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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全面认识西部农村劳动力向小城镇流转的难点,是正确引导和积极促进西部农村劳动力和非农产业有序向小城镇集聚的前提。文章结合农村劳动力流转的理论解析和西部地区的实际状况,揭示出由于西部小城镇自身发展能力的普遍脆弱、西部农村细碎化土地配置模式的束缚和流转信息获取机制的不完善这三大难点的阻滞,使得西部农村劳动力向小城镇流转正面临着小城镇拉力不足、农村推力不够和中间引导力不强的困境。文章最后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相关对策。
【关键词】西部 农村劳动力流转 小城镇 难点
自20世纪80年代早期“小城镇,大问题”的思想被提出后,小城镇引起人们的广泛重视。2010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明确指出:“要引导非农产业和农村人口有序向小城镇集聚。”小城镇处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它作为联系城乡的重要纽带,是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城乡一体化的重要载体,尤其是在大中城市分布零散、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我国西部地区。所以,在多向分流的前提下,西部农村劳动力向小城镇有序流转,无论对于繁荣本地市场和扩张小城镇经济,还是对于促进西部地区农村人力资本的积累和西部城乡良性互动发展,都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西部农村劳动力向小城镇流转的理论解析
马克思以及近代西方经济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农村劳动力流转问题进行过分析。马克思指出,农民真正的流动是以“劳动者和劳动实现条件的所有权之间的分离为前提”。这种分离促进了人口的自由迁移,也促进了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同时,这种分离既包含了农业雇佣工人的形成,也包括了农业雇佣工人以外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工业雇佣工人的转移过程。马克思旨在通过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来揭示资本主义的占有关系,但是,这同时也预示着只要农民不与土地结合,农民就会成为自由者,就可以流转到城镇非农产业之中。刘易斯(W.A.Lewis)基于二元经济学说指出,城市工业部门因具有较高的收入和工业资本的无限扩张性而能够源源不断地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拉尼斯和费景翰(G.Ranis&J.H.Fei)认为,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工业部门转移的基础。1969年,经济学家托达罗(M.P.Todaro)建立了人口流动模型,指出人口城乡迁移的动力是城乡预期收入的差距,预期的城乡收入差距由实际城乡收入差距和城市实现就业的机会或概率共同决定。另外,增长极理论指出,城镇嵌入性工业可以作为一个“推动性单位”(Propulsive Unit)或“增长极”(Growth Pole)而发挥对劳动力的蓄水池效应。20世纪90年代,克鲁格曼(Krugman)基于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的思想论证了工业生产活动空间演化的最终结果将是集聚,这种集聚导致制造业中心的形成,期间总伴随着劳动力要素由“外围”向“中心”的流动和转移。
上述理论为分析西部农村劳动力向当地小城镇流转奠定了基础。首先,西部小城镇作为联系西部城乡的重要纽带,与广袤的西部农村相比,小城镇区位条件比较突出,基础设施可以集中布局,是农村非农产业集聚发展的比较理想的场所,同时非农产业集聚使得小城镇成为当地农村地区的经济“增长极”或者是一个工业化的“中心”。因此,西部小城镇与当地农村在经济和环境等方面存在的落差成了农村劳动力向其流转的利益动力机制,这也是小城镇对农村劳动力向其流动的最关键拉力。其次,西部地区传统农业的改造总要伴随着农业由粗放式经营向集约化发展的过程,客观上要求大量农村劳动力要与土地完全脱离而有序向城镇第二、三产业流转,因此,对西部农村劳动力流转自由性的保障以及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便成为了西部农村劳动力向外流转的重要推力。再次,西部农村劳动力向当地小城镇就地流转,具有流转灵活性大,机会成本小的优势,同时有助于西部地区获得自身的“人口红利”,能够繁荣本地市场,扩张小城镇经济,辐射和带动乡村发展,以从根本上扭转西部小城镇“空壳化”和农村“空心化”的局面。
二、西部农村劳动力向当地小城镇流转的难点
1、西部小城镇发展能力普遍脆弱:小城镇拉力不足。截止2008年底,全国有小城镇(建制镇)19234个,西部地区有6805个,占全国小城镇总数的28.26%,这些西部小城镇中大多数人口规模有限,全镇总人口远远达不到5万人的规模。西部小城镇发展能力普遍脆弱。一方面,西部小城镇多数是在撤乡建镇的基础上产生,很少有工商业,大部分小城镇还停留在“日中为市”的定期赶集的形式上,而西部农村仅存的工业多是以资源开采的粗放式经营的乡镇企业,并且稀疏零散地分布在农村区域,很难集聚起来发展。加之西部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收入相对偏低,经济密度小(见表1),市场规模有限,内生的消费、投资需求驱动力不够。另一方面,西部内陆地区相对封闭,大中城市数量有限,而且分布零散,它们对小城镇的辐射效应较小,再加上受西部复杂的地理交通等因素的阻隔,这种辐射能力又进一步受到削弱。内生发展动力不足和外界辐射刺激有限的双方面影响致使西部小城镇的发展能力普遍脆弱,创造就业机会和增加居民收入的能力十分有限,存在着“小城镇缺乏增长点→不能实现产业聚集→不能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积蓄不住人口”的机制缺陷,集中表现为发展能力普遍脆弱的西部小城镇对农村劳动力的拉力严重不足,当地小城镇并非是大多数西部农村劳动力流动的首选。
2、西部农村细碎化土地配置模式的束缚:农村推力不够。我国西部地区辖12个省(区、市),总面积686.7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国土面积的71.5%,目前有人口约3.65亿,占全国人口总数的27.9%,这片区域幅员辽阔,资源丰富,民族众多,但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尤其是西部农村,土地贫瘠、生态脆弱、环境恶劣。在严峻的自然条件下,建立在家庭经营基础上的土地均分制度让土地使用权平均化,再加上明显的城乡二元结构和高度紧张的人地关系,使得西部地区农业生产呈现出狭小、分散、细碎化的特征。2008年底,除过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和内蒙古5省区外,西部其他7个省(区、直辖市)的人均耕地面积皆低于2.18亩这个全国平均水平,其中陕西为1.92亩/人,广西为1.37亩/人,贵州为1.09亩/人,四川为1.03亩/人。另外,西部农村平均每户常住人口为4.26人,明显高于我国其他区域(东部为3.87人,中部为4.05人),西部农户的平均耕地块数和农作物种数也相对较多。如此细碎化的土地资源配置导致很多西部农村劳动力表现出“农忙种地,农闲打工”的兼业化流动形式,这在一定程度制约了其合理分层与有序流转。另一方面,耕地面积太小太分散的西部农户迫于生计的压力,在单位面积上投入的劳动一般比较多,“内卷化”了西部农村劳动力。这种“兼业化”和“内卷化”的本质是土地平均承包机制下的西部细碎化土地配置模式对农村劳动力在土地上的束缚。同时,西部农户粗放式的农业家庭经营导致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较低,加之半自给自足条件下农业剩余产品不足,这决定了工业部门的扩张和对农业劳动力转移是在极低的速度下艰难地运行,西部农村对农村劳动力向外流转的推力不足。
3、流转信息获取机制不完善:中间引导力不强。市场经济条件下,信息获取的渠道以及对信息了解和掌握的程度,会影响市场参与者的行为选择。我国西部农村基础设施薄弱,农村信息长期的闭塞以及分散落后使得农村劳动力对信息发现与接收的意识不强,流动信息的获取渠道上相对单一。目前西部农村劳动力进城打工主要还是依靠传统的血缘、地缘人际关系网络等非正式渠道获取流动信息,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西部农村劳动力的流向选择。特别是近些年西部“民工潮”是由西部向东部涌动,由农村向大中城市流动而非当地小城镇,这种非当地小城镇的流转趋势下产生的非正式的信息获取与传输机制不利于引导西部农村劳动力向当地小城镇流转,政府在这方面的作用有待充分发挥。
三、解决西部农村劳动力向小城镇流转难点的对策
一方面,西部小城镇的拉力是决定农村劳动力是否向其流转的最核心因素,而培育和逐步增强西部小城镇的经济发展能力则是增加这种拉力的关键所在。发达地区经济的地理空间布局和脆弱经济区域发展的路径揭示,许多经济发展动力充足的区域出现了企业“扎堆”和集聚发展的现象,即企业集群。企业集群能够形成集聚经济,也即外部经济,包括可以共享生产条件和基础设施、有利于知识和专业技术以及创新的传播与扩散、可以形成比较高效的地方劳动力市场,能够吸引其他生产活动,增加就业机会和个人收入,集聚人口,扩大市场。所以,可以因地制宜地培育以小城镇企业集群为增长极的推动性单位,以从根本上增强西部小城镇的内生经济发展能力和对农村劳动力的拉力。另一方面,西部细碎化的土地资源配置模式的束缚和西部农村劳动力流转信息获取机制的不完善,使得流转中不仅推力不够和中间引导力不明显,而且阻力重重,这两个难点的根源在于制度设计的滞后和相关机制的缺乏,因此,要从土地自由流转制度、就业信息获取机制等方面进行创新,让创新的制度安排产生有效的激励作用,以对西部农村劳动力向当地小城镇有序流转产生积极的推动力和引导力。
1、因地制宜、循序渐进地培育西部小城镇企业集群。其一,整合本地资源,培育能够根植于小城镇地方网络的企业集群。因地制宜、循序渐进地支持和鼓励原有乡镇企业逐步向小城镇镇区集中,同时,结合内外部市场,整合西部地区的优势资源和文化,形成资源开发、农产品加工、商贸服务等多模式和特色化的西部小城镇企业集群体;注重发掘本地农业潜能,完善农产品加工行业,促进西部农产品的进一步商品化,以夯实小城镇企业集群的本地经济基础。其二,通过政府资金的投入来进一步改善西部小城镇的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状况。在完善小城镇硬性基础的同时,政府应不断增强行政服务能力,促进小城镇社会文化建设,优化小城镇投资软环境,形成小城镇企业集群体内部主体之间以及与外部既竞争又合作交流和积极参与创新的良好氛围。
2、通过制度创新和制度保障来促进西部农村劳动力有序向小城镇流转。第一,坚持施行并进一步完善农村土地自由流转制度,改造西部细碎化的土地配置和经营模式。积极鼓励有条件从业于非农产业的西部农民放弃自家土地的使用权以有偿转让给当地专业农户,促成小块土地的连块和散地最大可能的集中,尤其是在比较开阔的西部山谷河谷区域。同时建立健全土地流转立法制度。第二,立足西部小城镇建立完善的劳动力就业市场,鼓励就业中介机构的形成和行业协会的建立,拓宽农民工就业信息的获取渠道,正式和非正式就业获取机制相结合,探索政府主导、民间参与的农民技能培训机制,改善农民就业创业环境。第三,消除西部城乡户籍限制,降低落户小城镇的门槛,对已完全流转于当地小城镇的农村劳动力应给予“市民待遇”。进一步完善西部小城镇和西部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探索出可有效覆盖其乡村和城镇间流动人口的医疗保障和失业保障机制。
(注:本文属教育部规划课题“城镇化进程中西部农民的流向研究(项目编号:06JA790093)”;广西硕士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西部地区返乡农民工创业环境识别与优化研究(项目编号:105930904017)”。)
【参考文献】
[1] 国风:中国农村工业化和劳动力转移的道路选择:论我国的小城镇建设[J].管理世界,1998(6).
[2] 李泉:西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实现途径:在城乡关系的视野下[J].理论探索,2007(5).
[3] 崔占峰:马克思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思想研究[J].经济问题,2007(12).
[4] M.P.Todaro:A model of Labor migration and urban unemployment in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69(59).
[5] Krugman P: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Geography[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1(99).
[6] 庄晋财:西部地区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及其安置模式研究[J].经济问题探索,2003(9).
[7] 李富田:西部农民流向小城镇问题研究[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西部论坛),2004(5).
[8] 张沛等:中国城镇化的理论与实践——西部地区发展研究与探索[M].东南大学出版社,2009.
[9] 丁如曦、李富田、卢黎霞:城镇化进程中西部农民的流向分析——甘肃平南镇、社棠镇调查[J].统计教育,2008(7).
【关键词】西部 农村劳动力流转 小城镇 难点
自20世纪80年代早期“小城镇,大问题”的思想被提出后,小城镇引起人们的广泛重视。2010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明确指出:“要引导非农产业和农村人口有序向小城镇集聚。”小城镇处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它作为联系城乡的重要纽带,是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城乡一体化的重要载体,尤其是在大中城市分布零散、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我国西部地区。所以,在多向分流的前提下,西部农村劳动力向小城镇有序流转,无论对于繁荣本地市场和扩张小城镇经济,还是对于促进西部地区农村人力资本的积累和西部城乡良性互动发展,都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西部农村劳动力向小城镇流转的理论解析
马克思以及近代西方经济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农村劳动力流转问题进行过分析。马克思指出,农民真正的流动是以“劳动者和劳动实现条件的所有权之间的分离为前提”。这种分离促进了人口的自由迁移,也促进了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同时,这种分离既包含了农业雇佣工人的形成,也包括了农业雇佣工人以外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工业雇佣工人的转移过程。马克思旨在通过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来揭示资本主义的占有关系,但是,这同时也预示着只要农民不与土地结合,农民就会成为自由者,就可以流转到城镇非农产业之中。刘易斯(W.A.Lewis)基于二元经济学说指出,城市工业部门因具有较高的收入和工业资本的无限扩张性而能够源源不断地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拉尼斯和费景翰(G.Ranis&J.H.Fei)认为,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工业部门转移的基础。1969年,经济学家托达罗(M.P.Todaro)建立了人口流动模型,指出人口城乡迁移的动力是城乡预期收入的差距,预期的城乡收入差距由实际城乡收入差距和城市实现就业的机会或概率共同决定。另外,增长极理论指出,城镇嵌入性工业可以作为一个“推动性单位”(Propulsive Unit)或“增长极”(Growth Pole)而发挥对劳动力的蓄水池效应。20世纪90年代,克鲁格曼(Krugman)基于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的思想论证了工业生产活动空间演化的最终结果将是集聚,这种集聚导致制造业中心的形成,期间总伴随着劳动力要素由“外围”向“中心”的流动和转移。
上述理论为分析西部农村劳动力向当地小城镇流转奠定了基础。首先,西部小城镇作为联系西部城乡的重要纽带,与广袤的西部农村相比,小城镇区位条件比较突出,基础设施可以集中布局,是农村非农产业集聚发展的比较理想的场所,同时非农产业集聚使得小城镇成为当地农村地区的经济“增长极”或者是一个工业化的“中心”。因此,西部小城镇与当地农村在经济和环境等方面存在的落差成了农村劳动力向其流转的利益动力机制,这也是小城镇对农村劳动力向其流动的最关键拉力。其次,西部地区传统农业的改造总要伴随着农业由粗放式经营向集约化发展的过程,客观上要求大量农村劳动力要与土地完全脱离而有序向城镇第二、三产业流转,因此,对西部农村劳动力流转自由性的保障以及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便成为了西部农村劳动力向外流转的重要推力。再次,西部农村劳动力向当地小城镇就地流转,具有流转灵活性大,机会成本小的优势,同时有助于西部地区获得自身的“人口红利”,能够繁荣本地市场,扩张小城镇经济,辐射和带动乡村发展,以从根本上扭转西部小城镇“空壳化”和农村“空心化”的局面。
二、西部农村劳动力向当地小城镇流转的难点
1、西部小城镇发展能力普遍脆弱:小城镇拉力不足。截止2008年底,全国有小城镇(建制镇)19234个,西部地区有6805个,占全国小城镇总数的28.26%,这些西部小城镇中大多数人口规模有限,全镇总人口远远达不到5万人的规模。西部小城镇发展能力普遍脆弱。一方面,西部小城镇多数是在撤乡建镇的基础上产生,很少有工商业,大部分小城镇还停留在“日中为市”的定期赶集的形式上,而西部农村仅存的工业多是以资源开采的粗放式经营的乡镇企业,并且稀疏零散地分布在农村区域,很难集聚起来发展。加之西部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收入相对偏低,经济密度小(见表1),市场规模有限,内生的消费、投资需求驱动力不够。另一方面,西部内陆地区相对封闭,大中城市数量有限,而且分布零散,它们对小城镇的辐射效应较小,再加上受西部复杂的地理交通等因素的阻隔,这种辐射能力又进一步受到削弱。内生发展动力不足和外界辐射刺激有限的双方面影响致使西部小城镇的发展能力普遍脆弱,创造就业机会和增加居民收入的能力十分有限,存在着“小城镇缺乏增长点→不能实现产业聚集→不能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积蓄不住人口”的机制缺陷,集中表现为发展能力普遍脆弱的西部小城镇对农村劳动力的拉力严重不足,当地小城镇并非是大多数西部农村劳动力流动的首选。
2、西部农村细碎化土地配置模式的束缚:农村推力不够。我国西部地区辖12个省(区、市),总面积686.7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国土面积的71.5%,目前有人口约3.65亿,占全国人口总数的27.9%,这片区域幅员辽阔,资源丰富,民族众多,但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尤其是西部农村,土地贫瘠、生态脆弱、环境恶劣。在严峻的自然条件下,建立在家庭经营基础上的土地均分制度让土地使用权平均化,再加上明显的城乡二元结构和高度紧张的人地关系,使得西部地区农业生产呈现出狭小、分散、细碎化的特征。2008年底,除过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和内蒙古5省区外,西部其他7个省(区、直辖市)的人均耕地面积皆低于2.18亩这个全国平均水平,其中陕西为1.92亩/人,广西为1.37亩/人,贵州为1.09亩/人,四川为1.03亩/人。另外,西部农村平均每户常住人口为4.26人,明显高于我国其他区域(东部为3.87人,中部为4.05人),西部农户的平均耕地块数和农作物种数也相对较多。如此细碎化的土地资源配置导致很多西部农村劳动力表现出“农忙种地,农闲打工”的兼业化流动形式,这在一定程度制约了其合理分层与有序流转。另一方面,耕地面积太小太分散的西部农户迫于生计的压力,在单位面积上投入的劳动一般比较多,“内卷化”了西部农村劳动力。这种“兼业化”和“内卷化”的本质是土地平均承包机制下的西部细碎化土地配置模式对农村劳动力在土地上的束缚。同时,西部农户粗放式的农业家庭经营导致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较低,加之半自给自足条件下农业剩余产品不足,这决定了工业部门的扩张和对农业劳动力转移是在极低的速度下艰难地运行,西部农村对农村劳动力向外流转的推力不足。
3、流转信息获取机制不完善:中间引导力不强。市场经济条件下,信息获取的渠道以及对信息了解和掌握的程度,会影响市场参与者的行为选择。我国西部农村基础设施薄弱,农村信息长期的闭塞以及分散落后使得农村劳动力对信息发现与接收的意识不强,流动信息的获取渠道上相对单一。目前西部农村劳动力进城打工主要还是依靠传统的血缘、地缘人际关系网络等非正式渠道获取流动信息,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西部农村劳动力的流向选择。特别是近些年西部“民工潮”是由西部向东部涌动,由农村向大中城市流动而非当地小城镇,这种非当地小城镇的流转趋势下产生的非正式的信息获取与传输机制不利于引导西部农村劳动力向当地小城镇流转,政府在这方面的作用有待充分发挥。
三、解决西部农村劳动力向小城镇流转难点的对策
一方面,西部小城镇的拉力是决定农村劳动力是否向其流转的最核心因素,而培育和逐步增强西部小城镇的经济发展能力则是增加这种拉力的关键所在。发达地区经济的地理空间布局和脆弱经济区域发展的路径揭示,许多经济发展动力充足的区域出现了企业“扎堆”和集聚发展的现象,即企业集群。企业集群能够形成集聚经济,也即外部经济,包括可以共享生产条件和基础设施、有利于知识和专业技术以及创新的传播与扩散、可以形成比较高效的地方劳动力市场,能够吸引其他生产活动,增加就业机会和个人收入,集聚人口,扩大市场。所以,可以因地制宜地培育以小城镇企业集群为增长极的推动性单位,以从根本上增强西部小城镇的内生经济发展能力和对农村劳动力的拉力。另一方面,西部细碎化的土地资源配置模式的束缚和西部农村劳动力流转信息获取机制的不完善,使得流转中不仅推力不够和中间引导力不明显,而且阻力重重,这两个难点的根源在于制度设计的滞后和相关机制的缺乏,因此,要从土地自由流转制度、就业信息获取机制等方面进行创新,让创新的制度安排产生有效的激励作用,以对西部农村劳动力向当地小城镇有序流转产生积极的推动力和引导力。
1、因地制宜、循序渐进地培育西部小城镇企业集群。其一,整合本地资源,培育能够根植于小城镇地方网络的企业集群。因地制宜、循序渐进地支持和鼓励原有乡镇企业逐步向小城镇镇区集中,同时,结合内外部市场,整合西部地区的优势资源和文化,形成资源开发、农产品加工、商贸服务等多模式和特色化的西部小城镇企业集群体;注重发掘本地农业潜能,完善农产品加工行业,促进西部农产品的进一步商品化,以夯实小城镇企业集群的本地经济基础。其二,通过政府资金的投入来进一步改善西部小城镇的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状况。在完善小城镇硬性基础的同时,政府应不断增强行政服务能力,促进小城镇社会文化建设,优化小城镇投资软环境,形成小城镇企业集群体内部主体之间以及与外部既竞争又合作交流和积极参与创新的良好氛围。
2、通过制度创新和制度保障来促进西部农村劳动力有序向小城镇流转。第一,坚持施行并进一步完善农村土地自由流转制度,改造西部细碎化的土地配置和经营模式。积极鼓励有条件从业于非农产业的西部农民放弃自家土地的使用权以有偿转让给当地专业农户,促成小块土地的连块和散地最大可能的集中,尤其是在比较开阔的西部山谷河谷区域。同时建立健全土地流转立法制度。第二,立足西部小城镇建立完善的劳动力就业市场,鼓励就业中介机构的形成和行业协会的建立,拓宽农民工就业信息的获取渠道,正式和非正式就业获取机制相结合,探索政府主导、民间参与的农民技能培训机制,改善农民就业创业环境。第三,消除西部城乡户籍限制,降低落户小城镇的门槛,对已完全流转于当地小城镇的农村劳动力应给予“市民待遇”。进一步完善西部小城镇和西部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探索出可有效覆盖其乡村和城镇间流动人口的医疗保障和失业保障机制。
(注:本文属教育部规划课题“城镇化进程中西部农民的流向研究(项目编号:06JA790093)”;广西硕士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西部地区返乡农民工创业环境识别与优化研究(项目编号:105930904017)”。)
【参考文献】
[1] 国风:中国农村工业化和劳动力转移的道路选择:论我国的小城镇建设[J].管理世界,1998(6).
[2] 李泉:西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实现途径:在城乡关系的视野下[J].理论探索,2007(5).
[3] 崔占峰:马克思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思想研究[J].经济问题,2007(12).
[4] M.P.Todaro:A model of Labor migration and urban unemployment in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69(59).
[5] Krugman P: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Geography[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1(99).
[6] 庄晋财:西部地区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及其安置模式研究[J].经济问题探索,20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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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丁如曦、李富田、卢黎霞:城镇化进程中西部农民的流向分析——甘肃平南镇、社棠镇调查[J].统计教育,200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