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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社会与大自然虽是各有自己的方围四至，各按自己的轨道和规律运行，但亦互通互动，互感互应，因而有时也会有相同的或者是相似的呼吸与吐纳的声音，比如旋风。
自然界里的旋风是惊人的、震撼的、飙狂的、翻卷的、飞旋的、咆哮的……法国大作家雨果对旋风有过这样的描述：“空中有树林之问的响声，看不见什么，却听得到马队的疾驰。忽然之间，人们又可以听到一种高大的、混乱的、嘈杂的声音，好像在空中作神秘的对话。看见它那苍白色轮廓的人，无不感觉到面对着一种不可消灭的力量，可以说它使人类的智慧感到不安。人类的智慧是不可战胜的，可是自然也是难于攻破的。”
在21世纪初年，我国已经平静了十多年的经济学界也接连地发生了两股旋风：一次是在2004年发起的“郎旋风”，一次是2005年发起的“刘旋风”。两股“旋风”的狂飙震撼之力，绝不亚于自然界种那闪电雷鸣的气团，因之也可以像雨果说的那样，“是难于攻破的”。
抛开2004年那场“郎旋风”不说，我们单讲2005年这场“刘旋风”。它是由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所刮起的。刘国光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经济研究所所长，现为该院终身顾问（被中国社会科学院任命为终身顾问目前只有两人，一是著名作家兼学者钱钟书；另一位就是刘国光）。他是中国首届经济学杰出贡献奖（人称中国经济学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被称为“经济学大师”“稳健学派改革者掌门人”“权威经济学家”“当代中国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因为他是站在经济理论高层台阶上刮起的，其风速与风力，其影响与震动，自然都非同凡响。这就像《荀子·劝学》中说的那样：“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
那么，这次“刘旋风”是怎么刮起来的呢？
说起来，也是风起于青苹之末，事出于有意无意之间。原来，2005年3月24日，首届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颁奖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亲自莅会颁奖，并作了重要讲话。获奖者刘国光、吴敬琏精神矍铄、神采奕奕地登上了领奖台，捧过由国家和人民所给予的最高奖赏（另外两位获奖者薛暮桥、马洪因年事已高，未到颁奖现场）。四位获奖者是经济学界众望所归的领军人物，又是我国20多年经济改革过程的“功臣”。人们对他们充满了敬仰之心与钦佩之情。因此，当他们走上领奖台和致答辞时，不论是他们本人，还是广大听众，心情都是很不平静的。只要我们看看刘国光的第一句话“我对此深为感动，深表感谢”，就知道当时他是何等亢奋与激动。
他抚今追昔，感慨万端，说出经历二十多年经济改革风风雨雨、闯过无数道险岭与难关的一位老战士的心情。他倾吐着全部忠诚说：
我们这一代经济学人，经历了计划与市场烈火与实践反复的锤炼。有人认为，现在尘埃已经落定，市场占了上风，计划不再时兴了。我不完全这样看。计划经济在前苏联、在中国，还是起过光辉历史作用的。但是历史也证明，计划经济不能解决效率和激励问题。市场经济作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是历史的必由之路。但市场经济的缺陷很多很多，也不能迷信。完全让看不见的手来调节，不能保证社会公正协调的发展。在坚持市场取向改革的同时，必须有政府有效的调控干预加以纠正，有必要的计划协调予以指导，就是说要有看得见的手的补充。在像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尤其要加强政府社会经济职能的作用。这是我和许多经济学界朋友们的共同信念。
就是这样一番披肝沥胆的话，没想到竟然引起许多的异议，舆沦上一片哗然，最后引发一场意想不到的“旋风”。网上和报刊上爆发了声势浩大的评议与争论，而且因之而将经济改革的主张划分为主流与非主流两大派。虽然两大派主张都是实行改革和进一步深化改革，但是两大派的论争还是如同一场震撼强烈的旋风，席卷了整个学术界，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还有各行各业许多不是经济学家的人们，都投入到这场论争中来。
多年来一直为经济改革出谋划策，精心为过热的经济运行设计软着陆路线图的刘国光，在看到祖国进入21世纪已经稳妥地实现软着陆后的经济建设，正展现出欣欣向荣、一日千里的繁荣景象时，心情是万分兴奋与鼓舞的，犹如当年杜甫听到官军收复河南河北消息而发出“漫卷诗书喜欲狂”一样。但与此同时，他又凭着一个经济学家聪敏睿智的深思和能够透视社会经济各种复杂现象的锐利同光，凭着一个哲人永不减退、也永不应当减退的忧患意识，凭着一个学者毕生忠诚于祖国、忠诚于社会、忠诚于学问的良知，讲出了这一番肺腑之言。在此之后，他又接连不断地写出数篇洋洋洒洒、一句一长思、一字一瞻望地倾吐孤忠的肺腑之言，如《进一步重视社会公平问题》《对经济半教学和研究中一些问题的看法》《把“效率优先”放到该讲的地方去》《坚持正确的改革方向》和《我国改革的正确方向是什么？不是什么？》等。
他首先提出的是社会公平问题。20多年来的经济改革打破了平均主义的“大锅饭”制度，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近些年来收入差距迅速扩大，已成为影响当前社会和谐与稳定的重大问题。反映各阶层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已经超际警戒线，我国社会结构已经逐渐形成两大不同群体：以占有财富、权利和知识为特征的强势群体和贫困农民、城市农民工、城市失业者与下岗人员等组成的弱势群体。邓小平同志早在1985年就对于解决贫富差距问题作出前瞻性的论述，他设想在20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他告诫人们：“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虽然当时还不能确定已经发展到两级分化的程度，但是，“我们不能忽视收入差距的迅速扩大可能发展为‘两级分化’，不应忽视实际存存的严重社会不公引发潜存的社会危机。”
其次是国企改革中的财产流失问题。目前，在法律与市场体系都不健全的情况下，在国有资产真正主人缺位的情况下，将大型国有企业及国有控股企业出卖给管理者，难免会出现将全国人民勒紧裤带积累下来的资产贱价甚至白送给少数人，让他们一夜之间成为暴富者的现象。因此，刘国光心情沉重地指出：“国有资产产权改革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而是一个强烈的公共政策问题。” 还有令人头痛的腐败蔓延问题。目前，官商勾结、权钱交易、权力的资本化和市场化等现象已是相当严重，引起了群众的普遍不满。此外，教改、医改、房改等领域也出现诸多问题。
但是，争论的焦点还是市扬与计划、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之间的关系问题。在我国的改革开放取得关键性突破的1992年，对于我国经济体制的发展取向，邓小平、江泽民同志都十分明确地定性说：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也就是说，我国的生产诸要素的配置都通过市场机制，并且要充分地发挥市场机制，这是同西方各国的市场经济相同的；但是我们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这又是与西方各国的市场经济不尽相同的，这是由我国的特色所决定的。
有人说，我们经济体制改革是增量的改革。对此，刘国光曾生动地指出：对于存量也要充分盘点，必须大力清除旧体制中那些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各种规章制度。但是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同时，不能放弃必要的计划协调与国家的宏观调控，二者是相辅相成的，不能完全依靠市场机制那只看不见的手。可有些人并不这样看，特别是主张全盘西化、极力推行新自由主义的一些人。他们听到刘国光在颁奖大会上的那番讲话，认为他在那样隆重的场合单讲“我们强调市场经济，是不是相对多了一点”是有强烈针对性的。他的这些话不能不使一些人认定他——或者宽厚一点来说.误认他是主张要“少讲市场经济”的，甚而不再讲要进一步深化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他强调对市场经济也不能迷信，在坚持市场取向改革的同时，还要有必要的计划协调予以指导，这给人的印象是他认为“坚持计划经济并没有完全过时”。因为他提出要把“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口号改成“效率与公平并重”，一些人把他说成是“民粹主义”，忽视了“发展是硬道理”等等。
总之，他在颁奖大会的答辞及此后一些访谈、对话与文章中，说出一些别人未曾说或者虽然说出但由于“人微言轻”而未引起人们广泛注意的话，从而在经济学界产生强烈的震撼，掀起了这场狂飙翻卷的“旋风”。
经济学领域两种不同观点的争议，必然影响到整个意识形态里的争议，因为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持有新自由主义观点的知识群体中，有些人因为片面地看重市场机制有搞活经济、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作用，从而把市场机制与西方体制和意识形态等同起来，因此极力倡导全盘两化，在经济建设上主张全面市场化、不要计划协调与国家干预，在教学和科研上只讲西方经济学、不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使刘国光感到问题的严重。
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终身顾问，最使刘国光感到压迫心脏跳动和呼吸不匀的是，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竟被削弱和边缘化，达到了令人不堪忍受的地步。2005年7月15 日，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的一个年轻人樊建新找他来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问题。一说起来，他便感慨万端、忧心忡忡，一谈就是四五个小时，一谈就是八九个大问题。樊建新回去
之后，将谈话稍加整理，上报给中央有关领导同志，并将原文发表于《高校理论战线》，俨然一篇洋洋洒洒的万言书。
刘国光认为，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当是主流，居于指导地位，而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了一种转变，西方经济学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成为了主流经济学，在我国许多高等院校的经济学教学与研究中，从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主转变成以西方经济学为主，在经济类院校本科生和研究生的课程中，西方经济学的总课时超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总课时多达1-3倍。一些学校的研究生入学考试，不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只考西方经济学。
有些人提出，经济学要“去政治化”。一位有名的教授主张，经济学的教育不应该是以意识形态为主的教育，而应该是以分析工具为主的教育。不言而喻，他们这么讲的目的，便是为西方经济学抢占主流地位制造舆论。而事实上，不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都“反映不同社会集团的利益、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不可能脱离不同阶级、不同社会集团对于历史、对于制度、对于经济问题的不同看法和观点”。“我们国家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围家，这是我们历史的选择，是最基本的国情。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包括经济学和经济领域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西方经济学只能是参考、借鉴，而不能居于指导和主流地位。作为基础经济理论，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只是一门，也只能有一门，那就是与时俱进的、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是两门基础，或者是“双轨教育”。
他很同意改用一下当年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命题，叫做“马学为体，西学为用”。
后来，有些人将刘国光的这些文章与讲话收编到一起，名之曰《刘国光经济学新论》。
在这本“经济学新论”中，刘国光说，我国二十五年来所进行的经济改革，其艰难困苦、艰险曲折，可以说是中国革命历程上又经历了一次“二万五千里长征”，非是亲身经历这“计划与市场烈火与实践反复的锤炼”的人，是很难有此深刻体会的，而亲身体验了这场烈火锤炼并已亲眼看到改革丰硕成果的刘国光，对于这场改革是有着深厚感情的.对改革成果的珍惜也是非同寻常的，当下要进一步深化改革以取得更大成绩的决心，也是尤为坚毅的。但是，作为有良知的经济学家，经过长时的观察与思考，他存以往的经济学论著基础上又作了进一步的延伸，指出当前改革中存在的值得深思、值得警戒、值得认真研究与解决的问题。邓小平同志当年就提醒人们，在20世纪末，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一些改革中的问题，这是一位历史巨人的高瞻远瞩。当人类历史结束一个世纪跨进另一个世纪的关头，历经了20多年经济改革的中国应当说也走到了历史性的关键时刻，前后看一看、想一想、作一些反思，正是宏伟的改革进程提出的历史性课题与使命。用刘国光的话说，“对改革进行反思是为了纠正改革进程中消极的东两，发挥积极的东西，将改革向正确的方向推进。”
刘国光在我国改革开放正朝着纵深方向进一步深化的历史关头，以他的理论深研和敏观锐察的学者精神，不避政治风险，不顾群言嘲谑和舆沦纷纭，果敢地提了自己的回顾与感悟、深虑与新知，从而在经济学界乃至整个舆论界造成强烈的震撼，人们称它为“刘旋风”。 汉高祖刘邦而对自然界的大风曾有过感悟，他说：“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看起来，大风卷动，既是坏事也是件好事，它可以成为涌现与荐拔兴邦建国人才的考场，成为吸纳强国富民的善言良策的机宜。古之贤人曾经说过：言得其宜，智愚同赞。“用意深而劝戒切；为言信，而善益明。”刘国光在颁奖大会前后所鼓起的这股“刘旋风”，因为用意深、得其宜，不仅为经济学界广大文人学子们所称赞、所认同，而且不久便为中央领导同志所重视。2005年8月17日，李长春同志便在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上报的樊建新《关于经济学教学与研究若干问题》访谈录上面作出批示：“很多观点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在2013年8月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更是强凋指出：“党校、干部学院、社会科学院、高校理论研究中心组等都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必修课，成为马克思主义学习、研究、宣传的重要阵地。”
自然界里的旋风是惊人的、震撼的、飙狂的、翻卷的、飞旋的、咆哮的……法国大作家雨果对旋风有过这样的描述：“空中有树林之问的响声，看不见什么，却听得到马队的疾驰。忽然之间，人们又可以听到一种高大的、混乱的、嘈杂的声音，好像在空中作神秘的对话。看见它那苍白色轮廓的人，无不感觉到面对着一种不可消灭的力量，可以说它使人类的智慧感到不安。人类的智慧是不可战胜的，可是自然也是难于攻破的。”
在21世纪初年，我国已经平静了十多年的经济学界也接连地发生了两股旋风：一次是在2004年发起的“郎旋风”，一次是2005年发起的“刘旋风”。两股“旋风”的狂飙震撼之力，绝不亚于自然界种那闪电雷鸣的气团，因之也可以像雨果说的那样，“是难于攻破的”。
抛开2004年那场“郎旋风”不说，我们单讲2005年这场“刘旋风”。它是由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所刮起的。刘国光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经济研究所所长，现为该院终身顾问（被中国社会科学院任命为终身顾问目前只有两人，一是著名作家兼学者钱钟书；另一位就是刘国光）。他是中国首届经济学杰出贡献奖（人称中国经济学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被称为“经济学大师”“稳健学派改革者掌门人”“权威经济学家”“当代中国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因为他是站在经济理论高层台阶上刮起的，其风速与风力，其影响与震动，自然都非同凡响。这就像《荀子·劝学》中说的那样：“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
那么，这次“刘旋风”是怎么刮起来的呢？
说起来，也是风起于青苹之末，事出于有意无意之间。原来，2005年3月24日，首届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颁奖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亲自莅会颁奖，并作了重要讲话。获奖者刘国光、吴敬琏精神矍铄、神采奕奕地登上了领奖台，捧过由国家和人民所给予的最高奖赏（另外两位获奖者薛暮桥、马洪因年事已高，未到颁奖现场）。四位获奖者是经济学界众望所归的领军人物，又是我国20多年经济改革过程的“功臣”。人们对他们充满了敬仰之心与钦佩之情。因此，当他们走上领奖台和致答辞时，不论是他们本人，还是广大听众，心情都是很不平静的。只要我们看看刘国光的第一句话“我对此深为感动，深表感谢”，就知道当时他是何等亢奋与激动。
他抚今追昔，感慨万端，说出经历二十多年经济改革风风雨雨、闯过无数道险岭与难关的一位老战士的心情。他倾吐着全部忠诚说：
我们这一代经济学人，经历了计划与市场烈火与实践反复的锤炼。有人认为，现在尘埃已经落定，市场占了上风，计划不再时兴了。我不完全这样看。计划经济在前苏联、在中国，还是起过光辉历史作用的。但是历史也证明，计划经济不能解决效率和激励问题。市场经济作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是历史的必由之路。但市场经济的缺陷很多很多，也不能迷信。完全让看不见的手来调节，不能保证社会公正协调的发展。在坚持市场取向改革的同时，必须有政府有效的调控干预加以纠正，有必要的计划协调予以指导，就是说要有看得见的手的补充。在像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尤其要加强政府社会经济职能的作用。这是我和许多经济学界朋友们的共同信念。
就是这样一番披肝沥胆的话，没想到竟然引起许多的异议，舆沦上一片哗然，最后引发一场意想不到的“旋风”。网上和报刊上爆发了声势浩大的评议与争论，而且因之而将经济改革的主张划分为主流与非主流两大派。虽然两大派主张都是实行改革和进一步深化改革，但是两大派的论争还是如同一场震撼强烈的旋风，席卷了整个学术界，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还有各行各业许多不是经济学家的人们，都投入到这场论争中来。
多年来一直为经济改革出谋划策，精心为过热的经济运行设计软着陆路线图的刘国光，在看到祖国进入21世纪已经稳妥地实现软着陆后的经济建设，正展现出欣欣向荣、一日千里的繁荣景象时，心情是万分兴奋与鼓舞的，犹如当年杜甫听到官军收复河南河北消息而发出“漫卷诗书喜欲狂”一样。但与此同时，他又凭着一个经济学家聪敏睿智的深思和能够透视社会经济各种复杂现象的锐利同光，凭着一个哲人永不减退、也永不应当减退的忧患意识，凭着一个学者毕生忠诚于祖国、忠诚于社会、忠诚于学问的良知，讲出了这一番肺腑之言。在此之后，他又接连不断地写出数篇洋洋洒洒、一句一长思、一字一瞻望地倾吐孤忠的肺腑之言，如《进一步重视社会公平问题》《对经济半教学和研究中一些问题的看法》《把“效率优先”放到该讲的地方去》《坚持正确的改革方向》和《我国改革的正确方向是什么？不是什么？》等。
他首先提出的是社会公平问题。20多年来的经济改革打破了平均主义的“大锅饭”制度，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近些年来收入差距迅速扩大，已成为影响当前社会和谐与稳定的重大问题。反映各阶层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已经超际警戒线，我国社会结构已经逐渐形成两大不同群体：以占有财富、权利和知识为特征的强势群体和贫困农民、城市农民工、城市失业者与下岗人员等组成的弱势群体。邓小平同志早在1985年就对于解决贫富差距问题作出前瞻性的论述，他设想在20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他告诫人们：“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虽然当时还不能确定已经发展到两级分化的程度，但是，“我们不能忽视收入差距的迅速扩大可能发展为‘两级分化’，不应忽视实际存存的严重社会不公引发潜存的社会危机。”
其次是国企改革中的财产流失问题。目前，在法律与市场体系都不健全的情况下，在国有资产真正主人缺位的情况下，将大型国有企业及国有控股企业出卖给管理者，难免会出现将全国人民勒紧裤带积累下来的资产贱价甚至白送给少数人，让他们一夜之间成为暴富者的现象。因此，刘国光心情沉重地指出：“国有资产产权改革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而是一个强烈的公共政策问题。” 还有令人头痛的腐败蔓延问题。目前，官商勾结、权钱交易、权力的资本化和市场化等现象已是相当严重，引起了群众的普遍不满。此外，教改、医改、房改等领域也出现诸多问题。
但是，争论的焦点还是市扬与计划、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之间的关系问题。在我国的改革开放取得关键性突破的1992年，对于我国经济体制的发展取向，邓小平、江泽民同志都十分明确地定性说：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也就是说，我国的生产诸要素的配置都通过市场机制，并且要充分地发挥市场机制，这是同西方各国的市场经济相同的；但是我们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这又是与西方各国的市场经济不尽相同的，这是由我国的特色所决定的。
有人说，我们经济体制改革是增量的改革。对此，刘国光曾生动地指出：对于存量也要充分盘点，必须大力清除旧体制中那些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各种规章制度。但是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同时，不能放弃必要的计划协调与国家的宏观调控，二者是相辅相成的，不能完全依靠市场机制那只看不见的手。可有些人并不这样看，特别是主张全盘西化、极力推行新自由主义的一些人。他们听到刘国光在颁奖大会上的那番讲话，认为他在那样隆重的场合单讲“我们强调市场经济，是不是相对多了一点”是有强烈针对性的。他的这些话不能不使一些人认定他——或者宽厚一点来说.误认他是主张要“少讲市场经济”的，甚而不再讲要进一步深化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他强调对市场经济也不能迷信，在坚持市场取向改革的同时，还要有必要的计划协调予以指导，这给人的印象是他认为“坚持计划经济并没有完全过时”。因为他提出要把“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口号改成“效率与公平并重”，一些人把他说成是“民粹主义”，忽视了“发展是硬道理”等等。
总之，他在颁奖大会的答辞及此后一些访谈、对话与文章中，说出一些别人未曾说或者虽然说出但由于“人微言轻”而未引起人们广泛注意的话，从而在经济学界产生强烈的震撼，掀起了这场狂飙翻卷的“旋风”。
经济学领域两种不同观点的争议，必然影响到整个意识形态里的争议，因为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持有新自由主义观点的知识群体中，有些人因为片面地看重市场机制有搞活经济、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作用，从而把市场机制与西方体制和意识形态等同起来，因此极力倡导全盘两化，在经济建设上主张全面市场化、不要计划协调与国家干预，在教学和科研上只讲西方经济学、不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使刘国光感到问题的严重。
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终身顾问，最使刘国光感到压迫心脏跳动和呼吸不匀的是，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竟被削弱和边缘化，达到了令人不堪忍受的地步。2005年7月15 日，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的一个年轻人樊建新找他来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问题。一说起来，他便感慨万端、忧心忡忡，一谈就是四五个小时，一谈就是八九个大问题。樊建新回去
之后，将谈话稍加整理，上报给中央有关领导同志，并将原文发表于《高校理论战线》，俨然一篇洋洋洒洒的万言书。
刘国光认为，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当是主流，居于指导地位，而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了一种转变，西方经济学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成为了主流经济学，在我国许多高等院校的经济学教学与研究中，从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主转变成以西方经济学为主，在经济类院校本科生和研究生的课程中，西方经济学的总课时超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总课时多达1-3倍。一些学校的研究生入学考试，不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只考西方经济学。
有些人提出，经济学要“去政治化”。一位有名的教授主张，经济学的教育不应该是以意识形态为主的教育，而应该是以分析工具为主的教育。不言而喻，他们这么讲的目的，便是为西方经济学抢占主流地位制造舆论。而事实上，不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都“反映不同社会集团的利益、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不可能脱离不同阶级、不同社会集团对于历史、对于制度、对于经济问题的不同看法和观点”。“我们国家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围家，这是我们历史的选择，是最基本的国情。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包括经济学和经济领域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西方经济学只能是参考、借鉴，而不能居于指导和主流地位。作为基础经济理论，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只是一门，也只能有一门，那就是与时俱进的、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是两门基础，或者是“双轨教育”。
他很同意改用一下当年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命题，叫做“马学为体，西学为用”。
后来，有些人将刘国光的这些文章与讲话收编到一起，名之曰《刘国光经济学新论》。
在这本“经济学新论”中，刘国光说，我国二十五年来所进行的经济改革，其艰难困苦、艰险曲折，可以说是中国革命历程上又经历了一次“二万五千里长征”，非是亲身经历这“计划与市场烈火与实践反复的锤炼”的人，是很难有此深刻体会的，而亲身体验了这场烈火锤炼并已亲眼看到改革丰硕成果的刘国光，对于这场改革是有着深厚感情的.对改革成果的珍惜也是非同寻常的，当下要进一步深化改革以取得更大成绩的决心，也是尤为坚毅的。但是，作为有良知的经济学家，经过长时的观察与思考，他存以往的经济学论著基础上又作了进一步的延伸，指出当前改革中存在的值得深思、值得警戒、值得认真研究与解决的问题。邓小平同志当年就提醒人们，在20世纪末，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一些改革中的问题，这是一位历史巨人的高瞻远瞩。当人类历史结束一个世纪跨进另一个世纪的关头，历经了20多年经济改革的中国应当说也走到了历史性的关键时刻，前后看一看、想一想、作一些反思，正是宏伟的改革进程提出的历史性课题与使命。用刘国光的话说，“对改革进行反思是为了纠正改革进程中消极的东两，发挥积极的东西，将改革向正确的方向推进。”
刘国光在我国改革开放正朝着纵深方向进一步深化的历史关头，以他的理论深研和敏观锐察的学者精神，不避政治风险，不顾群言嘲谑和舆沦纷纭，果敢地提了自己的回顾与感悟、深虑与新知，从而在经济学界乃至整个舆论界造成强烈的震撼，人们称它为“刘旋风”。 汉高祖刘邦而对自然界的大风曾有过感悟，他说：“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看起来，大风卷动，既是坏事也是件好事，它可以成为涌现与荐拔兴邦建国人才的考场，成为吸纳强国富民的善言良策的机宜。古之贤人曾经说过：言得其宜，智愚同赞。“用意深而劝戒切；为言信，而善益明。”刘国光在颁奖大会前后所鼓起的这股“刘旋风”，因为用意深、得其宜，不仅为经济学界广大文人学子们所称赞、所认同，而且不久便为中央领导同志所重视。2005年8月17日，李长春同志便在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上报的樊建新《关于经济学教学与研究若干问题》访谈录上面作出批示：“很多观点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在2013年8月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更是强凋指出：“党校、干部学院、社会科学院、高校理论研究中心组等都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必修课，成为马克思主义学习、研究、宣传的重要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