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曾亲自起草了大量的公文，也审阅修改了无数的公文。凡是经过毛泽东审改后的公文，无一不更加准确、鲜明、生动，更加具有政策性、权威性和指导性。学习和领悟毛泽东审改公文的思想和方法，可以帮助领导干部提高起草、审阅、修改和运用公文的能力与水平。
　　准确把握政策
　　领导机关所发公文须有极强的政策性、指导性，保证各项工作正确开展，不出现丝毫偏差。毛泽东非常重视中央拟发的每个文件，认真审阅报送的每个文件稿，对于涉及方针、政策的提法，是慎之又慎，再三斟酌，亲自修改。
　　1948年10月26日，毛泽东审阅经中共中央修改过的张闻天起草的《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他将第29页上“决不可采取过早地限制私人资本经济的办法”一句话，改为“决不可以过早地采取限制现时还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经济的办法”。这一修改，在“私人资本经济”前加上“现时还有益于国计民生的”11个字，清晰地划出了一条政策界线。为什么要这样修改？毛泽东致信刘少奇：“因为就我们的整个经济政策说来，是限制私人资本的，只是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才不在限制之列。而‘有益于国计民生’，这就是一条极大的限制，即引导私人资本纳入‘国计民生’的轨道上。”人民解放战争正在进行中，毛泽东就敏锐地提出了新中国成立后经济建设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1949年10月8日，毛泽东审阅修改中央关于湖北省政府干部配备问题给华中局的电报稿。电报稿中有“副主席及委员和厅长副厅长中最好能有若干民主人士担任”的提法，毛泽东将“最好能”改为“必须”，并在末尾加写了一句话：“原名单中民主人士太少。”安排民主人士在各级政府机关中担任领导职务，是我们党在新中国成立后实施的一项重要举措。电报稿“最好能”尽管有强调的意思，但仍有相对的弹性，改为“必须”，就排除了任何可能，使它变成了硬性要求。关键改动，字字千钧。
　　科学看待形势
　　领导人讲话稿、党的机关报社论也属于公文。二者传达的是党和政府的精神与声音，其中对政治、经济、社会形势作出如何判断，会对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产生很大的影响。科学地分析、判断形势，就能像毛泽东所说的，“使人看了感觉解决问题，百倍信心，千钧干劲，行动起来”。
　　1950年4月29日，刘少奇在北京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干部大会上发表讲话。之前，毛泽东阅读了这个讲话稿，并作了一些修改。毛泽东为此致信刘少奇：“不要说‘今年是困难的最后一年’，因今后几年内都会有困难，而且仍将是相当严重的困难，不过将一年一年地减少罢了。其他说到困难‘很快就可以过去’的话都删掉了。”新中国刚刚成立半年多，困难重重，百废待兴。客观看待困难，正确分析形势，有利于统一全党的思想认识，更好地开展各项工作。
　　1951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元旦社论。发表前，毛泽东仔细地审阅了社论稿，作了多处修改。他将社论稿中“中国劳动人民的生活得到了显著的改善”一句，改为“中国劳动人民的生活有些得到了显著的改善，有些得到了初步的改善，有些正在完成着改善生活的条件”。毛泽东坚持实事求是，将当时“中国劳动人民的生活”发生的变化分为三种，这比社论稿的单一说法更符合实际。
　　明确工作范围
　　公文主要用来传达要求、指导工作，必须明确具体，不能过于简单、模糊不清。毛泽东有时还亲自加写内容，使其具体化，让人看了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1952年1月4日，毛泽东审阅修改《人民日报》社论稿《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伟大斗争中，发动群众的关键何在？》。他在社论稿中“必须立即在全国范围内，毫无例外地充分发动群众，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形成一贯广泛的群众运动”一段中的“必须立即在全国范围内”之后，加写了如下文字：“在一切党组织，一切政府部门和军事部门，一切国营和公营的工业、交通、银行、贸易的机关和事业，一切合作社组织，青年团组织和人民团体的各级领导机关，以及一切和上述各方发生关系的私人工商事业，都应”。开展“三反”斗争的范围由此明确、具体了。
　　规范党内称呼
　　毛泽东善于从细微处发现倾向性问题，提醒全党同志加以注意，做到抓早抓小，防微杜渐。
　　1958年12月5日，毛泽东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草稿。他看到稿中有“毛泽东同志很久以来就教导我们”“毛泽东同志又指示我们”的提法，便将两句中的“教导”和“指示”均改为“告诉”。他还批示说：“注意：‘教导’‘指示’这类字面，用于个人，很不好，缺乏民主气氛，使人看了不顺眼，以后不可再用。”毛泽东是从推进党内民主的高度，来看待这一问题的。
　　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在阅读会议简报时发现一个问题，因此给刘少奇、周恩来等写信，指出：“简报上对于同志的称呼不妥当，这种旧习惯应当改过来。”在毛泽东倡导下，中共中央1965年12月发出通知，要求“今后对担任党内职务的所有人员，一律互称同志”。
　　重视公文校对
　　公文是官方文书，不仅涉及政治、经济、社会，还涉及外交等重大问题，必须准确无误。否则，就会给党和国家的事业造成严重损失，在国内外造成恶劣影响。毛泽东始终把党和国家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在审阅和处理公文上倾情投入，殚精竭虑，既把握大处，又注意小节。
　　1950年2月14日，中国政府和苏联政府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等三个重要文件。同日，正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审阅了新华社社论《中苏友好合作的新时代》，并将修改意见电告刘少奇、胡乔木，同时叮嘱：“请乔木负责改好校正无讹，并请少奇同志精校一遍，务使毫无遗憾，与中苏双方所发表的条约及协定内容完全一致。否则参差不齐，影响很坏。务请注意，至要至要！”《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等文件的签订，不仅涉及中苏两国的根本利益，也关乎世界格局的基本走向，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毛泽东叮嘱胡乔木、刘少奇，“负责改好校正无讹”“精校一遍”，强调“务使毫无遗憾，与中苏双方所发表的条约及协定内容完全一致”。接着，指出“参差不齐”的危害。最后，又特别提醒：“务请注意，至要至要！”正所谓“治大国如烹小鲜”。
　　毛泽东经常告诫身边的工作人员，公文要“校对清楚，勿使有错”。如果发现差错，毛泽东会立即指出，并亲自为公文改错。1953年4月7日，毛泽东发现他的一个批示印错了，便写信给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第一页上‘讨论施行’是‘付诸施行’之误，印错了，请发一更正通知。”毛泽东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小”公文关乎党和国家的大事业。
　　（摘自《刊授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