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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粹主义断然否认体制的合法性，而且拒绝承认游戏规则。政治取向对民粹主义而言并不重要，因为他们并不注重证据或具体的改革建议，而是依靠魅力领袖对感情的操纵来达到目标。2017年，这种形式的民粹主义将造成严重的国内和国际威胁
2016年，民粹主义一词无所不在。自称为民众代言的政治领袖在欧洲和亚洲取得了重大胜利，而且，随着唐纳德·特朗普的当选，美国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
民粹主义最早用来描述19世纪末美国农民针对银行及铁路垄断企业的抗议活动，现在这个词被用来形容民众对公共和私营部门有权势的特权精英的不满和愤怒。在意大利，毕普·格里罗（Beppe Grillo）的五星运动对“体制”发起挑战，而“体制”包括从记者到企业家再到政客的所有相关方。同样，在美国，特朗普也承诺要“清理政治沼泽”。
新民粹主义的目标更加分散，他们比19世纪民粹主义前辈提出更彻底的主张。今天的民粹主义领袖慷慨地散播仇恨，但却不愿触及具体的政策主张。他们往往同时利用左翼和右翼政治力量：例如，特朗普承诺要实行带薪产假和提高最低工资，并同时减少对富人征税及放松金融和环境管制。政治取向对民粹主义而言并不重要，因为他们并不注重证据或具体的改革建议，而是依靠魅力领袖对感情的操纵来达到目标。
不同于传统保守党派的是，新民粹主义诉诸身份和文化，而不诉诸社会经济阶层。民粹主义者的目标受众是那些感觉经济上受到全球化威胁的人，这些人担忧移民在抢走他们工作的同时改变社会构成，或者仅仅因为失去社会地位而不高兴（“白人”对“政治正确”所表现出的敌意恰恰是这种情绪的反映）。
经济学家可以辩解生活水平有所提高，或者许多发达国家的贫富差距并未呈现扩大趋势，但他们却无法抵挡那些自我感觉被边缘化、被低估和被鄙视的人的愤懑。
从前的抗议运动往往拥有最终融入政治主流的理念和领导者，而新民粹主义却截然不同，它断然否认体制的合法性而且拒绝承认游戏规则。英国独立党领袖奈杰尔·法拉奇（Nigel Farage）是真正的民粹主义者；在民主党提名竞争中失败后为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拉票的前美国总统候选人参议员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却不是这样。
在新民粹主义以道德为出发点的世界观中，正义的“人民”正在与邪恶的“精英”进行战斗。但谁属于哪个集团并不完全明确，因为民粹主义语言是极度情绪化和不准确的。民众是“沉默的大多数”——特朗普口中的“普通美国好人”或者法拉奇和法国极右翼国家阵线领袖马琳·勒庞（Marine Le Pan）口中的“小人物”。在我所生活的多伦多市，他们是“福特族群”——身为社会中坚力量的郊区民众并不介意他们的市长——即已故的罗伯特·福特是一个吸食毒品、恃强凌弱的沙文主义者。
通过主张区分“民众”，民粹主义者把排斥的权力牢牢掌控在手中。与民众需求脱节的“精英分子”自然被排斥在民粹主义的核心圈子之外。但同样被排斥的还有那些看法与民众意愿背道而驰的人，包括约半数支持希拉里·克林顿的美国选民或48%投票支持留欧的英国民众。
名义上看，左翼和右翼民粹主义者的区别主要在于选择“哪些人”进行排斥和攻击，前者选择大企业和寡头，而后者则将目标指向种族或宗教上的少数群众。一旦被选定为“敌人”，这些人在“民众”意愿受挫时就可以成为替罪羊。就像特朗普攻击墨西哥人和穆斯林，查韦斯不幸而无能的继任者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Nicolás Maduro）指责邪恶的外国势力美国应当对该国不断深化的危机负责一样。
强硬的民族主义和夺回主权的言论构成了民粹主义的关键内容。历史也同样如此，或者更准确地说，民粹主义是对理想化的过去的怀旧。特朗普的说法是“让美国再次变得伟大”。在欧洲，匈牙利总理维克托·奥尔班（Viktor Orbán）和荷兰自由党领袖吉尔特·威尔德斯（Geert Wilders）等民粹主义领袖描绘了一个被穆斯林部落围困的基督教的欧洲。在英国脱欧运动期间，“脱欧派”援引了1940年的敦刻尔克战役，那个时候，英国以一己之力独自对抗德国领导的轴心国。
可以肯定，很多人的生存条件都急剧恶化。全球化和自动化正在吞噬发达国家的就业机会；太多国家的企业大鳄和富人缴的税越来越少，但获得的财富却越来越多。对美国“铁锈地带”和东北英格兰及威尔士的民众而言，生存条件不断恶化。
但民粹主义领袖却拿不出深思熟虑的解决方案，只能提供幻想。特朗普在墨西哥边境修筑“漂亮的大型隔离墙”、禁止穆斯林移民入境、重开煤矿和对中国征收关税的建议不仅不可行，甚至很可能会引发贸易战，导致原本已经在经济上陷入困境的他的支持者生存条件进一步恶化。
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失败导致民粹主义吸引力持续上升，这解释了法国大革命早期阶段雅各宾派的崛起，19世纪中叶美国不可知论的繁荣，墨索里尼领导的意大利和希特勒领导的德国法西斯分子的兴盛。所有这些团体都自称拥有道德上的纯洁，并承诺以“人民”的名义扫除腐败的旧制度。
如今声称自己真理在握的民粹主义政治背后隐藏着深刻的不民主。在匈牙利、波兰和土耳其，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当民粹主义者成功攫取权力时，他们会不择一切手段，包括利用国家政府来摧毁民主制度。
2017年，这种形式的民粹主义将造成严重的国内和国际威胁。我们必须准备好迎接最坏的情况；但我们可以期望这些新的、外来的政治势力能够迫使得意洋洋的传统党派采取迫切需要的改革行动，就像美国民主党初选中桑德斯曾試图尝试的那样。也许这样我们现有的政治结构才可以强大到足以抵御别有用心者的猛烈攻击——这些人承诺要拯救民众，但实际上却是混乱的制造者。
2016年，民粹主义一词无所不在。自称为民众代言的政治领袖在欧洲和亚洲取得了重大胜利，而且，随着唐纳德·特朗普的当选，美国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
民粹主义最早用来描述19世纪末美国农民针对银行及铁路垄断企业的抗议活动，现在这个词被用来形容民众对公共和私营部门有权势的特权精英的不满和愤怒。在意大利，毕普·格里罗（Beppe Grillo）的五星运动对“体制”发起挑战，而“体制”包括从记者到企业家再到政客的所有相关方。同样，在美国，特朗普也承诺要“清理政治沼泽”。
新民粹主义的目标更加分散，他们比19世纪民粹主义前辈提出更彻底的主张。今天的民粹主义领袖慷慨地散播仇恨，但却不愿触及具体的政策主张。他们往往同时利用左翼和右翼政治力量：例如，特朗普承诺要实行带薪产假和提高最低工资，并同时减少对富人征税及放松金融和环境管制。政治取向对民粹主义而言并不重要，因为他们并不注重证据或具体的改革建议，而是依靠魅力领袖对感情的操纵来达到目标。
不同于传统保守党派的是，新民粹主义诉诸身份和文化，而不诉诸社会经济阶层。民粹主义者的目标受众是那些感觉经济上受到全球化威胁的人，这些人担忧移民在抢走他们工作的同时改变社会构成，或者仅仅因为失去社会地位而不高兴（“白人”对“政治正确”所表现出的敌意恰恰是这种情绪的反映）。
经济学家可以辩解生活水平有所提高，或者许多发达国家的贫富差距并未呈现扩大趋势，但他们却无法抵挡那些自我感觉被边缘化、被低估和被鄙视的人的愤懑。
从前的抗议运动往往拥有最终融入政治主流的理念和领导者，而新民粹主义却截然不同，它断然否认体制的合法性而且拒绝承认游戏规则。英国独立党领袖奈杰尔·法拉奇（Nigel Farage）是真正的民粹主义者；在民主党提名竞争中失败后为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拉票的前美国总统候选人参议员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却不是这样。
在新民粹主义以道德为出发点的世界观中，正义的“人民”正在与邪恶的“精英”进行战斗。但谁属于哪个集团并不完全明确，因为民粹主义语言是极度情绪化和不准确的。民众是“沉默的大多数”——特朗普口中的“普通美国好人”或者法拉奇和法国极右翼国家阵线领袖马琳·勒庞（Marine Le Pan）口中的“小人物”。在我所生活的多伦多市，他们是“福特族群”——身为社会中坚力量的郊区民众并不介意他们的市长——即已故的罗伯特·福特是一个吸食毒品、恃强凌弱的沙文主义者。
通过主张区分“民众”，民粹主义者把排斥的权力牢牢掌控在手中。与民众需求脱节的“精英分子”自然被排斥在民粹主义的核心圈子之外。但同样被排斥的还有那些看法与民众意愿背道而驰的人，包括约半数支持希拉里·克林顿的美国选民或48%投票支持留欧的英国民众。
名义上看，左翼和右翼民粹主义者的区别主要在于选择“哪些人”进行排斥和攻击，前者选择大企业和寡头，而后者则将目标指向种族或宗教上的少数群众。一旦被选定为“敌人”，这些人在“民众”意愿受挫时就可以成为替罪羊。就像特朗普攻击墨西哥人和穆斯林，查韦斯不幸而无能的继任者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Nicolás Maduro）指责邪恶的外国势力美国应当对该国不断深化的危机负责一样。
强硬的民族主义和夺回主权的言论构成了民粹主义的关键内容。历史也同样如此，或者更准确地说，民粹主义是对理想化的过去的怀旧。特朗普的说法是“让美国再次变得伟大”。在欧洲，匈牙利总理维克托·奥尔班（Viktor Orbán）和荷兰自由党领袖吉尔特·威尔德斯（Geert Wilders）等民粹主义领袖描绘了一个被穆斯林部落围困的基督教的欧洲。在英国脱欧运动期间，“脱欧派”援引了1940年的敦刻尔克战役，那个时候，英国以一己之力独自对抗德国领导的轴心国。
可以肯定，很多人的生存条件都急剧恶化。全球化和自动化正在吞噬发达国家的就业机会；太多国家的企业大鳄和富人缴的税越来越少，但获得的财富却越来越多。对美国“铁锈地带”和东北英格兰及威尔士的民众而言，生存条件不断恶化。
但民粹主义领袖却拿不出深思熟虑的解决方案，只能提供幻想。特朗普在墨西哥边境修筑“漂亮的大型隔离墙”、禁止穆斯林移民入境、重开煤矿和对中国征收关税的建议不仅不可行，甚至很可能会引发贸易战，导致原本已经在经济上陷入困境的他的支持者生存条件进一步恶化。
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失败导致民粹主义吸引力持续上升，这解释了法国大革命早期阶段雅各宾派的崛起，19世纪中叶美国不可知论的繁荣，墨索里尼领导的意大利和希特勒领导的德国法西斯分子的兴盛。所有这些团体都自称拥有道德上的纯洁，并承诺以“人民”的名义扫除腐败的旧制度。
如今声称自己真理在握的民粹主义政治背后隐藏着深刻的不民主。在匈牙利、波兰和土耳其，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当民粹主义者成功攫取权力时，他们会不择一切手段，包括利用国家政府来摧毁民主制度。
2017年，这种形式的民粹主义将造成严重的国内和国际威胁。我们必须准备好迎接最坏的情况；但我们可以期望这些新的、外来的政治势力能够迫使得意洋洋的传统党派采取迫切需要的改革行动，就像美国民主党初选中桑德斯曾試图尝试的那样。也许这样我们现有的政治结构才可以强大到足以抵御别有用心者的猛烈攻击——这些人承诺要拯救民众，但实际上却是混乱的制造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