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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曾在火柴厂干过3年临时工,后来两赴南极参加科考。她就是山东慧敏科技有限公司的“女当家”周惠敏,一个成功的女科学家,一个成功的女企业家,一个成功的女人。
1978年3月2日,我踏上北上的列车,听着长鸣的汽笛,心情异常激动。命运真的很神奇,就在几个月前,在火柴厂上班的我还在梦想并实施着一个长远的计划——“每个月攒下一元钱,等退休后到北京玩一圈!”而现在,我却要到北京上大学!
上大学,当科学家,是我少年时的梦想。从小我就是个要强的女孩,初中、高中就读于山东省实验中学,除了数学有一次因为疏忽得了95分,数理化成绩全部满分。1973年高中毕业, 18岁的我,带着遗憾走进济南火柴厂,成了一名临时工。那时,上大学还是“推荐制”,临时工没有社会地位,不可能被推荐。
1977年,恢复高考。我每天晚上熬夜复习,一天睡不到5小时。3年来没摸过课本的我,以高分考取了北京钢铁学院(现北京科技大学)。
改革开放的第一年,我的美梦提前三十年得以实现:上大学,户口迁到北京,成为“北京居民”。
四年大学生活,我几乎读遍了图书馆里关于冶炼的所有书籍。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济南钢铁厂,后来调到山东省冶金研究院,专业主攻“金属防腐”技术。
从上班起,我心里一直在想:自己要努力做点大事,回报国家给予我命运的这份厚重的“馈赠”。
机会真的来了。1995年我在青岛搞防腐工作展览,听人偶然说起,中国的两个南极科考站腐蚀得挺厉害,半年不到油漆就脱落、变色。我第一反应就是“可以做防腐啊”,忽然有种跃跃欲试的冲动。利用出差的机会,我到北京国家海洋局找到了极地办公室。
刚好他们正在全国范围内选择防腐施工的队伍,我当即毛遂自荐。我们主攻、创新的技术被国家科委定为重点推广项目,专家论证过后,专门到济南来看我们搞的工程,对工程很满意。我是技术骨干,又是单位防腐工程室主任,赴极地防腐的光荣任务很自然地落到我头上。
我把这个好消息第一个告诉丈夫,自己老婆有机会为国家承担这么大的项目,丈夫感到简直像做梦一样!婆婆、公公都是老革命,攥着我的手说:你只管放心,孩子我们给你管。
填写考察队员志愿书,要同时附上协议,协议必须由考察队员签字、家属签字。内容是:“如果发生意外,不给国家找麻烦。”我签完递给丈夫,他手颤抖得厉害,很久才把字签上。
常年下海的老船员,送行的家属都掉眼泪。我没有哭,但船起航的一刹那,我心头涌上一种“再见了祖国,再见了亲人”的悲壮。
一个多月的航程,晕船是第一个考验,晕到七荤八素,什么都吃不进去。我们总结了几句话:一言不发,二目无神,三餐不进,四肢无力,五脏翻腾,六神无主,七上八下,九(久)卧不起,十分难受——用来形容晕船。
这仅仅是开始,考察队过西风带的时候,正赶上超12级大风。小船在黑压压的大海里,像失控的树叶一样,船舱里没有固定的东西,箱子像过筛子一样来回摇晃,从窗户往外看,船好像就要掉进滔天的巨浪里,超级恐怖。
我一夜没睡。早晨六点,船舱电话就响了,同事的声音让人发毛:“坏了,坏了,我们带的涂料都洒了!”我赶紧出去,随着波涛汹涌的大浪,船剧烈摇晃,一桶一桶的涂料把门撞开,洒了40多桶。我就急了,怕到南极涂料不够用,要弄起来。船长警告我们:“你们千万要小心,要是掉到海里,一个大浪就把你给卷走了。这里不是国际救援线,船在这里失事,没有一个国家会救你。”
奇怪的是,真遇到危险,心反而坦然了。我们冲到甲板上,快速收拾起涂料,根本顾不上害怕。
后来又碰上了海盗,两艘海盗船围绕我们,准备往船上爬。船长在前面跟他们对话:“你是哪个国家的,怎么回事?”最后实在没办法,就把船尾部直升机降落平板的探照灯打开了,海盗一看,船上有直升机,就吓得逃窜了。
一路历险,终于到达南极。去之前,极地的同志就告诉我,那里已经是破烂不堪了,要做好心理准备。眼前的情况比想象的还差——房子侧面一个洞一个洞的,千疮百孔;房子支架全锈了,小房子上的支梁钢板穿孔,大梁的厚皮五六毫米,锈得一塌糊涂。
在国内,南极考察站是国人的骄傲,但看到除了俄罗斯的科考站外,中国站是最破旧的站点,我很痛心,同时下定决心:一定要干好,旧貌换新颜,为国争光。
科考站的房子都是用高脚架支起来的,地是斜坡,有高有低。高的地方人刚能站起来,矮的地方蹲也蹲不了,只能躺着进去。我们采取“马步蹲裆”的方式,一站就是几小时。有时我一个人抱着梯子,穿着靴子踩到梯子上工作,风太大,弄不好就刮倒了。还有一个臭氧洞,紫外线射得特别厉害,戴上口罩、围着帽子、戴上墨镜,全副武装,小心翼翼,就这样,我的嘴上还是起泡了,皮肤也被晒伤了,一层皮一层皮地脱落,都是泡。
单凭体力,我根本坚持不住,凭着毅力和想做事情、为国争光的信念,一点一点地去完成任务。
有一次到餐厅,已经累到极点,连吃饭的力气都没有,我看着桌子上的饭,就是抬不起手来吃。我心里想,要是有个人喂喂我就好了。刚好身边是一位记者,她关切地询问:“你怎么了?”这一问,我的心里实在受不了,终于控制不住哭了起来。
等到眼泪流得差不多,我把胳膊撑到桌子上吃饭,我才注意到,整个餐厅鸦雀无声,所有人都在望着我。
1996年的春节是在南极度过的,大年三十,很多外国站的朋友过来看我们,见到长城站表面刷上我们研制的磷化液后,亮亮的,很好看,都很吃惊。他们叫着“嗨!周惠敏!周惠敏!”向我竖起大拇指。
“在南极考察站承担了这么大的工程,整个让它改变面貌,你是第一个。”这个评语让我备感自豪。坐飞机离开考察站,在飞机里俯瞰南极站,是一种特别的心情、无限感慨。飞机起飞的时候我哭了,飞机在上空盘旋了一圈,我的眼泪哗哗地流着:经过我和同志们艰苦卓绝的努力,中国南极站终于焕然一新。中国,我为你自豪,你让我骄傲!
遥远的南极,圆了我事业成功的人生之梦。我因此获得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先进工作者等一系列荣誉和称号。两赴极地,让我拥有了在外人看来不平常的经历和不平常的成功。
1997年结束南极科考后,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怎样才能将先进的技术转化为更现实的、更积极的生产力?
1999年,科研单位建制改革、进行转轨,我所在的冶金研究院并入济南钢铁厂。为了实现科研成果产业化,济钢投入300万元,科研人员参股80万元成立了慧敏科技公司,确定由我带头。刚开始我很兴奋,觉得这下英雄终于有了用武之地。
急于捞到第一桶金,想尽快赚到钱再搞科研,别人说什么挣钱我就干什么,结果一年半后一算账,亏损55万元。我感到了很大的压力,偷偷对儿子说:“妈拜托你一件事情,假如妈这辈子这55万还不上,剩下的钱,你可要替妈妈还上啊。”
后来,我就开始琢磨,我不能把精力放到自己不熟悉的领域,要找准自己擅长的,开始研究环保、耐火等材料,带领公司研制出一批技术含量高、市场前景广的科技成果。
国家对自主创业的政策越来越宽松,根据所在行业和实际情况,我觉得自己独立做点事情,能更大程度地体现自我价值,又能实践、奉献更多的社会价值。在机关单位工作的丈夫,这次的意见却跟我完全不同:“一辈子能做成一件大事已经很不容易,你已经获得了成功和荣誉,现在正处在转轨期,结果很难说。你是劳模,再过几年就可以退休,安稳一点好,别搞不好‘晚节不保’,让以前的辛苦、努力付之东流。”
琢磨来琢磨去,我还是不愿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80多岁的公公一直对改革动向和政策变化很关注,觉得我的主意可行,给了我莫大的鼓励和支持:“波澜壮阔的大场面你都见识、经历过了,现在‘下海’,这几个小小的浪花又算得了什么呢?”
2002年,我通过贷款收购了亏损55万元的原公司,仅仅一年,就带领职工扭亏为盈。经过不断发展,核心的“高辐射覆层技术”已取得国家专利三项,并已申请美、日、德、俄、韩、印等国专利,扬名国内外;在全国59座高炉、热风炉上使用,仅仅2008年就为国家节能达25万吨标准煤。节能、降耗、减排取得的成果,就像当初南极的路牌,我为自己的技术感到自豪。
我获得了山东省首届“发明创业奖”特等奖,并被评为首届“山东发明家”、巾帼建功标兵、三八红旗手、全国十大创新能力民营女企业家、影响山东十大经济女性。企业家、发明家,“头衔”不断增加,事业不断延展,我感觉生命也在不断丰富着。
事业成功之后,我经常帮助家境贫寒的女生。虽然企业还在发展过程中,但我在尽自己的努力去做善事。看到自己的付出能帮助那么多渴望读书的孩子,我觉得很有意义。在她们身上,我仿佛又看到那个曾经“做梦”的自己。
编辑·牛淑娟
1978年3月2日,我踏上北上的列车,听着长鸣的汽笛,心情异常激动。命运真的很神奇,就在几个月前,在火柴厂上班的我还在梦想并实施着一个长远的计划——“每个月攒下一元钱,等退休后到北京玩一圈!”而现在,我却要到北京上大学!
上大学,当科学家,是我少年时的梦想。从小我就是个要强的女孩,初中、高中就读于山东省实验中学,除了数学有一次因为疏忽得了95分,数理化成绩全部满分。1973年高中毕业, 18岁的我,带着遗憾走进济南火柴厂,成了一名临时工。那时,上大学还是“推荐制”,临时工没有社会地位,不可能被推荐。
1977年,恢复高考。我每天晚上熬夜复习,一天睡不到5小时。3年来没摸过课本的我,以高分考取了北京钢铁学院(现北京科技大学)。
改革开放的第一年,我的美梦提前三十年得以实现:上大学,户口迁到北京,成为“北京居民”。
四年大学生活,我几乎读遍了图书馆里关于冶炼的所有书籍。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济南钢铁厂,后来调到山东省冶金研究院,专业主攻“金属防腐”技术。
从上班起,我心里一直在想:自己要努力做点大事,回报国家给予我命运的这份厚重的“馈赠”。
机会真的来了。1995年我在青岛搞防腐工作展览,听人偶然说起,中国的两个南极科考站腐蚀得挺厉害,半年不到油漆就脱落、变色。我第一反应就是“可以做防腐啊”,忽然有种跃跃欲试的冲动。利用出差的机会,我到北京国家海洋局找到了极地办公室。
刚好他们正在全国范围内选择防腐施工的队伍,我当即毛遂自荐。我们主攻、创新的技术被国家科委定为重点推广项目,专家论证过后,专门到济南来看我们搞的工程,对工程很满意。我是技术骨干,又是单位防腐工程室主任,赴极地防腐的光荣任务很自然地落到我头上。
我把这个好消息第一个告诉丈夫,自己老婆有机会为国家承担这么大的项目,丈夫感到简直像做梦一样!婆婆、公公都是老革命,攥着我的手说:你只管放心,孩子我们给你管。
填写考察队员志愿书,要同时附上协议,协议必须由考察队员签字、家属签字。内容是:“如果发生意外,不给国家找麻烦。”我签完递给丈夫,他手颤抖得厉害,很久才把字签上。
常年下海的老船员,送行的家属都掉眼泪。我没有哭,但船起航的一刹那,我心头涌上一种“再见了祖国,再见了亲人”的悲壮。
一个多月的航程,晕船是第一个考验,晕到七荤八素,什么都吃不进去。我们总结了几句话:一言不发,二目无神,三餐不进,四肢无力,五脏翻腾,六神无主,七上八下,九(久)卧不起,十分难受——用来形容晕船。
这仅仅是开始,考察队过西风带的时候,正赶上超12级大风。小船在黑压压的大海里,像失控的树叶一样,船舱里没有固定的东西,箱子像过筛子一样来回摇晃,从窗户往外看,船好像就要掉进滔天的巨浪里,超级恐怖。
我一夜没睡。早晨六点,船舱电话就响了,同事的声音让人发毛:“坏了,坏了,我们带的涂料都洒了!”我赶紧出去,随着波涛汹涌的大浪,船剧烈摇晃,一桶一桶的涂料把门撞开,洒了40多桶。我就急了,怕到南极涂料不够用,要弄起来。船长警告我们:“你们千万要小心,要是掉到海里,一个大浪就把你给卷走了。这里不是国际救援线,船在这里失事,没有一个国家会救你。”
奇怪的是,真遇到危险,心反而坦然了。我们冲到甲板上,快速收拾起涂料,根本顾不上害怕。
后来又碰上了海盗,两艘海盗船围绕我们,准备往船上爬。船长在前面跟他们对话:“你是哪个国家的,怎么回事?”最后实在没办法,就把船尾部直升机降落平板的探照灯打开了,海盗一看,船上有直升机,就吓得逃窜了。
一路历险,终于到达南极。去之前,极地的同志就告诉我,那里已经是破烂不堪了,要做好心理准备。眼前的情况比想象的还差——房子侧面一个洞一个洞的,千疮百孔;房子支架全锈了,小房子上的支梁钢板穿孔,大梁的厚皮五六毫米,锈得一塌糊涂。
在国内,南极考察站是国人的骄傲,但看到除了俄罗斯的科考站外,中国站是最破旧的站点,我很痛心,同时下定决心:一定要干好,旧貌换新颜,为国争光。
科考站的房子都是用高脚架支起来的,地是斜坡,有高有低。高的地方人刚能站起来,矮的地方蹲也蹲不了,只能躺着进去。我们采取“马步蹲裆”的方式,一站就是几小时。有时我一个人抱着梯子,穿着靴子踩到梯子上工作,风太大,弄不好就刮倒了。还有一个臭氧洞,紫外线射得特别厉害,戴上口罩、围着帽子、戴上墨镜,全副武装,小心翼翼,就这样,我的嘴上还是起泡了,皮肤也被晒伤了,一层皮一层皮地脱落,都是泡。
单凭体力,我根本坚持不住,凭着毅力和想做事情、为国争光的信念,一点一点地去完成任务。
有一次到餐厅,已经累到极点,连吃饭的力气都没有,我看着桌子上的饭,就是抬不起手来吃。我心里想,要是有个人喂喂我就好了。刚好身边是一位记者,她关切地询问:“你怎么了?”这一问,我的心里实在受不了,终于控制不住哭了起来。
等到眼泪流得差不多,我把胳膊撑到桌子上吃饭,我才注意到,整个餐厅鸦雀无声,所有人都在望着我。
1996年的春节是在南极度过的,大年三十,很多外国站的朋友过来看我们,见到长城站表面刷上我们研制的磷化液后,亮亮的,很好看,都很吃惊。他们叫着“嗨!周惠敏!周惠敏!”向我竖起大拇指。
“在南极考察站承担了这么大的工程,整个让它改变面貌,你是第一个。”这个评语让我备感自豪。坐飞机离开考察站,在飞机里俯瞰南极站,是一种特别的心情、无限感慨。飞机起飞的时候我哭了,飞机在上空盘旋了一圈,我的眼泪哗哗地流着:经过我和同志们艰苦卓绝的努力,中国南极站终于焕然一新。中国,我为你自豪,你让我骄傲!
遥远的南极,圆了我事业成功的人生之梦。我因此获得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先进工作者等一系列荣誉和称号。两赴极地,让我拥有了在外人看来不平常的经历和不平常的成功。
1997年结束南极科考后,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怎样才能将先进的技术转化为更现实的、更积极的生产力?
1999年,科研单位建制改革、进行转轨,我所在的冶金研究院并入济南钢铁厂。为了实现科研成果产业化,济钢投入300万元,科研人员参股80万元成立了慧敏科技公司,确定由我带头。刚开始我很兴奋,觉得这下英雄终于有了用武之地。
急于捞到第一桶金,想尽快赚到钱再搞科研,别人说什么挣钱我就干什么,结果一年半后一算账,亏损55万元。我感到了很大的压力,偷偷对儿子说:“妈拜托你一件事情,假如妈这辈子这55万还不上,剩下的钱,你可要替妈妈还上啊。”
后来,我就开始琢磨,我不能把精力放到自己不熟悉的领域,要找准自己擅长的,开始研究环保、耐火等材料,带领公司研制出一批技术含量高、市场前景广的科技成果。
国家对自主创业的政策越来越宽松,根据所在行业和实际情况,我觉得自己独立做点事情,能更大程度地体现自我价值,又能实践、奉献更多的社会价值。在机关单位工作的丈夫,这次的意见却跟我完全不同:“一辈子能做成一件大事已经很不容易,你已经获得了成功和荣誉,现在正处在转轨期,结果很难说。你是劳模,再过几年就可以退休,安稳一点好,别搞不好‘晚节不保’,让以前的辛苦、努力付之东流。”
琢磨来琢磨去,我还是不愿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80多岁的公公一直对改革动向和政策变化很关注,觉得我的主意可行,给了我莫大的鼓励和支持:“波澜壮阔的大场面你都见识、经历过了,现在‘下海’,这几个小小的浪花又算得了什么呢?”
2002年,我通过贷款收购了亏损55万元的原公司,仅仅一年,就带领职工扭亏为盈。经过不断发展,核心的“高辐射覆层技术”已取得国家专利三项,并已申请美、日、德、俄、韩、印等国专利,扬名国内外;在全国59座高炉、热风炉上使用,仅仅2008年就为国家节能达25万吨标准煤。节能、降耗、减排取得的成果,就像当初南极的路牌,我为自己的技术感到自豪。
我获得了山东省首届“发明创业奖”特等奖,并被评为首届“山东发明家”、巾帼建功标兵、三八红旗手、全国十大创新能力民营女企业家、影响山东十大经济女性。企业家、发明家,“头衔”不断增加,事业不断延展,我感觉生命也在不断丰富着。
事业成功之后,我经常帮助家境贫寒的女生。虽然企业还在发展过程中,但我在尽自己的努力去做善事。看到自己的付出能帮助那么多渴望读书的孩子,我觉得很有意义。在她们身上,我仿佛又看到那个曾经“做梦”的自己。
编辑·牛淑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