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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山彝族自治州在四川偏西南一隅,州府西昌是唯一一个县级市,辖15个县与1个自治县。但它更为外界所知的名字是“大凉山”。
大凉山中,划去西昌,其余地区则被称为“老凉山”,是彝族人口最为聚集的地区。
市场繁华、土地肥美的成都平原向西去,山势叠嶂而起,公路穿行山间陡壁。凉山州1市16县中,11个县是国家级扶贫工作重点县。而在行进途中,这种贫困面貌已然“自我坦呈”。
它也因此“闻名”。在公共舆论场中,从“最美作文”“凉山孤儿”到“悬崖村”,凉山被重复地描绘以落后和贫困的面貌。山中村民特殊的历史习性和宗教观念等,成为公众议论“为何贫穷”议题时的负面注脚。更有人消费这种“贫穷形象”,2016年,某些快手主播在此做伪慈善后被批捕判刑,他们正是利用了大部分人对凉山的绝对贫困的理解。
但对更好的生活怀有积极的憧憬和行动力,是人心中颠扑不破的一条常识。即便在思想观念最与外隔绝,客观环境最不利的高山村上,当村民们尝到自己种植田地收获菜蔬的甜头,从前并不重视的种植業,村民们也争先恐后地做了起来。
每年三四月,戴自弦便背着价值八千多元的种子上山。从进村入户手把手教,到村中人人自觉,他的诀窍是先耕地者先得种子,多播种者多得奖励。精准扶贫中的精准,即是这样因地制宜地,以在细节处的生活智慧,对人心的理解与引导。
时间表早已排下,脱贫攻坚战在凉山面对的经济现状与环境限制,依然是国内“主战场”中情形最为复杂严峻的地区之一。四川省一对一的帮扶单位和州府下派到各地的驻村第一书记,以类似“空降”的形式,突破地方既有格局和文化观念,任重道远。
山中冷暖
凉山州中,海拔最高处有4000余米,村庄分成平原村、半山村和高山村。海拔越高,扶贫形势越艰巨,戴自弦是驻村第一书记,此处海拔2800米,属于高山村。
进村之路的坎坷,从一开始就展示着这里的贫瘠。地势上,由于印度板块朝向亚洲板块的俯冲,大地的皱褶在西边耸起青藏高原,而东边以北是成都平原,凉山州作为此间的缓冲地带,地形复杂,群山起伏且山脉相连,交通极为不便。
同为“他者”,但戴自弦认为,大凉山中,村民主观上的致富愿望并非就低于其他地区的人群。
公路傍山而建,凉山州中的两个县城之间,班车行驶需要4到6小时,班次很少。途中,群山是由大型板块直直地从中裂断,光秃的岩石层层分明,是鲜艳的红色或土黄色。巨石嶙峋堆砌,有石头滚落下来,填进山间沟壑,也有细碎一些的石块土块掉在公路上。
由此,西进大凉山的公路并非全年开通,班车也只在早上出发。从宜宾到雷波县有6小时,到达时无法继续出发,到下一站美姑县、昭觉县同样如此。车程12小时的路,实际需要3天时间。抵达昭觉,这个县城是曾经的大凉山州府,“老凉山”中彝族人群生活的核心地带。
进入凉山腹地,已经不易,此处的气候也不同于南方式的和风细雨。山中高处,昼夜温差大,临近傍晚气温陡降,当地人多披着披毡,如裹着毛毯在路上行走。从低海拔地区到此处的人,会出现轻微的高原反应,昭觉县城平均海拔约为2100余米。
即便如此,近些年中涌入凉山州的外来者不少,主要是一批接一批的民间公益人士。与这一潮流之“热”所相对的,是他们向外披露的信息,让人们逐渐发现凉山的贫困现实,期间多番引起关注的舆论热点,无不指向此处人们在生活中的苍凉处境。
精准扶贫政策施行下,凉山州不遑多让再度成为政府与公众所关注的焦点,贫困村、建档立卡贫困户的识别标准,同样显示出脱贫攻坚战在此处的艰巨形势。据官方材料(2014年),凉山州按照“一高一低一无”标准识别贫困村,即行政村贫困发生率比全省发生率高出一倍以上(大于17.2%),行政村2013年全村农民人均收入低于全省平均水平60%(小于4737元),且行政村无集体收入。同时满足这三个条件的,即被识别为贫困村。经识别,凉山州中的贫困村有2072个。
相应地,凉山州中贫困村退出标准为“一低七有”。贫困村贫困发生率降至3%以下,统筹考虑村内基础设施、基本公共服务、产业发展、集体经济收入等综合因素。在此基础上做到有集体经济收入、有硬化路、有卫生室、有文化室、有通信网络、有学前教育设施、有民俗活动坝子。
而消除贫困的时间表很明确,“到2020年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至今还剩不到3年。
如何突破?
凉山“他者”
凉山为何贫穷?进入实地探访的人们不难意识到,群山阻隔了与外界的交流渠道。层山叠嶂中包围住零星散乱的村落,村民仍以最低生活保障的养殖畜牧业为主。落后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进一步阻隔当地人的思想开化,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凉山州尚是奴隶制社会。
由制度、历史、文化和宗教等方面存在的特异性,长久以来凉山州作为被重点关注和研究的对象,涌入一批批“他者”。村民们犹未褪尽的习气风俗,如少耕懒作、铺张红白大事、原始宗教习俗“毕摩”仪式等,被放在特殊的、与现代主流社会隔绝的背景下,成为社会学研究的样本。而被学术化处理的认知框架,却无益于对现状的改进,甚至在近些年,这些研究和记录为凉山难以脱贫或自甘贫穷的观点,提供了一套自洽的证据链。
刻板印象一旦形成,便很难消除。而社会研究由于其时间长短,年代前后,或者研究机构的出处,被用来描述今天的凉山时,就显得“真假莫辨”。以村民生活方式为例,不少人至今仍听说并相信彝族人尚在“人畜混居”,事实上,21世纪初政府施行“形象扶贫”时,这种情况已经大幅减少。“2006年以后,再也没有人和畜生住在一起的情况了。”村民俄的次古说。 然而,凉山以其贫困的现实和从前的刻板印象,很久以来不断有如今来看是“祸福相依”的公益力量进入。其贫穷落后的面貌在被不断深化的同时,“发钱、送物资”模式的公益行为,无意间曾一度巩固了当地村民懒作的高原居民特性,这更加深了外界的偏见。
严格地看,戴自弦也是一名“他者”。2015年9月,本是在昭觉县宣传部工作的他,被调往县下的塘且乡呷古洛吉村任职驻村第一书记。他是汉族,与村中居民语言不通,而且从小生长在农村汉族圈,呷古洛吉村中的一切,也让他感到十分陌生。
同为“他者”,但戴自弦认为,大凉山中,村民主观上的致富愿望并非就低于其他地区的人群。
大凉山扶贫的另一个重点,是引导山民配套的生活习惯和生产技能,以产业为支撑,走向现代生活。
只是现实严峻,呷古洛吉村的名字意即“山高坡陡石头多的村子”。高山区的气候土壤决定了,此处作物耕种艰难,产量不多,且作物限制很大。戴自弦到村中的第一年,村民只种植土豆,以及很少的荞麦与玉米。村民孙子拉古说,牛是村里人最大的财产,但绝大多数家中只够给自己吃,相对富裕的家中,牛成熟了拿去市场卖,年收入也不过2000元左右。
当致富的可能性到来—政府资助下,呷古洛吉村在2017年通上公路,并在2018年11月搬入新家—村民响应的热情也很高。仅仅三年时间,呷古洛吉村中的山间和乡道上,耕牛和幼牛一望即可见到,猪群在马路上行走,而每户人家的田里,开垦了最少一分地种植起了菜蔬。
“扶贫,不在送钱、发东西,更不能是强迫老乡做什么改变。只要打开了通往好日子的可能性,这个账是谁都会算的,有了积极性,他们自己就主动干起来了。”戴自弦说。
公告显示,2018年呷古洛吉村中拟脱贫贫困户就有72户(332人),而全村总共有125户农户(415人)。据上述2014年资料,贫困户脱贫退出标准,主要衡量标准是贫困户年人均纯收入稳定超过当年国家扶贫标准且吃穿不愁,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即“两不愁,三保障”)。在此基础上做到户户有安全饮用水,有生活用电,有广播电视。
脱贫的稳定性
“开头容易,越来越难”是扶贫工作中的常识,在农村人口流入城市的趋势持续,而乡村振兴计划实现以前,其间如何降低返贫发生率,是戴自弦在当下所思考的。这其中,更大程度地“放权”给一线扶贫工作者,增强政策实施的灵活性是最关键的。
政府及对口帮扶单位所给予的财政与政策支持是硬性的。相关资助与支持下,呷古洛吉村兴修有三处安置房,从山峰最高处向下望去,三处连片的蓝色屋顶遥遥与对面山上布拖县的安置房呼应着。走入其中,房屋有院坝子、牛棚。居民生活区分开了客厅、卧室、厕所和厨房。根据入住农户的人口,有25、50、75、100平方米四种规格。
而在山中更高处的村民老住宅区,全部为土房构造,屋内漆黑一团,晴天也少有光照。2018年11月3日,村中全部贫困户将搬进新住宅,生活品质得到明显提升。
据介绍,三处安置房建设下来,政府投入其中的财政支持达到了一千多万元,力度不可谓不大。按成本算,每平方米造价在1400元到1900元之间,而贫困户的入住条件是家中每人交3000元,一万封顶。以市场的逻辑,这近乎“送”。
不过,安置房政策由上到下,图纸设计是上级所预定的,新住宅尽管预留了养殖家畜的场地,但对村民来说仍旧太小。因此,村民搬入新家的顾虑颇深,为了解决老乡的担忧,在现场可以看见,安置房区的前后,工程队正在挖掘新的平地,建造养殖场。
“政策是硬性规定好的,但人是活的,身为第一书记要因地制宜,灵活补充政策上的余地。”戴自弦说,就实施政策的灵活性上,目前还有很大的空间。
“硬”和“软”的互补,在扶贫一线的实践中处处有用。戴自弦介绍,比如入住新房所需缴纳的钱,虽然低廉但仍有很多老乡交不起,他们考虑引入专用的无息贷款,或者让住宅使用权可以“继承”给借款亲戚,来支持穷困的村民入住。
政策上的有些硬性落差,同样需要驻村第一书记的积极弥补。一种普遍现象同样存在于呷古洛吉村,即贫困户与非贫困户之间,差别并不太大,“有的家里可能是多一头牛,多一只猪,但他就不是贫困户了”。而识别贫困户的政策有稳定性的需求,戴自弦也见过心情沉闷而喝醉酒的非贫困户。他采取的办法是,在发种子或别的财物物资支持上,一视同仁。“去宣传、解释,国家政策是一批一批扶贫的,好政策也会落实到他们身上。”戴自弦笑道,作为第一书记,得有这样非凡的耐心,最终的效果也不错。
但以上种种,终归是一些小差别。“就算是修了别墅,老乡在里面吃洋芋酸菜汤,那还是没用。”戴自弦说,在他看来,大凉山扶贫的另一个重点,是引导山民配套的生活习惯和生产技能,以产业为支撑,走向现代生活。他思考后认为,高山区经济作物的功能有限,但适合种植中草药,引入企业进行开发,以此保证脱贫状态具有稳定性。
为了呷古洛吉村的扶贫政策实施有稳定性,2017年,满了两年任期的戴自弦决定留下,同一批人中选择回去的超过一半。其实,今年51岁的他在这份工作中算是大龄工作者了,但“我自己也是农民出身的孩子,确实是发自内心地想去帮助这些老乡”。
在高山区种植中草药,目前只是戴自弦的一种设想。他认为,在农村人口不断被城镇吸引而去的事实下,呷古洛吉村实现长久脱贫的前提,不是小农式的小康,而是产业化后的农耕经济比在外打工挣得多,人总是向往更好的生活,而“这是一笔人人都算得来的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