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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东晋时期以支遁和慧空为代表的诗僧的佛玄理念深刻影响当时的文人思想。僧诗为玄言诗扩充了题材，对山水诗作的产生提供了思想支柱和一定的现实基础；同时僧人与文人的接触，更将文人关注现实的精神渗透到僧诗创作中。
关键词：诗僧；佛玄思想；僧诗；山水诗
爱诗之人没有明确的界定与区别，僧人爱诗也不足为奇。本文选取东晋时期知名者释支道林、慧远诗僧，分析他们诗作中的佛玄思想，注意到玄言诗在内容上的丰富；僧人与文人名士的广泛交流，在僧诗言佛论道的思想中阐释其文人化倾向。
一、支遁的佛玄思想与玄言山水诗
“佛法确立，实自东晋。”东晋玄言诗的独特之处，便在于玄、释合流的学术背景下孕育出了一批僧人身份的玄言诗人。支遁便是其中典型，其诗歌创作题材与风格都明显体现出佛玄思想，从而达到“入神”的艺术境地。
支遁的佛教著作主要有《释即色本无义》、《道行指归》等，提出了“即色本空”思想，在大乘佛教受玄学影响而形成的东晋“六宗七家”中属于“即色”派代表人物。
支遁亦玄亦佛的身份，使其佛理玄言诗形象更为丰富，更加玄虚空灵，受到佛教“即色游玄”和“空”的思想影响，在其玄言诗中表现为以玄心玄悟达到一种玄虚空灵的境界，如《咏怀诗》其二：“心与理理密，形与物物疏。萧索人事去，独与神明居。”充分体现了在“至虚”心境中体悟玄思的“逍遥游”境界。身心合一纯粹沉浸于虚静空明的心灵世界中。这里，作者用的是“玄心”，即能触及事物本质的虚灵心境，亦是佛学“色即为空”观念的一种变通与创造，这也是佛玄追求的最高境界。
释慧皎在《高僧传·支遁传》中也明确提到：受支遁影响的有“王洽、刘恢、殷浩、许询、孙绰、桓彦表、王修、何充、王坦之、袁宏”，还包括谢安、谢万、王羲之等人，“并一代名流，皆著尘外之神”。得益于高僧将佛玄格义的结合，在道玄基础上强化佛理，迅速的让佛理义旨为士人们接受；加上僧人高端的文化素养，在从事诗画艺术的创作同时践行着这些观念，渐渐被士人接受并转化为美感，运用到山水诗画的创作中。
二、东晋僧诗的文人化特点
周裕锴在《中国禅宗与诗歌》一书中对僧诗的特点进行了总结：“在选材上集中向大自然取材，极大地丰富和开拓山水诗领域；在构思上，禅宗的静默观照与沉思冥想是重要法口；在语言表达上，柱往简洁平淡；在意境上倾向于清寒幽静、话淡虚寂。”这种独特以言佛道玄为主，夹杂在山水与佛理共存之中，将生活画面与现实精神引入僧诗，促进僧诗的文人化、审美化，主要体现在佛理诗与山水佛理诗两方面。
佛理诗在数量上占有很大比重，支遁存十八首，为《四月八日赞佛诗》、《咏八日寺》三首、《五月长斋诗》、《八关斋诗》三首、《咏怀诗》五首、《述怀诗》二首、《咏大德诗》、《咏禅思道人诗》、《咏利城山居》。纵观诗作，其中寄予了诗人对佛学的理解，也渗透着他作为一位清淡的名士，利用玄学释解佛理的痕迹。这种双重身份，使他在与社会名士广泛交往的同时，又能够在青山绿水中徜徉心境，赋予了诗歌另外一种新面貌。
山水佛理诗作为东晋南北朝僧诗的一种，其文人化的特色比纯言理的佛理诗更为明显。僧人对山水的描绘既有动静结合又有虚实相间，既有近景描绘又有整体把握，几乎与文人无异。具有代表性的当属释慧远的《庐山东林杂诗》：“崇岩吐清气，幽岫栖神迹。”登高时触景生情，自然而生对佛理禅机的感梧。此诗既写出庐山景色奇美，引人入胜，又道出独于高峰之上孤修禅法，渴望摆脱尘世牵绊，到达九霄之外，寻找一方净土。最后二句“妙同趣自均，一悟超三益。”为诗眼，所悟无与伦比。触景生情，由情悟道，最后落脚于“一悟超三益”"的佛理之上。
从中可见，山水佛理诗既有表达佛理的成分，哲理思辨意味浓厚；更有关于山水景物的描写与体会，不仅扩大了山水诗题材，也丰富了佛理诗内容和旨趣，是一种推动新类诗歌发展的重要形式。
三、结语
前代诗僧文化为后代诗僧群体的崛起培育了良好的生长土壤。僧人的才情、风度、倾倒无数后辈，为后人留下很多文化记忆，这些记忆逐渐演变为一种符号，作为诗歌意象出现在僧人们的诗行里。他们对待诗歌的态度和实际行动，展现出他们在诗歌中寄托着非比寻常的情感和佛理思想。当然，笔者认为，一首好的僧诗，只有别具僧象气息，才能置于诗人之作中毫无愧色。这样的“僧诗”之作才能对整个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孙昌武.禅思与诗情[M].北京：中华书局，1997.
[3]释慧皎.高僧传[M].北京：中华书局，1992.
[4]董林.唐代詩僧与僧诗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2006.
关键词：诗僧；佛玄思想；僧诗；山水诗
爱诗之人没有明确的界定与区别，僧人爱诗也不足为奇。本文选取东晋时期知名者释支道林、慧远诗僧，分析他们诗作中的佛玄思想，注意到玄言诗在内容上的丰富；僧人与文人名士的广泛交流，在僧诗言佛论道的思想中阐释其文人化倾向。
一、支遁的佛玄思想与玄言山水诗
“佛法确立，实自东晋。”东晋玄言诗的独特之处，便在于玄、释合流的学术背景下孕育出了一批僧人身份的玄言诗人。支遁便是其中典型，其诗歌创作题材与风格都明显体现出佛玄思想，从而达到“入神”的艺术境地。
支遁的佛教著作主要有《释即色本无义》、《道行指归》等，提出了“即色本空”思想，在大乘佛教受玄学影响而形成的东晋“六宗七家”中属于“即色”派代表人物。
支遁亦玄亦佛的身份，使其佛理玄言诗形象更为丰富，更加玄虚空灵，受到佛教“即色游玄”和“空”的思想影响，在其玄言诗中表现为以玄心玄悟达到一种玄虚空灵的境界，如《咏怀诗》其二：“心与理理密，形与物物疏。萧索人事去，独与神明居。”充分体现了在“至虚”心境中体悟玄思的“逍遥游”境界。身心合一纯粹沉浸于虚静空明的心灵世界中。这里，作者用的是“玄心”，即能触及事物本质的虚灵心境，亦是佛学“色即为空”观念的一种变通与创造，这也是佛玄追求的最高境界。
释慧皎在《高僧传·支遁传》中也明确提到：受支遁影响的有“王洽、刘恢、殷浩、许询、孙绰、桓彦表、王修、何充、王坦之、袁宏”，还包括谢安、谢万、王羲之等人，“并一代名流，皆著尘外之神”。得益于高僧将佛玄格义的结合，在道玄基础上强化佛理，迅速的让佛理义旨为士人们接受；加上僧人高端的文化素养，在从事诗画艺术的创作同时践行着这些观念，渐渐被士人接受并转化为美感，运用到山水诗画的创作中。
二、东晋僧诗的文人化特点
周裕锴在《中国禅宗与诗歌》一书中对僧诗的特点进行了总结：“在选材上集中向大自然取材，极大地丰富和开拓山水诗领域；在构思上，禅宗的静默观照与沉思冥想是重要法口；在语言表达上，柱往简洁平淡；在意境上倾向于清寒幽静、话淡虚寂。”这种独特以言佛道玄为主，夹杂在山水与佛理共存之中，将生活画面与现实精神引入僧诗，促进僧诗的文人化、审美化，主要体现在佛理诗与山水佛理诗两方面。
佛理诗在数量上占有很大比重，支遁存十八首，为《四月八日赞佛诗》、《咏八日寺》三首、《五月长斋诗》、《八关斋诗》三首、《咏怀诗》五首、《述怀诗》二首、《咏大德诗》、《咏禅思道人诗》、《咏利城山居》。纵观诗作，其中寄予了诗人对佛学的理解，也渗透着他作为一位清淡的名士，利用玄学释解佛理的痕迹。这种双重身份，使他在与社会名士广泛交往的同时，又能够在青山绿水中徜徉心境，赋予了诗歌另外一种新面貌。
山水佛理诗作为东晋南北朝僧诗的一种，其文人化的特色比纯言理的佛理诗更为明显。僧人对山水的描绘既有动静结合又有虚实相间，既有近景描绘又有整体把握，几乎与文人无异。具有代表性的当属释慧远的《庐山东林杂诗》：“崇岩吐清气，幽岫栖神迹。”登高时触景生情，自然而生对佛理禅机的感梧。此诗既写出庐山景色奇美，引人入胜，又道出独于高峰之上孤修禅法，渴望摆脱尘世牵绊，到达九霄之外，寻找一方净土。最后二句“妙同趣自均，一悟超三益。”为诗眼，所悟无与伦比。触景生情，由情悟道，最后落脚于“一悟超三益”"的佛理之上。
从中可见，山水佛理诗既有表达佛理的成分，哲理思辨意味浓厚；更有关于山水景物的描写与体会，不仅扩大了山水诗题材，也丰富了佛理诗内容和旨趣，是一种推动新类诗歌发展的重要形式。
三、结语
前代诗僧文化为后代诗僧群体的崛起培育了良好的生长土壤。僧人的才情、风度、倾倒无数后辈，为后人留下很多文化记忆，这些记忆逐渐演变为一种符号，作为诗歌意象出现在僧人们的诗行里。他们对待诗歌的态度和实际行动，展现出他们在诗歌中寄托着非比寻常的情感和佛理思想。当然，笔者认为，一首好的僧诗，只有别具僧象气息，才能置于诗人之作中毫无愧色。这样的“僧诗”之作才能对整个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孙昌武.禅思与诗情[M].北京：中华书局，1997.
[3]释慧皎.高僧传[M].北京：中华书局，1992.
[4]董林.唐代詩僧与僧诗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