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中国改革开放正好处于全球中间品贸易兴起之时，外商直接投资（FDI）的涌入直接促进了中国制造业的崛起。不过，中国FDI存在着重“制造”、轻“服务”的偏科现象，制造业FDI增长较快，而服务业FDI增长较慢。这使得我国FDI虽然持续净流入，但FDI结构并不平衡，FDI存量相对于GDP的比例也低于世界整体水平。低服务业FDI也逐渐对中国的经济产生不良影响，例如服务贸易长期保持逆差、高端服務业落后以及西方国家对中国资本“走出去”的限制等。
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开始重新接受外商直接投资。最初，FDI受到的限制较多，比如只允许在经济特区和沿海经济开放区经营出口加工业。所以，整个20世纪80年代，FDI规模都比较小，FDI占GDP的比重从未超过1%，直到1985年，外资企业对出口的贡献也仅为1%。
1992年后，在汇率等金融体制改革、降低市场准入与税收优惠等政策的刺激下，FDI流入中国的步伐明显加快。FDI在1992年突破100亿美元；在2001年加入WTO之后突破500亿美元；在2008年突破1000亿美元。FDI占GDP和固定资本形成的比重也在1994年达到峰值，分别为6%和17%（图1）。
中国FDI规模的快速增长，与全球化浪潮息息相关。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贸易快速增长，中间品贸易逐渐成为主要形态，至今占全球贸易总规模的60%-70%。这一时期，跨国公司在全球贸易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伴随着贸易和金融的全球化，跨境资本流动规模也快速膨胀，增速远超商品和服务贸易，中国经济增速也随FDI流入而快速增长。
2007年次贷危机之后，去全球化趋势开启，全球FDI急剧下滑，至2015年才重回前期高点；而2016至2019年，全球FDI再次收缩25%，这一方面是由于美联储加息与缩表，另一方面则是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引发全球政经冲突，两大因素导致了汇率波动和美元回流；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全球FDI更是断崖式下跌。不过这段时间，中国FDI却一直维持高位。2009年，中国FDI一度跌破1000亿美元，但很快在2010年反弹至1100亿美元，2010至2019年，FDI匀速上升，截至2019年底已经增加至1400亿美元，平均每年增加30亿美元。
从行业结构分布上看，制造业牢牢地占据着FDI的主体地位。至上世纪末，制造业FDI占比高达60%。不过2006年以来，服务业占比已有所上升。截至2019年，制造业占比降至25.6%；仅随其后的是房地产业，占比17%；租赁和商业服务为16%；信息传输和计算机与软件服务业上升至11%；而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建筑以及文化娱乐等仍然占比较低，均不超过10%。
FDI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了非常积极的作用。通过吸引外来资本发展出口加工业，并开展对外贸易，不仅解决了就业和技术短缺的问题，也弥补了中国外汇储备的不足。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出口加工业在进出口贸易中发挥的作用不断提升，90年代初开始，随着FDI加速流入，外商投资企业在进出口贸易中逐渐占据主导作用，占贸易总额的比重在2005年达到60%，这也带动中国贸易总额不断增长，一度达到占GDP的64%历史峰值。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随着国内产业升级和进口替代，本土品牌纷纷崛起，产品附加值提升，外商投资企业和出口加工业对GDP的贡献均有所下滑，但仍然举足轻重（图2）。
研究表明，综合考虑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诱致效应，改革开放40多年，外商投资企业约贡献了总产出的1/3和就业的1/4。以工业为例，截至2019年，在资产规模上，FDI占比为19%，其中，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汽车制造业占比仍超过40%；在主营业务收入上，FDI占比为22%，其中，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占比为55%；在净利润上，FDI占比为25%，其中，汽车业持续占比50%以上，燃气生产和供应业占比也接近50%；在就业上，FDI占比23%，其中，ICT行业贡献率超过50%。
数据来源：UNCTAD、Wind、东方证券财富研究中心
FDI带来的知识和技术外溢效应，对中国影响更为深远。研究表明，当合资企业的销售份额增长10%时，该行业中国本土企业的生产率平均会提高10%；合资企业中方的母公司市场销售份额每增加10%，该行业中国本土企业生产率就会提高4.5%左右。其中，中美合资企业的外溢效应更为显著，例如宝洁的进入对中国快销品供应链的发展，苹果的进入对中国电子产业链的成熟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不过，中国FDI引入中存在的问题也十分显著，主要是限制较多，导致FDI与GDP体量并不相符。截至2019年底，中国FDI存量达到2.1万亿美元，仅占世界的4.85%，与中国GDP占世界比重超16%并不相符。中国FDI存量相对于GDP的占比为12.44%，而全球平均水平为42%，其中，美国为44%，OECD国家为49%，发展中经济体为32.27%。这些都表明，中国的FDI引入水平落后于全球。
从FDI限制指数可以看出，中国对FDI的限制不仅高于美国或OECD平均水平，甚至高于印度、墨西哥和巴西等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于中国的国家。2019年，中国综合限制指数为0.24，而OECD国家均值为0.06。
中国对FDI的限制主要表现为对外国企业股权的限制，歧视性筛选或批准机制，限制关键的外国人员进入和对业务限制。这些限制主要倾斜在服务业，如媒体、电信、法律等行业限制指数均超过0.7的高水平，而运输、保险等行业超过0.4的水平，金融服务和商业服务则普遍在0.24以上。 正是过往FDI集中在制造业，带动了中国制造业快速崛起，令中国成为“世界工厂”；而对服务业FDI的限制，则直接造成了中国不少高端服务业发展十分滞后，这也导致我国的服务贸易一直处于逆差的状态。如果这种情况一直持续，金融、审计、法律等重要的服务业不能将竞争力快速提升到国际水平，最终将影响中国制造业的继续升级与国际扩张。
来源：国家统计局、Wind、东方证券财富研究中心
国际社会对于中国严格的市场准入条件也实施了针对性举措。例如，美国强化了外资投资委员会（CIFUS）的权力，加强了项目审查，欧盟在2019年也制定了类似的项目审查规则，目标都是中国资本。如果中国不让外资进来，中国资本走出去的难度也会加大。
服务业早已经成为西方发达国家、也正在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在中国制造业已经出现产能过剩，服务业仍处于比较劣势的情况下，降低服务业市场准入门槛，从而令服务业有可能复制中国制造的成功经验，与曾经降低制造业FDI 门槛有同样重要的意义。从日、韩经验来看，中国FDI的峰值仍未来临。
2018年以来，中国明显加快了金融服务业开放的步伐。从2019年开始，中国已陸续取消银行、证券和保险交易（包括再保险）以及资产管理的合资要求和外国股比限制。在2020年，签订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其中要求实施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管理，并朝着投资自由化努力，在服务业FDI方面，强调要增强供应商市场准入和服务贸易规则的透明度与预见性。2020年底，新签的《中欧全面投资协定》（CAI），内容包括竞争中性、市场准入、透明度、国有企业、争端解决机制、强制性技术转让等方面的条款，中国通过这一协议承诺进一步推进投资自由化，未来将向欧盟投资者开放金融服务业，并在卫生、电信/云服务、计算机服务、海上运输、航空运输和商业服务等领域扩大开放。
扩大服务FDI，不光能够提升国内服务业水平，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有助于复制中国制造的经验，逆转服务业国际收支长期逆差的情况。新一代数字技术的发展或将显著提升服务业的可贸易性，服务业占全球贸易的比重未来会不断提升，当下的布局对提升中国未来的贸易竞争力十分关键。
服务业开放还有国际关系方面的积极意义。中国从国际贸易中赚取的财富也亟待向全球投资，而顺利“走出去”与积极“引进来”二者密不可分，欧盟与美国针对中国资本的限制性条款，是一个提醒。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起步晚，但发展十分迅速，从2005年规模才破百亿美元，至2016年存量已达到1.35万亿美元，与FDI存量齐平。截至2019年底，中国的OFDI达到2.1万亿美元，已经超过FDI的1.8万亿美元规模。
另外，从保持国际收支账户收支平衡的角度来看，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经常账户将维持在基本均衡、略有逆差的状态，这要求我们的资本账户也要维持平衡状态，因此需要保持FDI与OFDI同步增长，从这个角度上看，“引进来”的FDI也已成为“走出去”的OFDI的前提。
顺利引入服务业FDI，需要严明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公平和有效率的法治环境支持，而这恰好也属于服务业的范畴。服务业FDI或将加速这些制度与环境的完善，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提供积极而关键的帮助。
中国FDI的历史变迁：搭全球化“顺风车”
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开始重新接受外商直接投资。最初，FDI受到的限制较多，比如只允许在经济特区和沿海经济开放区经营出口加工业。所以，整个20世纪80年代，FDI规模都比较小，FDI占GDP的比重从未超过1%，直到1985年，外资企业对出口的贡献也仅为1%。
1992年后，在汇率等金融体制改革、降低市场准入与税收优惠等政策的刺激下，FDI流入中国的步伐明显加快。FDI在1992年突破100亿美元；在2001年加入WTO之后突破500亿美元；在2008年突破1000亿美元。FDI占GDP和固定资本形成的比重也在1994年达到峰值，分别为6%和17%（图1）。
中国FDI规模的快速增长，与全球化浪潮息息相关。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贸易快速增长，中间品贸易逐渐成为主要形态，至今占全球贸易总规模的60%-70%。这一时期，跨国公司在全球贸易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伴随着贸易和金融的全球化，跨境资本流动规模也快速膨胀，增速远超商品和服务贸易，中国经济增速也随FDI流入而快速增长。
2007年次贷危机之后，去全球化趋势开启，全球FDI急剧下滑，至2015年才重回前期高点；而2016至2019年，全球FDI再次收缩25%，这一方面是由于美联储加息与缩表，另一方面则是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引发全球政经冲突，两大因素导致了汇率波动和美元回流；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全球FDI更是断崖式下跌。不过这段时间，中国FDI却一直维持高位。2009年，中国FDI一度跌破1000亿美元，但很快在2010年反弹至1100亿美元，2010至2019年，FDI匀速上升，截至2019年底已经增加至1400亿美元，平均每年增加30亿美元。
从行业结构分布上看，制造业牢牢地占据着FDI的主体地位。至上世纪末，制造业FDI占比高达60%。不过2006年以来，服务业占比已有所上升。截至2019年，制造业占比降至25.6%；仅随其后的是房地产业，占比17%；租赁和商业服务为16%；信息传输和计算机与软件服务业上升至11%；而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建筑以及文化娱乐等仍然占比较低，均不超过10%。
偏科的中国FDI：重制造，轻服务
FDI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了非常积极的作用。通过吸引外来资本发展出口加工业，并开展对外贸易，不仅解决了就业和技术短缺的问题，也弥补了中国外汇储备的不足。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出口加工业在进出口贸易中发挥的作用不断提升，90年代初开始，随着FDI加速流入，外商投资企业在进出口贸易中逐渐占据主导作用，占贸易总额的比重在2005年达到60%，这也带动中国贸易总额不断增长，一度达到占GDP的64%历史峰值。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随着国内产业升级和进口替代，本土品牌纷纷崛起，产品附加值提升，外商投资企业和出口加工业对GDP的贡献均有所下滑，但仍然举足轻重（图2）。
研究表明，综合考虑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诱致效应，改革开放40多年，外商投资企业约贡献了总产出的1/3和就业的1/4。以工业为例，截至2019年，在资产规模上，FDI占比为19%，其中，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汽车制造业占比仍超过40%；在主营业务收入上，FDI占比为22%，其中，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占比为55%；在净利润上，FDI占比为25%，其中，汽车业持续占比50%以上，燃气生产和供应业占比也接近50%；在就业上，FDI占比23%，其中，ICT行业贡献率超过50%。
图1：中国FDI流入规模
FDI带来的知识和技术外溢效应，对中国影响更为深远。研究表明，当合资企业的销售份额增长10%时，该行业中国本土企业的生产率平均会提高10%；合资企业中方的母公司市场销售份额每增加10%，该行业中国本土企业生产率就会提高4.5%左右。其中，中美合资企业的外溢效应更为显著，例如宝洁的进入对中国快销品供应链的发展，苹果的进入对中国电子产业链的成熟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不过，中国FDI引入中存在的问题也十分显著，主要是限制较多，导致FDI与GDP体量并不相符。截至2019年底，中国FDI存量达到2.1万亿美元，仅占世界的4.85%，与中国GDP占世界比重超16%并不相符。中国FDI存量相对于GDP的占比为12.44%，而全球平均水平为42%，其中，美国为44%，OECD国家为49%，发展中经济体为32.27%。这些都表明，中国的FDI引入水平落后于全球。
从FDI限制指数可以看出，中国对FDI的限制不仅高于美国或OECD平均水平，甚至高于印度、墨西哥和巴西等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于中国的国家。2019年，中国综合限制指数为0.24，而OECD国家均值为0.06。
中国对FDI的限制主要表现为对外国企业股权的限制，歧视性筛选或批准机制，限制关键的外国人员进入和对业务限制。这些限制主要倾斜在服务业，如媒体、电信、法律等行业限制指数均超过0.7的高水平，而运输、保险等行业超过0.4的水平，金融服务和商业服务则普遍在0.24以上。 正是过往FDI集中在制造业，带动了中国制造业快速崛起，令中国成为“世界工厂”；而对服务业FDI的限制，则直接造成了中国不少高端服务业发展十分滞后，这也导致我国的服务贸易一直处于逆差的状态。如果这种情况一直持续，金融、审计、法律等重要的服务业不能将竞争力快速提升到国际水平，最终将影响中国制造业的继续升级与国际扩张。
图2：出口加工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在进出口贸易中的作用
国际社会对于中国严格的市场准入条件也实施了针对性举措。例如，美国强化了外资投资委员会（CIFUS）的权力，加强了项目审查，欧盟在2019年也制定了类似的项目审查规则，目标都是中国资本。如果中国不让外资进来，中国资本走出去的难度也会加大。
服务业的新一轮改革开放
服务业早已经成为西方发达国家、也正在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在中国制造业已经出现产能过剩，服务业仍处于比较劣势的情况下，降低服务业市场准入门槛，从而令服务业有可能复制中国制造的成功经验，与曾经降低制造业FDI 门槛有同样重要的意义。从日、韩经验来看，中国FDI的峰值仍未来临。
2018年以来，中国明显加快了金融服务业开放的步伐。从2019年开始，中国已陸续取消银行、证券和保险交易（包括再保险）以及资产管理的合资要求和外国股比限制。在2020年，签订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其中要求实施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管理，并朝着投资自由化努力，在服务业FDI方面，强调要增强供应商市场准入和服务贸易规则的透明度与预见性。2020年底，新签的《中欧全面投资协定》（CAI），内容包括竞争中性、市场准入、透明度、国有企业、争端解决机制、强制性技术转让等方面的条款，中国通过这一协议承诺进一步推进投资自由化，未来将向欧盟投资者开放金融服务业，并在卫生、电信/云服务、计算机服务、海上运输、航空运输和商业服务等领域扩大开放。
扩大服务FDI，不光能够提升国内服务业水平，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有助于复制中国制造的经验，逆转服务业国际收支长期逆差的情况。新一代数字技术的发展或将显著提升服务业的可贸易性，服务业占全球贸易的比重未来会不断提升，当下的布局对提升中国未来的贸易竞争力十分关键。
服务业开放还有国际关系方面的积极意义。中国从国际贸易中赚取的财富也亟待向全球投资，而顺利“走出去”与积极“引进来”二者密不可分，欧盟与美国针对中国资本的限制性条款，是一个提醒。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起步晚，但发展十分迅速，从2005年规模才破百亿美元，至2016年存量已达到1.35万亿美元，与FDI存量齐平。截至2019年底，中国的OFDI达到2.1万亿美元，已经超过FDI的1.8万亿美元规模。
另外，从保持国际收支账户收支平衡的角度来看，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经常账户将维持在基本均衡、略有逆差的状态，这要求我们的资本账户也要维持平衡状态，因此需要保持FDI与OFDI同步增长，从这个角度上看，“引进来”的FDI也已成为“走出去”的OFDI的前提。
顺利引入服务业FDI，需要严明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公平和有效率的法治环境支持，而这恰好也属于服务业的范畴。服务业FDI或将加速这些制度与环境的完善，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提供积极而关键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