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马洛伊离开早已物是人非的祖国，流亡海外，就像《烛烬》中的两位主人公那样，流亡于昨日的世界。
　　尽管活到20世纪80年代，马洛伊·山多尔骨子里却是一个19世纪欧洲知识分子。二战爆发不久，他就写下“也许，这个世界上的光就要熄灭”。稍迟，与他一道浸淫欧洲精神传统的本雅明和茨威格先后自杀。马洛伊没有选择自杀，而是开始写作小说《烛烬》，将他多年身经目击的那个欧洲的分崩离析，尽数囊括于这部作品中。或许，这本书也是他的告别宣言。1948年，马洛伊离开早已物是人非的祖国，流亡海外，就像《烛烬》中的两位主人公那样，流亡于昨日的世界。

　　流亡，既有身体意义上的流亡，也有精神层面上的流亡，说来简单，其实也复杂。《烛烬》中两位老友暌违41年后聚首，于夏夜烛光的微暗之火下诉说各自的经历。本来么，好友重逢，总要热情备至、无话不谈吧？但分明，又有各种机心、策略和刀光剑影，在暗暗蠢动。
　　我们且看主人亨利克将军的经历吧。他是奥匈帝国军人，帝国在一战战败解体后，他仍将贵族的秩序、荣誉与尊严，视为自己生活的核心：“对我来说，这个世界依旧还在，即使在现实中已经消亡。它还在，因为我向它许下过誓言。”客人康拉德则不以为然：“我的家园是加利西亚和肖邦。它们中哪个现在还存在？把我跟它们联系到一起的那条秘密纽带已经不复存在了。所有的一切都分崩离析，变成碎片。”康拉德是平民，热爱艺术和自由，所谓贵族的纪律和尊严于他并无多少意义。
　　反讽的是，康拉德的自由主义激情与亨利克的母亲和妻子遥相呼应，尤其是与后者的暗通款曲更是毁灭了亨利克的世界;更反讽的是，这两个明争暗斗的世界——贵族的秩序与平民的自由——在一战后灰飞烟灭，到二战则其残留的那点影子都荡然无存了。
　　这就是所有流亡者共通的命运：他们都丧失了家园，但其各自的家园并不彼此共通，没有一条神秘的小径可以在两者之间相联，倒有很多额外的因素从中作梗：文明、阶级、财富、性别……这些冲突成为马洛伊大多数小说的主题，也使其文字别具一种独白式的挽歌气质。其独白让人们那交织了爱情、友谊、背叛和阴谋的内心，反射一种莎士比亚悲剧的奇特光谱。他们复杂的灵魂，在马洛伊手术刀一样的笔尖下，如剥洋葱那样一瓣一瓣展现出异常丰富的质地。
　　而其挽歌的气质，也使作品在横跨时空的背景下与另一个世界联系起来，宕开和扩大了小说原本的物理界限。《烛烬》中那墙上常年蒙尘为待客而擦拭一新的肖像画，那重新摆放用以还原帝国时代氛围的陈设，那在冰凉的门把手上透出幽幽情丝的诡异低语……马洛伊以哥特手法呈现的，恰恰是一幕20世纪下半叶绽放的魔幻现实主义画卷。就如加西亚·马尔克斯日后用以堆砌《百年孤独》的盛大废墟，马洛伊也建造了一座贮藏19世纪传统精神的伊甸园。或者我们不妨说得更精确一些——一座壮美的坟茔。
　　某种意义上，有流亡背景的作家，存在这样的两极。其代表人物，一极是纳博科夫，另一级是马洛伊。纳博科夫代表的那类作家，视流亡为创作陷阱。纳博科夫们所做的，是避开流亡，做更有意义的工作，或革新小说创作，或颠覆“刻奇”式的思维方法，等等。
　　而马洛伊所代表的那类作家，则以流亡为其写作灵魂，但他们同样反对廉价的“刻奇”，而汲汲于從如烟往事中挖掘种种冲突与暧昧，驱散敷衍其上的粉色魅惑，重建湮没于战争和时代涤荡中的那个世界。是的，马洛伊内心怀揣的那个世界不止容纳所有“小我”的奔突竞逐，还有高屋建瓴的宏阔视角和深入肺腑的内心观照。读他的小说，不仅能读到时代，更能读到精神。
　　书讯
　　季羡林博大精深的人文学养，质朴高华的诗人心性，将稍纵即逝的四时辰光，幻化成瑰丽万方的奇异世界，令平凡不过的花草树木，焕发出震撼人心的光彩灵性，把司空见惯的名胜古迹，再造出兴会淋漓的美之极致。瞻望国宝级大师季羡林的审美高度，体味“一花一世界，一树一菩提”的人生境界。
　　本书作为季羡林散文精选书系中的第一辑，精选了季先生写景状物的抒情散文60余篇，这些作品均为脍炙人口的名篇名作，多篇被选编入中小学语文教材。季先生艺术人格的巨大能量，在这些作品中体现得再充分不过，每字每句都透露着一颗敏感细腻、赤诚火热、而又晶莹剔透的诗心。大师作品中朴质而高华的人生境界将会滋养和引领世世代代的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