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在近现代的中国，传统的古典教育受到西方主流教育模式的强烈冲击，大众不得不在二者之间艰难地做出选择。然而，梁启超这样一位学贯中西、融会古今的大师，在对子女的教育中将传统与现代完美地结合起来，培养出了梁思成、梁思永、梁思庄、梁思礼等一大批新中国建设的栋梁之才，形成良好的家学传统，堪称子女教育的典范。
关键词：梁启超；子女教育；传统；现代
中图分类号：G4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1）-12-0-02
一、梁氏家族
正如《百年家族》一书中的评价“梁任公融会古今、兼容中西的独特风格不仅在其治学和处事中得以贯彻，更极大地影响了自己的家风，民主、平等、爱国，上进，这些看似空洞的准则不仅充分体现在梁家的家庭生活中，更体现在梁家儿女终生的认识实践中，他们在用毕生不懈的追求继承和展示着梁任公的人格与风格。”
梁启超一生共有十四个孩子出生，其中九个长大成人。他们分别是思顺（女）、思成（子）、思永（子）、思忠（子）、思庄（女）、思达（子）、思懿（女）、思宁（子）、思礼（子）。就在这九位儿女中有三位院士，这是令人惊羡不已的。梁思成和梁思永于1948年同时当选为南京政府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人文组），梁思礼也因为在新中国航天研究领域的突出成就而于1993年当选为中科院院士。
梁思顺是梁启超的长女，1893年生于广东新会，和父亲梁启超年龄只相差二十岁，既是父女又是朋友。梁启超一生写给子女的家书中，大部分是写给思顺的。思顺小名令娴，书信中梁启超往往称“示娴儿”“娴儿读”，落款多为“饮冰”，后来的一些书信中称“宝贝思顺”，落款为“爹爹”。在信中，梁启超不仅谈家事，还谈自己的从政心迹、人生感慨等等。在日本的流亡生涯中，思顺还担任父亲的日语翻译，是位得力助手。同时，思顺是弟弟妹妹敬重的大姐，有事也常征求大姐的意见，和大姐商量。思顺身上展现的是一种既传统又现代的长女风范。
梁思成是著名的建筑学家，是新中国建筑学的奠基人，国徽的设计者之一。可以说，梁思成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新中国的建筑学事业。早在30年代，就和爱妻林徽因四处收集中国古代建筑的材料。抗战期间，在四川南溪李庄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继续对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建国后，任教于清华大学建筑系，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建筑学人才。
梁思永是著名的考古学家，被誉为“中国运用现代考古学方法的第一人”。他和梁思成都毕业于清华大学留美预备班，一同到美国留学。梁思永入哈佛大学研究院学习考古学和人类学，对东亚考古学问题作过特别的研究。参与并主持了黑龙江昂昂溪，安阳小屯、后冈等多处重要遗址的发掘工作。1950年8月考古研究所成立后，受人民政府任命为副所长。1954年在北京逝世，同事和学生评价梁思永“先生那种忘我的工作精神，更将永远成为鼓舞我们前进的力量”。
梁思忠，毕业于美国弗吉尼亚陆军学院和西点军校，回国任国民党十九路军炮兵校官。
梁思庄是著名的图书馆学家，在西文编目方面有突出的贡献，被学者们誉为浩瀚书海中的领航者，在图书馆学方面成就斐然。
梁思礼是梁启超最小的孩子，是我国著名的火箭控制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在长征二号运载火箭的研制中首次采用新技术，为向太平洋成功发射远程导弹试验作出重要贡献。
二、慈父的谆谆教诲
梁氏子女的成人与成才与慈父梁启超的谆谆教诲是密不可分的。首先是传统家长的关心呵护。梁启超得知瑞典考古学家斯温哈丁到新疆考古，就主动和斯温哈丁联系，想让自己的儿子梁思永参加新疆考古，后来因为时间来不及没有赶上。他又和考古学家李济之联系，让思永参加在山西的考古发掘，真是想方设法。呕心沥血。
同时，梁启超又积极接受并传播西方文明，他的子女接受的都是西式教育。六位子女赴美留学。但他们中没有一位留在美国，都回国参与了新中国的建设事业，这又与梁启超培养了孩子们深深的爱国情结密不可分。梁思礼回忆：“有人曾经问我，‘您从您的父亲那儿继承下来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我回答‘爱国！’父亲生前曾说过，‘人必真有爱国心，然后方可以用大事。’这句话支撑了我一生的追求。”
梁启超古典文化修养颇深，在汲取西方文化的同时，又不失时机地为孩子们补课。1920年、1921年和1922年的暑假在“饮冰室”家中办起了旨在讲授国学经典的补习班。这使得梁氏子女保留了深厚的国学功底，既不像守旧的知识分子，又不同于一般吃了几年洋墨水的留学生，这一点是他们能在自己的领域开拓出新天地的重要原因。
梁启超还通过家书教给孩子们做人做学问的道理。“各人自审其性之所近何如，人人发挥其个性之特长，以靖献于社会，人才经济莫过于此……你们现在着急也无益，只有把学问学够了回来创造世界才是”、“受业时亦不宜务强记，至要，至要”、“处忧患最是人生幸事，能使人精神振奋，志气强立”、“但问果能用功与否，若既竭我才则于心无愧”，正是梁启超的言传身教，使其子女在潜移默化中形成健全的人格。
孩子们的健康成长还得益于和谐的家庭氛围。首先是一种民主自由的家风，无论是在择业还是在择偶上，都是与孩子平等地交流，提出自己的意见，但决定权在孩子。还有就是轻松但不放纵的“生气”。无论是在双涛园（梁氏一家流亡日本的住所），还是在饮冰室（1912年回国后在天津的住所），都洋溢着孩子们的欢声笑语，有着无数美好的回忆。更为显著的还是大家庭的脉脉温情。梁启超在家书开头有时称“对岸一大群可爱的孩子们”“宝贝思顺、小宝贝庄庄”，称自己最小的儿子老白鼻（老Baby）。在孩子们眼中，他就是可亲可敬的爹爹。
三、梁启超、梁思成和林徽因
梁思成是梁启超的长子，梁启超在他身上倾注了更多的关爱。梁启超传统与现代契合的子女教育观，在梁思成和林徽因身上就可见一斑。
对于这一桩他亲自促成的亲事，梁任公心里有说不出的满意。梁启超和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是挚友，他把徽因介绍给思成，然后让他们相互增进了解，并自己做决定。但他还是主张他们应该先赴美读书、完成学业，然后再订婚、结婚。他认为订了婚就要尽快结婚，而过早结婚势必影响两人的学业。最后，父亲的意见得到了遵从。
1923年，思成因车祸住院，徽因对他悉心照料。面对两个年轻人亲亲热热的情景，思成的母亲、梁启超夫人李蕙仙却紧紧地皱起了眉头。她出身于官宦之家，兄长李瑞棻曾任光绪年间的礼部尚书。深谙“妇道”的她看不惯林徽因“洋派”的言谈举止。她认为思成伤卧在床，衣冠不整，大家闺秀应低眉敛目、小心回避才是。一个尚未下聘礼的女子怎能如此不顾体统？夫人的不满，梁启超不以为然。思成与徽因感情甚笃，他看在眼里，喜在心头。传统与现代的契合又在这里体现出来。
当思成与徽因身在美国，正在为未来游移不定之时，梁启超随信寄来一本陶版的《营造法式》，并在扉页上题了字。他俩感叹，北宋就有这样的建筑学专著，不正说明中国的古代建筑确实值得研究吗？他们游移的心也安定了下来，梁启超以他的博大用巧妙的方式为孩子们指明了方向。
思成和徽因完婚后，在梁启超的安排下，他俩到欧洲去考察建筑，并为他们精心设计了路线。同时，梁启超也为他们回国后的工作而忙碌着，最后在清华大学和东北大学中选定了东北大学，“惟两事比较，似东北前途开展之路大，清华园是‘温柔乡’，我颇不愿汝消磨于彼中，谅汝亦同此感想”。
梁启超也像无数中国传统父母那样望子成龙，但他对孩子的爱既具有传统特色，又具有现代意识。
四、小结
“梁启超的家庭处处散发着诱人的人文气息。这种文化，既不是中国传统的古典文化，也绝非欧美式的西方文化，而是中国文化在近代转型过程中所再生的新文化。”这是《百年家族》前言中的一段评价。
思想文化如何更新，是近代中国面临的几大问题之一，无数仁人志士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我们能从梁启超对子女的教育上找到一个很好的答案。学贯中西，融会古今的梁启超将传统与现代有机结合，即便是在今天，也会给我们无穷的启发。
参考文献：
[1]李喜所,胡志刚.百年家族——梁启超,梁思成,梁从诫[M].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1):124.
[2]夏鼐.梁思永先生传略[J].考古学报(第七册),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中国科学院出版,1954:1-3.
[3]张品兴.梁启超家书[M].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1):3.
[4]梁思礼,吴荔明,梁忆冰.一个火箭设计师的故事——梁思礼院士自述[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9):21.
关键词：梁启超；子女教育；传统；现代
中图分类号：G4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1）-12-0-02
一、梁氏家族
正如《百年家族》一书中的评价“梁任公融会古今、兼容中西的独特风格不仅在其治学和处事中得以贯彻，更极大地影响了自己的家风，民主、平等、爱国，上进，这些看似空洞的准则不仅充分体现在梁家的家庭生活中，更体现在梁家儿女终生的认识实践中，他们在用毕生不懈的追求继承和展示着梁任公的人格与风格。”
梁启超一生共有十四个孩子出生，其中九个长大成人。他们分别是思顺（女）、思成（子）、思永（子）、思忠（子）、思庄（女）、思达（子）、思懿（女）、思宁（子）、思礼（子）。就在这九位儿女中有三位院士，这是令人惊羡不已的。梁思成和梁思永于1948年同时当选为南京政府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人文组），梁思礼也因为在新中国航天研究领域的突出成就而于1993年当选为中科院院士。
梁思顺是梁启超的长女，1893年生于广东新会，和父亲梁启超年龄只相差二十岁，既是父女又是朋友。梁启超一生写给子女的家书中，大部分是写给思顺的。思顺小名令娴，书信中梁启超往往称“示娴儿”“娴儿读”，落款多为“饮冰”，后来的一些书信中称“宝贝思顺”，落款为“爹爹”。在信中，梁启超不仅谈家事，还谈自己的从政心迹、人生感慨等等。在日本的流亡生涯中，思顺还担任父亲的日语翻译，是位得力助手。同时，思顺是弟弟妹妹敬重的大姐，有事也常征求大姐的意见，和大姐商量。思顺身上展现的是一种既传统又现代的长女风范。
梁思成是著名的建筑学家，是新中国建筑学的奠基人，国徽的设计者之一。可以说，梁思成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新中国的建筑学事业。早在30年代，就和爱妻林徽因四处收集中国古代建筑的材料。抗战期间，在四川南溪李庄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继续对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建国后，任教于清华大学建筑系，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建筑学人才。
梁思永是著名的考古学家，被誉为“中国运用现代考古学方法的第一人”。他和梁思成都毕业于清华大学留美预备班，一同到美国留学。梁思永入哈佛大学研究院学习考古学和人类学，对东亚考古学问题作过特别的研究。参与并主持了黑龙江昂昂溪，安阳小屯、后冈等多处重要遗址的发掘工作。1950年8月考古研究所成立后，受人民政府任命为副所长。1954年在北京逝世，同事和学生评价梁思永“先生那种忘我的工作精神，更将永远成为鼓舞我们前进的力量”。
梁思忠，毕业于美国弗吉尼亚陆军学院和西点军校，回国任国民党十九路军炮兵校官。
梁思庄是著名的图书馆学家，在西文编目方面有突出的贡献，被学者们誉为浩瀚书海中的领航者，在图书馆学方面成就斐然。
梁思礼是梁启超最小的孩子，是我国著名的火箭控制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在长征二号运载火箭的研制中首次采用新技术，为向太平洋成功发射远程导弹试验作出重要贡献。
二、慈父的谆谆教诲
梁氏子女的成人与成才与慈父梁启超的谆谆教诲是密不可分的。首先是传统家长的关心呵护。梁启超得知瑞典考古学家斯温哈丁到新疆考古，就主动和斯温哈丁联系，想让自己的儿子梁思永参加新疆考古，后来因为时间来不及没有赶上。他又和考古学家李济之联系，让思永参加在山西的考古发掘，真是想方设法。呕心沥血。
同时，梁启超又积极接受并传播西方文明，他的子女接受的都是西式教育。六位子女赴美留学。但他们中没有一位留在美国，都回国参与了新中国的建设事业，这又与梁启超培养了孩子们深深的爱国情结密不可分。梁思礼回忆：“有人曾经问我，‘您从您的父亲那儿继承下来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我回答‘爱国！’父亲生前曾说过，‘人必真有爱国心，然后方可以用大事。’这句话支撑了我一生的追求。”
梁启超古典文化修养颇深，在汲取西方文化的同时，又不失时机地为孩子们补课。1920年、1921年和1922年的暑假在“饮冰室”家中办起了旨在讲授国学经典的补习班。这使得梁氏子女保留了深厚的国学功底，既不像守旧的知识分子，又不同于一般吃了几年洋墨水的留学生，这一点是他们能在自己的领域开拓出新天地的重要原因。
梁启超还通过家书教给孩子们做人做学问的道理。“各人自审其性之所近何如，人人发挥其个性之特长，以靖献于社会，人才经济莫过于此……你们现在着急也无益，只有把学问学够了回来创造世界才是”、“受业时亦不宜务强记，至要，至要”、“处忧患最是人生幸事，能使人精神振奋，志气强立”、“但问果能用功与否，若既竭我才则于心无愧”，正是梁启超的言传身教，使其子女在潜移默化中形成健全的人格。
孩子们的健康成长还得益于和谐的家庭氛围。首先是一种民主自由的家风，无论是在择业还是在择偶上，都是与孩子平等地交流，提出自己的意见，但决定权在孩子。还有就是轻松但不放纵的“生气”。无论是在双涛园（梁氏一家流亡日本的住所），还是在饮冰室（1912年回国后在天津的住所），都洋溢着孩子们的欢声笑语，有着无数美好的回忆。更为显著的还是大家庭的脉脉温情。梁启超在家书开头有时称“对岸一大群可爱的孩子们”“宝贝思顺、小宝贝庄庄”，称自己最小的儿子老白鼻（老Baby）。在孩子们眼中，他就是可亲可敬的爹爹。
三、梁启超、梁思成和林徽因
梁思成是梁启超的长子，梁启超在他身上倾注了更多的关爱。梁启超传统与现代契合的子女教育观，在梁思成和林徽因身上就可见一斑。
对于这一桩他亲自促成的亲事，梁任公心里有说不出的满意。梁启超和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是挚友，他把徽因介绍给思成，然后让他们相互增进了解，并自己做决定。但他还是主张他们应该先赴美读书、完成学业，然后再订婚、结婚。他认为订了婚就要尽快结婚，而过早结婚势必影响两人的学业。最后，父亲的意见得到了遵从。
1923年，思成因车祸住院，徽因对他悉心照料。面对两个年轻人亲亲热热的情景，思成的母亲、梁启超夫人李蕙仙却紧紧地皱起了眉头。她出身于官宦之家，兄长李瑞棻曾任光绪年间的礼部尚书。深谙“妇道”的她看不惯林徽因“洋派”的言谈举止。她认为思成伤卧在床，衣冠不整，大家闺秀应低眉敛目、小心回避才是。一个尚未下聘礼的女子怎能如此不顾体统？夫人的不满，梁启超不以为然。思成与徽因感情甚笃，他看在眼里，喜在心头。传统与现代的契合又在这里体现出来。
当思成与徽因身在美国，正在为未来游移不定之时，梁启超随信寄来一本陶版的《营造法式》，并在扉页上题了字。他俩感叹，北宋就有这样的建筑学专著，不正说明中国的古代建筑确实值得研究吗？他们游移的心也安定了下来，梁启超以他的博大用巧妙的方式为孩子们指明了方向。
思成和徽因完婚后，在梁启超的安排下，他俩到欧洲去考察建筑，并为他们精心设计了路线。同时，梁启超也为他们回国后的工作而忙碌着，最后在清华大学和东北大学中选定了东北大学，“惟两事比较，似东北前途开展之路大，清华园是‘温柔乡’，我颇不愿汝消磨于彼中，谅汝亦同此感想”。
梁启超也像无数中国传统父母那样望子成龙，但他对孩子的爱既具有传统特色，又具有现代意识。
四、小结
“梁启超的家庭处处散发着诱人的人文气息。这种文化，既不是中国传统的古典文化，也绝非欧美式的西方文化，而是中国文化在近代转型过程中所再生的新文化。”这是《百年家族》前言中的一段评价。
思想文化如何更新，是近代中国面临的几大问题之一，无数仁人志士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我们能从梁启超对子女的教育上找到一个很好的答案。学贯中西，融会古今的梁启超将传统与现代有机结合，即便是在今天，也会给我们无穷的启发。
参考文献：
[1]李喜所,胡志刚.百年家族——梁启超,梁思成,梁从诫[M].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1):124.
[2]夏鼐.梁思永先生传略[J].考古学报(第七册),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中国科学院出版,1954:1-3.
[3]张品兴.梁启超家书[M].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1):3.
[4]梁思礼,吴荔明,梁忆冰.一个火箭设计师的故事——梁思礼院士自述[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9):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