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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魏源是中国近代史上杰出的思想家、伟大的史学家与锐意进取的改革家，他出生于湘中腹地，这块土地，既不靠海洋缺乏沿海优势，又远离京都并无思想“制高点”，但这里也是一块厚重的土地，人杰地灵，孕育了以魏源为代表的杰出人物。魏源对中国近现代影响深远，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改变了中国人的思维结构与心理定势，毛泽东曾经高度赞扬魏源，称他是“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魏源对中国的贡献是非常大的，也是多方面的。文章拟从移风易俗角度，浅论魏源对“国风”的改造。
关键词：魏源；国风；思想
移天朝观旧俗，树世界观视野
变天朝观为世界观，是魏源思想的核心与灵魂。数千年来，因为航海、通讯等科技手段的缺失，世界各国人民最初都是“足不出海”，都在自己的圈地里夜郎自大。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后，世界局势大为改观，但由于中國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形成了以天朝自居的老大心态，华夏之外，皆为夷虏。明朝以降，中国便实行闭关锁国，西方工业革命与资产阶级革命以燎原之势蓬勃发展，中国仍然在做“睡狮”，酣睡不醒。国人的地理观念基本上是：“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鸦片战争炮声隆隆响起，道光皇帝“夷岛通市二百载，茫茫昧昧竟安在”，居然问英国在哪里，有没有陆路通西藏，这种狭隘的“自我中心”地理世界观极大地限制了国人对外认识的视野。与天朝中心的地理观相对应的是天朝的科技观，外国先进技术与技术产品，被视为“奇淫异巧”，被认为是玩物丧志，从西洋引进火车，慈禧太后以声音太大，动摇帝都“龙脉”而只容许以牛马做“动力系统”来“拖动”。
魏源所著的《海国图志》，冲破了“中国中心论”。他把地球正、背面全图“冠是书之首，从整体上展现世界全貌，科学地反映中国在世界的位置及其大小，并通过对世界各国地理位置、历史沿革、政治、经济、文化、民族以及人力、物力、军力等综合国力进行对比介绍，打破天朝国人特别是领导层既有的中国居世界中央的成见，树立了新的世界观。地理中心观念的打破，是破除中国中心观的起点，使当时人民认识到，中国不仅不是地球的地理中心，也不是先进文化和优秀文明的中心，更不是引领世界走向现代化政治制度的中心，这对当时国人的心理冲击力是相当大，犹如一声惊雷，振聋发聩，破除了国人虚骄之气，对国人思维的改变起到了痛苦的裂变作用。
魏源所著的《海国图志》及其他著作，引导国人树立了追求真理的时代新风。鸦片战争以中国战败而告终，面对严峻的落后局面，很多国人依然痛定而不思痛，认为西方科技不过是“形器之末”，儒家思想足以抵抗西方的坚船利炮，只要把传统伦理发扬好了，就不怕蛮夷外国挑衅与侵略，这种心理定势，极大地阻碍了中国现代化的步伐。对此，魏源十分痛惜国人的愚顽，极力引导国人学习西方科技：“今西洋器械借风力、水力、火力，夺造化，通神明，无非借耳目心思之力，以全民用”（《海国图志、议战》），这有什么不能学的？只有“因其所长而用之”，国家才可以“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尤西海之民”。
魏源开导国人低下头来学习西方，主要从三个层面：①军事层面，既要从战舰、火器等物质层面学习，也有从养兵练兵等软实力方面去学习；②经济层面，不能关起来门来单发展内需，而是要走出去，要跟世界各国交通贸易，发展对外贸易，以商业促进军事，以军事保障经济，“兵贾相资”；③随着后来魏源对西方政治体制的认识，在政治体制层面，魏源对美国的联邦制产生了很大兴趣，也要努力向他们学习，认为其制度“可垂亿世而无弊”。
魏源的这种思想，促使国人“睁眼看世界”，开辟了中国近代追求真理的时代新风，改变了人们的陈腐观念，对中国近代史上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以及今天的改革开放，起到了思想先行者的作用。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魏源所开创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具有十分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愫，与后来一些丧失民族自信心一味崇洋媚外的士风与以及世风大不同的是，魏源所倡导学习西方，起点是师夷长技，落脚点是“以制夷”，在保障国家利益不受侵犯的前提下，向西方学习，为我所用，这样才算是完整地理解魏源思想。所以，梁启超从魏源思想对国人移风易俗所起的作用给予了高度评价：“其论实支配百年来之人心，直至今日，犹未脱离净尽，则其历史关系，不得谓细也。”（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移唯君论观念，立执政为民理念
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不仅表现在民众与国家的关系上，而且表现在民众与执政者——君主的关系上。历代思想家、政治家对这一问题多有论述，远有战国时期孟子的“民贵君轻”说和荀子的“民水君舟”说。魏源在《默觚下·治篇五》明确提出：“履不必同，期于适足；治不必同，期于利民。”鞋子样式可以有不同，适脚就可以；政治体制可以有别，利民是根本。魏源将民众利益摆在最高利益而非最高领导之上，充分体现了魏源的群众观与人民观。
魏源修唯君论为民本论，提倡强国首先要富民，他从调整官府与民众的关系中去求得富国强兵的依靠。一方面，他提出要支持和依靠富民。他认为应该像西方那样取消禁令，“许民屯垦，沿海之银矿山许民开采，境内自然之利用之不穷”，同时“以本地之富民，养本地之劲民，卫本地之身家，但使用得其宜，尚可撙节赢余为造船械、修垣垒、悬购赏之费”。另一方面，他要求改变对游民的态度。他说：“今日沿海所患安在乎？必曰：回匪也，盐匪也，捻匪、红胡匪、曳刀匪也。官吏切齿为乱民，有事则目为汉奸。其中有一二人能号召数百、二三千人者，非有乌获之力、猗顿之财，而信义意气能豪一方，其人皆偏裨将才，其所属皆精兵，而自文法之吏视之，则且谓乱民之首也。”这两项都是非常大胆且切中时弊的建议，前者与他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主张息息相关，而后者主张化“乱民”为柱石，不但显示出他巨大的勇气，而且揭示了解决社会安定最大威胁的症结所在。两者是互相关联的，经济的发展，对“乱民”的认识和政策的改变，都将为安抚流民奠定良好的基础。如果真正采纳和认真贯彻这些建议，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这类长达十多年波及半壁江山的战乱也许就可以避免，从而为改革和发展提供安定的社会环境。 “察其言，观其行”，魏源提出的“有利于人民”是判断政治正确的最高标准之“言”，那么在其“行”里是不是得到了体现？魏源曾经在江苏东台做过县令，他谋政行政，都是以民为先的。清朝税收政策很不合理，他们以田赋数额分配指标逐级下达，以县为集中单位，又继承了“一条鞭法”，银钱比值的变化往往使农民多付出几成乃至几倍的实物。魏源掌政东台，尽管采取了各种措施，降低了农民负担，甚至魏源把自己过去四千金积蓄都用于“填空”，但东台县抗税事件不断发生，魏源在这种复杂局势下，首先考虑的是百姓，不轻易使用“警力”，一面向上反映情况，给农民减负；一面反复劝说，做农民的思想工作，终使“士民悦服”，赢得了百姓的信赖与拥护，“父老告之曰：‘魏公勤惠，是爱我者也。”
最能体现魏源唯民不唯上的是兴化抗洪。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暴雨连绵，湖水猛涨，江苏爆发百年未遇之洪灾。河道总督杨以增准备启动运河堤昭关、中新、南关等五坝放水，如果開坝，让高邮湖、洪泽湖湖水下泻，里下河地区将成泽国，下河地区七县水稻稻谷将颗粒无收。魏源时任兴化知县，立即向河道总督请求缓期开坝，未获批准。他就亲自赶赴两江总督衙门，击鼓撞钟，把总督陆建瀛请出来坐镇救灾，魏源则在风雨中奔走呼号，指挥七县民工挑土护堤。 随着风雨加剧，情况万分危急，河督杨以增为保官位死活要启坝，眼看着万亩稻田将被淹没，魏源便顶着风雨，扑倒在河坝上痛哭着说：“要以身为民请命，要启坝就先让大水把我冲走。”目睹此情此景的人们为之感动。自早晨起，巨涛屡次冲上堤坝，民工十余万人严防死守，如此壮观的抗洪场面，一直坚持到傍晚风雨停息。两江总督扶着时年56岁的魏源感慨：“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岂不信然。”魏源回衙时，前来迎接的士绅拿着香火，放着鞭炮，送来一块大匾，上书“淮扬保障”四个大字，悬挂在县署正中。这年秋后，兴化、东台等七县获得了特大丰收，人民都称其稻为“魏公稻”，称漕河堤为“魏公堤”。
移清流派陋习，倡经世救时新风
魏源生活的时代是中国由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急剧转变的时代。清王朝内忧外患百弊丛生。外患是大患，国际上强大的殖民帝国正待机而噬，殖民入侵；内患是朝堂之上多是庸鄙腐朽的老大臣，省府州县也多是贪官猾吏、劣绅豪强，漕、河、盐、兵等重要内政，无不百病丛生，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人民势必奋起反抗，各地民众起义此起彼伏，清王朝面临着历朝历代走向衰亡时同样的难题。在新旧矛盾轮番轰炸着清王朝立国的根基时，不但清政府依然沉浸在“天朝上国”、“华夏中央”的迷梦中，一直以国家良心与社会中坚之誉的知识分子或是耽癖于宴安逸乐，醉生梦死，或是习惯于墨守成规，坐而论道，或是热衷于“字字皆有来历”的考据学和“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宋明理学。而魏源作为湖湘子弟，面对积弱积贫的惨痛现实，他走出书斋，走出象牙塔，走出“秦楼楚馆”，不但从思想上建构理论，更是从实际操作层面将思想资源转化为社会实践，将理论设计转化为改革方案，其学术特别讲究“经世致用”。
早在北宋初年，湖湘学派创始人胡安国就首次为湖湘文化“经世致用”学风提供了理论依据。其子胡宏，又进一步为湖湘文化的经世思想奠定了理论基础。明清之际的王夫之则更深入地发扬了湖湘文化传统的“经世致用”思想，他创立了一个“言必证实”、“义必切理”的唯物主义思想体系，从而使“即事穷理”的经世思潮更盛行于湖南。他还主张研究历史、探讨学问必须为现实服务，提出了“通经致用”的主张，并力倡为学要注重实事求是，以利于现实社会。湖湘文化注重经世致用，要求士人积极参与社会实际政治、经济活动，以培养士人关心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敢为天下先”的气度。这种求实尚践的经世致用学风对湖南学者的巨大影响是不可估量的。青少年时代的魏源就深受王夫之以及湖湘文化的影响。早年他通过邓显鹤研读过不少王夫之的著作，沐浴过王夫之“趋时更新”、“因时变法”等进步思想的新风。19岁时，他又负笈岳麓书院，师从讲求经世之学的山长袁名曜。自此，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想在他大脑中扎根。20岁时，他在为故宅的题联中就抒发了“经世致用”的志趣：“读古人书，求修身道；友天下士，谋救时方。”
魏源在经济上最具先进观的是，要充分发展“市场经济”，要求政府从改革自身管理方式入手，以经济手段代替行政手段成为除弊兴利的基本手段。在他看来，官僚、官商对经济活动不合理的垄断和侵扰是层出不穷的弊端的根源。以盐务来说，实行官商垄断的所谓“纲盐”制度，结果是产品大量积压，国家税收无着，而私枭则大量贩运私盐，官府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去缉私亦无济于事；而实行商人只要依法纳税便可自由经营的“票盐”政策，则盐价降，税收和商人获利都大增，私盐不缉而止：“夫票盐售价不及纲盐之半……纲利尽分于中饱蠹弊之人，坝工、捆夫去其二，湖枭、岸私去其二，场、岸官费去其二，厮伙、浮冒去其二，计利之人商者，什不能一。票盐特尽革中饱蠹弊之利以归于纳课请运之商，故价减其半而利尚权其嬴也。”将江南所征粮食经由内河即所谓漕运至京，情况也十分相似：“屯艘行数千里之运河，过浅过闸有费，督运催攒有费，淮安通坝验米有费，丁不得不转索之官，官不得不取嬴于民，合计公私所费几数两而致一石。”而魏源协助江苏巡抚试行改为雇商船由海上直运天津后，费用降至每石不足一两，官府和民间的负担都可大大减轻。可是，这些利国利民的改革竟无法坚持下去，这不能不引起魏源深思，他从中得出一个结论：“盐为利薮，官为盐蠹”、“弊之难去，其难在仰食于弊之人乎？”而只有依靠商人才能令货畅其流、物价下降、国家财政收入增加，这也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漕、盐、河三大政是有清一代朝野经世致用之士关注的重大问题（鸦片战争后加上一个“夷务”），魏源有关利的一系列新观念正是其经世活动的经验总结。
最值得称道的是，魏源不但是改革的理论家，更是改革的实践者，在及其多年的仕宦生涯里，他都积极推行改革。魏源先后在江苏布政使贺长龄与两广总督陶澍幕府里，从事理论研究与实践改革，特别在漕运海运、盐政税收、河工水利与币制金融等方面，大刀阔斧，“以内修为外攘”，通过内部改革达到富国强民以及反侵略的目标；以改革来推进实践，以实践来修正改革；以构建思想来指导实践，以力行实践来丰富思想。可以这么说，在数千年的知识分子之士林里，魏源是罕见的甚至是绝无仅有的。
魏源大倡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从经济领域入手，在学习外国的过程中妥善地调整官民关系，调整不同社会集团的关系等，已触及到社会运行机制的根本，中国近代史产业革命和社会现代化的过程由此启动。从这个意义上说，魏源当之无愧地成为近代中国具有世界眼光的卓然伟人与提倡改革开放的一代先驱。
关键词：魏源；国风；思想
移天朝观旧俗，树世界观视野
变天朝观为世界观，是魏源思想的核心与灵魂。数千年来，因为航海、通讯等科技手段的缺失，世界各国人民最初都是“足不出海”，都在自己的圈地里夜郎自大。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后，世界局势大为改观，但由于中國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形成了以天朝自居的老大心态，华夏之外，皆为夷虏。明朝以降，中国便实行闭关锁国，西方工业革命与资产阶级革命以燎原之势蓬勃发展，中国仍然在做“睡狮”，酣睡不醒。国人的地理观念基本上是：“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鸦片战争炮声隆隆响起，道光皇帝“夷岛通市二百载，茫茫昧昧竟安在”，居然问英国在哪里，有没有陆路通西藏，这种狭隘的“自我中心”地理世界观极大地限制了国人对外认识的视野。与天朝中心的地理观相对应的是天朝的科技观，外国先进技术与技术产品，被视为“奇淫异巧”，被认为是玩物丧志，从西洋引进火车，慈禧太后以声音太大，动摇帝都“龙脉”而只容许以牛马做“动力系统”来“拖动”。
魏源所著的《海国图志》，冲破了“中国中心论”。他把地球正、背面全图“冠是书之首，从整体上展现世界全貌，科学地反映中国在世界的位置及其大小，并通过对世界各国地理位置、历史沿革、政治、经济、文化、民族以及人力、物力、军力等综合国力进行对比介绍，打破天朝国人特别是领导层既有的中国居世界中央的成见，树立了新的世界观。地理中心观念的打破，是破除中国中心观的起点，使当时人民认识到，中国不仅不是地球的地理中心，也不是先进文化和优秀文明的中心，更不是引领世界走向现代化政治制度的中心，这对当时国人的心理冲击力是相当大，犹如一声惊雷，振聋发聩，破除了国人虚骄之气，对国人思维的改变起到了痛苦的裂变作用。
魏源所著的《海国图志》及其他著作，引导国人树立了追求真理的时代新风。鸦片战争以中国战败而告终，面对严峻的落后局面，很多国人依然痛定而不思痛，认为西方科技不过是“形器之末”，儒家思想足以抵抗西方的坚船利炮，只要把传统伦理发扬好了，就不怕蛮夷外国挑衅与侵略，这种心理定势，极大地阻碍了中国现代化的步伐。对此，魏源十分痛惜国人的愚顽，极力引导国人学习西方科技：“今西洋器械借风力、水力、火力，夺造化，通神明，无非借耳目心思之力，以全民用”（《海国图志、议战》），这有什么不能学的？只有“因其所长而用之”，国家才可以“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尤西海之民”。
魏源开导国人低下头来学习西方，主要从三个层面：①军事层面，既要从战舰、火器等物质层面学习，也有从养兵练兵等软实力方面去学习；②经济层面，不能关起来门来单发展内需，而是要走出去，要跟世界各国交通贸易，发展对外贸易，以商业促进军事，以军事保障经济，“兵贾相资”；③随着后来魏源对西方政治体制的认识，在政治体制层面，魏源对美国的联邦制产生了很大兴趣，也要努力向他们学习，认为其制度“可垂亿世而无弊”。
魏源的这种思想，促使国人“睁眼看世界”，开辟了中国近代追求真理的时代新风，改变了人们的陈腐观念，对中国近代史上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以及今天的改革开放，起到了思想先行者的作用。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魏源所开创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具有十分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愫，与后来一些丧失民族自信心一味崇洋媚外的士风与以及世风大不同的是，魏源所倡导学习西方，起点是师夷长技，落脚点是“以制夷”，在保障国家利益不受侵犯的前提下，向西方学习，为我所用，这样才算是完整地理解魏源思想。所以，梁启超从魏源思想对国人移风易俗所起的作用给予了高度评价：“其论实支配百年来之人心，直至今日，犹未脱离净尽，则其历史关系，不得谓细也。”（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移唯君论观念，立执政为民理念
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不仅表现在民众与国家的关系上，而且表现在民众与执政者——君主的关系上。历代思想家、政治家对这一问题多有论述，远有战国时期孟子的“民贵君轻”说和荀子的“民水君舟”说。魏源在《默觚下·治篇五》明确提出：“履不必同，期于适足；治不必同，期于利民。”鞋子样式可以有不同，适脚就可以；政治体制可以有别，利民是根本。魏源将民众利益摆在最高利益而非最高领导之上，充分体现了魏源的群众观与人民观。
魏源修唯君论为民本论，提倡强国首先要富民，他从调整官府与民众的关系中去求得富国强兵的依靠。一方面，他提出要支持和依靠富民。他认为应该像西方那样取消禁令，“许民屯垦，沿海之银矿山许民开采，境内自然之利用之不穷”，同时“以本地之富民，养本地之劲民，卫本地之身家，但使用得其宜，尚可撙节赢余为造船械、修垣垒、悬购赏之费”。另一方面，他要求改变对游民的态度。他说：“今日沿海所患安在乎？必曰：回匪也，盐匪也，捻匪、红胡匪、曳刀匪也。官吏切齿为乱民，有事则目为汉奸。其中有一二人能号召数百、二三千人者，非有乌获之力、猗顿之财，而信义意气能豪一方，其人皆偏裨将才，其所属皆精兵，而自文法之吏视之，则且谓乱民之首也。”这两项都是非常大胆且切中时弊的建议，前者与他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主张息息相关，而后者主张化“乱民”为柱石，不但显示出他巨大的勇气，而且揭示了解决社会安定最大威胁的症结所在。两者是互相关联的，经济的发展，对“乱民”的认识和政策的改变，都将为安抚流民奠定良好的基础。如果真正采纳和认真贯彻这些建议，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这类长达十多年波及半壁江山的战乱也许就可以避免，从而为改革和发展提供安定的社会环境。 “察其言，观其行”，魏源提出的“有利于人民”是判断政治正确的最高标准之“言”，那么在其“行”里是不是得到了体现？魏源曾经在江苏东台做过县令，他谋政行政，都是以民为先的。清朝税收政策很不合理，他们以田赋数额分配指标逐级下达，以县为集中单位，又继承了“一条鞭法”，银钱比值的变化往往使农民多付出几成乃至几倍的实物。魏源掌政东台，尽管采取了各种措施，降低了农民负担，甚至魏源把自己过去四千金积蓄都用于“填空”，但东台县抗税事件不断发生，魏源在这种复杂局势下，首先考虑的是百姓，不轻易使用“警力”，一面向上反映情况，给农民减负；一面反复劝说，做农民的思想工作，终使“士民悦服”，赢得了百姓的信赖与拥护，“父老告之曰：‘魏公勤惠，是爱我者也。”
最能体现魏源唯民不唯上的是兴化抗洪。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暴雨连绵，湖水猛涨，江苏爆发百年未遇之洪灾。河道总督杨以增准备启动运河堤昭关、中新、南关等五坝放水，如果開坝，让高邮湖、洪泽湖湖水下泻，里下河地区将成泽国，下河地区七县水稻稻谷将颗粒无收。魏源时任兴化知县，立即向河道总督请求缓期开坝，未获批准。他就亲自赶赴两江总督衙门，击鼓撞钟，把总督陆建瀛请出来坐镇救灾，魏源则在风雨中奔走呼号，指挥七县民工挑土护堤。 随着风雨加剧，情况万分危急，河督杨以增为保官位死活要启坝，眼看着万亩稻田将被淹没，魏源便顶着风雨，扑倒在河坝上痛哭着说：“要以身为民请命，要启坝就先让大水把我冲走。”目睹此情此景的人们为之感动。自早晨起，巨涛屡次冲上堤坝，民工十余万人严防死守，如此壮观的抗洪场面，一直坚持到傍晚风雨停息。两江总督扶着时年56岁的魏源感慨：“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岂不信然。”魏源回衙时，前来迎接的士绅拿着香火，放着鞭炮，送来一块大匾，上书“淮扬保障”四个大字，悬挂在县署正中。这年秋后，兴化、东台等七县获得了特大丰收，人民都称其稻为“魏公稻”，称漕河堤为“魏公堤”。
移清流派陋习，倡经世救时新风
魏源生活的时代是中国由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急剧转变的时代。清王朝内忧外患百弊丛生。外患是大患，国际上强大的殖民帝国正待机而噬，殖民入侵；内患是朝堂之上多是庸鄙腐朽的老大臣，省府州县也多是贪官猾吏、劣绅豪强，漕、河、盐、兵等重要内政，无不百病丛生，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人民势必奋起反抗，各地民众起义此起彼伏，清王朝面临着历朝历代走向衰亡时同样的难题。在新旧矛盾轮番轰炸着清王朝立国的根基时，不但清政府依然沉浸在“天朝上国”、“华夏中央”的迷梦中，一直以国家良心与社会中坚之誉的知识分子或是耽癖于宴安逸乐，醉生梦死，或是习惯于墨守成规，坐而论道，或是热衷于“字字皆有来历”的考据学和“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宋明理学。而魏源作为湖湘子弟，面对积弱积贫的惨痛现实，他走出书斋，走出象牙塔，走出“秦楼楚馆”，不但从思想上建构理论，更是从实际操作层面将思想资源转化为社会实践，将理论设计转化为改革方案，其学术特别讲究“经世致用”。
早在北宋初年，湖湘学派创始人胡安国就首次为湖湘文化“经世致用”学风提供了理论依据。其子胡宏，又进一步为湖湘文化的经世思想奠定了理论基础。明清之际的王夫之则更深入地发扬了湖湘文化传统的“经世致用”思想，他创立了一个“言必证实”、“义必切理”的唯物主义思想体系，从而使“即事穷理”的经世思潮更盛行于湖南。他还主张研究历史、探讨学问必须为现实服务，提出了“通经致用”的主张，并力倡为学要注重实事求是，以利于现实社会。湖湘文化注重经世致用，要求士人积极参与社会实际政治、经济活动，以培养士人关心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敢为天下先”的气度。这种求实尚践的经世致用学风对湖南学者的巨大影响是不可估量的。青少年时代的魏源就深受王夫之以及湖湘文化的影响。早年他通过邓显鹤研读过不少王夫之的著作，沐浴过王夫之“趋时更新”、“因时变法”等进步思想的新风。19岁时，他又负笈岳麓书院，师从讲求经世之学的山长袁名曜。自此，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想在他大脑中扎根。20岁时，他在为故宅的题联中就抒发了“经世致用”的志趣：“读古人书，求修身道；友天下士，谋救时方。”
魏源在经济上最具先进观的是，要充分发展“市场经济”，要求政府从改革自身管理方式入手，以经济手段代替行政手段成为除弊兴利的基本手段。在他看来，官僚、官商对经济活动不合理的垄断和侵扰是层出不穷的弊端的根源。以盐务来说，实行官商垄断的所谓“纲盐”制度，结果是产品大量积压，国家税收无着，而私枭则大量贩运私盐，官府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去缉私亦无济于事；而实行商人只要依法纳税便可自由经营的“票盐”政策，则盐价降，税收和商人获利都大增，私盐不缉而止：“夫票盐售价不及纲盐之半……纲利尽分于中饱蠹弊之人，坝工、捆夫去其二，湖枭、岸私去其二，场、岸官费去其二，厮伙、浮冒去其二，计利之人商者，什不能一。票盐特尽革中饱蠹弊之利以归于纳课请运之商，故价减其半而利尚权其嬴也。”将江南所征粮食经由内河即所谓漕运至京，情况也十分相似：“屯艘行数千里之运河，过浅过闸有费，督运催攒有费，淮安通坝验米有费，丁不得不转索之官，官不得不取嬴于民，合计公私所费几数两而致一石。”而魏源协助江苏巡抚试行改为雇商船由海上直运天津后，费用降至每石不足一两，官府和民间的负担都可大大减轻。可是，这些利国利民的改革竟无法坚持下去，这不能不引起魏源深思，他从中得出一个结论：“盐为利薮，官为盐蠹”、“弊之难去，其难在仰食于弊之人乎？”而只有依靠商人才能令货畅其流、物价下降、国家财政收入增加，这也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漕、盐、河三大政是有清一代朝野经世致用之士关注的重大问题（鸦片战争后加上一个“夷务”），魏源有关利的一系列新观念正是其经世活动的经验总结。
最值得称道的是，魏源不但是改革的理论家，更是改革的实践者，在及其多年的仕宦生涯里，他都积极推行改革。魏源先后在江苏布政使贺长龄与两广总督陶澍幕府里，从事理论研究与实践改革，特别在漕运海运、盐政税收、河工水利与币制金融等方面，大刀阔斧，“以内修为外攘”，通过内部改革达到富国强民以及反侵略的目标；以改革来推进实践，以实践来修正改革；以构建思想来指导实践，以力行实践来丰富思想。可以这么说，在数千年的知识分子之士林里，魏源是罕见的甚至是绝无仅有的。
魏源大倡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从经济领域入手，在学习外国的过程中妥善地调整官民关系，调整不同社会集团的关系等，已触及到社会运行机制的根本，中国近代史产业革命和社会现代化的过程由此启动。从这个意义上说，魏源当之无愧地成为近代中国具有世界眼光的卓然伟人与提倡改革开放的一代先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