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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好比一条路，人生好比一堂课，人生好比一首歌，路怎么走，课怎么上，歌怎么唱，关键在于你信奉什么样的理想信念。
——傅庚辰
傅庚辰，满族，1935年11月出生，黑龙江双城人。1950年，在东北人民艺术剧院歌舞团乐队工作。1953年参加了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东北分团，赴朝鲜慰问，并荣立三等功以及志愿军西海指挥部荣誉奖状。1954年被送到东北音乐专科学院（现沈阳音乐学院）作曲系学习。1957年毕业后，分配至志愿军文工团当创作员，开始了他的创作活动。1961年调入八一厂作曲组。1983年任总政歌舞团团长，1989年后任解放军艺术学院副院长、院长兼党委书记。1993年当选全国政协委员，第八、九、十届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1999年当选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现为中国音协名誉主席、中国文联荣誉委员、联合国世界音理会终身荣誉会员、中俄友好协会顾问。
作曲家里的将军不多，将军里的作曲家更少，而在我们共和国将军方阵里就有一位著名的军旅作曲家，他就是傅庚辰。
2010年4月7日晚上，中央电视台《艺术人生》栏目播出了《头已白，歌未老——傅庚辰专辑》。坐在电视机前，看着这期节目，听着节目中穿插的那些傅庚辰创作的优美旋律，笔者心中感慨万端。
在与主持人的交谈中，傅庚辰道出了他对音乐的理解：“音乐的本质是什么？音乐的本质是美，是美育。音乐就是要给人以鼓舞，给人以力量，给人以欢乐，给人以陶冶，给人以美的享受……”
从他的《傅庚辰谈音乐》、《难忘的五年》等著作和《理想之歌》、《请不要忘记他们》、《我和乔木同志的交往》等文章中可以看出：傅庚辰是新中国红色音乐的亲历者、见证人，从某一方面来说，他的个人艺术经历就是新中国音乐的一个缩影。而他的“诚挚于人生，执着于事业，忠诚于理想！”的座右铭不仅仅是他个人经历的反应，也使今天的年轻人从中感受到‘红歌’永恒的艺术魅力。
诚挚于人生
歌唱家李双江曾这样谈及傅庚辰：“他经历过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自卫反击战，是从炮火中滚出来的作曲家，因此他对部队的情感，对祖国的情感，对人民的情感，对战士的情感都有一份真诚在里面。”
傅庚辰出生在哈尔滨市的双城。“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傅庚辰身上有着黑龙江人豪爽、大气、朴实和善良的普遍特征。当然，在他身上，还有一个黑土地人很显著的特点，那就是真诚！
说起家乡，傅庚辰说自己12岁告别故乡，这些年曾回去过几次。“每一次回去，感觉都不一样，或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乡情越来越浓重吧！况且，故乡是我艺术的起点！”
1948年3月，早已加入松江鲁艺工作团的家姐领着12岁的傅庚辰到东北音乐工作团报考。
“东北音乐工作团的骨干都是从延安来的老文艺工作者。团长是原来延安鲁艺的音乐系主任吕骥同志，副团长是后来为《白毛女》作曲的瞿维同志。他们大多是红军和抗战初期的干部，我受到了他们的熏陶和影响。在那里，虽然生活艰苦，但很快乐。”后来，傅庚辰曾多次回忆影响自己的东北音乐工作团。
对于当时的艰苦条件，傅庚辰至今记忆犹新：“那个时候，春节过后的哈尔滨仍然是天寒地冻，特别冷。我们睡的床上没有褥子，只能睡在草垫子上。而配发的口粮也不足量。好在我们开垦出一块菜地，来‘自我解决’。当时每隔十来天吃上一顿白米饭和土豆烧肉，就是很让人期待的生活改善啦！”
生活苦是苦，可是傅庚辰说，至今他都觉得那是人生当中特别快乐的一段时光。在那里，他找到了人生的方向，找到了一种可以为之奋斗一辈子的信仰。
“辽沈战役胜利后，也就是1948年11月间吧，我们工作团迁至沈阳，与东北鲁艺文工一团、二团、三团、四团合并成立了东北鲁迅文艺学院，我进了学院音乐部音乐系少年班学习，开始学习小提琴。”
1950年4月从东北鲁艺毕业后，他进了东北文工团的少年艺术队。在这里，傅庚辰创作了他艺术人生中的第一个作品《秧歌舞曲》。虽然这支《秧歌舞曲》改编自东北民歌《句句双》，但那一年傅庚辰才刚刚14岁。
这支曲调欢快的《秧歌舞曲》一经电台播放，就广受群众欢迎。
1958年, 还不满23岁的傅庚辰正在朝鲜战场上为歌舞剧《志愿军战歌》序幕诗作曲。当时他是志愿军文工团的创作员，而这首诗正是出于郭沫若之手。这也是他为老一辈革命家诗词谱曲的开始。
而最让傅庚辰难以忘怀的，就是他为周恩来诗作谱曲的往事。
“我有幸两次见过周总理，一次是1958年的2月，地点是朝鲜。”傅庚辰满含深情地说。
原来当时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来到朝鲜，傅庚辰所在的文工团为此专门组织了一场晚会。
“前半场是歌舞，后半场是京剧。当上半场的最后一个舞蹈《高地相逢》结束时，周恩来和同团来的陈毅、张闻天、粟裕还有乔晓光同志一起上台接见演员。没想到周总理上台之后，顺手拿起了演出用的那面胜利的红旗左右舞动起来，这时候，舞蹈演员竟随着周总理舞动的红旗配合着翻起跟头来，这下好了，全场上下顿时热闹起来，大家为眼前的这一幕精彩的场面鼓起掌来。演员们也更加高兴了，当时大家的年龄都不大，高兴之余竟然把周恩来总理和朝方的领导人分别抬了起来，被抬起来的周恩来依然挥舞着红旗，那个场面真是太精彩热烈了……”五十多年后的今天，傅庚辰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还是难抑心中的激动。
“第二次就是志愿军回国的时候。1958年的10月25日，当我们回到北京的时候，周恩来总理、陈毅元帅等在火车站站台上迎接志愿军归国代表团。当晚周恩来总理还在北京饭店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宴会……两次见到总理，印象都十分深刻！” 或许正是这两次难忘的经历才促使傅庚辰产生了为周恩来诗词谱曲的想法。
傅庚辰经过不懈努力，终于在历史博物馆看到了周恩来青年时代一首诗《大江歌罢掉头东》，又几经努力，找到周恩来当年的同学张鸿鹄，请他详细讲解周恩来这首诗创作的时代背景等，这样，他对这首诗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当我了解背景后，再一次朗读这首诗，仿佛看见了一个青春但坚毅的形象，站在巨浪汹涌的江边，眺望着远方，而那正是祖国的未来……” 经过傅庚辰的努力，《大江歌罢掉头东》终于成为一首脍炙人口的交响乐作品。 应该说这个成功不是偶然的，除了他完全融入到了作者的情感世界里，还有他对事业的執着追求。
执着于事业
可以这样说，音乐几乎就是傅庚辰生活的全部。
1957年9月，傅庚辰从沈阳音乐学院毕业。1961年4月，傅庚辰被调入了八一电影制片厂，圆了一直想搞电影音乐创作的梦，那年他25岁。
于是，从1961年至1983年，整整22年，他一头扎进了电影厂，把人生最美好的那段时光献给了军事电影事业。他创作的数十部影视音乐和数百首歌曲，每一个音符都印记着他艺术青春焕发的异彩和日趋成熟的足迹。
1964年初，傅庚辰接受了为故事片《雷锋》创作音乐的任务。他打起背包来到沈阳军区“雷锋班”与战士同吃同住同训练，并深入采访了雷锋生前的战友及驻地群众，创作了 “雷锋，我们的战友，我们亲爱的弟兄” 那首传唱了几代人的作品。
而一首《红星照我去战斗》也成为几代人耳熟能详和十分喜爱的音乐作品。傅庚辰的名字也由此为人们所熟知。
电影《闪闪的红星》的音乐创作于1973年。当傅庚辰接到为电影《闪闪的红星》作曲的任务时，文学剧本已是第四稿，上面已经有了写好的主题歌歌词。但是，他认为这些歌词并不理想，建议作者重写，结果还是不满意。剧作家非常谦虚，表示对歌词创作不熟悉，建议改请词作家。
“当时词作家邬大为和魏宝贵正在北京编写《战地新歌》。经过组织出面联系，我带着剧本找到他们，并提出几点要求。没想到，几天之后他们就把歌词写好了。”对于那时候大家的工作热情，傅庚辰感慨万千。
他带着歌词坐上火车从北京赶往上饶，又从上饶坐7个小时的公共汽车赶往景德镇。一路上，他一言不发，集中精力构思《红星歌》。到达目的地景德镇鹅湖的时候，《红星歌》的曲已经在他的心里谱成。
从10月29日到11月14日，在短短半个月的时间里，傅庚辰每天夜以继日地工作写完了剧本中所有的歌曲，配上了合唱，增写了《红星照我去战斗》，并完成了全部乐队伴奏总谱。这些歌曲经摄制组全体讨论获得通过，回到北京后准备开始录制。就在这时，傅庚辰却在音乐组一次开会的办公室里发现了《闪闪的红星》文学剧本的第三稿。
其中有一首歌词写道：“夜半三更盼天明，寒冬腊月盼春风，若要盼得亲人回，岭上开遍映山红。”在“四人帮”实行文化专制的時代这几句话让傅庚辰怦然心动。音乐组的其他同志也认为这首歌词好，鼓励他换词。但前几首歌已由摄制组讨论通过，总谱也已完成，花费了很多心血，马上就要开始录音，从头新写能否超过从前？傅庚辰思想斗争很激烈。
但是经过深入分析，他认为：冬子妈唱歌的时候，她还不是共产党员，红军到了什么地方，何时回来，她也不知道。她是凭着信念，相信革命一定会胜利，红军一定会回来的。所以，在白色恐怖气氛下，在夜半三更，在山中一个茅屋里，当她的儿子问她，爸爸和红军什么时候回来时，她从心里发出了向往的歌声“夜半三更盼天明……”是合乎此情此景下人物的思想感情的。
“所以，我舍掉了《手捧红星盼红军》（一）、（二）和《热血迎来红旗飘》，改写《映山红》（一）、（二），并把歌词中的‘若要盼得亲人回’改成了‘若要盼得红军来’”。
影片上映以后，在一次座谈会上，有人向傅庚辰提问：“你为什么要写《映山红》这样的歌曲，你就没有什么顾虑吗？”当时还是“文革”年代。傅庚辰回答道：“不是别人，正是毛主席本人在《矛盾论》里所说‘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矛盾的对立统一，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快与慢、激与抒、张与弛、动与静都是事物的发展规律，生活是这样，艺术也是这样，因此艺术不能只有战斗性而没有抒情性，所以我写了《映山红》。”
这充满哲理的回答也从侧面反映了傅庚辰对艺术、对事业的执着追求。
有一次在云南前线，傅庚辰带着一个7人演出小组要去最前沿阵地慰问。途中必经敌人炮火封锁区，生命随时面临威胁。但傅庚辰坦然向其他同志交待了出现种种情况后应该处理的工作，然后义无反顾地登上了第一台车……
忠诚于理想
几十年的风雨人生路，虽说岗位多变，可傅庚辰“与时代同呼吸，与人民共命运”的理想信念却一直没有改变。
1983年，任八一电影制片厂音乐组组长的傅庚辰，突然被组织上的一纸调令调任总政歌舞团团长。这对一直从事艺术创作而没有管理工作经验的傅庚辰来说，确实是个转折和挑战！但“不做则已，做就要做好”是傅庚辰一贯的追求，对艺术如此，对其它的工作也是如此。从此，傅庚辰开始投入到艺术管理工作中，他为此付出了极大的心血。
“那时候忽然换了岗位，觉得很多问题自己也不是很明白，需要不断学习，确实对学习有一种‘如饥似渴’的态度。”傅庚辰回忆说。
三年后，傅庚辰出人意料地给上级打报告，恳切要求免去他的团长职务，而换取的仅是去国防大学进修半年的机会。这在同志们看来是很难理解的，毕竟这辞职深造等于是为学习而“弃官”啊！。
那半年，傅庚辰夜以继日地阅读学习，写下了十大本的学习笔记，得到时任校长张震的赞赏。进修期满，成绩优秀的傅庚辰却因苦读过度引发眼疾而住院月余。说到这件事，傅庚辰说十分值得，因为“参加工作有这样的学习机会，是很难得的，也是自己十分珍惜的，所以半年的学习效果很好！”
1989年以后，傅庚辰先后出任解放军艺术学院副院长、院长兼党委书记。1990年他又晋升为少将，从此步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军的行列，也成为少有的将军作曲家。
说到理想，傅庚辰谈到了现在深受大家喜欢的红歌：“什么是红歌？我认为，红歌就是红色历史的歌，是人民解放的歌，是光荣传统的歌，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歌，是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歌声。这些红歌中一脉相承的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崇高的理想信念和人生追求。”
这位拥有60余部影视音乐、10部管弦乐、5部歌舞剧和700余首歌曲的著名将军作曲家，作品几乎都是红歌。在中宣部选入的100部爱国主义影片中，就有由他作曲的四部电影《风雨下钟山》、《雷锋》、《地道战》和《闪闪的红星》。
在傅庚辰家的客厅里，挂着原国务院副总理、开国上将张爱萍书赠的一幅书法作品“中华腾飞势更遒”，字写得洒脱大气、自成一体。而这七个字也是傅庚辰从事艺术创作60多年所追求的理想。
胡乔木曾这样评价傅庚辰:“傅庚辰，我是为我的理想而奋斗的!”这句话让他久久难以忘怀，而依然在红歌优美旋律中忙碌的傅庚辰，也是一直在为自己的理想奋斗着！□
（作者单位：国际周恩来研究会）
责任编辑：褚永慧
——傅庚辰
傅庚辰，满族，1935年11月出生，黑龙江双城人。1950年，在东北人民艺术剧院歌舞团乐队工作。1953年参加了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东北分团，赴朝鲜慰问，并荣立三等功以及志愿军西海指挥部荣誉奖状。1954年被送到东北音乐专科学院（现沈阳音乐学院）作曲系学习。1957年毕业后，分配至志愿军文工团当创作员，开始了他的创作活动。1961年调入八一厂作曲组。1983年任总政歌舞团团长，1989年后任解放军艺术学院副院长、院长兼党委书记。1993年当选全国政协委员，第八、九、十届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1999年当选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现为中国音协名誉主席、中国文联荣誉委员、联合国世界音理会终身荣誉会员、中俄友好协会顾问。
作曲家里的将军不多，将军里的作曲家更少，而在我们共和国将军方阵里就有一位著名的军旅作曲家，他就是傅庚辰。
2010年4月7日晚上，中央电视台《艺术人生》栏目播出了《头已白，歌未老——傅庚辰专辑》。坐在电视机前，看着这期节目，听着节目中穿插的那些傅庚辰创作的优美旋律，笔者心中感慨万端。
在与主持人的交谈中，傅庚辰道出了他对音乐的理解：“音乐的本质是什么？音乐的本质是美，是美育。音乐就是要给人以鼓舞，给人以力量，给人以欢乐，给人以陶冶，给人以美的享受……”
从他的《傅庚辰谈音乐》、《难忘的五年》等著作和《理想之歌》、《请不要忘记他们》、《我和乔木同志的交往》等文章中可以看出：傅庚辰是新中国红色音乐的亲历者、见证人，从某一方面来说，他的个人艺术经历就是新中国音乐的一个缩影。而他的“诚挚于人生，执着于事业，忠诚于理想！”的座右铭不仅仅是他个人经历的反应，也使今天的年轻人从中感受到‘红歌’永恒的艺术魅力。
诚挚于人生
歌唱家李双江曾这样谈及傅庚辰：“他经历过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自卫反击战，是从炮火中滚出来的作曲家，因此他对部队的情感，对祖国的情感，对人民的情感，对战士的情感都有一份真诚在里面。”
傅庚辰出生在哈尔滨市的双城。“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傅庚辰身上有着黑龙江人豪爽、大气、朴实和善良的普遍特征。当然，在他身上，还有一个黑土地人很显著的特点，那就是真诚！
说起家乡，傅庚辰说自己12岁告别故乡，这些年曾回去过几次。“每一次回去，感觉都不一样，或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乡情越来越浓重吧！况且，故乡是我艺术的起点！”
1948年3月，早已加入松江鲁艺工作团的家姐领着12岁的傅庚辰到东北音乐工作团报考。
“东北音乐工作团的骨干都是从延安来的老文艺工作者。团长是原来延安鲁艺的音乐系主任吕骥同志，副团长是后来为《白毛女》作曲的瞿维同志。他们大多是红军和抗战初期的干部，我受到了他们的熏陶和影响。在那里，虽然生活艰苦，但很快乐。”后来，傅庚辰曾多次回忆影响自己的东北音乐工作团。
对于当时的艰苦条件，傅庚辰至今记忆犹新：“那个时候，春节过后的哈尔滨仍然是天寒地冻，特别冷。我们睡的床上没有褥子，只能睡在草垫子上。而配发的口粮也不足量。好在我们开垦出一块菜地，来‘自我解决’。当时每隔十来天吃上一顿白米饭和土豆烧肉，就是很让人期待的生活改善啦！”
生活苦是苦，可是傅庚辰说，至今他都觉得那是人生当中特别快乐的一段时光。在那里，他找到了人生的方向，找到了一种可以为之奋斗一辈子的信仰。
“辽沈战役胜利后，也就是1948年11月间吧，我们工作团迁至沈阳，与东北鲁艺文工一团、二团、三团、四团合并成立了东北鲁迅文艺学院，我进了学院音乐部音乐系少年班学习，开始学习小提琴。”
1950年4月从东北鲁艺毕业后，他进了东北文工团的少年艺术队。在这里，傅庚辰创作了他艺术人生中的第一个作品《秧歌舞曲》。虽然这支《秧歌舞曲》改编自东北民歌《句句双》，但那一年傅庚辰才刚刚14岁。
这支曲调欢快的《秧歌舞曲》一经电台播放，就广受群众欢迎。
1958年, 还不满23岁的傅庚辰正在朝鲜战场上为歌舞剧《志愿军战歌》序幕诗作曲。当时他是志愿军文工团的创作员，而这首诗正是出于郭沫若之手。这也是他为老一辈革命家诗词谱曲的开始。
而最让傅庚辰难以忘怀的，就是他为周恩来诗作谱曲的往事。
“我有幸两次见过周总理，一次是1958年的2月，地点是朝鲜。”傅庚辰满含深情地说。
原来当时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来到朝鲜，傅庚辰所在的文工团为此专门组织了一场晚会。
“前半场是歌舞，后半场是京剧。当上半场的最后一个舞蹈《高地相逢》结束时，周恩来和同团来的陈毅、张闻天、粟裕还有乔晓光同志一起上台接见演员。没想到周总理上台之后，顺手拿起了演出用的那面胜利的红旗左右舞动起来，这时候，舞蹈演员竟随着周总理舞动的红旗配合着翻起跟头来，这下好了，全场上下顿时热闹起来，大家为眼前的这一幕精彩的场面鼓起掌来。演员们也更加高兴了，当时大家的年龄都不大，高兴之余竟然把周恩来总理和朝方的领导人分别抬了起来，被抬起来的周恩来依然挥舞着红旗，那个场面真是太精彩热烈了……”五十多年后的今天，傅庚辰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还是难抑心中的激动。
“第二次就是志愿军回国的时候。1958年的10月25日，当我们回到北京的时候，周恩来总理、陈毅元帅等在火车站站台上迎接志愿军归国代表团。当晚周恩来总理还在北京饭店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宴会……两次见到总理，印象都十分深刻！” 或许正是这两次难忘的经历才促使傅庚辰产生了为周恩来诗词谱曲的想法。
傅庚辰经过不懈努力，终于在历史博物馆看到了周恩来青年时代一首诗《大江歌罢掉头东》，又几经努力，找到周恩来当年的同学张鸿鹄，请他详细讲解周恩来这首诗创作的时代背景等，这样，他对这首诗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当我了解背景后，再一次朗读这首诗，仿佛看见了一个青春但坚毅的形象，站在巨浪汹涌的江边，眺望着远方，而那正是祖国的未来……” 经过傅庚辰的努力，《大江歌罢掉头东》终于成为一首脍炙人口的交响乐作品。 应该说这个成功不是偶然的，除了他完全融入到了作者的情感世界里，还有他对事业的執着追求。
执着于事业
可以这样说，音乐几乎就是傅庚辰生活的全部。
1957年9月，傅庚辰从沈阳音乐学院毕业。1961年4月，傅庚辰被调入了八一电影制片厂，圆了一直想搞电影音乐创作的梦，那年他25岁。
于是，从1961年至1983年，整整22年，他一头扎进了电影厂，把人生最美好的那段时光献给了军事电影事业。他创作的数十部影视音乐和数百首歌曲，每一个音符都印记着他艺术青春焕发的异彩和日趋成熟的足迹。
1964年初，傅庚辰接受了为故事片《雷锋》创作音乐的任务。他打起背包来到沈阳军区“雷锋班”与战士同吃同住同训练，并深入采访了雷锋生前的战友及驻地群众，创作了 “雷锋，我们的战友，我们亲爱的弟兄” 那首传唱了几代人的作品。
而一首《红星照我去战斗》也成为几代人耳熟能详和十分喜爱的音乐作品。傅庚辰的名字也由此为人们所熟知。
电影《闪闪的红星》的音乐创作于1973年。当傅庚辰接到为电影《闪闪的红星》作曲的任务时，文学剧本已是第四稿，上面已经有了写好的主题歌歌词。但是，他认为这些歌词并不理想，建议作者重写，结果还是不满意。剧作家非常谦虚，表示对歌词创作不熟悉，建议改请词作家。
“当时词作家邬大为和魏宝贵正在北京编写《战地新歌》。经过组织出面联系，我带着剧本找到他们，并提出几点要求。没想到，几天之后他们就把歌词写好了。”对于那时候大家的工作热情，傅庚辰感慨万千。
他带着歌词坐上火车从北京赶往上饶，又从上饶坐7个小时的公共汽车赶往景德镇。一路上，他一言不发，集中精力构思《红星歌》。到达目的地景德镇鹅湖的时候，《红星歌》的曲已经在他的心里谱成。
从10月29日到11月14日，在短短半个月的时间里，傅庚辰每天夜以继日地工作写完了剧本中所有的歌曲，配上了合唱，增写了《红星照我去战斗》，并完成了全部乐队伴奏总谱。这些歌曲经摄制组全体讨论获得通过，回到北京后准备开始录制。就在这时，傅庚辰却在音乐组一次开会的办公室里发现了《闪闪的红星》文学剧本的第三稿。
其中有一首歌词写道：“夜半三更盼天明，寒冬腊月盼春风，若要盼得亲人回，岭上开遍映山红。”在“四人帮”实行文化专制的時代这几句话让傅庚辰怦然心动。音乐组的其他同志也认为这首歌词好，鼓励他换词。但前几首歌已由摄制组讨论通过，总谱也已完成，花费了很多心血，马上就要开始录音，从头新写能否超过从前？傅庚辰思想斗争很激烈。
但是经过深入分析，他认为：冬子妈唱歌的时候，她还不是共产党员，红军到了什么地方，何时回来，她也不知道。她是凭着信念，相信革命一定会胜利，红军一定会回来的。所以，在白色恐怖气氛下，在夜半三更，在山中一个茅屋里，当她的儿子问她，爸爸和红军什么时候回来时，她从心里发出了向往的歌声“夜半三更盼天明……”是合乎此情此景下人物的思想感情的。
“所以，我舍掉了《手捧红星盼红军》（一）、（二）和《热血迎来红旗飘》，改写《映山红》（一）、（二），并把歌词中的‘若要盼得亲人回’改成了‘若要盼得红军来’”。
影片上映以后，在一次座谈会上，有人向傅庚辰提问：“你为什么要写《映山红》这样的歌曲，你就没有什么顾虑吗？”当时还是“文革”年代。傅庚辰回答道：“不是别人，正是毛主席本人在《矛盾论》里所说‘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矛盾的对立统一，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快与慢、激与抒、张与弛、动与静都是事物的发展规律，生活是这样，艺术也是这样，因此艺术不能只有战斗性而没有抒情性，所以我写了《映山红》。”
这充满哲理的回答也从侧面反映了傅庚辰对艺术、对事业的执着追求。
有一次在云南前线，傅庚辰带着一个7人演出小组要去最前沿阵地慰问。途中必经敌人炮火封锁区，生命随时面临威胁。但傅庚辰坦然向其他同志交待了出现种种情况后应该处理的工作，然后义无反顾地登上了第一台车……
忠诚于理想
几十年的风雨人生路，虽说岗位多变，可傅庚辰“与时代同呼吸，与人民共命运”的理想信念却一直没有改变。
1983年，任八一电影制片厂音乐组组长的傅庚辰，突然被组织上的一纸调令调任总政歌舞团团长。这对一直从事艺术创作而没有管理工作经验的傅庚辰来说，确实是个转折和挑战！但“不做则已，做就要做好”是傅庚辰一贯的追求，对艺术如此，对其它的工作也是如此。从此，傅庚辰开始投入到艺术管理工作中，他为此付出了极大的心血。
“那时候忽然换了岗位，觉得很多问题自己也不是很明白，需要不断学习，确实对学习有一种‘如饥似渴’的态度。”傅庚辰回忆说。
三年后，傅庚辰出人意料地给上级打报告，恳切要求免去他的团长职务，而换取的仅是去国防大学进修半年的机会。这在同志们看来是很难理解的，毕竟这辞职深造等于是为学习而“弃官”啊！。
那半年，傅庚辰夜以继日地阅读学习，写下了十大本的学习笔记，得到时任校长张震的赞赏。进修期满，成绩优秀的傅庚辰却因苦读过度引发眼疾而住院月余。说到这件事，傅庚辰说十分值得，因为“参加工作有这样的学习机会，是很难得的，也是自己十分珍惜的，所以半年的学习效果很好！”
1989年以后，傅庚辰先后出任解放军艺术学院副院长、院长兼党委书记。1990年他又晋升为少将，从此步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军的行列，也成为少有的将军作曲家。
说到理想，傅庚辰谈到了现在深受大家喜欢的红歌：“什么是红歌？我认为，红歌就是红色历史的歌，是人民解放的歌，是光荣传统的歌，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歌，是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歌声。这些红歌中一脉相承的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崇高的理想信念和人生追求。”
这位拥有60余部影视音乐、10部管弦乐、5部歌舞剧和700余首歌曲的著名将军作曲家，作品几乎都是红歌。在中宣部选入的100部爱国主义影片中，就有由他作曲的四部电影《风雨下钟山》、《雷锋》、《地道战》和《闪闪的红星》。
在傅庚辰家的客厅里，挂着原国务院副总理、开国上将张爱萍书赠的一幅书法作品“中华腾飞势更遒”，字写得洒脱大气、自成一体。而这七个字也是傅庚辰从事艺术创作60多年所追求的理想。
胡乔木曾这样评价傅庚辰:“傅庚辰，我是为我的理想而奋斗的!”这句话让他久久难以忘怀，而依然在红歌优美旋律中忙碌的傅庚辰，也是一直在为自己的理想奋斗着！□
（作者单位：国际周恩来研究会）
责任编辑：褚永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