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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西游记》是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之一，然而针对《西游记》的研究却远远比不上其他三部古典文学名著。因此，《西游记》仍然有许多内容与价值等我们发掘。结合新时代的新思想，本文从《西游记》的内容、人物形象及作者等方面，结合之前的研究成果，显现明朝这个特定时期特定社会下的国人、文人心理状态，以此来阐释吴承恩、阐释《西游记》，最后在这个过程中找出论据，以此来作为依据，考证了《西游记》中所蕴含的两种看似对立又在深层统一的意识形态：流氓无赖意识与侠客精神。
关键词:双向意识形态；流氓无赖意识；侠客精神；对立统一
中图分类号：I25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117（2011）10-0307-02
随着资本主义在中国萌芽、发展的过程中，在封建社会晚期的明朝社会，明代平民、文人中所呈现的独特心理状态，即双向的流氓无赖意识和侠客精神。这种双向的流氓无赖意识和侠客精神在长篇小说《西游记》中表现得非常强烈。
一、“非典型”流氓无赖的市侩意识
吴承恩在创作过程中所持的观念或者说所包含的意识是在那个时期所特定的社会条件下形成的中国人特有的小市民式的市侩意识，但这种意识又不是简单普通的市侩意识，它是一种追求并超越自由，向往自尊的一种意识。这种意识是在实现不了人生迷惘的人生挤压下所形成的，所以它不等同与普通流氓无赖的市侩意识，我们把它叫作“非典型”流氓无赖意识。之所以叫它“非典型”，是因为这种意识中夹杂了其它的更复杂的思想且被遮掩。
（一）不可能的儒学。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流行的主要思想尤以儒学为盛，那么，《西游记》的主导思想是否因为其作者是个儒生而成为一部儒家说教性质，维护正统思想的小说呢？答案是否定的。五六十年代，不少学者用社会历史的批评方法、阶级分析方法来阐释《西游记》。“书中的神是统治者，魔是被统治者，神魔斗争使我们联想到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与人民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在《西游记》中，前七回便是写孙悟空学道归来，反上天庭，大闹天宫的情节。这其中，代表着儒学正统思想的占统治地位的天庭——森严的等级制度和权力体系被孙悟空给搅的一塌糊涂，而书中又不乏作者对妖魔的称赞与欣赏，可以说作者从来就没有想要为儒家思想唱赞歌，要接受它的思想。刘经庵的《中国纯文学史纲》有一句话“什么劝学，什么谈禅，又什么讲理呢，恐怕作者在动笔时压根就没有想过罢”。这可以说代表了大部分人的想法。
（二）表面上的道学。《西游记》的主题意蕴不是理性的儒学，那么应该是玄幻的道学么？从其玄幻神魔小说的内容表面上看应该是这样的。不过，现在很多学者专家都认为，《西游记》绝对不是褒扬道教的书，而是坚决反道的书。例如，高熙曾在他的《〈西游记〉里的道教和道士》中认为“《西游记》里，只要道士一出场，总归没有好事，作者不但对道士们极尽嬉笑怒骂之事，而且连道教的祖师及其组织都挖苦的淋漓尽致，简直是有意识地来揭露道士们的无能、阴谋、专横以至祸国殃民。”不过我觉得这似乎过于偏激了，《西游记》没有那么强烈的反道意识，不过绝对说不上有包含这样的写作意识，至少从书中可以找到些许证据。
从《西游记》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还是有些倾向道家思想的：1、全书中都注入了作者向往道家的自由自在与逍遥快活的感情，从孙悟空及妖魔的描写可以看出；2、孙悟空的出生便充满了玄幻与神奇的道家色彩；3、孙悟空一身高超的本领是他遍寻学问，四处求教后，最终拜在道家门派下所学得的；4、作者以一些道家的术语与基本认识构成了全书的细节结构思维，充满了道教的数理观念，如全书一开篇所提的天地之数和书中环境的描写，以及“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如意棒十万八千斤重”、“十万八千根毫毛”来看，若没有道家道学的作用，《西游记》将减色不少。杨义就认为《西游记》作者是反对道教的符派、外丹派，而支持性命双修的内丹派的。
尽管《西游记》不能少了道学，但它只是对道学的借用。虽然孙悟空的心性似道而且师出道门，但他是被赶出道门的，而且他学的也仅是道家的皮毛，而非道学博大精深的内涵。它的行为更不是道学所提倡的任其自然、无为的精神，后来更是败给佛祖，投于佛教门下。因此，《西游记》的主题思想仅是表面上的道学。
（三）似是而非的佛学
大家都知道，《西游记》最终结局是功德圆满，取回真经，修成正果。那么《西游记》就是佛学性质的宗教小说吗？
从全书来看，本领高超、金身不毁的孙悟空斗天斗地，却胜不了西天如来，纵有一身本领，与十万天兵为战，却被如来一只手掌所降，窝囊地被压于五指山下，受了五百年的苦难，结果还是陪凡庸的唐僧前往西天取经。孙悟空从如来处换取自由的代价便是接受象征如来佛束缚的金箍圈，护送佛的代言人唐僧步行十万八千里历经八十一难。表面上看来孙悟空自由了，实际上是更不自由，是以牺牲实质自由来换取假象的自由，原来的齐天大圣在诱导下一步步成了佛的一员。
可惜，即便这样，我们依然认为《西游记》的主导思想不是“修行”、“功德”、“圆满”的佛学说教，部分专家学者也是这样认为。霍松林在《略说〈西游记〉》中指出：“《西游记》绝不是拥护佛教的，作者以否定的态度对待佛教的，他不仅鞭笞了佛教的六道轮回之说和不杀不盗不妄语的戒律，而且揭露如来佛、观音菩萨、弥勒佛、文殊等放纵他们的爪牙为非作歹的罪恶以及两大尊者勒索人事的丑态”。
我们认为，《西游记》巧妙的利用了大乘佛教“普济众生”的口号来体现作者的进步思想，描写了人生道路，阐发人生哲理。以内容来说孙悟空被佛利用，成为取经路上的棋子，而佛学又被作者利用，成为抒写感情的符号。无论如何，作者在肯定孙悟空的同时也就是对佛教教义无言的否定。谁都希望孙悟空是个敢作敢为的大英雄，而讨厌他作为畏首畏尾的大脓包，所以作者巧妙地把对佛的否定融合进了读者的故事感情之中。
（四）复杂的个人主义发展——“非典型的流氓无赖意识
在目前关于《西游记》的主题说中，我们比较赞同的是朱彤的市民说、李希凡的双重主题说以及梁启超和钟婴的哲理说。不过我们的观点与他们有类似之处，却又有所不同。
在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形态的时期，逐渐产生了一种个人主义思潮，一种无人欲的人性平等，正是因为这种无人欲，这种个人主义又不是普遍典型的个人主义。而且自东汉末年开始，儒释道三家的思想争斗与融合就没有停止过。终于在封建社会晚期实现了基本的融合，和谐大于争斗，所以这种个人主义的发展不可避免的受到了儒释道三家的影响。
二、“传统性”英雄主义的侠客精神
自古以来，侠客都是个古老而又永恒的话题故事。尤其是在中国，由于融入了各种不同的思想，因此中国的侠客的精神更加具有了与世界不同的独特风格。吴承恩和他所创作的《西游记》也不例外，我们从中可以找到“侠”的精神与影子。吴承恩个人生活与命运的道路并不平坦。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吴承恩在《西游记》的写作过程中融入了自己向往的侠客精神，试图通过一部《西游记》来吐露心中的不快，发泄满腹的郁闷。名人张潮曾作诗“胸中小不平，可以洒消之；世间大不平，非剑不能消之。”吴承恩生活的明代，已经开始走向灭亡之路了，社会黑暗，动荡混乱，官场腐败，政局不安。吴承恩他个人胸中积累的绝非小不平，而是大不平，他便借助孙悟空这一形象来显现自己的“英雄侠客”梦。
（一）奇特的诞生
众所周知，孙悟空是由一块吸收了天地灵气的猴形石所“演化”而来的，是天地的产物，因此它的筋骨强劲有力，坚韧而神奇。这种诞生模式类似很多奇侠的诞生：从小便身世不明或有强健的体魄，然后接受了某某的指点，终于成为高手。这一诞生的意义并不是吴承恩的刻意模仿或承袭前人对孙悟空的描述，它的更重要的意义是使孙悟空像侠一样，而且是个独行侠，如此一来，使孙悟空有了合理而神奇的产生，使它不受到诸如父母兄弟姐妹的羁绊，独自闯荡，成为一个完美的侠客的“家庭背景”，虽然这种“家庭背景”是无背景。可见，吴承恩在孙悟空诞生的那一刻便让他成为了一个充满悲情英雄色彩的“独行侠”，而不是出生于大家庭大背景条件下的“少年侠”，在那一刻，孙悟空便孤独的走上了“侠”的成长轨迹。
（二）曲折的学道路程
如果只有一个好的体格与灵性的头脑，而没有高深的法术与高强的武功是不足以保证孙悟空能成为一代豪侠的。没了能力的保证，孙悟空怎能随心所欲的做自己想做的事？为了自己心中的梦，为了超越自我超越一切，孙悟空“放弃”了一个小帮派帮主的头衔，进行了一段漫长而又曲折的求道过程。这也像一些侠客的求道过程：曲折艰辛。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当这些“侠”学成出山后，必将“一剑出而天下士皆寒”。果不其然，孙悟空学道成功回花果山后，便迅速的成名于天地间，入龙宫，求神器；入地府，改岁命。最终被天庭发现，召入天宫，破例封职。
（三）豪爽浪荡的心性
孙悟空生性豪爽浪荡，不计小节。在吴承恩的笔下，颇具“侠”的风度。在《西游记》中常常可以看到孙悟空豪爽大方，不拘小节，有气量，重义气的描写。像在与牛魔王等其他三个洲的首领打交道时的举止，在天宫当时的行为，以及后来在取经路上的行为都可以看出来孙悟空的豪气。其实孙悟空是一个蛮可爱的“侠”，孙悟空常嬉笑着和其他人“勾肩搭背”地说笑，有时也会耍耍性子，开开玩笑，捉弄人。虽然那是搞笑的虚构的，但是，从那形象上是可以看到孙悟空的豪爽浪荡的心性。一句话便能最好的体现孙悟空的那种豪放与浪荡：“我要这天，再遮不住我眼；要这地，再埋不了我的心；要那诸佛，都烟消云散；要那众生，都明白我意。”
（四）嫉恶如仇和快意恩仇
古今大侠都有一点是惊人的类似的，那便是嫉恶如仇和快意恩仇。在孙悟空身上，我们同样可看到这一点。它的善恶感尤其强烈，爱憎分明。从取经这一路上的事就可以明显的看出，在其中只要发现妖精，孙悟空就举棒便打，受人欺负辱骂也打，根本不在乎它“上司”唐僧的阻挡，这尤其突显在“三打白骨精”中。虽然在这期间都是孙悟空受到严厉惩罚，但孙悟空仍然坚持自己主见。这多少反映了作者对现实不公平的鞭挞，并抒发了作者对当时黑暗社会的不满。一个没什么能力的庸腐的唐僧，却倚仗着高层传授给他的紧箍咒，对行善惩恶忠诚的孙悟空不分青红皂白的进行指责与惩罚，着实让人替着猴子惋惜、打不平与愤慨。
快意恩仇就更不用说了，一根金箍棒，扫尽不平事。在接受佛主招安之前，孙悟空独来独往，快意恩仇，纵横四海，不受管束，根据自己的愿望，以自己的目光，依靠自己的力量，手刃敌人，正义得到伸张，邪恶得到惩罚，产生杀人的“快感”，因此而“快意”。招安之后，也不收敛，妖精恶魔投降也不让，非得一棒打死才痛快。
（五）侠的重任与痛苦
所谓能力越大，责任越大。以孙悟空来说那便叫重任了。之前孙悟空活的逍遥自在，只可惜着了佛主的道，只得陪同护送唐僧前往西天取经。西天有多远？在《西游记》第二十四回中写到说：“行者说：‘十万八千里。十停还不曾走了一停哩。’……行者道：‘这些路若论二位贤弟，便十来日也可到；若论我走，一日也好走五十遭，还冗日色；若论师父走，莫想，莫想！’”。由此可见，西天路途对于唐僧来说相当远，而路上偏偏不太平，唐僧肉香味美，又或者他貌相俊朗，总之生出好多事端。孙悟空的重任就可见一斑。西天路途险阻漫长，对一个一日可到西天的孙悟空，劳费如此功夫，一步步走去，虽然是种磨练，但更是一种痛苦。如此大侠，能力越大，责任越大，而背负的痛苦也就越多。由上述可知，《西游记》里饱含了中国民族传统的英雄主义的侠客精神。这种英雄崇拜情节与意识通过吴承恩注入到《西游记》当中。文人，是任何朝代都存在却又特殊的群体，倘若生活在乱世中，那么文人便是受迫害最严重的群体，那是因为文人手无缚鸡之力，却有力挡千钧之笔。也正因为如此，文人只能将心中“大不平”诉诸于纸笔，把满腔郁闷与愤慨融在笔墨中。吴承恩便属于这一文人群体，他也是有着英雄崇拜与侠客向往的意识思想的。“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残酷的经济剥削，酷烈的政治压迫，使得人民生活痛苦不堪，因此他们渴望有侠士能解脱他们的苦难。”侠客精神的显现，流氓无赖意识的流露，成了作者个人主义精神张扬的交集的枢纽，也便铸就了这部《西游记》不朽的经典的世界名著。时代在变革，社会在发展，再评《西游记》的话题肯定还会继续。
作者单位：商丘师范学院思想政治理论教学部
作者简介:王四正（1980— ），男，河南商丘人，硕士，主要从事思想政治理论教学与研究。
参考文献:
[1]张天翼.《西游记》札记[M].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
[2]刘经庵.中国纯文学史纲[M].北京:北平著者书店,1935.
[3]高熙曾.《西游记》里的道教和道士[J].文学书刊介绍.1954,8.
[4]杨义.《西游记》中国神话文化的大器晚成[J].中国社会科学.1995,1.
关键词:双向意识形态；流氓无赖意识；侠客精神；对立统一
中图分类号：I25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117（2011）10-0307-02
随着资本主义在中国萌芽、发展的过程中，在封建社会晚期的明朝社会，明代平民、文人中所呈现的独特心理状态，即双向的流氓无赖意识和侠客精神。这种双向的流氓无赖意识和侠客精神在长篇小说《西游记》中表现得非常强烈。
一、“非典型”流氓无赖的市侩意识
吴承恩在创作过程中所持的观念或者说所包含的意识是在那个时期所特定的社会条件下形成的中国人特有的小市民式的市侩意识，但这种意识又不是简单普通的市侩意识，它是一种追求并超越自由，向往自尊的一种意识。这种意识是在实现不了人生迷惘的人生挤压下所形成的，所以它不等同与普通流氓无赖的市侩意识，我们把它叫作“非典型”流氓无赖意识。之所以叫它“非典型”，是因为这种意识中夹杂了其它的更复杂的思想且被遮掩。
（一）不可能的儒学。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流行的主要思想尤以儒学为盛，那么，《西游记》的主导思想是否因为其作者是个儒生而成为一部儒家说教性质，维护正统思想的小说呢？答案是否定的。五六十年代，不少学者用社会历史的批评方法、阶级分析方法来阐释《西游记》。“书中的神是统治者，魔是被统治者，神魔斗争使我们联想到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与人民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在《西游记》中，前七回便是写孙悟空学道归来，反上天庭，大闹天宫的情节。这其中，代表着儒学正统思想的占统治地位的天庭——森严的等级制度和权力体系被孙悟空给搅的一塌糊涂，而书中又不乏作者对妖魔的称赞与欣赏，可以说作者从来就没有想要为儒家思想唱赞歌，要接受它的思想。刘经庵的《中国纯文学史纲》有一句话“什么劝学，什么谈禅，又什么讲理呢，恐怕作者在动笔时压根就没有想过罢”。这可以说代表了大部分人的想法。
（二）表面上的道学。《西游记》的主题意蕴不是理性的儒学，那么应该是玄幻的道学么？从其玄幻神魔小说的内容表面上看应该是这样的。不过，现在很多学者专家都认为，《西游记》绝对不是褒扬道教的书，而是坚决反道的书。例如，高熙曾在他的《〈西游记〉里的道教和道士》中认为“《西游记》里，只要道士一出场，总归没有好事，作者不但对道士们极尽嬉笑怒骂之事，而且连道教的祖师及其组织都挖苦的淋漓尽致，简直是有意识地来揭露道士们的无能、阴谋、专横以至祸国殃民。”不过我觉得这似乎过于偏激了，《西游记》没有那么强烈的反道意识，不过绝对说不上有包含这样的写作意识，至少从书中可以找到些许证据。
从《西游记》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还是有些倾向道家思想的：1、全书中都注入了作者向往道家的自由自在与逍遥快活的感情，从孙悟空及妖魔的描写可以看出；2、孙悟空的出生便充满了玄幻与神奇的道家色彩；3、孙悟空一身高超的本领是他遍寻学问，四处求教后，最终拜在道家门派下所学得的；4、作者以一些道家的术语与基本认识构成了全书的细节结构思维，充满了道教的数理观念，如全书一开篇所提的天地之数和书中环境的描写，以及“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如意棒十万八千斤重”、“十万八千根毫毛”来看，若没有道家道学的作用，《西游记》将减色不少。杨义就认为《西游记》作者是反对道教的符派、外丹派，而支持性命双修的内丹派的。
尽管《西游记》不能少了道学，但它只是对道学的借用。虽然孙悟空的心性似道而且师出道门，但他是被赶出道门的，而且他学的也仅是道家的皮毛，而非道学博大精深的内涵。它的行为更不是道学所提倡的任其自然、无为的精神，后来更是败给佛祖，投于佛教门下。因此，《西游记》的主题思想仅是表面上的道学。
（三）似是而非的佛学
大家都知道，《西游记》最终结局是功德圆满，取回真经，修成正果。那么《西游记》就是佛学性质的宗教小说吗？
从全书来看，本领高超、金身不毁的孙悟空斗天斗地，却胜不了西天如来，纵有一身本领，与十万天兵为战，却被如来一只手掌所降，窝囊地被压于五指山下，受了五百年的苦难，结果还是陪凡庸的唐僧前往西天取经。孙悟空从如来处换取自由的代价便是接受象征如来佛束缚的金箍圈，护送佛的代言人唐僧步行十万八千里历经八十一难。表面上看来孙悟空自由了，实际上是更不自由，是以牺牲实质自由来换取假象的自由，原来的齐天大圣在诱导下一步步成了佛的一员。
可惜，即便这样，我们依然认为《西游记》的主导思想不是“修行”、“功德”、“圆满”的佛学说教，部分专家学者也是这样认为。霍松林在《略说〈西游记〉》中指出：“《西游记》绝不是拥护佛教的，作者以否定的态度对待佛教的，他不仅鞭笞了佛教的六道轮回之说和不杀不盗不妄语的戒律，而且揭露如来佛、观音菩萨、弥勒佛、文殊等放纵他们的爪牙为非作歹的罪恶以及两大尊者勒索人事的丑态”。
我们认为，《西游记》巧妙的利用了大乘佛教“普济众生”的口号来体现作者的进步思想，描写了人生道路，阐发人生哲理。以内容来说孙悟空被佛利用，成为取经路上的棋子，而佛学又被作者利用，成为抒写感情的符号。无论如何，作者在肯定孙悟空的同时也就是对佛教教义无言的否定。谁都希望孙悟空是个敢作敢为的大英雄，而讨厌他作为畏首畏尾的大脓包，所以作者巧妙地把对佛的否定融合进了读者的故事感情之中。
（四）复杂的个人主义发展——“非典型的流氓无赖意识
在目前关于《西游记》的主题说中，我们比较赞同的是朱彤的市民说、李希凡的双重主题说以及梁启超和钟婴的哲理说。不过我们的观点与他们有类似之处，却又有所不同。
在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形态的时期，逐渐产生了一种个人主义思潮，一种无人欲的人性平等，正是因为这种无人欲，这种个人主义又不是普遍典型的个人主义。而且自东汉末年开始，儒释道三家的思想争斗与融合就没有停止过。终于在封建社会晚期实现了基本的融合，和谐大于争斗，所以这种个人主义的发展不可避免的受到了儒释道三家的影响。
二、“传统性”英雄主义的侠客精神
自古以来，侠客都是个古老而又永恒的话题故事。尤其是在中国，由于融入了各种不同的思想，因此中国的侠客的精神更加具有了与世界不同的独特风格。吴承恩和他所创作的《西游记》也不例外，我们从中可以找到“侠”的精神与影子。吴承恩个人生活与命运的道路并不平坦。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吴承恩在《西游记》的写作过程中融入了自己向往的侠客精神，试图通过一部《西游记》来吐露心中的不快，发泄满腹的郁闷。名人张潮曾作诗“胸中小不平，可以洒消之；世间大不平，非剑不能消之。”吴承恩生活的明代，已经开始走向灭亡之路了，社会黑暗，动荡混乱，官场腐败，政局不安。吴承恩他个人胸中积累的绝非小不平，而是大不平，他便借助孙悟空这一形象来显现自己的“英雄侠客”梦。
（一）奇特的诞生
众所周知，孙悟空是由一块吸收了天地灵气的猴形石所“演化”而来的，是天地的产物，因此它的筋骨强劲有力，坚韧而神奇。这种诞生模式类似很多奇侠的诞生：从小便身世不明或有强健的体魄，然后接受了某某的指点，终于成为高手。这一诞生的意义并不是吴承恩的刻意模仿或承袭前人对孙悟空的描述，它的更重要的意义是使孙悟空像侠一样，而且是个独行侠，如此一来，使孙悟空有了合理而神奇的产生，使它不受到诸如父母兄弟姐妹的羁绊，独自闯荡，成为一个完美的侠客的“家庭背景”，虽然这种“家庭背景”是无背景。可见，吴承恩在孙悟空诞生的那一刻便让他成为了一个充满悲情英雄色彩的“独行侠”，而不是出生于大家庭大背景条件下的“少年侠”，在那一刻，孙悟空便孤独的走上了“侠”的成长轨迹。
（二）曲折的学道路程
如果只有一个好的体格与灵性的头脑，而没有高深的法术与高强的武功是不足以保证孙悟空能成为一代豪侠的。没了能力的保证，孙悟空怎能随心所欲的做自己想做的事？为了自己心中的梦，为了超越自我超越一切，孙悟空“放弃”了一个小帮派帮主的头衔，进行了一段漫长而又曲折的求道过程。这也像一些侠客的求道过程：曲折艰辛。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当这些“侠”学成出山后，必将“一剑出而天下士皆寒”。果不其然，孙悟空学道成功回花果山后，便迅速的成名于天地间，入龙宫，求神器；入地府，改岁命。最终被天庭发现，召入天宫，破例封职。
（三）豪爽浪荡的心性
孙悟空生性豪爽浪荡，不计小节。在吴承恩的笔下，颇具“侠”的风度。在《西游记》中常常可以看到孙悟空豪爽大方，不拘小节，有气量，重义气的描写。像在与牛魔王等其他三个洲的首领打交道时的举止，在天宫当时的行为，以及后来在取经路上的行为都可以看出来孙悟空的豪气。其实孙悟空是一个蛮可爱的“侠”，孙悟空常嬉笑着和其他人“勾肩搭背”地说笑，有时也会耍耍性子，开开玩笑，捉弄人。虽然那是搞笑的虚构的，但是，从那形象上是可以看到孙悟空的豪爽浪荡的心性。一句话便能最好的体现孙悟空的那种豪放与浪荡：“我要这天，再遮不住我眼；要这地，再埋不了我的心；要那诸佛，都烟消云散；要那众生，都明白我意。”
（四）嫉恶如仇和快意恩仇
古今大侠都有一点是惊人的类似的，那便是嫉恶如仇和快意恩仇。在孙悟空身上，我们同样可看到这一点。它的善恶感尤其强烈，爱憎分明。从取经这一路上的事就可以明显的看出，在其中只要发现妖精，孙悟空就举棒便打，受人欺负辱骂也打，根本不在乎它“上司”唐僧的阻挡，这尤其突显在“三打白骨精”中。虽然在这期间都是孙悟空受到严厉惩罚，但孙悟空仍然坚持自己主见。这多少反映了作者对现实不公平的鞭挞，并抒发了作者对当时黑暗社会的不满。一个没什么能力的庸腐的唐僧，却倚仗着高层传授给他的紧箍咒，对行善惩恶忠诚的孙悟空不分青红皂白的进行指责与惩罚，着实让人替着猴子惋惜、打不平与愤慨。
快意恩仇就更不用说了，一根金箍棒，扫尽不平事。在接受佛主招安之前，孙悟空独来独往，快意恩仇，纵横四海，不受管束，根据自己的愿望，以自己的目光，依靠自己的力量，手刃敌人，正义得到伸张，邪恶得到惩罚，产生杀人的“快感”，因此而“快意”。招安之后，也不收敛，妖精恶魔投降也不让，非得一棒打死才痛快。
（五）侠的重任与痛苦
所谓能力越大，责任越大。以孙悟空来说那便叫重任了。之前孙悟空活的逍遥自在，只可惜着了佛主的道，只得陪同护送唐僧前往西天取经。西天有多远？在《西游记》第二十四回中写到说：“行者说：‘十万八千里。十停还不曾走了一停哩。’……行者道：‘这些路若论二位贤弟，便十来日也可到；若论我走，一日也好走五十遭，还冗日色；若论师父走，莫想，莫想！’”。由此可见，西天路途对于唐僧来说相当远，而路上偏偏不太平，唐僧肉香味美，又或者他貌相俊朗，总之生出好多事端。孙悟空的重任就可见一斑。西天路途险阻漫长，对一个一日可到西天的孙悟空，劳费如此功夫，一步步走去，虽然是种磨练，但更是一种痛苦。如此大侠，能力越大，责任越大，而背负的痛苦也就越多。由上述可知，《西游记》里饱含了中国民族传统的英雄主义的侠客精神。这种英雄崇拜情节与意识通过吴承恩注入到《西游记》当中。文人，是任何朝代都存在却又特殊的群体，倘若生活在乱世中，那么文人便是受迫害最严重的群体，那是因为文人手无缚鸡之力，却有力挡千钧之笔。也正因为如此，文人只能将心中“大不平”诉诸于纸笔，把满腔郁闷与愤慨融在笔墨中。吴承恩便属于这一文人群体，他也是有着英雄崇拜与侠客向往的意识思想的。“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残酷的经济剥削，酷烈的政治压迫，使得人民生活痛苦不堪，因此他们渴望有侠士能解脱他们的苦难。”侠客精神的显现，流氓无赖意识的流露，成了作者个人主义精神张扬的交集的枢纽，也便铸就了这部《西游记》不朽的经典的世界名著。时代在变革，社会在发展，再评《西游记》的话题肯定还会继续。
作者单位：商丘师范学院思想政治理论教学部
作者简介:王四正（1980— ），男，河南商丘人，硕士，主要从事思想政治理论教学与研究。
参考文献:
[1]张天翼.《西游记》札记[M].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
[2]刘经庵.中国纯文学史纲[M].北京:北平著者书店,1935.
[3]高熙曾.《西游记》里的道教和道士[J].文学书刊介绍.1954,8.
[4]杨义.《西游记》中国神话文化的大器晚成[J].中国社会科学.199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