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年开学季，教育部颁布的《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以下简称《规则》）将于2021年3月1日起施行。试行阶段，如何推动《规则》落地、落实和进一步完善？带着这些问题，本刊记者采访了河北大学教育学院教师刘红萍（哈佛大学教育学院博士后、北京大学管理学博士后、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教师：三思而后行

　　接受采访前，刘红萍也多方调研了中小学一线教师对于《规则》的意见和看法，“老师们都非常支持，但也存在一些疑惑，担心这把新时代的‘戒尺’有点儿烫手”。
　　《规则》明确了教师在教学过程、班级管理中实行教育惩戒的具体情况和行为规范，并要求教育行政部门给予保障。在此之前，面对学生，部分老师存在“不敢管”的退缩行为和“不知道怎么管”的心理疑虑。教育部明确教育惩戒权，从法律的角度讲，体现了国家从法律层面规范引导教育惩戒的决心和信心，可以让真正有志于教书育人的教师群体，依规执教、放心去管，最终有利于教育目标的实现。
　　刘红萍提出，《规则》试行，不仅是单纯地赋予教师的权利，其实是对教师的综合素质、教学素养、德育工作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课堂教育和班级管理中，老师是一对多的管理者。《规则》落地，要求老师提高精细化管理水平。老师手握“戒尺”，就应该以最精确的刻度、最专业的态度去丈量教育惩戒的尺度。
　　在试行阶段，《规则》中高频率出现的“适当”一词，就考验教师在惩戒学生时能否拿捏好尺度、把握住分寸，能否正確判断各类问题的严重性、明辨各个学生的是与非。处罚过轻，可能达不到警戒的作用;矫枉过正，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后果。“比如罚跑步，要充分了解学生的体质。当众罚站、点名批评，要考虑学生的心理承受能力。”刘红萍认为，作为惩戒执行主体，教师应当对每个学生的身心状况、家庭背景、生活环境有全面而细致的了解。
　　自古严师出高徒，但惩戒却不必过分严苛。教育惩戒因人而异，尊重和保护孩子的天性，或许更能从侧面达到寓教于生活的效果。《规则》第八条规定，对违规违纪情节较为轻微的学生，教师可适当增加其班级公益服务任务。比如有学生艺术细胞发达，但是未经许可就在教室墙壁上甚至其他公共场所胡乱涂鸦，老师可以惩罚该生为班级绘制黑板报，对其天赋与才华给予充分的认可和肯定，从而让孩子明白：艺术细胞可以自由挥洒，但个人特长需要发挥得当。
　　惩戒只是手段，教育才是目的。“学生不听话，老师是容易有情绪的。这一点相信家长都有体会，这也是老师在实施惩戒的时候尤其需要注意的地方。”刘红萍强调，教师在跟学生沟通问题的时候，除了考虑学生本身的情况，更要注意自身的语气和态度，批评的语气不能是情绪宣泄，惩戒的方式也不能够简单粗暴。“要把心理学、教育学和管理学糅合在一起，注意引导、滋润、熏陶，时刻谨记为人师表，采用多样化、个体化、个性化、人性化的惩戒手段，用爱去浇灌学生的心灵思想，致力于达到立德树人的教育目的。”
　　教育是一门艺术，惩戒是一门学问。刘红萍认为，把握好惩戒的艺术，反而能拉近老师与学生的关系，引导学生尊师重教。放下老师的矜持，反而更能在学生当中树立较好的威信。“比如面对学生拒绝完成作业，在教育惩戒前，更应该反思，是不是自己布置的作业太枯燥了？任务量太重了？”教育惩戒需要三思而后行，罚轻了要及时加码，罚重了要注意疏导。
　　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教育是人性化的。《规则》第十三条要求教师在对学生实施教育惩戒前后，注重与家长的沟通和对学生的帮扶，有助于缓解教师与家长、教师与学生之间的矛盾，让惩戒的意义最大化，教育的效果最优化，推动营造家校共建的教学氛围、形成和谐的师生关系。
　　教育惩戒固然满足了教师群体的心理期待，但这并不意味着作为老师都有去惩戒学生的欲望。“有的老师是不敢惩戒学生，有的老师是真心不愿意使用‘惩戒权’。”刘红萍说，对违纪学生放任不管，就会损害其他学生正当的受教育权益，不利于构建良好的教学秩序和校园环境。“教不严、师之惰”，如果教师群体人人自危，那么跪着的老师如何能教出站着的学生呢？如果面对学生，不想管、不敢管、不会管，那么接受惩戒的将是老师。“学生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的是老师的问题。”
　　“防为上，救次之，诫为下。”“惩戒权”不能逃避，却可以合理规避或事先预防。刘红萍建议，教师在现实教学管理工作中，一定要防微杜渐，及时发现学生可能存在的问题或潜在的问题，第一时间进行正面引导，用心观察、用爱疏导，就可以减少“教育惩戒”。

家长：不要盲目干预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每一位家长都不应该忽视日常生活对孩子潜移默化的影响，更不能无视教育孩子的责任和义务。
　　一些家庭“娃以稀为贵”，孩子是“老虎的屁股摸不得”。过分保护、盲目偏袒、放任不管，让孩子成为教学秩序中的“得势者”，给老师的教育惩戒和管束增加工作难度。
　　目前，部分家长对于《规则》仍持观望态度。“一听说老师们要试行教育惩戒权，有些家长可能都会联想到暴力体罚，担心孩子在校被打被骂。”一二十年前，家长们把孩子送去学校，可能都会叮嘱老师“教不好，不听话，尽管打！”现如今，家长们对“打”孩子很难接受。
　　宅家抗疫期间，亲子家庭朝夕相处，日复一日管教约束、指导功课，有时候“十分母爱”也会打折为“三分热度”。网友们把送娃上学调侃为“神兽归笼”。疫后复学，更有多所中小学校老师在《致家长的一封信》中反复强调：“送孩子开学报到，请家长们千万一定要压抑住自己内心的喜悦，尽量对孩子们表现出依依不舍的样子……” 　　对于孩子们的管理和学习，不少家长都表示力不从心，其实老师的权利和能力也是有限的。孩子不服从管教、学习成绩不理想，很多家长都会找老师诉苦。但如果听说孩子在学校被“惩戒”，又不免会去怜爱和担忧。
　　刘红萍认为，随着社会发展，家长的教育观念有了很大转变，但面对教育惩戒，仍缺乏辩证的认识和解读。发生纠纷时，家长可以依法依规进行申诉，发现问题时，家长也可以向有关部门举报，但如果盲目干预、反对“教育惩戒”，丧失的不止是师道尊严，伤害的最终还是孩子。刘红萍建议，家长可以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组建家长委员会，积极参加班级事务的监督和管理，协助老师用好《规则》、教好孩子。实际上，《规则》中也确保了家长的参与、申诉、投诉等权益。
　　由于中小学生处于身心发育的特殊时期，面临内心敏感、情感脆弱等问题，现在又是提倡自由、弘扬个性的时代，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提倡赏识教育、鼓励教育、爱的教育，避谈“教育惩戒”。“享受权利，就要履行职责和义务。正如教育惩戒需要有尺度，自由也应有边界。再有个性也不该冒犯公共道德，损害他人合法、合规的权利。”刘红萍说。
　　由于外界对教育的高度关注，有些轻微的“惩戒”也在大众的目光中被无限放大，这让教师在处罚违规、违纪学生时变得束手束脚，乃至“惩戒”在校园里变得形同虚设、悄无声息。
　　刘红萍表示，不论是赏识教育还是惩戒教育，我们都应该辩证看问题，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提倡赏识教育不意味着放弃惩戒，不论是给予爱的鼓励，还是进行严格的惩戒，都不能违背教育的初衷，应该在适当的尺度下去爱孩子，更应该在合理的规则中去管束孩子。从心理学角度来看，赏识教育是正面行为强化，侧重积极鼓励、欣赏，以强化学生正确的行为。教育惩戒则是一种负面行为强化，让学生体验到痛苦或羞耻，激发其悔改之意。二者并无优劣 、好坏之分。”
　　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才能够事半功倍。惩戒与鼓励在教育目的上并不冲突，而老师与学生、家庭教育和校园教育也从来都不是对立的关系。家校协作、宽严相济，不仅有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更有助于推动在全社会形成尊师重教的良好风气，保障下一代在严管厚爱中成长成材。

学校：可引入第三方监管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雨果说：“多建一所学校，就少建一座监狱。”对于国家和社会，学校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推动“教育惩戒”落地，打造高质量教育体系，学校作为重要载体，既要充分发挥主导地位，又要坚决确保客观立场。
　　由于每个学生的特质存在差异，部分家长对于《规则》保留异议，老师在教学实践中也面临着诸多难题。处理违纪事件，老师需要充分思考、多方顾虑，如何“适当惩戒”，才能让学生接受、让家长认可，才能达到最好的教育效果和规避可能造成的不良后果。如果过重的精神压力和过高的教学成本都归于老师一人，那么老师可能会心有余而力不足。
　　2019年，安徽教师周安员行使教育惩戒权后，遭家长索赔并威胁，选择跳江自杀。2020年，四川五年级学生张某上数学课遭体罚后非正常死亡。在这两起事件中，老师的惩戒权、学生的受教育权都没有得到有效保障，最终导致了校园悲剧。学校是孩子们成长成材的地方，是老师们教学相长的地方，作为管理方，学校有必要积极发挥主导作用，不能把实施教育惩戒的老师一竿子打死，更不能无视学生的利益和家长的诉求。
　　家庭教育与校园教育相辅相成。为减少双方的互相干预和对立，达到教育目的的有机统一，学校就必须主动拥抱第三方监管机制，在制定校纪校规，面对学生、家长、教师申诉，处理争议、纠纷等问题时，应当举行听证会进行商议，公开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吸引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共同促进教育惩戒正向发展，保障校园的纯洁性、维护教育的公平性，把校园变成让社会放心的乐园。“有条件的学校还可以积极联合社会公益组织，聘请心理专家、德育导师等专业人士。依托新媒体等传播渠道，组织召开家长会、班会，向学生和家长宣讲、介绍《规则》。”刘红萍表示。
　　针对教职工管理方面，学校应当依据《规则》开展教学培训，加强教职工队伍建设，提升教育工作者在班集体中的精细化管理水平，促进教学相长的良性循环，给老师掌握教育惩戒权吃一记“定心丸”。
　　在试行阶段，《规则》还有很多需要逐步完善的方面，如果惩戒手段不够标准化，那么边界就可能无限扩大。“比如针对惩戒道具——戒尺，韩国就明确规定其长度不能超过100厘米，直径要控制在1厘米左右，男生可以打臀部，女生只能打小腿，中学生、男生可以打10下，小学生、女生则应减半。而在新加坡，也会规定教师掌握的鞭笞惩戒权只针对男生，并且不能施行在体质弱的学生身上……”刘红萍强调，根据不同性别、年龄、年级等条件为学生把关、给教师设限，可以帮助“教育惩戒”更加细化、量化，便于操作和执行。

学生：破坏规则需要付出代价

　　在甲骨文中，“教”字被形象表现为：儿童受棍棒体罚，学习算术。因此有人解读称，“教育惩戒可能已经有6000多年的历史。”现代著名文学家鲁迅也曾这样描写他的私塾先生：“他有一条戒尺，但是不常用，也有罚跪的规则，但也不常用，普通总不过瞪几眼，大声道：‘读书！’”惩戒与教学相佐，用教育惩戒的方式督促学生守规矩、明事理，在古今中外都有很多典范案例。
　　《规则》第十二条明确指出：不得因学业成绩而教育惩戒学生。由此可见，现代教育更注重帮助学生形成完整的人格和正確的三观，彰显教育的基础性、引导性地位。青少年阶段是一个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重要时期，也比较容易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作为被惩戒的对象，普通中小学校、中等职业学校学生有接受教育的义务和被约束管理的必要。“小惩而大诫”，教育惩戒要从娃娃抓起，引导学生从小就具备班级和校园的主人翁意识，鼓励孩子自主参与制定班规，自觉维护教学秩序。
　　“在立足点要平等，于出头处争自由”，是著名教育家陶行知的名言。刘红萍认为，教育惩戒的出发点也应该基于师生平等、人人平等，应当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向学生传递规则意识，而不是向学生灌输不合理的“潜规则”。“可以照顾学生的特殊情况，但不能特别关照某个学生。老师做得不好的地方，要及时跟学生道歉。老师违反班级公约，要主动接受惩罚。”教师拥有惩戒学生的权利，更应该以身作则，才能引导学生遵守规则。
　　刘红萍认为，相比按照《规则》对学生进行管束和惩戒，教师更应该培养学生形成规则意识。“比如学生在自习课上交头接耳地闲聊，老师也可以充分发挥说话的技巧。‘你看老师确实说了好多次了，希望你安安静静不要说话，不能影响其他同学学习，这是不是违反了班级公约？对不起，请你为这个行为负责，咱们要接受惩戒的后果了，请你站到讲台前面去，希望你能够通过这种方式来自我反省一下’。”借助商量的语气、但又不容推诿的措辞，制止个别学生的不当言行，强调违规的次数，说明事件对其他同学的负面影响，激发学生的羞耻之心、悔改之意、敬畏之心，这样才能让学生心悦诚服。
　　《规则》不具备法律效应，却能促使学生知原则、守底线、懂规矩。强化惩戒这种手段的威慑作用，使其成为引导更多学生日常言行的范本。如果教师放任、家长纵容，任由孩子野蛮生长，容易导致他们变得自私、走向极端，毫无规则概念和公共意识。我们在强化正面教育的同时，也有必要通过惩戒手段让学生知道：破坏规则需要付出代价。如果拒不服从老师或家长的纠正和管教，将来必然会受到社会的惩戒。
　　《规则》第十条指出，小学高年级、初中和高中阶段的学生违规违纪情节严重或者影响恶劣的，学校可以对其进行停课、由法治副校长或者法治辅导员予以训诫。对高中阶段学生，还可以给予开除学籍的纪律处分。对有严重不良行为的学生，学校可以按照法定程序，配合家长、有关部门将其转入专门学校教育矫治。“比如学生有严重的心理问题，存在暴力倾向，或者吸毒成瘾、沉迷游戏等，导致当前无法适应正常的校园生活，并且可能会对其他同学造成伤害和不利的影响，这些超出教师教育矫治能力范围的学生，就需要求助专业医生、心理专家、司法部门等多方资源。”刘红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