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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
高校招生录取标准不仅影响着千千万万的考生，更对基础教育发挥着重要的导向作用。因此，高校招生制度改革对整个教育系统而言，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2010年11月8日，北京大学在其网站上公布了11位教授就本科招生致周其凤校长的一封信，建议学校进一步加大本科招生改革力度，尝试采用“高考成绩与本校专家面试相结合”的招生选拔方式，摆脱“唯高考分数论”的羁绊与束缚。此信一经公开，立即引起教育专家与社会各界的关注。
“高考成绩与本校专家面试相结合”的选拔方式，各界褒贬不一。有评论指出，此次改革其实是北大为出台新的改革方案“投石问路”。支持者认为这是打破高考唯分数论的破冰之举，反对者则认为此次改革不仅可能导致教育不公平，还可能滋生招生腐败，是在高考的夹缝中求生存。更有学生忧叹：“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拍在沙滩上。后浪风光能几时，就怕还都一个样！”
一边是积极的改革，一边是持续的质疑：此次改革有什么不同，存在什么问题？本期热点争鸣专访了北大11位教授之一的原北大附中校长康健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基本理论研究院副院长康永久教授、北京市广渠门中学吴甡校长以及部分中学教师、家长和学生，以期让读者对此问题有更为全面的认识。
人才注重培养，不是选拔
——专访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原北大附中校长康健
《中国教师》：康教授您好，作为11位向北大校长进言的教授之一，您能谈谈此次改革的出发点是什么？
康健：我们最大的希望是打破高分神话，打破唯分数论。之前有学生形容过“三年地狱，一生天堂”，他们被灌输的思想是只要在高中煎熬几年，之后的生活就会一片美好。这样一来，我们倒是给了孩子受教育的权利，可我们没有给他们自由发展的权利。为了之后的天堂，孩子们就要在学校千篇一律地学习，做自己不喜欢的练习题。他们没有自己的人生理想，没有选择的权利，一般都是孩子学习，家长在一旁拿张大白纸算出来你能考多少分、要报考什么学校、什么专业，这扼杀了孩子寻求个人发展的权利。
同时，我们希望打破考试的局限性，给孩子更多空间。以前的科举选出来的人都会考试，其他方面却不一定能达到标准。但我认为人才是培养，不是筛选，考试的最终目的不是选拔，而是培养多元化人才。这次改革是一个突破口，我们要先突破这个框框。如果一直说这些改革是不好的，就不去做，那我们只能画地为牢。
前一段我们也进行了一些改革，但却没有找到好的突破点。自主招生有可能转变成“二高考”，联考倒是省事，各个学校像去“抓壮丁”一样抓状元，导致高分崇拜，引起了学校之间的矛盾。其实有状元资格的人应该有上百个，但最后考试时10万考生排成一队，死活要排出个状元来。
当然，我们的建议是有前提的，我们尊重三点：第一，现在高考有一定的客观性和公平性；第二，基础教育是在不断发展的；第三，对高分学生的评价是有一定合理性的。
在信件发布的前一天，我们大家还在商量信件发布后的反应，肯定会有争议，教育是在不断谩骂中进步的，我们不在意批判和否定，只要过程是真实的，就一定有价值，就怕过程是空虚的，是炒作。
《中国教师》：您是11位教授中最特殊的一位，因为您做过8年的北大附中校长，作为校长您是怎么看待这次改革的？
康健：这8年的基层工作给我很多实践上的启发，“教育”和“招生”，“考试”和“学习”，谁为本？是按照考试的科目去学习，还是按照学习的内容去考试？大学的专业和中小学的科目是不对应的，现在高考科目的覆盖面非常有限，有些学生入学前根本不知道自己报的专业是干什么的，这次提案是先突破教改的框框，用面试搭建一架由窄到宽的桥梁，同时注重互动交流和自愿选择。
我以前问过学生是否有自己的人生或职业理想，但很多人都没有自己的理想，都是家长说要如何就如何。比方说，北大附中有个孩子有些偏科，但对国际政治的理解特别深刻，初高中没有国际政治这个专业，这孩子的天赋也就没有很好地发挥出来。
人才是培养出来的，不是选拔出来的。中国那么多搞实验的学校，都是在做高考实验，但在教育普及化的平台上都没有好的解决方案。提出面试是对中国传统教育模式框架的突破，相对来说，只要有更合理的办法，就是一种改变！
《中国教师》：这封信一经公开，引来了社会上的各种质疑，您能说说为什么要面试，这个面试的标准如何制订，又如何保障面试的公平呢？
康健：高考分数的绝对性倒是保护了很多人，但是个人的选择程度低，面试给了学生表达自己理想的机会。而且现在高校专业多是学术化的，很少有动手的，面试也给了学生展示的机会，学生可以展示自己的作品和思路。
至于社会上有人反映，面试对农村孩子是不公平的，我们也可以这样来避免：每个人都抽一道题，给一个小时让他们列提纲、列思路，然后把写到纸上的提纲思路交给面试官看，这样我们不仅看他们面试中的表达，也通过写出来的提纲和思路来看他们的思维逻辑，避免农村孩子不善表达所导致的劣势。同时，面试的时候我们不仅注重学生的思路、品德、逻辑、层次和解释能力，还注重他们在面试中所表现出来的对自己所喜爱专业的那种溢于言表的兴奋，以及社会责任感等。
公平的问题是不容易突破的，面试也要考虑面试的局限性，外向、善于表达、口齿伶俐的学生肯定会比较占优势。而且，面试是有很多细则的，这个标准很专业。当然我们可以请社会公证员、第三方的公证系统。现有的公证系统也毕竟只是校内的，不能避嫌。但是社会公证员怎么能够保证他们的专业性，他们怎么知道面试方有否做到公平？比方说一个专业的面试官要想作假，只需要问你一个这样的问题，问他一个那样的问题，就会让公平秤倾斜给你而不给他，但是社会公证人员能察觉出来吗？
（责任编辑：李德刚）
北大改革是在“做中学”，大家不要求全责备
——专访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基本理论研究院副院长康永久
《中国教师》：康老师您好，作为北师大研究教育的专家，您怎么看这次改革？
康永久：北大的这次改革是在“做中学”。我们很多人都以为教育有独特的规律，而且按照自己做学问的方式去理解这种规律。但教育是在实践中解决问题的。要是按照一套既定的、标准的方案来做几乎是不可能完善的。所以教育中的很多东西要去尝试，要“做中学”。
真正符合教育规律的改革行动必定是民主的，而这种前提是，必须有不同的声音，大家都可以说话，而要让大家说话也要有一个话题。北大就提供了一个可供民主谈论的话题，提供了让大家都来监督的舞台。当然，大家的担心也有道理，可以促使北大思考到更细致的问题，我相信北大看到大家的声音也会有所思考。
北大去年实行的实名推荐大家也提出了一些意见，如认为实名推荐出来的学生都是好学生，本身受到体制认可，不用推荐也可以考上，干吗还要推荐他。应该不拘一格发现人才，挖掘那些现有体制不能接受，但实际上颇具才华的学生。他们今年的探索是对去年制度的补充，也是更大力度的推广。过去是招好的，现在是招那些处在边缘状态、有特色、有潜质、有个性的学生。我觉得我们现在都比较健忘，去年我们说北大怎么不去挑边缘状态的学生，今年挑了边缘状态的学生我们又不满意。这11位教授是在尽公民的义务、教师的义务，怎么建立制度是政府和学校的事，大家也不要求全责备。
《中国教师》：11位教授的信一经公开，立即引发社会的各种质疑，大家最关注的就是如何保证面试的公信力，标准又如何制订，会不会有人为因素存在？
康永久：其实标准都是人定的，没有绝对客观的标准。北大本身就是特殊的学校，让北大按照一套统一的标准来做本来就不具公信力。而且，对于公信力来说，现在好的标准，将来未必就好。大家都觉得好的标准，北大自己未必愿意。强行统一的标准会损害高校的办学自主权。现在这种改革短期看来可能有顾及不到的方面，但是长远来说肯定是积极的，促使北大人自己去探索。
在这一过程中北大肯定要打破唯分数论，但它不负责让状元消失，只是去招适合自己的学生。不能说面试上的是好学生，没面试上的就不好，就像不能说在现行高考分数线上的学生都是好学生，线下的都是不好的一样。而是北大在选拔适合自己的学生，师生之间的相互认同很重要。我们以前避免谈相互认同，怕不公正，但是教师就适合教适合他教的学生。不适合的学生，双方必然经历一个很长的适应期，甚至之后还不能相互适应。如果经过了面试的双向选择，从一开始彼此的接纳就比较好，这也为以后的教育和交往奠定了一个基础。
《中国教师》：还有一种质疑的声音，认为这种招生考试的形式不利于农村的孩子，他们可能在面试上处于劣势，或者是难以承受面试的各种费用，这是否会导致教育的不公平呢？
康永久：是有可能违背教育公平，因为面试的目的本来就不是为了提高中下层的入学率。而且，所有人在教育面前都应是平等的，不论民族、性别、阶层、宗教、地域。但现在的情况是，像北大这样的学校，来自农村的学生越来越少，而且少得不成比例。这就有问题了。但这样一次性的面试确实没法实现教育的比例公平，只能希望它能在客观上、在长远的阶段或者说最终促成比例趋于合理，约等于不同类型人口基数之间的比例。
农村孩子考北大会面临路费问题，这非常令人头疼。但问题的根源不在于北大要求面试（当然相关），而在于农村的衰落。就非议中的面试而言，问题的根源在非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完全交给家庭来承担，教育本身有公益性，国家没有担起主要责任，以至于只能把孩子和家庭捆绑在一起。家庭好的是普通学生，家庭不好的是贫困生，用家庭特征来界定孩子本身就给孩子带来了极大的伤害。孩子到18岁，按道理就要自谋出路了。但因为主业是学习，没法工作或者兼职，因此，他们都是真正的贫困生。而现在我们不承认这一点，把资助的责任全压在家长身上。这本身跟我们所倡导的学生要“自尊、自主、自立、自强”是不符合的，只能导致他们依赖家庭，而且理所当然如此。对贫困家庭的学生而言，这还进一步导致他们精神与文化心理上的贫困。如果面试路费压力真的很大，学校应该考虑给他们提供一些支持，尤其是北大应考虑帮考生降低面试成本，否则这个制度安排的交易成本就太大，就没有什么教育意义了。在这一过程中，社会也要留心有多少人因为考虑到路费而没去北大面试。这也是对面试制度创新的一种社会参与。
说到农村学生在面试中的表现，我们如果单纯看他已知的东西，意义不大，主要还是看学生的个性、品行、思维品质、上进心和对学术的执著，这些在农村孩子身上还是有挺好的体现。谈到兴趣特长和阅读面上时，农村孩子可能还是弱一点。农村孩子见闻不够，课外阅读也不多，心思都花在学习上。这通常导致他们在面试过程中压力大。一个人见多识广、善于打交道、很可爱，这些当然很好，但基本上都是些休闲中的个人品质，如果不能跟我们学校主要应关注的公共品质有很好的关联，也没什么学术意义。而且我们不要强化这样的印象：农村孩子表现就一定如何，好像农村小孩子一谈到多才多艺、临场表现就一定要差。整个社会都不该这样看。这样看起来是帮他们争取机会，实际上是一种成见，会把他们压得抬不起头。面试实际上和课堂参与是一样的，只要上课是专心的、善于动脑积极参与的，他们在面试中也会有同样好的表现，只是可能没那么优雅，心态没那么平和。不过这些很多是面试教师和某些刻意营造但其实没必要的气场吓住的。事实上，既然面试的环节都给学生设了，我们就没必要端出吓人的架势。对于面试考题，学生应当有参与的权利。有些面试题有某种隐含的城市背景，不知道的孩子可能答不出来，这时可以问他自己了解的事情，自己的家乡、学校，这个是他可以深度评价的。高水平的面试应该是“开放性的互动交流”，而不是“权威性的闭卷考试”。学生可以提供话题，对自己熟悉的事发表意见。如果面试能这样，这对整体面试标准和流程都会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也是对面试改革的促进。
《中国教师》：那您认为北大的这套招生机制可以推广到全国大范围的招生当中么？
康永久：北大这次改革挺好的，我觉得其他学校可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因为这是一个探索的机会，为师生之间创造一个面对面交流的机会。教育改革光想是想不清楚的，要“做中学”。
北大的这种招生模式推行到全社会是不可能的。哪怕推行到北大的全部学生招生都是不可行的。人一多就没法面试。别的学校更不一定愿意采用北大用过的方式，哪怕它是好的。此外，其他学校也有别的方式，比方说清华的夏令营，也是一种面试。我认为，大学入学考试可以多元化。推荐信、作品（如论文甚至作文）、申请报告、考试成绩、资质、平时成绩都可以作为晋升之阶。这样一来，也能淡化大学本身的等级，促使大学本身的多样化。
当然，北大的这套招生制度不是解决教育问题的金钥匙，甚至也不是解决高考问题的金钥匙。最近闹出的“华约”“北约”“同盟会”之间的自主招生大战肯定比这事要大得多。现在的感觉是，只要有了一定的自主权，人们就会不断提出新的问题，把整个社会都卷进来，迫使我们思考。这将是一个更大的制度创新过程的开端，也是一个更大的知识创新过程的开端。但教育问题在根本上还不是考试（学校与考生的关系）问题，而是学校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只有社会本身取得对学校的话语权，学校不再脱离社会的需要办学，学校才能真正为社会及其每个成员服务。
（责任编辑：李德刚）
北大改革：在高考的夹缝中生存
——专访北京市广渠门中学校长、特级教师吴甡
《中国教师》：广渠门中学是北京著名中学，每年为北大输送诸多优秀学子，相信您对北大的此次改革也有诸多关注。作为一名中学校长，您怎么看这次改革？
吴甡：这么多年都在进行高考改革，首先肯定的是，高考这种大的方式不宜大改，这是五千年来最公正的选拔。做改革可以，但是要根据时代的变化进行微调，例如高考内容的变化，考题自主性增强、客观性减弱；还有高考录取形式的变化，像自主招生、校长实名推荐等。
但是校长实名推荐跳不出唯分数论的怪圈。我们学校有一个文采非常好，但成绩才排到第十名的孩子，作为校长我不敢推荐她。因为我有两怕：第一怕推荐的这孩子考不好怎么办，第二怕前几名的孩子觉得不公正怎么办。所以为了维护自己的名誉，我仍然会选择前两名。这依然是按照成绩排队，加分没有加到有特长、有特色的孩子身上，这种推荐依然是唯分数论，总体来说高考改革还是没有跳出分数的怪圈。其实招生的关键问题在于你要培养什么样的人。试想想，哪个学校敢不要600分的学生，要300分的？国外大学录取学生，只要你有一方面擅长，可以不看你的考试成绩。
所以北大的这次改革依然是在高考的夹缝中生存，他们不可能不录取状元。北大的这种招生策略，能在高考上有多大推进？
北大这种提议在全国推广其实力度不大，也容易让人误以为是一种招生谋略，因为重大的改革在于全社会推进课程改革，在于怎么改革高考的这种制度，让试卷内容更全面，现在我们高考改革的力度就不够，应该促使政府让高考改革的力度更大。例如高考阅读理解，现在的考试方式是给你一段文字材料去读，我们可以更大胆地采用听力方式，听一段对话，考一种应用。当然，现在的高考改革与实际的联系增加了，但还是太死板，更大的改革也应该出现在课程内容上，加大课程改革。以高考内容的改革促进课程改革，用高考指挥方向。
北大的这次提议，我觉得可以尝试，但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我觉得应该从课程、从培养学生方向上进行深入的改革，从根本着手。
《中国教师》：广渠门中学著名的宏志班有很多品学兼优的农村孩子，您担心面试的增加会对这些农村孩子不公平吗？
吴甡：面试肯定会有不公平，人打分的东西没有绝对的公平。就拿这两年的自主招生考试来说，农村孩子的总分与城市孩子的总分差距在逐渐加大，因为文化性、主观性考题在增加。从小农村孩子看的是死的大山，不是汽车，没有见过变化莫测的事情。
我们学校的宏志班大多是农村孩子，他们最差的两科就是英语和计算机，虽然他们总分可能很优秀，但都是靠其他科目把分赚回来的，这是起跑线上的问题。当然优质教育资源是有限的，没有绝对的教育公平，真正的教育公平是因材施教。
因为他们存在这种问题，我们学校就在他们入学之后加强这些方面的熏陶和补救。从他们高一入学就加大力度培养他们的见闻、英语、文化素养等，举办各种讲座让他们去听。去年我们有一个考生在清华自主招生中拿了满分，他的考试题目是“谷歌退出中国，你的反思是什么？”这个问题让我们很多大人去答，都不一定能拿到满分。这个孩子家里是三代农民，但是通过学校教师的言传身教和文化熏陶，能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弥补。所以面试也是相对公平的。农村孩子的劣势也是可以后天避免的，主要还是要靠学校和社会的共同努力。所以这个提议也是积极的，也是高考改革的一部分，让孩子不要只沉浸在书本中。
《中国教师》：那您会担心面试中会产生人为不公正的因素么？
吴甡：面试如果出现腐败，只能说是中国诚信链条断了。有的人就说，“诸葛亮的空城计永远没有现代版”，因为你说什么大家都不信了。没有信任，教育怎么进行，怎么交流？所以这种质疑是合理的，当然这个事情还没有尝试就否定是不对的，大家的担心是对中国信用链条的担心。所以我觉得这种改革也是一种尝试。我对北大这个事情也有担心，在操作层面上能否做到透明，让社会有一个全面的了解，消除大家的质疑。
《中国教师》：如果这种招生考试方式能够推广到全国各高校，您认为应该怎么操作？
吴甡：这种改革不要站在一个学校的层面，要站在全国高考改革的层面。不过要面试这么多人，确实很难操作，很让人担心。这种改革应该是大学与基础教育的沟通，大学与中学、中学与小学，各阶段学校之间的沟通，要促进整体教育链的衔接。我曾跟多所高校招办主任聊过，大学应该加强与初高中基础教育的沟通，不要在那儿画地为牢。
我们可以从学生上初中开始就建立完善的学籍档案评定，把学籍档案建立得像成长简历一样，记录学生的各门成绩、兴趣爱好特长、参加过什么活动等各方面的内容。现在倒是有学籍档案，但大学都不看，因为这种学籍档案所有人都是一样的，没有实质性内容。所以我的建议是不仅是中小学衔接，更应该是“大中学”衔接，建立这种成长档案，对孩子的成长有一个详细的记录，也让大学招生考试时能够参照这种成长记录对学生有一个全面、真实的了解。
以前是“一考定终身”，现在是“一面定终身”。这种面试改革也会催生一些面试相关的产业，例如面试的培训机构等，大家也会加强自己的面试技巧。上一学期，我就在我们学校提出把期中、期末考试的笔试改成面试，让学生不用考笔试，通过面试来检验学习成果。所以这种面试也是促进高考改革和课改的积极因素。
（责任编辑：李德刚）
高校招生录取标准不仅影响着千千万万的考生，更对基础教育发挥着重要的导向作用。因此，高校招生制度改革对整个教育系统而言，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2010年11月8日，北京大学在其网站上公布了11位教授就本科招生致周其凤校长的一封信，建议学校进一步加大本科招生改革力度，尝试采用“高考成绩与本校专家面试相结合”的招生选拔方式，摆脱“唯高考分数论”的羁绊与束缚。此信一经公开，立即引起教育专家与社会各界的关注。
“高考成绩与本校专家面试相结合”的选拔方式，各界褒贬不一。有评论指出，此次改革其实是北大为出台新的改革方案“投石问路”。支持者认为这是打破高考唯分数论的破冰之举，反对者则认为此次改革不仅可能导致教育不公平，还可能滋生招生腐败，是在高考的夹缝中求生存。更有学生忧叹：“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拍在沙滩上。后浪风光能几时，就怕还都一个样！”
一边是积极的改革，一边是持续的质疑：此次改革有什么不同，存在什么问题？本期热点争鸣专访了北大11位教授之一的原北大附中校长康健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基本理论研究院副院长康永久教授、北京市广渠门中学吴甡校长以及部分中学教师、家长和学生，以期让读者对此问题有更为全面的认识。
人才注重培养，不是选拔
——专访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原北大附中校长康健
《中国教师》：康教授您好，作为11位向北大校长进言的教授之一，您能谈谈此次改革的出发点是什么？
康健：我们最大的希望是打破高分神话，打破唯分数论。之前有学生形容过“三年地狱，一生天堂”，他们被灌输的思想是只要在高中煎熬几年，之后的生活就会一片美好。这样一来，我们倒是给了孩子受教育的权利，可我们没有给他们自由发展的权利。为了之后的天堂，孩子们就要在学校千篇一律地学习，做自己不喜欢的练习题。他们没有自己的人生理想，没有选择的权利，一般都是孩子学习，家长在一旁拿张大白纸算出来你能考多少分、要报考什么学校、什么专业，这扼杀了孩子寻求个人发展的权利。
同时，我们希望打破考试的局限性，给孩子更多空间。以前的科举选出来的人都会考试，其他方面却不一定能达到标准。但我认为人才是培养，不是筛选，考试的最终目的不是选拔，而是培养多元化人才。这次改革是一个突破口，我们要先突破这个框框。如果一直说这些改革是不好的，就不去做，那我们只能画地为牢。
前一段我们也进行了一些改革，但却没有找到好的突破点。自主招生有可能转变成“二高考”，联考倒是省事，各个学校像去“抓壮丁”一样抓状元，导致高分崇拜，引起了学校之间的矛盾。其实有状元资格的人应该有上百个，但最后考试时10万考生排成一队，死活要排出个状元来。
当然，我们的建议是有前提的，我们尊重三点：第一，现在高考有一定的客观性和公平性；第二，基础教育是在不断发展的；第三，对高分学生的评价是有一定合理性的。
在信件发布的前一天，我们大家还在商量信件发布后的反应，肯定会有争议，教育是在不断谩骂中进步的，我们不在意批判和否定，只要过程是真实的，就一定有价值，就怕过程是空虚的，是炒作。
《中国教师》：您是11位教授中最特殊的一位，因为您做过8年的北大附中校长，作为校长您是怎么看待这次改革的？
康健：这8年的基层工作给我很多实践上的启发，“教育”和“招生”，“考试”和“学习”，谁为本？是按照考试的科目去学习，还是按照学习的内容去考试？大学的专业和中小学的科目是不对应的，现在高考科目的覆盖面非常有限，有些学生入学前根本不知道自己报的专业是干什么的，这次提案是先突破教改的框框，用面试搭建一架由窄到宽的桥梁，同时注重互动交流和自愿选择。
我以前问过学生是否有自己的人生或职业理想，但很多人都没有自己的理想，都是家长说要如何就如何。比方说，北大附中有个孩子有些偏科，但对国际政治的理解特别深刻，初高中没有国际政治这个专业，这孩子的天赋也就没有很好地发挥出来。
人才是培养出来的，不是选拔出来的。中国那么多搞实验的学校，都是在做高考实验，但在教育普及化的平台上都没有好的解决方案。提出面试是对中国传统教育模式框架的突破，相对来说，只要有更合理的办法，就是一种改变！
《中国教师》：这封信一经公开，引来了社会上的各种质疑，您能说说为什么要面试，这个面试的标准如何制订，又如何保障面试的公平呢？
康健：高考分数的绝对性倒是保护了很多人，但是个人的选择程度低，面试给了学生表达自己理想的机会。而且现在高校专业多是学术化的，很少有动手的，面试也给了学生展示的机会，学生可以展示自己的作品和思路。
至于社会上有人反映，面试对农村孩子是不公平的，我们也可以这样来避免：每个人都抽一道题，给一个小时让他们列提纲、列思路，然后把写到纸上的提纲思路交给面试官看，这样我们不仅看他们面试中的表达，也通过写出来的提纲和思路来看他们的思维逻辑，避免农村孩子不善表达所导致的劣势。同时，面试的时候我们不仅注重学生的思路、品德、逻辑、层次和解释能力，还注重他们在面试中所表现出来的对自己所喜爱专业的那种溢于言表的兴奋，以及社会责任感等。
公平的问题是不容易突破的，面试也要考虑面试的局限性，外向、善于表达、口齿伶俐的学生肯定会比较占优势。而且，面试是有很多细则的，这个标准很专业。当然我们可以请社会公证员、第三方的公证系统。现有的公证系统也毕竟只是校内的，不能避嫌。但是社会公证员怎么能够保证他们的专业性，他们怎么知道面试方有否做到公平？比方说一个专业的面试官要想作假，只需要问你一个这样的问题，问他一个那样的问题，就会让公平秤倾斜给你而不给他，但是社会公证人员能察觉出来吗？
（责任编辑：李德刚）
北大改革是在“做中学”，大家不要求全责备
——专访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基本理论研究院副院长康永久
《中国教师》：康老师您好，作为北师大研究教育的专家，您怎么看这次改革？
康永久：北大的这次改革是在“做中学”。我们很多人都以为教育有独特的规律，而且按照自己做学问的方式去理解这种规律。但教育是在实践中解决问题的。要是按照一套既定的、标准的方案来做几乎是不可能完善的。所以教育中的很多东西要去尝试，要“做中学”。
真正符合教育规律的改革行动必定是民主的，而这种前提是，必须有不同的声音，大家都可以说话，而要让大家说话也要有一个话题。北大就提供了一个可供民主谈论的话题，提供了让大家都来监督的舞台。当然，大家的担心也有道理，可以促使北大思考到更细致的问题，我相信北大看到大家的声音也会有所思考。
北大去年实行的实名推荐大家也提出了一些意见，如认为实名推荐出来的学生都是好学生，本身受到体制认可，不用推荐也可以考上，干吗还要推荐他。应该不拘一格发现人才，挖掘那些现有体制不能接受，但实际上颇具才华的学生。他们今年的探索是对去年制度的补充，也是更大力度的推广。过去是招好的，现在是招那些处在边缘状态、有特色、有潜质、有个性的学生。我觉得我们现在都比较健忘，去年我们说北大怎么不去挑边缘状态的学生，今年挑了边缘状态的学生我们又不满意。这11位教授是在尽公民的义务、教师的义务，怎么建立制度是政府和学校的事，大家也不要求全责备。
《中国教师》：11位教授的信一经公开，立即引发社会的各种质疑，大家最关注的就是如何保证面试的公信力，标准又如何制订，会不会有人为因素存在？
康永久：其实标准都是人定的，没有绝对客观的标准。北大本身就是特殊的学校，让北大按照一套统一的标准来做本来就不具公信力。而且，对于公信力来说，现在好的标准，将来未必就好。大家都觉得好的标准，北大自己未必愿意。强行统一的标准会损害高校的办学自主权。现在这种改革短期看来可能有顾及不到的方面，但是长远来说肯定是积极的，促使北大人自己去探索。
在这一过程中北大肯定要打破唯分数论，但它不负责让状元消失，只是去招适合自己的学生。不能说面试上的是好学生，没面试上的就不好，就像不能说在现行高考分数线上的学生都是好学生，线下的都是不好的一样。而是北大在选拔适合自己的学生，师生之间的相互认同很重要。我们以前避免谈相互认同，怕不公正，但是教师就适合教适合他教的学生。不适合的学生，双方必然经历一个很长的适应期，甚至之后还不能相互适应。如果经过了面试的双向选择，从一开始彼此的接纳就比较好，这也为以后的教育和交往奠定了一个基础。
《中国教师》：还有一种质疑的声音，认为这种招生考试的形式不利于农村的孩子，他们可能在面试上处于劣势，或者是难以承受面试的各种费用，这是否会导致教育的不公平呢？
康永久：是有可能违背教育公平，因为面试的目的本来就不是为了提高中下层的入学率。而且，所有人在教育面前都应是平等的，不论民族、性别、阶层、宗教、地域。但现在的情况是，像北大这样的学校，来自农村的学生越来越少，而且少得不成比例。这就有问题了。但这样一次性的面试确实没法实现教育的比例公平，只能希望它能在客观上、在长远的阶段或者说最终促成比例趋于合理，约等于不同类型人口基数之间的比例。
农村孩子考北大会面临路费问题，这非常令人头疼。但问题的根源不在于北大要求面试（当然相关），而在于农村的衰落。就非议中的面试而言，问题的根源在非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完全交给家庭来承担，教育本身有公益性，国家没有担起主要责任，以至于只能把孩子和家庭捆绑在一起。家庭好的是普通学生，家庭不好的是贫困生，用家庭特征来界定孩子本身就给孩子带来了极大的伤害。孩子到18岁，按道理就要自谋出路了。但因为主业是学习，没法工作或者兼职，因此，他们都是真正的贫困生。而现在我们不承认这一点，把资助的责任全压在家长身上。这本身跟我们所倡导的学生要“自尊、自主、自立、自强”是不符合的，只能导致他们依赖家庭，而且理所当然如此。对贫困家庭的学生而言，这还进一步导致他们精神与文化心理上的贫困。如果面试路费压力真的很大，学校应该考虑给他们提供一些支持，尤其是北大应考虑帮考生降低面试成本，否则这个制度安排的交易成本就太大，就没有什么教育意义了。在这一过程中，社会也要留心有多少人因为考虑到路费而没去北大面试。这也是对面试制度创新的一种社会参与。
说到农村学生在面试中的表现，我们如果单纯看他已知的东西，意义不大，主要还是看学生的个性、品行、思维品质、上进心和对学术的执著，这些在农村孩子身上还是有挺好的体现。谈到兴趣特长和阅读面上时，农村孩子可能还是弱一点。农村孩子见闻不够，课外阅读也不多，心思都花在学习上。这通常导致他们在面试过程中压力大。一个人见多识广、善于打交道、很可爱，这些当然很好，但基本上都是些休闲中的个人品质，如果不能跟我们学校主要应关注的公共品质有很好的关联，也没什么学术意义。而且我们不要强化这样的印象：农村孩子表现就一定如何，好像农村小孩子一谈到多才多艺、临场表现就一定要差。整个社会都不该这样看。这样看起来是帮他们争取机会，实际上是一种成见，会把他们压得抬不起头。面试实际上和课堂参与是一样的，只要上课是专心的、善于动脑积极参与的，他们在面试中也会有同样好的表现，只是可能没那么优雅，心态没那么平和。不过这些很多是面试教师和某些刻意营造但其实没必要的气场吓住的。事实上，既然面试的环节都给学生设了，我们就没必要端出吓人的架势。对于面试考题，学生应当有参与的权利。有些面试题有某种隐含的城市背景，不知道的孩子可能答不出来，这时可以问他自己了解的事情，自己的家乡、学校，这个是他可以深度评价的。高水平的面试应该是“开放性的互动交流”，而不是“权威性的闭卷考试”。学生可以提供话题，对自己熟悉的事发表意见。如果面试能这样，这对整体面试标准和流程都会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也是对面试改革的促进。
《中国教师》：那您认为北大的这套招生机制可以推广到全国大范围的招生当中么？
康永久：北大这次改革挺好的，我觉得其他学校可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因为这是一个探索的机会，为师生之间创造一个面对面交流的机会。教育改革光想是想不清楚的，要“做中学”。
北大的这种招生模式推行到全社会是不可能的。哪怕推行到北大的全部学生招生都是不可行的。人一多就没法面试。别的学校更不一定愿意采用北大用过的方式，哪怕它是好的。此外，其他学校也有别的方式，比方说清华的夏令营，也是一种面试。我认为，大学入学考试可以多元化。推荐信、作品（如论文甚至作文）、申请报告、考试成绩、资质、平时成绩都可以作为晋升之阶。这样一来，也能淡化大学本身的等级，促使大学本身的多样化。
当然，北大的这套招生制度不是解决教育问题的金钥匙，甚至也不是解决高考问题的金钥匙。最近闹出的“华约”“北约”“同盟会”之间的自主招生大战肯定比这事要大得多。现在的感觉是，只要有了一定的自主权，人们就会不断提出新的问题，把整个社会都卷进来，迫使我们思考。这将是一个更大的制度创新过程的开端，也是一个更大的知识创新过程的开端。但教育问题在根本上还不是考试（学校与考生的关系）问题，而是学校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只有社会本身取得对学校的话语权，学校不再脱离社会的需要办学，学校才能真正为社会及其每个成员服务。
（责任编辑：李德刚）
北大改革：在高考的夹缝中生存
——专访北京市广渠门中学校长、特级教师吴甡
《中国教师》：广渠门中学是北京著名中学，每年为北大输送诸多优秀学子，相信您对北大的此次改革也有诸多关注。作为一名中学校长，您怎么看这次改革？
吴甡：这么多年都在进行高考改革，首先肯定的是，高考这种大的方式不宜大改，这是五千年来最公正的选拔。做改革可以，但是要根据时代的变化进行微调，例如高考内容的变化，考题自主性增强、客观性减弱；还有高考录取形式的变化，像自主招生、校长实名推荐等。
但是校长实名推荐跳不出唯分数论的怪圈。我们学校有一个文采非常好，但成绩才排到第十名的孩子，作为校长我不敢推荐她。因为我有两怕：第一怕推荐的这孩子考不好怎么办，第二怕前几名的孩子觉得不公正怎么办。所以为了维护自己的名誉，我仍然会选择前两名。这依然是按照成绩排队，加分没有加到有特长、有特色的孩子身上，这种推荐依然是唯分数论，总体来说高考改革还是没有跳出分数的怪圈。其实招生的关键问题在于你要培养什么样的人。试想想，哪个学校敢不要600分的学生，要300分的？国外大学录取学生，只要你有一方面擅长，可以不看你的考试成绩。
所以北大的这次改革依然是在高考的夹缝中生存，他们不可能不录取状元。北大的这种招生策略，能在高考上有多大推进？
北大这种提议在全国推广其实力度不大，也容易让人误以为是一种招生谋略，因为重大的改革在于全社会推进课程改革，在于怎么改革高考的这种制度，让试卷内容更全面，现在我们高考改革的力度就不够，应该促使政府让高考改革的力度更大。例如高考阅读理解，现在的考试方式是给你一段文字材料去读，我们可以更大胆地采用听力方式，听一段对话，考一种应用。当然，现在的高考改革与实际的联系增加了，但还是太死板，更大的改革也应该出现在课程内容上，加大课程改革。以高考内容的改革促进课程改革，用高考指挥方向。
北大的这次提议，我觉得可以尝试，但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我觉得应该从课程、从培养学生方向上进行深入的改革，从根本着手。
《中国教师》：广渠门中学著名的宏志班有很多品学兼优的农村孩子，您担心面试的增加会对这些农村孩子不公平吗？
吴甡：面试肯定会有不公平，人打分的东西没有绝对的公平。就拿这两年的自主招生考试来说，农村孩子的总分与城市孩子的总分差距在逐渐加大，因为文化性、主观性考题在增加。从小农村孩子看的是死的大山，不是汽车，没有见过变化莫测的事情。
我们学校的宏志班大多是农村孩子，他们最差的两科就是英语和计算机，虽然他们总分可能很优秀，但都是靠其他科目把分赚回来的，这是起跑线上的问题。当然优质教育资源是有限的，没有绝对的教育公平，真正的教育公平是因材施教。
因为他们存在这种问题，我们学校就在他们入学之后加强这些方面的熏陶和补救。从他们高一入学就加大力度培养他们的见闻、英语、文化素养等，举办各种讲座让他们去听。去年我们有一个考生在清华自主招生中拿了满分，他的考试题目是“谷歌退出中国，你的反思是什么？”这个问题让我们很多大人去答，都不一定能拿到满分。这个孩子家里是三代农民，但是通过学校教师的言传身教和文化熏陶，能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弥补。所以面试也是相对公平的。农村孩子的劣势也是可以后天避免的，主要还是要靠学校和社会的共同努力。所以这个提议也是积极的，也是高考改革的一部分，让孩子不要只沉浸在书本中。
《中国教师》：那您会担心面试中会产生人为不公正的因素么？
吴甡：面试如果出现腐败，只能说是中国诚信链条断了。有的人就说，“诸葛亮的空城计永远没有现代版”，因为你说什么大家都不信了。没有信任，教育怎么进行，怎么交流？所以这种质疑是合理的，当然这个事情还没有尝试就否定是不对的，大家的担心是对中国信用链条的担心。所以我觉得这种改革也是一种尝试。我对北大这个事情也有担心，在操作层面上能否做到透明，让社会有一个全面的了解，消除大家的质疑。
《中国教师》：如果这种招生考试方式能够推广到全国各高校，您认为应该怎么操作？
吴甡：这种改革不要站在一个学校的层面，要站在全国高考改革的层面。不过要面试这么多人，确实很难操作，很让人担心。这种改革应该是大学与基础教育的沟通，大学与中学、中学与小学，各阶段学校之间的沟通，要促进整体教育链的衔接。我曾跟多所高校招办主任聊过，大学应该加强与初高中基础教育的沟通，不要在那儿画地为牢。
我们可以从学生上初中开始就建立完善的学籍档案评定，把学籍档案建立得像成长简历一样，记录学生的各门成绩、兴趣爱好特长、参加过什么活动等各方面的内容。现在倒是有学籍档案，但大学都不看，因为这种学籍档案所有人都是一样的，没有实质性内容。所以我的建议是不仅是中小学衔接，更应该是“大中学”衔接，建立这种成长档案，对孩子的成长有一个详细的记录，也让大学招生考试时能够参照这种成长记录对学生有一个全面、真实的了解。
以前是“一考定终身”，现在是“一面定终身”。这种面试改革也会催生一些面试相关的产业，例如面试的培训机构等，大家也会加强自己的面试技巧。上一学期，我就在我们学校提出把期中、期末考试的笔试改成面试，让学生不用考笔试，通过面试来检验学习成果。所以这种面试也是促进高考改革和课改的积极因素。
（责任编辑：李德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