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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新历史主义文艺思潮的兴起在中国当代文坛上演了不尽其数的重构历史的剧目。从1980年代后期开始，相当多的中国作家，特别是先锋派小说家，都不约而同开始了“历史转向”（Turn to history）着意开始书写家族村落故事、轶闻、残缺不全的传说，勾画零落颓败的历史图景，并自信这是一幅更为真切的历史情境和更具魅力的写作领域。在苏童、叶兆言、陈忠实、莫言、二月河、王安忆等作家笔下，书写“家族史”“村落史”“情欲史”“秘史野史”蔚为大观。重构历史，调侃历史，戏说历史，解构历史成为文学创作的时尚。但是，我们不应忘记在中国文学整体观的观照下，只有整合两岸三地的文学才能构成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文学。当代中国的香港，金庸的小说也参与了中国文学的多声部合唱。在雅俗文学的交汇中，金庸武侠小说的思想性艺术性，诸如传统文化的蕴含，戏拟历史、隐喻象征，反武侠、哲理建构等引发了持久的金庸热。多年来，大陆学者专家就金庸小说，如：由俗到雅，雅俗融合的跨文学系统特点，儒道释文化结合的文本，现代小说美学因素（电影、侦探、心理小说的若干元素）的吸纳，反武侠超武侠哲理的思考，英雄人物的塑造等等，进行了有效的深入探讨，加上影视重拍金庸小说热，90年代文学大师重排座次，金庸与当代学人华山、西湖论“道”等文化事件，金庸小说吸引了众多的眼球。其实，金庸不仅是著名小说家，报人；也是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生导师。他对历史的研究有着较深的造诣，因此，其历史研究方法、小说写作策略就不能不影响到文学的创作。本文拟就金庸武侠小说中的新历史主义写作观作一分析。
一、文史互通的新历史：武林群雄的江湖斗争史
中国自古有“文史互通”的传统，文学不论亲近还是疏远历史，都把历史设定为自身不可或缺的参照系。享誉世界的文学批评家弗莱说：“文学位于人文科学之中，其一侧是历史，另一侧是哲学。由于文学本身不是一个系统的知识结构，批评家必须从历史学家的观念框架中去寻找事件，从哲学家的观念框架去寻找思想。”金庸的小说满足了上述要求。作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前院长，金庸既是小说家，又是研究历史的学者，他正是自由游走于历史和文学两端的侠客，深谙文史互通的规则，创造出了瑰丽神奇而又附着于客观历史的江湖世界。金庸在他的《金庸作品集（三联版）序》一文中，曾谈及自己在写作中历史观念的变迁，譬如：由汉人皇朝正统观到中华民族各族平等的历史观念的进步，从特定历史语境去考察人物事件等。由此可见，金庸信奉历史进化论。但是，金庸的小说创作又带有很强的虚拟、戏说历史的叙事策略，与新历史主义关于瓦解经典正史、重构历史、颠覆宏大叙事、楔入权力关系和话语虚构进而建构历史事件，注重偶发事件改变历史走向，站在边缘立场重撰“小历史”（histories、hisstories、herstories）等特点有着天然的联系。
金庸曾经将他的武侠小说拟成一幅对联：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这十四部小说中，有明确历史背景或历史事件纵贯的占7部，即《天龙八部》、《射雕英雄传》、《鹿鼎记》、《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碧血剑》、《书剑恩仇录》。其中《鹿鼎记》和《书剑恩仇录》甚至就是清史疑案的另类版本，书写了顺治出家，康熙身世，乾隆出身汉满之争的历史公案。
1.假亦真来真亦假：小说中的真人假事与真事假人。金庸武侠小说有意模糊历史与文学的界限，刻画了不少历史中的真实人物形象。我们稍做归纳，便可开出一长串名字：顺治皇帝、康熙、乾隆、崇祯帝、太平公主、建宁公主、陈阁老、大理国皇帝、全真教众道士、耶律楚才、朱元璋、常遇春、李自成、李岩、袁崇焕、陈圆圆、张三丰、康乾诸将领、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等等。小说赋予了这些人物以虚构的江湖武林事件，遂构成了历史的文本性，复线性、小写化效果。所谓文本性，指文本不是客观反映历史的外在现实，而是通过选择，受史家（作家）权力关系及意识形态、叙述法则的制约而书写，人们通过文本有可能了解历史；所谓复线性、小写化，是指将过去单线、大写的历史折解成复数的、小写的、多元的、民间的历史—— 一个个由叙述人讲述的故事，进而构筑出各种复线的小写历史。作品中我们看到诸如有意避开宏大正史叙事，专注于真实历史人物的虚构故事：武林恩怨、儿女情长、帮派纷争、家族复仇、争夺武功秘籍或宝藏等等。历史人物通过作家的选择、阐释，被讲述成为另类的话语。
此外，作品中又在真实历史背景中塑造出众多血肉丰满、性格各异的虚构人物。如，靖康乱世中的杨康、郭靖及江南七侠；宋金、宋辽纷争中以萧峰为代表的武林英雄；康乾盛世中的韦小宝、陈家洛；红花会、天地会中的武林群豪；元明交替中的张无忌、赵敏；宋元战争中的郭靖、杨过。真实历史事件与虚构人物的巧妙缝合进一步混淆正史与野史的边界，打通了历史和文学的界限，使文本（作品）呈现出深厚的历史感和历史时空意识，大大强化了作品的似真性。可以说，金庸笔下的侠义英雄传与中国古代小说中的“英雄演义”诸如《薛仁贵征西》《罗通扫北》等是有着文化基因传承的，不仅在于侠客英雄的塑造，更在于其“历史演义”的性质特点。只不过武林英雄身处江湖，与庙堂有着或疏或反的关系，他们的活动空间主要是体制外的带有乌托邦性质的所谓“江湖”；而薛仁贵、杨门女将、呼家将们更多的本身就是居庙堂之高的权贵，代表体制、国家、阶级而战，少了侠的内涵而被赋予民族英雄的某些特点。但是，它们借野史塑造英雄，其敷陈演绎讲史的手段并无二致。
2.侠客是创造、推动另类历史的主体：宏大历史背景下的“复线”叙事。金庸武侠小说惯用宏大的历史背景承载故事情节，既增加了小说的可信度，真实性，又塑造了小说开阔的意境，更主要的是使故事有所依附，编排不致太过离奇。前几年有好事者歪批金大侠，证据之一就是故事讲述太过巧合离奇，武功玄奥夸张。其实，发难者误解了武侠小说作为“成年人童话”（严家炎语）的特点，用现实标尺的真实去衡量武侠小说的虚妄，不免鸡同鸭讲。金庸武侠小说使用最多的经典正史当属民族斗争、改朝换代、异族入侵、历史事变等，作为故事展开的历史舞台和人物活动的时空，讲述的却是单线正史之外的虚拟的武林、江湖、市井、民间社会的英雄、帮会、侠客的另类故事（各种复线的小历史）。如天地会群雄的反清复明，郭靖、杨康在靖康耻中的成长，明教教众的浴血斗争。正如批评家怀特指出：新历史主义“尤其表现出对历史记载中的零散插曲、逸闻趣事、偶然事件、异乎寻常的外来事物、卑微甚至简直是不可思议的情形等许多方面的特别兴趣，历史的这些方面在‘创造性’的意义上，可以被视为‘诗学’的”。上述这些快意恩仇的英雄侠义故事被置放在历史长河中，产生出波澜壮阔的宏伟、力美，抚今追昔思慕英雄的历史深邃美、优美。
3.刀光剑影与问世间情是何物：由史诗向“秘史”的转向。“史诗性”是当代作家的不懈追求，也是批评家用来评价长篇小说所达到的思想艺术高度的主要指标。体现了作家充当社会历史学家，再现社会事变的整体过程，把握时代精神的愿望。金庸的武侠小说往往有的长达百万言，结构繁复、人物众多，有追求鸿篇巨制和史诗结构的倾向。如在结构上的宏阔时空跨度与规模，重大历史事实对艺术虚构的加入，以及英雄形象的创造和英雄主义的基调。但是英雄演义与侠义传奇的的基本特点妨碍了史诗的进一步生成，随之而来的是向“秘史”的转变，即着重以小说家言阐释与叙述另类的“历史”，揭示出貌似严肃庄严的传统历史维度下的偶然性、荒诞不经和秘不示人的一面，从而构成了对历史之根的深刻怀疑，而历史在其笔下变成由轶闻野史，坊间传说等历史碎片拼接起来的系谱。比如构建出少年康熙的雄才伟略与重情讲义，清朝宫闱秘事与江湖打斗纠织的“潜历史”（见《鹿鼎记》）。在作品中，作家大胆地移植入顺治出家，收复台湾，吴三桂叛变等历史事件，并进行了敷陈演义。在《书剑恩仇录》一书中，对乾隆皇帝出生汉族，为故臣陈阁老之子的传说给予匪夷所思的展开，除了皇帝身世满汉之争、朝野两大阵营反清复明斗争外，还添加了兄弟争“妻”的香艳故事。上述这种向野史要故事，在秘史的框架中展开想象的新历史主义创造方法，瓦解了传统历史的基石，增加了历史讲叙的多种可能性和历史的不确定感，使得客观历史主体化，必然历史偶然化。
二、借历史酒杯浇胸中块垒：金庸武侠小说新历史主义写作的特点
1.以历史为经纬和坐标，搭建人物活动的历史舞台和底幕。金庸小说特别注重对重大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想象性挖掘，由此营造出厚重的历史感。在这些作品里，历史既是人物驰骋定位的坐标系，又是事件展开的线索或背景。金庸作品是颇吸收了中国古典小说的精华的，开篇往往作为楔子，或以诗词开头，或直截了当交代故事展开的历史背景。可以说其小说历史线索、历史脉络是相当清晰的。一部小说既是英雄的血泪成长史斗争史，又是历史小人物(相对帝王将相而言)的断代史。我们看到，作家往往选择历史动荡、国难当头的历史时期作为英雄成长与活动的空间，既是为了将其处理成英雄淬血的时代熔炉，又时时处处在文本的间隙中表现出悲怆的历史情怀和悲悯的人道关怀。小说的这种悲凉色调为武林英雄、枭雄、奸雄的末路铺就了淡淡的底色，营造了悲喜交织、念天地悠悠的沉重感喟。可见，作家选择历史、史料，本身就体现了一种意识形态立场。正是在这里，小历史、民间历史才有可能从大历史中旁逸斜出，节外生枝为侠义英雄的壮美故事。
2.重史轻实，失事求似。总体而言，金庸武侠小说追求历史感，现场感和历史线索，强调在历史的大框架内展开或合理或浪漫的想象与虚构，而不重视客观历史事实的呈现。相反有时还对某些民间流传的野史予以接纳和敷陈，体现了历史陈述中的另类“考古”（福柯语）。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郭沫若创作了大量的历史剧，提出了“失事求似”的原则。所谓“求似”，就是历史精神的尽可能真实准确地把握表现；所谓“失事”，即在此前提下“和史事是尽可以有出入”的。在此笔者借用来表达金庸作品武侠历史小说的创作思想。平心而论，金庸武侠小说在一定程度展示了他所理解的历史精神。比如，通过描绘多民族争战、穷兵黩武、民不聊生的历史情境，而体现出历史的悲剧精神；对于群雄逐鹿中原抵御外侮，为国为民、追求平等正义的侠之大者的英雄主义的礼赞；对于各民族平等和谐相处的思考；对于皇权专制、礼教大防、个人崇拜的批判；对于天下兴亡百姓俱苦、是非成败转头空的历史虚无主义倾向的流露等等，都集中体现了作者回归历史语境下的“求似”。同时，作家又展开大胆想象，对具体史事运用极为灵活，甚至进行自由虚构改造，无中生有造出历史人物，编造重要历史情节（如韦小宝与俄女皇签订停战、边境和约）、曲解历史人物的基本面貌（如建宁公主、李自成等），这也生动体现出武侠小说“是成人童话”的浪漫主义特点。
3.对历史整体性的反讽、戏拟与解构。作家创作态度是认真的，对历史的思考是严肃的。正是基于对传统历史的质疑和借用，作家对所谓“客观历史”表现出了后现代主义的历史审视与表达——新历史主义写作观念的楔入与运用——这不仅是一种思考认知历史的方式，也是文艺思潮，写作手法与创作策略在武侠小说中的具体实践。新历史主义的兴起，缘于身处后现代阶段的知识分子对启蒙现代性的历史深刻反思，它与后现代主义保持相通与互异关系。金庸身处后工业时代的现代化殖民地——香港。在东西方思想文化的碰撞融汇中，不能不受到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加之殖民地的特殊文化语境和“文化虚根”状态，他对历史的反思自然体现在作品中。可以说，新历史主义是后现代主义某些特征向历史领域的延伸；后现代主义则是历史主义在后现代阶段表现出来的特殊情态。后现代主义理论是新历史主义历史认识的基石之一。
在作品中，作家表达了对“客观历史”、宏大正史的反讽，戏拟与解构，对官方和传统意识形态的历史进行了质疑和重构。以上这些虽然可以用“小说”的特殊形态、自身特点进行辩护解释，但依然招致了不少诘问。正如新历史主义在大陆小说界、影视界的大行其道一样：回避现实，戏说历史，纂改史实，挖掘秘史轶闻，为历史人物、事件“翻案”等等，成了众口一词的责难。金庸更关心的似乎是宏大正史、帝王将相正典之外的趣闻野史，拆除正史遮蔽下隐藏的复杂的关系，在复线历史的戏拟化讲述中进行哲理的、现代人的思考。比如对历史中的“华夷之辨”（萧峰、乾隆、郭靖等都曾面临这个严肃的问题），作家给予主人公以现代人的思考；对于清朝与俄罗斯的交战和边界缔约，作者用了近乎揶揄的方式，将看似乎庄重严肃的家国问题与韦小宝（一个流氓、太监、文盲、杂种的集合体）的胡扰蛮缠结合在一起，瓦解了国家性的神话，颠覆了正史的庄严；作家又通过对“何为英雄”的反复辩诘与追问，描述了在郭靖“算不算英雄”的当头棒喝般责问下，开疆辟土统一中国的成吉思汗最终驾崩于难以释怀的困惑与喃喃自问中。如此这些，无疑是具有解构和讽刺意味的。
一、文史互通的新历史：武林群雄的江湖斗争史
中国自古有“文史互通”的传统，文学不论亲近还是疏远历史，都把历史设定为自身不可或缺的参照系。享誉世界的文学批评家弗莱说：“文学位于人文科学之中，其一侧是历史，另一侧是哲学。由于文学本身不是一个系统的知识结构，批评家必须从历史学家的观念框架中去寻找事件，从哲学家的观念框架去寻找思想。”金庸的小说满足了上述要求。作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前院长，金庸既是小说家，又是研究历史的学者，他正是自由游走于历史和文学两端的侠客，深谙文史互通的规则，创造出了瑰丽神奇而又附着于客观历史的江湖世界。金庸在他的《金庸作品集（三联版）序》一文中，曾谈及自己在写作中历史观念的变迁，譬如：由汉人皇朝正统观到中华民族各族平等的历史观念的进步，从特定历史语境去考察人物事件等。由此可见，金庸信奉历史进化论。但是，金庸的小说创作又带有很强的虚拟、戏说历史的叙事策略，与新历史主义关于瓦解经典正史、重构历史、颠覆宏大叙事、楔入权力关系和话语虚构进而建构历史事件，注重偶发事件改变历史走向，站在边缘立场重撰“小历史”（histories、hisstories、herstories）等特点有着天然的联系。
金庸曾经将他的武侠小说拟成一幅对联：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这十四部小说中，有明确历史背景或历史事件纵贯的占7部，即《天龙八部》、《射雕英雄传》、《鹿鼎记》、《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碧血剑》、《书剑恩仇录》。其中《鹿鼎记》和《书剑恩仇录》甚至就是清史疑案的另类版本，书写了顺治出家，康熙身世，乾隆出身汉满之争的历史公案。
1.假亦真来真亦假：小说中的真人假事与真事假人。金庸武侠小说有意模糊历史与文学的界限，刻画了不少历史中的真实人物形象。我们稍做归纳，便可开出一长串名字：顺治皇帝、康熙、乾隆、崇祯帝、太平公主、建宁公主、陈阁老、大理国皇帝、全真教众道士、耶律楚才、朱元璋、常遇春、李自成、李岩、袁崇焕、陈圆圆、张三丰、康乾诸将领、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等等。小说赋予了这些人物以虚构的江湖武林事件，遂构成了历史的文本性，复线性、小写化效果。所谓文本性，指文本不是客观反映历史的外在现实，而是通过选择，受史家（作家）权力关系及意识形态、叙述法则的制约而书写，人们通过文本有可能了解历史；所谓复线性、小写化，是指将过去单线、大写的历史折解成复数的、小写的、多元的、民间的历史—— 一个个由叙述人讲述的故事，进而构筑出各种复线的小写历史。作品中我们看到诸如有意避开宏大正史叙事，专注于真实历史人物的虚构故事：武林恩怨、儿女情长、帮派纷争、家族复仇、争夺武功秘籍或宝藏等等。历史人物通过作家的选择、阐释，被讲述成为另类的话语。
此外，作品中又在真实历史背景中塑造出众多血肉丰满、性格各异的虚构人物。如，靖康乱世中的杨康、郭靖及江南七侠；宋金、宋辽纷争中以萧峰为代表的武林英雄；康乾盛世中的韦小宝、陈家洛；红花会、天地会中的武林群豪；元明交替中的张无忌、赵敏；宋元战争中的郭靖、杨过。真实历史事件与虚构人物的巧妙缝合进一步混淆正史与野史的边界，打通了历史和文学的界限，使文本（作品）呈现出深厚的历史感和历史时空意识，大大强化了作品的似真性。可以说，金庸笔下的侠义英雄传与中国古代小说中的“英雄演义”诸如《薛仁贵征西》《罗通扫北》等是有着文化基因传承的，不仅在于侠客英雄的塑造，更在于其“历史演义”的性质特点。只不过武林英雄身处江湖，与庙堂有着或疏或反的关系，他们的活动空间主要是体制外的带有乌托邦性质的所谓“江湖”；而薛仁贵、杨门女将、呼家将们更多的本身就是居庙堂之高的权贵，代表体制、国家、阶级而战，少了侠的内涵而被赋予民族英雄的某些特点。但是，它们借野史塑造英雄，其敷陈演绎讲史的手段并无二致。
2.侠客是创造、推动另类历史的主体：宏大历史背景下的“复线”叙事。金庸武侠小说惯用宏大的历史背景承载故事情节，既增加了小说的可信度，真实性，又塑造了小说开阔的意境，更主要的是使故事有所依附，编排不致太过离奇。前几年有好事者歪批金大侠，证据之一就是故事讲述太过巧合离奇，武功玄奥夸张。其实，发难者误解了武侠小说作为“成年人童话”（严家炎语）的特点，用现实标尺的真实去衡量武侠小说的虚妄，不免鸡同鸭讲。金庸武侠小说使用最多的经典正史当属民族斗争、改朝换代、异族入侵、历史事变等，作为故事展开的历史舞台和人物活动的时空，讲述的却是单线正史之外的虚拟的武林、江湖、市井、民间社会的英雄、帮会、侠客的另类故事（各种复线的小历史）。如天地会群雄的反清复明，郭靖、杨康在靖康耻中的成长，明教教众的浴血斗争。正如批评家怀特指出：新历史主义“尤其表现出对历史记载中的零散插曲、逸闻趣事、偶然事件、异乎寻常的外来事物、卑微甚至简直是不可思议的情形等许多方面的特别兴趣，历史的这些方面在‘创造性’的意义上，可以被视为‘诗学’的”。上述这些快意恩仇的英雄侠义故事被置放在历史长河中，产生出波澜壮阔的宏伟、力美，抚今追昔思慕英雄的历史深邃美、优美。
3.刀光剑影与问世间情是何物：由史诗向“秘史”的转向。“史诗性”是当代作家的不懈追求，也是批评家用来评价长篇小说所达到的思想艺术高度的主要指标。体现了作家充当社会历史学家，再现社会事变的整体过程，把握时代精神的愿望。金庸的武侠小说往往有的长达百万言，结构繁复、人物众多，有追求鸿篇巨制和史诗结构的倾向。如在结构上的宏阔时空跨度与规模，重大历史事实对艺术虚构的加入，以及英雄形象的创造和英雄主义的基调。但是英雄演义与侠义传奇的的基本特点妨碍了史诗的进一步生成，随之而来的是向“秘史”的转变，即着重以小说家言阐释与叙述另类的“历史”，揭示出貌似严肃庄严的传统历史维度下的偶然性、荒诞不经和秘不示人的一面，从而构成了对历史之根的深刻怀疑，而历史在其笔下变成由轶闻野史，坊间传说等历史碎片拼接起来的系谱。比如构建出少年康熙的雄才伟略与重情讲义，清朝宫闱秘事与江湖打斗纠织的“潜历史”（见《鹿鼎记》）。在作品中，作家大胆地移植入顺治出家，收复台湾，吴三桂叛变等历史事件，并进行了敷陈演义。在《书剑恩仇录》一书中，对乾隆皇帝出生汉族，为故臣陈阁老之子的传说给予匪夷所思的展开，除了皇帝身世满汉之争、朝野两大阵营反清复明斗争外，还添加了兄弟争“妻”的香艳故事。上述这种向野史要故事，在秘史的框架中展开想象的新历史主义创造方法，瓦解了传统历史的基石，增加了历史讲叙的多种可能性和历史的不确定感，使得客观历史主体化，必然历史偶然化。
二、借历史酒杯浇胸中块垒：金庸武侠小说新历史主义写作的特点
1.以历史为经纬和坐标，搭建人物活动的历史舞台和底幕。金庸小说特别注重对重大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想象性挖掘，由此营造出厚重的历史感。在这些作品里，历史既是人物驰骋定位的坐标系，又是事件展开的线索或背景。金庸作品是颇吸收了中国古典小说的精华的，开篇往往作为楔子，或以诗词开头，或直截了当交代故事展开的历史背景。可以说其小说历史线索、历史脉络是相当清晰的。一部小说既是英雄的血泪成长史斗争史，又是历史小人物(相对帝王将相而言)的断代史。我们看到，作家往往选择历史动荡、国难当头的历史时期作为英雄成长与活动的空间，既是为了将其处理成英雄淬血的时代熔炉，又时时处处在文本的间隙中表现出悲怆的历史情怀和悲悯的人道关怀。小说的这种悲凉色调为武林英雄、枭雄、奸雄的末路铺就了淡淡的底色，营造了悲喜交织、念天地悠悠的沉重感喟。可见，作家选择历史、史料，本身就体现了一种意识形态立场。正是在这里，小历史、民间历史才有可能从大历史中旁逸斜出，节外生枝为侠义英雄的壮美故事。
2.重史轻实，失事求似。总体而言，金庸武侠小说追求历史感，现场感和历史线索，强调在历史的大框架内展开或合理或浪漫的想象与虚构，而不重视客观历史事实的呈现。相反有时还对某些民间流传的野史予以接纳和敷陈，体现了历史陈述中的另类“考古”（福柯语）。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郭沫若创作了大量的历史剧，提出了“失事求似”的原则。所谓“求似”，就是历史精神的尽可能真实准确地把握表现；所谓“失事”，即在此前提下“和史事是尽可以有出入”的。在此笔者借用来表达金庸作品武侠历史小说的创作思想。平心而论，金庸武侠小说在一定程度展示了他所理解的历史精神。比如，通过描绘多民族争战、穷兵黩武、民不聊生的历史情境，而体现出历史的悲剧精神；对于群雄逐鹿中原抵御外侮，为国为民、追求平等正义的侠之大者的英雄主义的礼赞；对于各民族平等和谐相处的思考；对于皇权专制、礼教大防、个人崇拜的批判；对于天下兴亡百姓俱苦、是非成败转头空的历史虚无主义倾向的流露等等，都集中体现了作者回归历史语境下的“求似”。同时，作家又展开大胆想象，对具体史事运用极为灵活，甚至进行自由虚构改造，无中生有造出历史人物，编造重要历史情节（如韦小宝与俄女皇签订停战、边境和约）、曲解历史人物的基本面貌（如建宁公主、李自成等），这也生动体现出武侠小说“是成人童话”的浪漫主义特点。
3.对历史整体性的反讽、戏拟与解构。作家创作态度是认真的，对历史的思考是严肃的。正是基于对传统历史的质疑和借用，作家对所谓“客观历史”表现出了后现代主义的历史审视与表达——新历史主义写作观念的楔入与运用——这不仅是一种思考认知历史的方式，也是文艺思潮，写作手法与创作策略在武侠小说中的具体实践。新历史主义的兴起，缘于身处后现代阶段的知识分子对启蒙现代性的历史深刻反思，它与后现代主义保持相通与互异关系。金庸身处后工业时代的现代化殖民地——香港。在东西方思想文化的碰撞融汇中，不能不受到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加之殖民地的特殊文化语境和“文化虚根”状态，他对历史的反思自然体现在作品中。可以说，新历史主义是后现代主义某些特征向历史领域的延伸；后现代主义则是历史主义在后现代阶段表现出来的特殊情态。后现代主义理论是新历史主义历史认识的基石之一。
在作品中，作家表达了对“客观历史”、宏大正史的反讽，戏拟与解构，对官方和传统意识形态的历史进行了质疑和重构。以上这些虽然可以用“小说”的特殊形态、自身特点进行辩护解释，但依然招致了不少诘问。正如新历史主义在大陆小说界、影视界的大行其道一样：回避现实，戏说历史，纂改史实，挖掘秘史轶闻，为历史人物、事件“翻案”等等，成了众口一词的责难。金庸更关心的似乎是宏大正史、帝王将相正典之外的趣闻野史，拆除正史遮蔽下隐藏的复杂的关系，在复线历史的戏拟化讲述中进行哲理的、现代人的思考。比如对历史中的“华夷之辨”（萧峰、乾隆、郭靖等都曾面临这个严肃的问题），作家给予主人公以现代人的思考；对于清朝与俄罗斯的交战和边界缔约，作者用了近乎揶揄的方式，将看似乎庄重严肃的家国问题与韦小宝（一个流氓、太监、文盲、杂种的集合体）的胡扰蛮缠结合在一起，瓦解了国家性的神话，颠覆了正史的庄严；作家又通过对“何为英雄”的反复辩诘与追问，描述了在郭靖“算不算英雄”的当头棒喝般责问下，开疆辟土统一中国的成吉思汗最终驾崩于难以释怀的困惑与喃喃自问中。如此这些，无疑是具有解构和讽刺意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