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战国入秦汉，列国纷争渐息，大一统格局初现，中国由此别开一路，影响垂于两千年后。统一国家肇始于秦，却未能稳固，而汉代加以承继，持续完备，在技术层面上较好地解决了中央集权的诸多课题，由此造就了相对成熟、通润、柔化的运作体系，开创了长期稳定的政治期。
　　作为政权构建、运转的核心机制之一，选人用人制度关系权柄操持、政由所出，进而牵涉国本根基、国运盛衰，当属“顶层设计”中最为紧要的关节之一。汉代治国有成，与其发展出一套行之有效的选官制度关联匪浅，而察举制即为其大端，不仅与两汉四百年相始终，其韵脉更及于后世，至今犹有余音。
　　与帝王公卿由上而下征辟士人不同，察举之途，为自下而上的推选人才，由人主择贤用能。此法古已有之，且广为施行。入汉之后，建制趋密，功效益彰，蔚成大观。察举制在汉代之流变，是一渐趋繁密、日形完备、终成方轨，为一代所遵的制度化过程。
　　汉高祖刘邦称帝不久，即于十一年（公元前196年）下诏：“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这当是汉代察举的滥觞。惠帝、高后时，都曾诏举“孝弟力田”，使其为民表率。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十五年（公元前165年）分别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至武帝时，国家走出初创期，诸事精进，察举也与世相协，成为一种较为完备的选官制度。
　　汉代察举标准，为“四科取士”，《后汉书·百官志》注引应劭《汉官仪》说：“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达法令，足以决疑，能按章覆问，文中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决，才任三辅令。皆有孝弟廉公之行。”
　　标准虽仅四则，察举科目却很多，主要为孝廉、茂才、贤良方正、文学、明经、明法、尤异、治剧、兵法、阴阳灾异等，体现了选才的开放与多元，然究其要义，实为“公、能、智、勇”四字。
　　虽无明诏示下，但诸多察举科目实则分为岁举和特举两类：岁举为常科，即郡国每年都要向朝廷举荐人才，如孝廉、茂才、察廉、光禄四行等；特举则由诏令临时规定，如贤良方正、文学、明经、治剧等，尤以前两类为常见。现将主要科目略述于下。
　　孝廉。孝廉即孝子廉吏，始于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诏令：“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可见举孝、察廉本为二目，亦非常科，但在后来往往并称，且为岁举，成为有汉一代最为重要的察举科目，被视之为“正途”“清流”。起初举孝廉以郡国为单位，名额相同，但因各郡国人口悬殊，实则并不公平。东汉和帝永元年间，改以人口为标准：率二十万人岁举孝廉一人；不满二十万，二岁一人；不满十万，三岁一人。后又对边郡少数民族杂居地区适当放宽。就被举者来看，多为州郡属吏或通达经学的儒生，而任用多从中央的郎署或地方的令、长、丞起步，升迁较速，前程远大。汉代名公巨卿，多有出身孝廉者，此科政治影响之大，可见一斑。
　　茂才。西汉曰秀才，东汉时为避光武帝刘秀讳改为茂才（茂材）。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武帝下诏：“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为此科之始。其后，宣帝、元帝时均有察举茂才异等的诏令。此科至东汉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成为岁举，与孝廉同为两汉最重要的科目。因茂才为州举，孝廉为郡举，因此前者数目远较后者为少，且被举者多为现任官吏，因而其任职也较孝廉为高。
　　贤良方正。文帝二年，下诏：“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二三执政，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始开此科目。其后两汉诸帝多颁布过此类诏令。当时人以为灾异关乎人世，是上天对于帝王的谴告，因而诏举贤良方正，多在天降异象之后，在表明“罪己”之外，也显示“纳天下言”、匡正过失的姿态。
　　文学。文学即经学，多与“贤良”连称。文帝十五年（公元前165年）诏举贤良文学，晁错即由此科入仕。而察举文学正式见于皇帝诏令，则始于昭帝始元五年（公元前82年）：“其令三辅、太常举贤良文学各二人，郡国文学高第各一人。”文学一科在汉代很受重视，名人辈出。
　　其他科目，如明经、明法、尤异、治剧、勇猛知兵法、阴阳灾异等，所举条件不一而足，在此不一一分述。
　　作为较为完备的选官制度，察举并非孤立而行，而是多与考试相辅相用，以求得人。无论是郡国岁举的孝廉，还是诏令特举的贤良、文学，到朝廷后，均须考试。考试的内容，依《后汉书·左雄传》：“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以经学、章奏为主。考试方法，则有對策和射策，前者为命题作答，后者即抽签考试。考问主体，则上至皇帝亲策，下至公府甄核，几乎遍及察举的各个科目。
　　以考试接续察举，压缩了弄权空间，令制度更趋严密。考试制度本身经过不断完善充实，至隋唐发展为“科举制”，绵延1300余年，对中国影响至深至远。
　　（摘自《改革内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