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绛县103名农民工讨要被拖欠的近13万元工资，一直没有结果。他们到运城市委反映时，运城市绛县副县长写下书面保证：三天之内解决，否则从县财政支出。然而，时隔一年有余，农民工工钱仍然没影。该副县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当时去做劝解工作，本来就是让农民工回绛县了事，“写承诺的事儿怎么能当真？”
　　得闻该副县长直白、“坦率”得近乎“残酷”的心语心言，恐怕很多人的心绪会咯噔一颤：这不明摆了是忽悠吗？彻头彻尾、如假包换的“卖拐”！还不止这么简单。“赵本山”们在小品或现实生活中的忽悠形式，多半仍停留在无良贪欲、“嘴皮刀把”的层次；可是到了这“县本山”这儿，忽悠之表现形式，已让人惊异和骇然得多。原因很简单，“县本山”与农民工们之间的身份、“名份”乃至社会角色的义务对应关系，要比“卖拐”闹剧中的买卖关系严肃、庄重和紧要得多：往小了说，双方是服务与被服务的“主客体”关系；往大了说，它应是权力向权利提供常效、积极制度保障的具体表现，是践行权为民所用理念的必由之径，是谦卑恭俭的行政之“仆”向社会主人尽职履责的基本行为要义。
　　除了感慨农民工兄弟的淳朴、单纯和殷殷之心，我们只能震撼于“县本山”的油滑与痞性，以及其言行举动所明白昭示的某种强大官场惰性和潜规则。在游走官场的“县本山”看来，可能从来没有什么必须履责尽忠的铁规定律，它的游走路线多半取决于利己主义或短期功利主义。
　　“写承诺的事儿怎么能当真？”着实是标本性的权力之谶。当它被以如此无知、无畏且无耻的方式抛向讨薪农民工和所有社会公众时，人们有理由声讨下去：对一个人民公仆而言，对公民的公开承诺又怎能、怎敢不当真？若其在最根本公务履责原则要义上，都是虚与委蛇、欺上瞒下，人们又有什么理由相信他在其他领域、时间段的行为“当真”、思想“当真”、道德“当真”？
　　期待政府官员践诺重行、惜恤民情，仅仅只是现代政治文明语境下的最低要求。遗憾的是，在现实中，它依然经常被虚置、被敷衍、被亵渎。我们甚至不知道，类似“县本山”们，终其仕途一生，有多少时候、有多少承诺是发乎于内当过真的？这样的类“县本山”一族，在我们的行政体系中又占有怎样的冗杂比例？又有没有一种能当真、能较真的刚性规则和制约铁律，可有效过滤和净化此类官员、官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