质疑“南玲北梅”》。这篇文章没靠材料，一气呵成，酣畅淋漓。
安春华：您眼中什么样的文章是好文章？什么样的随笔是理想的随笔？
谢其章：好文章这个没法说，我也没有资格去评论和设标准，只能就某篇作品具体地说。当代文学我读到王朔为止。之后读的一些小说，冒昧地说一句，没入我老谢“各色”的眼。鲁迅、周作人、张爱玲，包括当代的王朔，有一种气味上的相投。王朔也是很难模仿的一位作家。
我眼中的好随笔，得有点儿周氏兄弟、张爱玲或郁达夫那种味儿。如果做不到，至少也要像董桥说的，“短短的篇章，甜甜的语言，淡淡的哀伤，浅浅的哲理”。
安春华：您喜欢什么样的随笔语言？
谢其章：文言里掺点俚语，白话里撒点之乎。总之就是在雅与俗之间掌握一个平衡。
安春华：我知道您喜欢“溜溜儿的民国风”，但是没有那时的味道难道就不是好文章吗？
谢其章：那时你越不过去呀，那时的好文章就是精致，又自然，达到了一种境界。现在的好多随笔，能看出来作者在使劲儿，这只能说明作者的功力不够，学养不够。我们讲究技巧，但是要没有形，要达到一种化境。
编辑：郭文岭
谢其章先生祖籍宁波，出生于上海，襁褓之龄随父母迁居北京。在北京成长，学历并不高，用他的话说，“幼小初结业”，赶上特殊年代，“不及弱冠即赴农村插队落户，知青身份凡八年”。上世纪90年代，谢先生在北京琉璃厂旧书店里偶然看到一摞民国时期老杂志，一见钟情，从此开启了围绕老杂志收藏、阅读并写作的生涯。
20年自由作家，30本文化随笔。谢先生说，他都记着账呢，到现在，稿费收入与藏书花销持平了。凡夫俗子如我们，心里暗想：没算物价上涨因素呀。但是谢先生说：我还享受了这个过程呢！
是的，这个过程，让谢其章成为了谢其章。
人的阅读口味，可能是与生俱来的
张维祥：都知道您的阅读非常广泛，能否介绍一下您的阅读史？
谢其章：其实我的阅读史也是大家的阅读史、全民的阅读史，并没什么特殊。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就是市面上有什么就读什么，那时品种比较单一，没有太多的选择余地。“文革”前后那十几年我的阅读甚至基本是空白。个人的阅读史其实和大环境脱不开，更何况那时，多数家庭是买不起书的。
安春华：上世纪80年代之后，书的种类应该是多起来了。
谢其章：是的，80年代之后，人们的阅读可以有一点选择了。那时我读的书非常杂，什么《记者和新闻写作》《伊丽莎白二世》《国际礼仪》，摄影、侦探、人物传记，杂七杂八。当然，我搞书刊收藏之后，阅读基本上就是淘什么读什么了。
张维祥：在石家庄的一次活动中，您和止庵都提到了自己的阅读史，您和他的阅读有何不同？
谢其章：我和止庵的阅读可以说是两个路子，完全没有可比性。止庵是从小就有阅读癖好，只要是有字的书都看。先读书，后写作，一直到现在。而我呢，属于“全民都读”的那部分可以忽略不计，之后我是先藏书，后读书。
另外，止庵是系统性读书的代表，他对哪一种内容或哪一位作家感兴趣，会尽可能搜集所有相关版本，做系统性的阅读，然后写出自己的心得来。而我的阅读比较随意，你从我80年代读的那些五花八门的书也能看出来。虽然那些书过后大多忘记了，好像没什么用，但也有好处，这唯一的好处就是，使我养成了持续读书的习惯，使我的阅读没有中断。
张维祥：您觉得自己的阅读爱好是怎么培养起来的？尤其在那个年代，有没有来自家庭环境的影响？
谢其章：也许有一点儿家庭的影响，因为我父亲就爱买书。家里有一个占一面墙的大书柜。这可能算是潜移默化的影响。
安春华：您父亲爱读什么书？
谢其章：我父亲研究“明代的土地”这样一个专题，但是他从来没发表过文章，也没出过单行本，因为那个时代的局限。他也算半个读书人吧。
其实人的阅读口味、偏好，到底是怎么形成的，我也说不清，可能就是自然而然的。比如，有些内容我一直不喜欢，像神话、科幻、武侠，包括现代诗。四大名著别的都看，就是不看《西游记》，小时候读《西游记》的小人书行，但是你让我成年以后看《西游记》，做不到，因为我知道它是编的。我只爱看现实的、非虚构的，我在意所读东西的真实性、合理性、逻辑性，所以我的阅读口味一直以来偏重历史文化类、纪实类。并且我读书从来不受所谓名著、榜单、推荐的影响，只依着自己的兴趣。我不会像做功课似的硬着头皮读名著，看不下去也绝不要求自己硬看。
张维祥：除了阅读现当代书籍，发现您的古典文学功底也不一般。您还坚持古代文学作品的阅读吗？
谢其章：大部头儿都不读了，就是读一些古代的掌故笔记，相当于“零食”吧。笔记这种文学形式，读起来比较轻松，一段儿一段儿的，随时可以停，随时可以续。而且都挺有趣儿。
非说我有什么准备，我觉得是骨子里的个性
张维祥：您是最早介入书刊收藏市场的那批人，而且在期刊收藏方面是国内最著名最有成就的，那么您是如何抓住这个机遇的？
谢其章：上世纪80年代还没有收藏这个概念，那时流行集邮。直到90年代，才开始出现“收藏”这个词，才有了收藏品拍卖。我记得1992年第一場拍卖也没产生大的影响，直到1996年拍卖活动才开始连续起来。说实话，在内地，收藏的历史不到30年。
至于我是怎么抓住机遇的，我并没有刻意准备什么，只是那东西我看一眼就感觉惊艳。那是偶然一次走进琉璃厂的旧书店，看到民国时期的老杂志，当时非常震惊，好像推开了一扇门，一脚就踏进了另一个世界——原来还有这么多在我们的文学正史上没有提过的“遗珍”。这些杂志给我的感觉就是“别开生面”，无论是内容、装帧，都让人眼前一亮。在我之前，可能有无数人经过这里，看到它们而没有在意。
要是非说我有什么准备，我觉得是骨子里的个性。有人问我，你怎么那么“鸡贼”呀，就发现了那些刊登张爱玲作品的老杂志？只能说：我喜欢“独特”的东西。“独特”也可以说是“各色”。我喜欢有才华的各色。张爱玲就是个天才，后来的王朔我也喜欢，我觉得他的机智、幽默无人能比。他们都是有才华的各色的人。
安春华：那您自己是不是也是个各色的人呢？
谢其章：有一点，骨子里不愿意从众。止庵也各色，我俩正好。我不喜欢无趣的人，但我这种人往往很难找到共鸣。
张维祥：您的个性我喜欢，和您聊天很有趣，也很轻松，没压力。
有个问题我一直想问：古籍收藏的火热，可能还晚于报刊收藏，早期的古籍和期刊价格差不多，怎么舍得放弃古籍这块蛋糕？
谢其章：古籍也分好多种，但是善本从来没便宜过，那是平常人家难以企及的，可以说，它不是什么蛋糕，它是一把刀！像韦力那样整屋子买书的藏书家才有多少？他光在天津就买了七间屋子的书。旧报刊就便宜多了，一块，两块，最多十块。所以不是我放弃古籍蛋糕，是我的经济能力只能收藏旧报刊。 安春华：您现在出了多少本书了？您觉得自己的书受欢迎最主要原因是什么？
谢其章：加上今年按合同应该出来的两本，就有30本了。我的写作说不上多受欢迎，近乎自言自语，当然也有铁杆读者，但是非常“小众”。好多读者买我的书是因为里边的插图，这个卖点让我占了一半便宜。一图一文，有点读图时代的意思。2000年之后进入读图时代，流行这个，我正好赶上。
另外一个呢，我写的书基本上都是文化随笔，讲述一些鲜为人知的人物、故事、掌故，有点儿特色，或者说各色——全国跟自己高度相似的几乎没有。这大概也是有读者买账的原因。
安春华：您的读者群体中，年轻人多吗？
谢其章：几乎没有。豆瓣评书上边好多人表示看不懂我的书，确实他们已经形成现在这种思维定势了，回到过去很困难。原铁杆也有些审美疲劳了，骨子里还是没有还原民国现场。其实我为什么喜欢旧报刊收藏？因为要想还原民国现场，当时的环境、城市面貌、建筑、居室甚至衣服、日用品都没有了，你通过这些回不去，只能通过当时的旧报刊，通过读那时的语言，去体味那个不平凡的时代。
张维祥：这些年您的写作量似乎比以前更高了，但您出书基本保持一个稳定的量。是出于什么考虑？
谢其章：出版节奏，见报节奏，这都是外界的事，不是我自己能决定的。当然我对自己也没有过多的要求，目前给《南方都市报》《上海书评》等报刊写着四个專栏，这就可以了。我还有别的爱好呢，追剧，看球……生活得多姿多彩不是。
安春华：您最满意自己哪本书？最满意哪篇文章？
谢其章：最满意商务印书馆出的《绕室旅行记》，封面、图片，编辑都充分尊重我的意见，并且反复推敲，可以说比较完美，内容也不差，基本上没有遗憾。我最满意的文章是收入这本书里的《不是回应——我为什么质疑“南玲北梅”》。这篇文章没靠材料，一气呵成，酣畅淋漓。
安春华：您眼中什么样的文章是好文章？什么样的随笔是理想的随笔？
谢其章：好文章这个没法说，我也没有资格去评论和设标准，只能就某篇作品具体地说。当代文学我读到王朔为止。之后读的一些小说，冒昧地说一句，没入我老谢“各色”的眼。鲁迅、周作人、张爱玲，包括当代的王朔，有一种气味上的相投。王朔也是很难模仿的一位作家。
我眼中的好随笔，得有点儿周氏兄弟、张爱玲或郁达夫那种味儿。如果做不到，至少也要像董桥说的，“短短的篇章，甜甜的语言，淡淡的哀伤，浅浅的哲理”。
安春华：您喜欢什么样的随笔语言？
谢其章：文言里掺点俚语，白话里撒点之乎。总之就是在雅与俗之间掌握一个平衡。
安春华：我知道您喜欢“溜溜儿的民国风”，但是没有那时的味道难道就不是好文章吗？
谢其章：那时你越不过去呀，那时的好文章就是精致，又自然，达到了一种境界。现在的好多随笔，能看出来作者在使劲儿，这只能说明作者的功力不够，学养不够。我们讲究技巧，但是要没有形，要达到一种化境。
编辑：郭文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