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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一生没做过亏心事,不会下地狱。
苏东坡是一个容易感伤的人,也是一个善于发现快乐的人。
当个人命运的悲剧浩大沉重地降临,他就用无数散碎而具体的快乐把它化于无形。
这是苏东坡一生最大的功力所在。
☆1☆
北宋的官场,比赣江十八滩更凶险。
就在过赣江十八滩时,苏东坡接到朝廷把他贬往惠州(今广东省惠州市)的新旨意。
苏东坡翻山越岭奔赴岭南的时候,他的老朋友章惇被任命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成为新宰相。
苏东坡曾戏称,章惇将来会杀人不眨眼,不过那时二人还是朋友。
后来的历史,完全验证了苏东坡的预言。
苏东坡到惠州后,章惇一心想除掉他,以免他有朝一日卷土重来。
由于宋太祖不得杀文臣的最高指示,章惇只能采取借刀杀人的老套路,于是派苏东坡的死敌程之才担任广南东路提刑,让苏东坡没有好日子过。苏东坡过得好了,他们便过不好。
☆2☆
无论怎样,生活还要继续。
苏东坡曾在给友人的信中称,不妨把自己当成一个一生都没有考得功名的惠州秀才,一辈子没有离开过岭南,亦无不可。
他依旧作诗,对生命中的残忍照单全收。
他虽年过六旬,却从来不曾放弃自己的梦想,更不会听亲友所劝,放弃自己最心爱的诗歌。
在他看来,丢掉诗歌,就等于丢掉了自己的灵魂,而正是灵魂的力量,才使人具有意志、智性和活力,尽管那些诗歌,曾经给他,并且仍将继续给他带来祸患。
此时,苏东坡写了一首名叫《纵笔》的诗,诗是这样写的:
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
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
这首诗,苏东坡说自己虽在病中,白发萧然,却在春日里,在藤床上安睡。
这般的潇洒从容,让他昔年的朋友、如今的政敌章惇大为光火:“苏东坡还过得这般快活吗?”朝廷上的那班政敌,显然是不愿意让苏东坡过得快活的。
他们决定痛打苏东坡这只“落水狗”,既然不能杀了苏东坡,那就让他生不如死吧。
公元1097年,来自朝廷的一纸诏书,又把苏东坡贬到更加荒远的琼州(今海南省),任昌化军安置,弟弟苏辙也被谪往雷州(今广东省雷州市)。
蘇东坡知道,自己终生不能回到中原了。
长子苏迈来送别时,苏东坡把后事一一交代清楚,如同永别。
那时的他,决定到了海南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自己确定墓地和制作棺材。
他哪里知道,在当时的海南,根本没有棺材这种东西,当地人只是在长条状的木头上凿出臼穴,人活着存稻米,人死了放尸体。
苏东坡孑然一身,只有最小的儿子苏过,抛妻别子,孤身相随。
年轻的苏过,过早地看透了人世的沧桑,这也让他的内心格外早熟。
他知道,父亲被一贬再贬,是因为父亲功高名重,从来不蝇营狗苟。
他知道,人是卑微的,但是父亲不愿因这卑微而放弃尊严,即使自然或命运向他提出苛刻的条件,他仍不愿以妥协来进行交易。
有这样一个父亲,他不仅没有丝毫责难,相反,他感到无限的荣光。
苏过在海南写下《志隐》一文,主张安贫乐道的精神。苏东坡看了以后,心有所感,说:“吾可以安于岛矣。”
苏东坡的命运,没有最低,只有更低。但是对人生的热情与勇气,是他应对噩运的撒手锏。
在儋州(今海南省儋州市),他除了写书、作诗,又开始酿酒。有诗有酒,他从冲突与悲情中解脱出来,内心有了一种节日般的喜悦。
☆3☆
公元1100年,宋徽宗即位,大赦天下,下旨将苏东坡徙往廉州(今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合浦县),将苏辙徙往岳州(今湖南省岳阳市)。
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渡海帖》就是苏轼在这个时候书写的。
那一次,苏东坡先去海南岛北端的澄迈寻找好友赵梦得,不巧赵梦得北行未归。他满心遗憾,写下一通尺牍,交给赵梦得的儿子,盼望能在渡海以后相见。
这幅《渡海帖》,被认为是苏东坡晚年的书迹代表,黄庭坚看到这幅字时,不禁赞叹:“沉着痛快。”
无论对于苏东坡,还是他之后任何一个被贬往海南的官员,横渡琼州海峡都将成为记忆中最深刻的一段旅程。
宋代不杀文官,那座大海中的孤岛,对宋代官员来说,几乎是最接近死亡的地带。因此,南渡与北归,往往成为羁束与自由的转折点。
越过南岭,经赣江入长江,船至真州(今江苏省仪征市)时,苏东坡跟米芾见了一面。
米芾把他珍藏的《草圣帖》和《谢安帖》交给苏东坡,请他写跋,那是六月初一。
两天后,苏东坡就瘴毒大作,猛泻不止。
到了常州(今江苏省常州市),苏东坡的旅程,就再也不能继续了。
七月里,常州久旱不雨,天气燥热,苏东坡病了几十日,到二十六日时,已到了弥留之际。
他对自己的三个儿子说:“吾生无恶,死必不坠。”
意思是,我这一生没做过亏心事,不会下地狱。
又说:“至时,慎毋哭泣,让我坦然化去。”
如同苏格拉底死前所说:“我要安静地离开人世,请忍耐、镇静。”
苏东坡病中,他在杭州时的旧友维琳方丈早已赶到他身边。此时,他在苏东坡耳边大声说:“端明宜勿忘西方!”
苏东坡气若游丝地答道:“西方不无,但个里着力不得!”
钱世雄也凑近他的耳畔大声说:“固先生平时履践至此,更须着力!”
苏东坡又答道:“着力即差!”
苏东坡的回答再次表明了他的人生观念:世间万事,皆应顺其自然;能否度至西方极乐世界,也要看缘分,不可强求。
他写文章,主张“随物赋形”,所谓“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他的人生观,也别无二致。
苏迈含泪上前询问后事,苏东坡没有做出任何回应,溘然而逝。
那一年,是公元1101年。
苏东坡的生命里没有失败,就像《老人与海》中圣地亚哥所说的一句话:“人不是为失败而生的,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给打败。”
(摘自《在故宫寻找苏东坡》)
苏东坡是一个容易感伤的人,也是一个善于发现快乐的人。
当个人命运的悲剧浩大沉重地降临,他就用无数散碎而具体的快乐把它化于无形。
这是苏东坡一生最大的功力所在。
☆1☆
北宋的官场,比赣江十八滩更凶险。
就在过赣江十八滩时,苏东坡接到朝廷把他贬往惠州(今广东省惠州市)的新旨意。
苏东坡翻山越岭奔赴岭南的时候,他的老朋友章惇被任命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成为新宰相。
苏东坡曾戏称,章惇将来会杀人不眨眼,不过那时二人还是朋友。
后来的历史,完全验证了苏东坡的预言。
苏东坡到惠州后,章惇一心想除掉他,以免他有朝一日卷土重来。
由于宋太祖不得杀文臣的最高指示,章惇只能采取借刀杀人的老套路,于是派苏东坡的死敌程之才担任广南东路提刑,让苏东坡没有好日子过。苏东坡过得好了,他们便过不好。
☆2☆
无论怎样,生活还要继续。
苏东坡曾在给友人的信中称,不妨把自己当成一个一生都没有考得功名的惠州秀才,一辈子没有离开过岭南,亦无不可。
他依旧作诗,对生命中的残忍照单全收。
他虽年过六旬,却从来不曾放弃自己的梦想,更不会听亲友所劝,放弃自己最心爱的诗歌。
在他看来,丢掉诗歌,就等于丢掉了自己的灵魂,而正是灵魂的力量,才使人具有意志、智性和活力,尽管那些诗歌,曾经给他,并且仍将继续给他带来祸患。
此时,苏东坡写了一首名叫《纵笔》的诗,诗是这样写的:
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
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
这首诗,苏东坡说自己虽在病中,白发萧然,却在春日里,在藤床上安睡。
这般的潇洒从容,让他昔年的朋友、如今的政敌章惇大为光火:“苏东坡还过得这般快活吗?”朝廷上的那班政敌,显然是不愿意让苏东坡过得快活的。
他们决定痛打苏东坡这只“落水狗”,既然不能杀了苏东坡,那就让他生不如死吧。
公元1097年,来自朝廷的一纸诏书,又把苏东坡贬到更加荒远的琼州(今海南省),任昌化军安置,弟弟苏辙也被谪往雷州(今广东省雷州市)。
蘇东坡知道,自己终生不能回到中原了。
长子苏迈来送别时,苏东坡把后事一一交代清楚,如同永别。
那时的他,决定到了海南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自己确定墓地和制作棺材。
他哪里知道,在当时的海南,根本没有棺材这种东西,当地人只是在长条状的木头上凿出臼穴,人活着存稻米,人死了放尸体。
苏东坡孑然一身,只有最小的儿子苏过,抛妻别子,孤身相随。
年轻的苏过,过早地看透了人世的沧桑,这也让他的内心格外早熟。
他知道,父亲被一贬再贬,是因为父亲功高名重,从来不蝇营狗苟。
他知道,人是卑微的,但是父亲不愿因这卑微而放弃尊严,即使自然或命运向他提出苛刻的条件,他仍不愿以妥协来进行交易。
有这样一个父亲,他不仅没有丝毫责难,相反,他感到无限的荣光。
苏过在海南写下《志隐》一文,主张安贫乐道的精神。苏东坡看了以后,心有所感,说:“吾可以安于岛矣。”
苏东坡的命运,没有最低,只有更低。但是对人生的热情与勇气,是他应对噩运的撒手锏。
在儋州(今海南省儋州市),他除了写书、作诗,又开始酿酒。有诗有酒,他从冲突与悲情中解脱出来,内心有了一种节日般的喜悦。
☆3☆
公元1100年,宋徽宗即位,大赦天下,下旨将苏东坡徙往廉州(今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合浦县),将苏辙徙往岳州(今湖南省岳阳市)。
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渡海帖》就是苏轼在这个时候书写的。
那一次,苏东坡先去海南岛北端的澄迈寻找好友赵梦得,不巧赵梦得北行未归。他满心遗憾,写下一通尺牍,交给赵梦得的儿子,盼望能在渡海以后相见。
这幅《渡海帖》,被认为是苏东坡晚年的书迹代表,黄庭坚看到这幅字时,不禁赞叹:“沉着痛快。”
无论对于苏东坡,还是他之后任何一个被贬往海南的官员,横渡琼州海峡都将成为记忆中最深刻的一段旅程。
宋代不杀文官,那座大海中的孤岛,对宋代官员来说,几乎是最接近死亡的地带。因此,南渡与北归,往往成为羁束与自由的转折点。
越过南岭,经赣江入长江,船至真州(今江苏省仪征市)时,苏东坡跟米芾见了一面。
米芾把他珍藏的《草圣帖》和《谢安帖》交给苏东坡,请他写跋,那是六月初一。
两天后,苏东坡就瘴毒大作,猛泻不止。
到了常州(今江苏省常州市),苏东坡的旅程,就再也不能继续了。
七月里,常州久旱不雨,天气燥热,苏东坡病了几十日,到二十六日时,已到了弥留之际。
他对自己的三个儿子说:“吾生无恶,死必不坠。”
意思是,我这一生没做过亏心事,不会下地狱。
又说:“至时,慎毋哭泣,让我坦然化去。”
如同苏格拉底死前所说:“我要安静地离开人世,请忍耐、镇静。”
苏东坡病中,他在杭州时的旧友维琳方丈早已赶到他身边。此时,他在苏东坡耳边大声说:“端明宜勿忘西方!”
苏东坡气若游丝地答道:“西方不无,但个里着力不得!”
钱世雄也凑近他的耳畔大声说:“固先生平时履践至此,更须着力!”
苏东坡又答道:“着力即差!”
苏东坡的回答再次表明了他的人生观念:世间万事,皆应顺其自然;能否度至西方极乐世界,也要看缘分,不可强求。
他写文章,主张“随物赋形”,所谓“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他的人生观,也别无二致。
苏迈含泪上前询问后事,苏东坡没有做出任何回应,溘然而逝。
那一年,是公元1101年。
苏东坡的生命里没有失败,就像《老人与海》中圣地亚哥所说的一句话:“人不是为失败而生的,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给打败。”
(摘自《在故宫寻找苏东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