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固在描绘苏武这个忠君爱国的光辉形象时，在信守“史家”笔法不虚构、不溢美的前提下，笔端饱含赞佩推崇之激情，调动了许多艺术手段，使苏武的艺术形象璀璨夺目，跃然纸上。这篇传记，艺术方法有三：
　　第一，精于剪裁，善于布局。
　　作者始终围绕着苏武的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落笔。苏武的一生经历共有八十余年，但班固只截取他出使羁留匈奴的十九年生活。在这十九年中，又只选取了几个典型场面作浓墨重彩的描绘，如两次自戮、幽禁断食、北海牧羊、李陵劝降等等。这几个场景中，随着人物的一次次得到考验，其精神境界不断得到升华。
　　文中第一个惊心动魄的场面是苏武的两次自戮。苏武得知虞常事发，而张胜又卷入其事，首先想到的不是个人的安危，而是国家的荣誉，“见犯乃死，重负国”。因此，想以自杀来维护国家的尊严。虽被张胜、常惠劝止，但当卫律召武受辞时，再次引佩刀自刺，以至“气绝、半日复息”。在卫律等的抢救下才挽救了生命，充分体现了苏武以民族尊严为重的气节，表现出他以死殉国的决心。
　　班固用重墨描绘的第二个场面是卫律劝降，两人相对如短兵相接，唇枪舌剑，惊心动魄。卫律首先剑斩虞常作为威胁，并以“谋杀单于近臣”的罪名举剑欲击张胜。在这种情势下，意志软弱的张胜请降。卫律马上利用这有利局势，以“相坐”的罪名胁迫苏武。这时，如果承认自己与虞常之变有牵连，就为匈奴攻击汉朝制造了口实，使匈奴在舆论上处于极为有利的地位。因此，苏武很沉稳地对“相坐”的罪名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回击：“本无谋，又非亲属，何谓相坐？”声明作为汉朝的正式使节，与虞常的行动没有任何牵连，再一次维护了国家的声誉，并且在卫律“举剑拟之”作出要杀他的样子的情况下，苏武巍然不动。卫律见威胁无效，只得改换手段采用软的一套，以自己为例，企图以荣华富贵打动苏武。苏武却趁此机会反守为攻，力斥卫律叛国降敌的可耻，宣扬国家力量的强大。
　　这一大段话，苏武说得酣畅淋漓，既使卫律折服，也使匈奴不敢轻易加害于他。这一段描绘苏武行动的文字极为简洁，仅有六个字，即“武不动”，“武不应”，极为传神地勾勒出苏武的形象。
　　班固用重墨渲染的是李陵的劝降。李陵作为苏武相知甚深的同事和交情甚笃的朋友，深知以死相威胁，以富贵为诱惑，以幽禁断食来逼迫，均不能让苏武屈服。对苏武这样刚直和有着极为坚定的信念的人，只能从精神上、心理上着手。从李陵口中我们得知，苏武的哥哥苏嘉因被弹劾大不敬，伏剑自杀；弟弟苏贤，因为逐捕犯罪的宦骑不得，服毒药自杀；苏武的母亲已经逝世，妻子已经改嫁；虽有两女一男，也是存亡不可得知。这一系列的变故，对苏武的打击之重可想而知。如果苏武是为了求得忠君的名节，那么，处在北海牧羊最终不得归汉的情况下，只能是：“空自苦亡人之地，信义安所见乎？”如果苏武是留恋着汉朝的家庭而拒不肯降，现在的苏武可说是家破人亡，没有什么可顾虑了。如果苏武是为了效忠君主而拒降，则李陵认为汉主完全不值得效忠：“陛下春秋高，法令无常，大臣亡罪夷灭者数十家，安危不可知，子卿尚复谁为乎？”而且苏武兄弟之死，全与君主的残暴有关。你效忠君主，可君主又对你怎样呢？这里，李陵处处为苏武着想，把声名流传、家庭安全、效忠君王等一般人视为信念的东西一一推翻。辅之以李陵自己的遭遇，更使他的劝降具有很大的说服力，再加李陵与苏武的关系，苏武又受到友情的逼迫。这时候，只要苏武的思想稍有一点杂念，精神就会立即全面崩溃。苏武的断然拒绝却使他的形象更加光耀夺目。李陵的劝降衬出苏武的精神境界上升到一个极高的层次。
　　苏李诀别也是班固用重笔描绘的场面。在这个场面上，虽然没有正面描绘苏武，但从李陵的言语中透露出苏武高风亮节的感人力量。从李陵的悲慨中，我们得知，背叛祖国的人，他们永远失去了支撑自己的精神力量，一辈子只能生活在永无希望的追悔之中，与苏武得到的精神上的充实和功名上的成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由此显示了苏武精神追求的高尚和不凡之处。
　　在用浓墨重彩写好一些典型场面的同时，班固对苏武长达十九年的生活作了简略的叙述，不少地方都是一笔带过。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极为简略的叙述中，由于抓住了最具感染力的细节，给我们留下了最为深刻的印象，充分表现出苏武过人的意志、韧劲和忠诚。如在匈奴把苏武囚禁大窖，并且断绝食物供给时，苏武“卧啮雪与旃毛并咽之，数日不死”。流放北海，廪食不至时，蘇武“掘野鼠去屮实而食之”。“杖汉节牧羊，卧起操持，节旄尽落”。又如在苏武回国时，仅有一句描写“始以强壮出，及还，须发尽白。”这些鲜明感人的细节，使苏武的形象进一步得到升华。
　　第二，巧妙运用对比反衬。
　　在苏武这个具有坚定的民族气节的人物形象周围，环绕着一批屈节仕敌的投降者，如卫律、张胜、李陵等等。他们当中，有的还数次易节，这种出尔反尔、反复无常的态度更鲜明地衬托出苏武持志如一、坚贞不移的高贵品质。卫律劝降张胜与苏武时，采用了同样的威胁手段： 举剑欲击。面对生死存亡的考验，张胜请降，而“武不动”；面对荣华富贵的诱惑，卫律自以为得计了，而“武不应”。同样是家庭惨遭不幸，皇上不明，臣下深受冤屈，李陵绝望了，苏武却仍然一片赤诚。正是在这层层衬托下，苏武的形象才格外显得高大。
　　第三，人物语言逼真叙写。
　　《苏武传》出场人物的语言基本上做到能毕肖其人，而且随着环境、情势的不同，人物的口气也发生变化，这特别表现在两次劝降的描写上。面对自己所憎恨的卫律的无耻劝降，苏武的回答义正词严，语气极为激昂，骂得可谓是酣畅淋漓！“女为人臣子，不顾恩义，畔主背亲，为降虏于蛮夷，何以女为见？……南越杀汉使者，屠为九郡；宛王杀汉使者，头悬北阙；朝鲜杀汉使者，即时诛灭。独匈奴未耳。”正是这段铿锵有力的警告，使得匈奴不敢轻举妄动。苏武面对老友李陵的劝降，其回答却变得诚恳委婉，柔中有刚，简短的言辞包含着不容置疑的决心，致使李陵因自愧而泣下沾襟。这两段截然不同的回答，完全符合苏武和卫、李二人的关系。
　　同是劝降，卫律的语言粗俗而直露，李陵的劝降却是推心置腹，设身处地，娓娓动听。他层层进逼，从声名存没、家庭安危、人生苦乐到皇帝恩宠，一一加以否定，极具说服力，恰与卫律形成鲜明对比。这些对话，都毕肖其人。
　　班固的史笔，虽被范晔称之为“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得体，使读之者亹亹而不厌”（《后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