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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是国家战略。目前国际金融中心模式各异、形成原因多样、竞争格局明显，面对这种形势，上海如何根据自己的特点确定自己的建设模式，这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一、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目标模式
根据对上海经济金融形势的分析及与国际金融中心发展模式的比较，笔者认为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在目标模式选择上要突出以下特点：
（一）更加突出创新和差异化发展
金融博弈是一种讲规则的游戏，强者占上风，弱者往往受制于人。现有的金融头脑体系已经在欧美完善。无论是技术的先进性还是金融工具的复杂度和完整度，欧美都已比我们走得远得多，操纵起来也熟悉得多。玩经典的金融，中国这个后来之辈不具备优势，具体到金融中心也是同样道理，效仿欧美金融中心的模式容易落入圈套。从应对金融战争的角度出发，中国的金融中心模式应选择服务国家金融战略，走差异化发展道路。
（二）金融中心将以加速发展为导向
建立金融中心是为稳定还是为发展，离不开对形势发展的把握。从金融体系的发展趋向看，现代金融已经进入了投机盛行的年代，离金融为经济提供融资支持及风险保障的初衷已相去甚远，以保守金融服务见长的英国也已通过金融大爆炸成功融入了投机型金融成分，在此情况下，强调稳定的金融模式难以适应形势需要，甚至可能被金融洪流无情吞噬。从中国现实看，强调发展更是大势所向，虽然现在的工业化阶段需要金融提供稳定保障功能，但未来的创新型经济则需要金融发展尤其是投机型金融激发创新热情。
（三）城市互信机制的建立与网络化结构
目前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国内诸城却依然相互排斥、甚至恶性争夺金融资源。由于缺少互信机制，各地倾向于关起门来自己搞建设，导致内耗远大于合作。一个国家内部的城市之间缺少互信，实际上等于阻碍资金的自由流通，这本身就是金融中心的最大掣肘，完全与金融中心支持国家战略的本源南辕北辙。在美国这样拥有多金融中心的国家，纽约、芝加哥及波士顿的合作博弈堪称典范，纽约在股票交易和能源期货交易上独占鳌头，芝加哥的强项则是期货和期权交易领域，再加上主要从事基金管理的波士顿，三大金融中心间的良好合作机制使得整体上实现了各取所需的资源梯度配置。因此城市互信机制的完善才是金融中心支撑中国大国战略的真谛。因为中国独特的经济模式如区域经济个性鲜明、经济成分杂交化等对金融中心的服务提出了更多要求。从国家整体看，既有稳定功能的银行体系，又有优化要素配置的资本市场体系。从区域看，既有经典的金融体系，又要允许各种非典型金融模式遍地开花。各类型金融中心错位竞争、交相辉映，形成集群效应，实行正规与非正规金融两条腿走路的战略模式，同时顺应世界形势实行交叉替代战略，既有利于服务不同经济模式，也有利于在金融战争发生时与欧美打不对称的游击战。
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模式选择面临的挑战
（一）过于倚重行政权力
市场意义的金融中心是市场自然发育的结果，相同类型企业向某一特定区域集中，乃受规模经济效应支配，是客观经济规律的体现。尽管强势政府具备快速聚集经济资源的能力，但城市的经济角色并不完全由政府一手导演。正如华尔街萌生于商人聚集在梧桐树下交易，“日升昌”票号成就了古城平遥。金融中心是交易中心与价格发现中心，不是管控中心，靠行政权力确认金融中心似乎难以在历史上找到成功的住证。反观上海“一个核心”、“两个重点”的具体措施，则只体现金融发展的外在性而找不到具体的内在性。一方面，依靠浦东综改先行先试本质上仍属政策经济，还是要谋求中央金融管理部门的配合。另一方面，仍存在金融产业链部分环节薄弱、产业链不够长等内生问题，上海要进行产业升级、发展新兴产业，就必须产生新型金融工具，而这并不是靠简单的行政命令就能做到的。所以市场内在性的完善程度比行政权力更能决定上海金融中心的成败。
（二）操作能力和思想观念的滞后
从现状看，上海金融中心在打基础上已有不少成效：在建框架上，基础设施建设脚步紧凑，主要缺的是完善的金融法律框架，目前对金融法特别是国际金融法的研究依然十分微薄，而且有待于与中央的政策协调。如果仅从金融中心的基本条件和发展潜力来看，上海并不输于任何一个知名对手。和香港相比，在市场结构上上海多了商品期货，这一点已经趋近于纽约、伦敦等一流国际金融中心。上海还成立了金融仲裁院，在大陆首先引入了国际通行的解决争端机制，金融生态环境在国内绝对一流。可见，上海离真正的金融中心差的其实就是找到突破口。笔者认为多半是如何建立金融中心的思想尚存偏差，对金融中心本质及其功能理解不到位。比如上海所引以为豪的丰满的要素市场，如黄金、货币、期货等，仅仅代表金融工具，是金融发展要素中的一类，这与“资本主义要素主义”中的“要素”不是一回事，后者不仅指工具，还包括各种能创造价值的其体或抽象的资源，如投资者（机构）、资本、政策、信息等，尤其在中国金融的复杂土壤中，要素体系更加庞杂，还包括人脉、行政权力、金融生态文化，以及各种旁门左道的关系与内幕等等。各种要素都会作用于金融发展，都是金融发展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三）定价权缺失及诸多经济基础尚未完善
金融中心的建设包括三个方面：市场、机构与定价能力。市场有了、机构有了，并不等于金融中心就有了，金融中心的真正核心其实是定价权。一味追求金融中心之形却脱离了定价权之魂，难以成中心。以上海为例，金融市场体系健全度已经很高了，就差衍生品市场的到位，在金融机构这项上也拥有大量外资机构，同时力图整合地方金融机构，成立国内最大的金融混业控股公司。但沪市并未真正掌握人民币资产定价权且市场机制不活跃，就无法提升资本与风险定价能力，由此导致的定价能力软肋使得金融中心地位无法服人。又如退出机制尚不健全，只能做多不能做空，影响市场参与者的广度。市场化的面具下隐藏着行政化的肉身，沪市成为国企融资的最大资金池。国有股一股独大异化了资本市场资源配置功能，使得资本市场不再是优质公司的筛选器，而成为行政垄断资源的功推器。此外，经济基础尚未坚实，如资本项目尚未开放，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相关金融法律制度还未健全，针对资产管理行业的税收优惠政策仍无亮点，其中金融人才匮乏也成为主要障碍，目前上海金融从业人员占常住人口的比例不足2%，而国际金融中心的比例为10%，上海金融从业人员的缺口在百万以上。所以上海金融中心的逻辑前提与诸多经济基础尚未完善。 （四）世界金融形势的不利影响
更为现实的是，目前上海国际金融中心面临世界金融风暴的不利影响。其一，在当前通胀可能长期存在的年份里，金融将处于被遏制的状态。本轮全球通胀由全球流动性过剩、金砖四国崛起、美元贬值三大因索造成，经济平仓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严控风险成为普遍操作守则。美国证交会禁止“裸卖空”并延长禁令时间，印度也因粮食危机关闭部分粮食期货市场，中国昔日百花怒放的理财产品如今也门庭冷落，许多产品已经零收益甚至负收益。所以现在远不是金融业发展的黄金时期。其二，率先进入金融文明发展阶段的美英因其初期的不成熟，对实体经济干扰过大，正处于被市场教训的状态。深受煎熬的美国当局开始重新审视金融创新与监管，美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主席指出是废除《格拉斯一斯蒂格尔法案》给银行业埋下了后患，伯克南则表示“最近的经历已经很清楚表明监管的重要性”，将督促改革金融市场监管方式。此外，美联储还对标普、穆迪和惠誉三大信用评级机构进行调查，甚至调查多个对冲基金有无操纵股价行为，以及成立全国性保险业监管办公室，并首次把非银行金融机构纳入监管范围。由此看来，金融中心未必是黄金之地，若没有完善的避险机制，反而可能成为风险中心。
三、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模式的选择建议
（一）明确战略定位
目前国际上公认的金融中心可分为三个层面：第一层面是如纽约、伦敦这样的经典主板中心，它们处于金融文明高端地位，不仅服务于本国的大国经济，还有周边经济体的支持；第二层面是东京、法兰克福这样的局部中心，主要以某类独特金融市场闻名，其所在国的工业经济发达，但并未完全进入金融文明；第三层面是香港、新加坡这样的小经济体，由于自身经济循环链条短、范围小，因而其资金融通服务主要辐射部分区域，属于区域性金融中心。
作为中国经济领头羊的上海，未来究竟能算哪个层面的中心？一方面，中国经济不仅是未来的大国经济，有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有各类国际性企业（外企和国企），需要金融对经济进行整合提升，而且与东亚各国经济联系紧密；另一方面各种金融服务提供者包括银行、证券、保险、PE，VC等一应俱全，金融产品也日益丰富。因而，上海建立主板型金融中心的条件较为充分，只是还有待于金融体系的完善和人民币资本项目的放开。
（二）彰显功能属性
信息化的飞速发展成就全球网络化，并从根本上改变全球分工。全球资本在这一网络中自由流动，趋向于金融创新最为集中的节点。可以说，资本中心是金融中心的首要前提，世界金融中心首先应是资本中心，此乃上海成为金融中心的必由之路。上海成为资本中心关键在于以资本经济的直接融资功能化解现有金融的管控模式。因为企业融资需求在现有高度垄断的金融体系内得不到满足。央行一刀切式的信贷紧缩政策收走了适当的流动性；商业银行以区域分行为主的运营模式导致信贷投放区域分割，而银行信贷又把中小企业隔离开。资本市场则开辟了企业融资新途径，产权市场的直接融资功能得到体现。
（三）寻求联动发展
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是一项国家战略。四个中心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在四个中心建设过程中，上海首先要建成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国际经验表明，金融中心和航运中心是相伴而生的，世界著名的五大航运中心同时也都是著名国际金融中心。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应该在与实体经济相互联动，为贸易融资服务，为生产融资服务；定位在与资本运作相关联，为大企业、大社团、大机构提供并购、上市、投融资安排等高端金融服务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应循着国家金融中心—区域国际金融中心—全球国际金融中心的路径发展。上海作为国家金融中心位于网络的中央位置。而珠三角、环渤海、西部，则可各自形成区域金融中心。金融资源既可通过次中心向主中心汇聚，又可通过主中心向次中心辐射，从而达到最佳配置、最优组合。上海在金融中心发展上的新突破应是以人民币定价和资产管理打造特色中心。以打造特色中心来凸显国家金融中心的地位，以打造特色中心来争夺国际中心的宝座。
（四）完善自身经济条件
一个成功的金融中心离不开各种要素的完善。首先在人才战略上要定位于“高、精、尖”，制定个税返还等措施化解高层次人才税收瓶颈；在金融机构聚集方面，引导增量金融机构总部落户上海，助推存量金融机构总部迁徙上海；在金融市场构造方面，营造和谐市场气氛，发挥市场机制功能；在金融产品研发方面，引领改革创新方向；在金融环境优化方面，构造金融生态环境。
成功的金融中心背后同样拥有一支实力雄厚的研究队伍，金融研究引领金融中心发展方向、预测金融中心发展轨迹、应对金融中心发展瓶颈。目前，上海金融研究力量分散，单打独斗替代了团队协作；兴趣使然的研究替代了任务导向的研究，金融研究无法真正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出谋划策。因此，上海急需对金融学科作整体布局调整，整合政府机构、金融行业、财经院校、咨询机构等资源，打造开放式的一流金融学院。
作者简介：朱宇锋，就职于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堡镇证券营业部，电脑主管，助理工程师。
一、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目标模式
根据对上海经济金融形势的分析及与国际金融中心发展模式的比较，笔者认为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在目标模式选择上要突出以下特点：
（一）更加突出创新和差异化发展
金融博弈是一种讲规则的游戏，强者占上风，弱者往往受制于人。现有的金融头脑体系已经在欧美完善。无论是技术的先进性还是金融工具的复杂度和完整度，欧美都已比我们走得远得多，操纵起来也熟悉得多。玩经典的金融，中国这个后来之辈不具备优势，具体到金融中心也是同样道理，效仿欧美金融中心的模式容易落入圈套。从应对金融战争的角度出发，中国的金融中心模式应选择服务国家金融战略，走差异化发展道路。
（二）金融中心将以加速发展为导向
建立金融中心是为稳定还是为发展，离不开对形势发展的把握。从金融体系的发展趋向看，现代金融已经进入了投机盛行的年代，离金融为经济提供融资支持及风险保障的初衷已相去甚远，以保守金融服务见长的英国也已通过金融大爆炸成功融入了投机型金融成分，在此情况下，强调稳定的金融模式难以适应形势需要，甚至可能被金融洪流无情吞噬。从中国现实看，强调发展更是大势所向，虽然现在的工业化阶段需要金融提供稳定保障功能，但未来的创新型经济则需要金融发展尤其是投机型金融激发创新热情。
（三）城市互信机制的建立与网络化结构
目前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国内诸城却依然相互排斥、甚至恶性争夺金融资源。由于缺少互信机制，各地倾向于关起门来自己搞建设，导致内耗远大于合作。一个国家内部的城市之间缺少互信，实际上等于阻碍资金的自由流通，这本身就是金融中心的最大掣肘，完全与金融中心支持国家战略的本源南辕北辙。在美国这样拥有多金融中心的国家，纽约、芝加哥及波士顿的合作博弈堪称典范，纽约在股票交易和能源期货交易上独占鳌头，芝加哥的强项则是期货和期权交易领域，再加上主要从事基金管理的波士顿，三大金融中心间的良好合作机制使得整体上实现了各取所需的资源梯度配置。因此城市互信机制的完善才是金融中心支撑中国大国战略的真谛。因为中国独特的经济模式如区域经济个性鲜明、经济成分杂交化等对金融中心的服务提出了更多要求。从国家整体看，既有稳定功能的银行体系，又有优化要素配置的资本市场体系。从区域看，既有经典的金融体系，又要允许各种非典型金融模式遍地开花。各类型金融中心错位竞争、交相辉映，形成集群效应，实行正规与非正规金融两条腿走路的战略模式，同时顺应世界形势实行交叉替代战略，既有利于服务不同经济模式，也有利于在金融战争发生时与欧美打不对称的游击战。
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模式选择面临的挑战
（一）过于倚重行政权力
市场意义的金融中心是市场自然发育的结果，相同类型企业向某一特定区域集中，乃受规模经济效应支配，是客观经济规律的体现。尽管强势政府具备快速聚集经济资源的能力，但城市的经济角色并不完全由政府一手导演。正如华尔街萌生于商人聚集在梧桐树下交易，“日升昌”票号成就了古城平遥。金融中心是交易中心与价格发现中心，不是管控中心，靠行政权力确认金融中心似乎难以在历史上找到成功的住证。反观上海“一个核心”、“两个重点”的具体措施，则只体现金融发展的外在性而找不到具体的内在性。一方面，依靠浦东综改先行先试本质上仍属政策经济，还是要谋求中央金融管理部门的配合。另一方面，仍存在金融产业链部分环节薄弱、产业链不够长等内生问题，上海要进行产业升级、发展新兴产业，就必须产生新型金融工具，而这并不是靠简单的行政命令就能做到的。所以市场内在性的完善程度比行政权力更能决定上海金融中心的成败。
（二）操作能力和思想观念的滞后
从现状看，上海金融中心在打基础上已有不少成效：在建框架上，基础设施建设脚步紧凑，主要缺的是完善的金融法律框架，目前对金融法特别是国际金融法的研究依然十分微薄，而且有待于与中央的政策协调。如果仅从金融中心的基本条件和发展潜力来看，上海并不输于任何一个知名对手。和香港相比，在市场结构上上海多了商品期货，这一点已经趋近于纽约、伦敦等一流国际金融中心。上海还成立了金融仲裁院，在大陆首先引入了国际通行的解决争端机制，金融生态环境在国内绝对一流。可见，上海离真正的金融中心差的其实就是找到突破口。笔者认为多半是如何建立金融中心的思想尚存偏差，对金融中心本质及其功能理解不到位。比如上海所引以为豪的丰满的要素市场，如黄金、货币、期货等，仅仅代表金融工具，是金融发展要素中的一类，这与“资本主义要素主义”中的“要素”不是一回事，后者不仅指工具，还包括各种能创造价值的其体或抽象的资源，如投资者（机构）、资本、政策、信息等，尤其在中国金融的复杂土壤中，要素体系更加庞杂，还包括人脉、行政权力、金融生态文化，以及各种旁门左道的关系与内幕等等。各种要素都会作用于金融发展，都是金融发展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三）定价权缺失及诸多经济基础尚未完善
金融中心的建设包括三个方面：市场、机构与定价能力。市场有了、机构有了，并不等于金融中心就有了，金融中心的真正核心其实是定价权。一味追求金融中心之形却脱离了定价权之魂，难以成中心。以上海为例，金融市场体系健全度已经很高了，就差衍生品市场的到位，在金融机构这项上也拥有大量外资机构，同时力图整合地方金融机构，成立国内最大的金融混业控股公司。但沪市并未真正掌握人民币资产定价权且市场机制不活跃，就无法提升资本与风险定价能力，由此导致的定价能力软肋使得金融中心地位无法服人。又如退出机制尚不健全，只能做多不能做空，影响市场参与者的广度。市场化的面具下隐藏着行政化的肉身，沪市成为国企融资的最大资金池。国有股一股独大异化了资本市场资源配置功能，使得资本市场不再是优质公司的筛选器，而成为行政垄断资源的功推器。此外，经济基础尚未坚实，如资本项目尚未开放，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相关金融法律制度还未健全，针对资产管理行业的税收优惠政策仍无亮点，其中金融人才匮乏也成为主要障碍，目前上海金融从业人员占常住人口的比例不足2%，而国际金融中心的比例为10%，上海金融从业人员的缺口在百万以上。所以上海金融中心的逻辑前提与诸多经济基础尚未完善。 （四）世界金融形势的不利影响
更为现实的是，目前上海国际金融中心面临世界金融风暴的不利影响。其一，在当前通胀可能长期存在的年份里，金融将处于被遏制的状态。本轮全球通胀由全球流动性过剩、金砖四国崛起、美元贬值三大因索造成，经济平仓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严控风险成为普遍操作守则。美国证交会禁止“裸卖空”并延长禁令时间，印度也因粮食危机关闭部分粮食期货市场，中国昔日百花怒放的理财产品如今也门庭冷落，许多产品已经零收益甚至负收益。所以现在远不是金融业发展的黄金时期。其二，率先进入金融文明发展阶段的美英因其初期的不成熟，对实体经济干扰过大，正处于被市场教训的状态。深受煎熬的美国当局开始重新审视金融创新与监管，美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主席指出是废除《格拉斯一斯蒂格尔法案》给银行业埋下了后患，伯克南则表示“最近的经历已经很清楚表明监管的重要性”，将督促改革金融市场监管方式。此外，美联储还对标普、穆迪和惠誉三大信用评级机构进行调查，甚至调查多个对冲基金有无操纵股价行为，以及成立全国性保险业监管办公室，并首次把非银行金融机构纳入监管范围。由此看来，金融中心未必是黄金之地，若没有完善的避险机制，反而可能成为风险中心。
三、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模式的选择建议
（一）明确战略定位
目前国际上公认的金融中心可分为三个层面：第一层面是如纽约、伦敦这样的经典主板中心，它们处于金融文明高端地位，不仅服务于本国的大国经济，还有周边经济体的支持；第二层面是东京、法兰克福这样的局部中心，主要以某类独特金融市场闻名，其所在国的工业经济发达，但并未完全进入金融文明；第三层面是香港、新加坡这样的小经济体，由于自身经济循环链条短、范围小，因而其资金融通服务主要辐射部分区域，属于区域性金融中心。
作为中国经济领头羊的上海，未来究竟能算哪个层面的中心？一方面，中国经济不仅是未来的大国经济，有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有各类国际性企业（外企和国企），需要金融对经济进行整合提升，而且与东亚各国经济联系紧密；另一方面各种金融服务提供者包括银行、证券、保险、PE，VC等一应俱全，金融产品也日益丰富。因而，上海建立主板型金融中心的条件较为充分，只是还有待于金融体系的完善和人民币资本项目的放开。
（二）彰显功能属性
信息化的飞速发展成就全球网络化，并从根本上改变全球分工。全球资本在这一网络中自由流动，趋向于金融创新最为集中的节点。可以说，资本中心是金融中心的首要前提，世界金融中心首先应是资本中心，此乃上海成为金融中心的必由之路。上海成为资本中心关键在于以资本经济的直接融资功能化解现有金融的管控模式。因为企业融资需求在现有高度垄断的金融体系内得不到满足。央行一刀切式的信贷紧缩政策收走了适当的流动性；商业银行以区域分行为主的运营模式导致信贷投放区域分割，而银行信贷又把中小企业隔离开。资本市场则开辟了企业融资新途径，产权市场的直接融资功能得到体现。
（三）寻求联动发展
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是一项国家战略。四个中心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在四个中心建设过程中，上海首先要建成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国际经验表明，金融中心和航运中心是相伴而生的，世界著名的五大航运中心同时也都是著名国际金融中心。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应该在与实体经济相互联动，为贸易融资服务，为生产融资服务；定位在与资本运作相关联，为大企业、大社团、大机构提供并购、上市、投融资安排等高端金融服务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应循着国家金融中心—区域国际金融中心—全球国际金融中心的路径发展。上海作为国家金融中心位于网络的中央位置。而珠三角、环渤海、西部，则可各自形成区域金融中心。金融资源既可通过次中心向主中心汇聚，又可通过主中心向次中心辐射，从而达到最佳配置、最优组合。上海在金融中心发展上的新突破应是以人民币定价和资产管理打造特色中心。以打造特色中心来凸显国家金融中心的地位，以打造特色中心来争夺国际中心的宝座。
（四）完善自身经济条件
一个成功的金融中心离不开各种要素的完善。首先在人才战略上要定位于“高、精、尖”，制定个税返还等措施化解高层次人才税收瓶颈；在金融机构聚集方面，引导增量金融机构总部落户上海，助推存量金融机构总部迁徙上海；在金融市场构造方面，营造和谐市场气氛，发挥市场机制功能；在金融产品研发方面，引领改革创新方向；在金融环境优化方面，构造金融生态环境。
成功的金融中心背后同样拥有一支实力雄厚的研究队伍，金融研究引领金融中心发展方向、预测金融中心发展轨迹、应对金融中心发展瓶颈。目前，上海金融研究力量分散，单打独斗替代了团队协作；兴趣使然的研究替代了任务导向的研究，金融研究无法真正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出谋划策。因此，上海急需对金融学科作整体布局调整，整合政府机构、金融行业、财经院校、咨询机构等资源，打造开放式的一流金融学院。
作者简介：朱宇锋，就职于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堡镇证券营业部，电脑主管，助理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