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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曾在火柴厂干过3年临时工，后来两赴南极参加科考。她就是山东慧敏科技有限公司的“女当家”周惠敏，一个成功的女科学家，一个成功的女企业家，一个成功的女人。
1978年3月2日，我踏上北上的列车，听着长鸣的汽笛，心情异常激动。命运真的很神奇，就在几个月前，在火柴厂上班的我还在梦想并实施着一个长远的计划——“每个月攒下一元钱，等退休后到北京玩一圈！”而现在，我却要到北京上大学！
上大学，当科学家，是我少年时的梦想。从小我就是个要强的女孩，初中、高中就读于山东省实验中学，除了数学有一次因为疏忽得了95分，数理化成绩全部满分。1973年高中毕业， 18岁的我，带着遗憾走进济南火柴厂，成了一名临时工。那时，上大学还是“推荐制”，临时工没有社会地位，不可能被推荐。
1977年，恢复高考。我每天晚上熬夜复习，一天睡不到5小时。3年来没摸过课本的我，以高分考取了北京钢铁学院（现北京科技大学）。
改革开放的第一年，我的美梦提前三十年得以实现：上大学，户口迁到北京，成为“北京居民”。
四年大学生活，我几乎读遍了图书馆里关于冶炼的所有书籍。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济南钢铁厂，后来调到山东省冶金研究院，专业主攻“金属防腐”技术。
从上班起，我心里一直在想：自己要努力做点大事，回报国家给予我命运的这份厚重的“馈赠”。
机会真的来了。1995年我在青岛搞防腐工作展览，听人偶然说起，中国的两个南极科考站腐蚀得挺厉害，半年不到油漆就脱落、变色。我第一反应就是“可以做防腐啊”，忽然有种跃跃欲试的冲动。利用出差的机会，我到北京国家海洋局找到了极地办公室。
刚好他们正在全国范围内选择防腐施工的队伍，我当即毛遂自荐。我们主攻、创新的技术被国家科委定为重点推广项目，专家论证过后，专门到济南来看我们搞的工程，对工程很满意。我是技术骨干，又是单位防腐工程室主任，赴极地防腐的光荣任务很自然地落到我头上。
我把这个好消息第一个告诉丈夫，自己老婆有机会为国家承担这么大的项目，丈夫感到简直像做梦一样！婆婆、公公都是老革命，攥着我的手说：你只管放心，孩子我们给你管。
填写考察队员志愿书，要同时附上协议，协议必须由考察队员签字、家属签字。内容是：“如果发生意外，不给国家找麻烦。”我签完递给丈夫，他手颤抖得厉害，很久才把字签上。
常年下海的老船员，送行的家属都掉眼泪。我没有哭，但船起航的一刹那，我心头涌上一种“再见了祖国，再见了亲人”的悲壮。
一个多月的航程，晕船是第一个考验，晕到七荤八素，什么都吃不进去。我们总结了几句话：一言不发，二目无神，三餐不进，四肢无力，五脏翻腾，六神无主，七上八下，九（久）卧不起，十分难受——用来形容晕船。
这仅仅是开始，考察队过西风带的时候，正赶上超12级大风。小船在黑压压的大海里，像失控的树叶一样，船舱里没有固定的东西，箱子像过筛子一样来回摇晃，从窗户往外看，船好像就要掉进滔天的巨浪里，超级恐怖。
我一夜没睡。早晨六点，船舱电话就响了，同事的声音让人发毛：“坏了，坏了，我们带的涂料都洒了！”我赶紧出去，随着波涛汹涌的大浪，船剧烈摇晃，一桶一桶的涂料把门撞开，洒了40多桶。我就急了，怕到南极涂料不够用，要弄起来。船长警告我们：“你们千万要小心，要是掉到海里，一个大浪就把你给卷走了。这里不是国际救援线，船在这里失事，没有一个国家会救你。”
奇怪的是，真遇到危险，心反而坦然了。我们冲到甲板上，快速收拾起涂料，根本顾不上害怕。
后来又碰上了海盗，两艘海盗船围绕我们，准备往船上爬。船长在前面跟他们对话：“你是哪个国家的，怎么回事？”最后实在没办法，就把船尾部直升机降落平板的探照灯打开了，海盗一看，船上有直升机，就吓得逃窜了。
一路历险，终于到达南极。去之前，极地的同志就告诉我，那里已经是破烂不堪了，要做好心理准备。眼前的情况比想象的还差——房子侧面一个洞一个洞的，千疮百孔；房子支架全锈了，小房子上的支梁钢板穿孔，大梁的厚皮五六毫米，锈得一塌糊涂。
在国内，南极考察站是国人的骄傲，但看到除了俄罗斯的科考站外，中国站是最破旧的站点，我很痛心，同时下定决心：一定要干好，旧貌换新颜，为国争光。
科考站的房子都是用高脚架支起来的，地是斜坡，有高有低。高的地方人刚能站起来，矮的地方蹲也蹲不了，只能躺着进去。我们采取“马步蹲裆”的方式，一站就是几小时。有时我一个人抱着梯子，穿着靴子踩到梯子上工作，风太大，弄不好就刮倒了。还有一个臭氧洞，紫外线射得特别厉害，戴上口罩、围着帽子、戴上墨镜，全副武装，小心翼翼，就这样，我的嘴上还是起泡了，皮肤也被晒伤了，一层皮一层皮地脱落，都是泡。
单凭体力，我根本坚持不住，凭着毅力和想做事情、为国争光的信念，一点一点地去完成任务。
有一次到餐厅，已经累到极点，连吃饭的力气都没有，我看着桌子上的饭，就是抬不起手来吃。我心里想，要是有个人喂喂我就好了。刚好身边是一位记者，她关切地询问：“你怎么了？”这一问，我的心里实在受不了，终于控制不住哭了起来。
等到眼泪流得差不多，我把胳膊撑到桌子上吃饭，我才注意到，整个餐厅鸦雀无声，所有人都在望着我。
1996年的春节是在南极度过的，大年三十，很多外国站的朋友过来看我们，见到长城站表面刷上我们研制的磷化液后，亮亮的，很好看，都很吃惊。他们叫着“嗨！周惠敏！周惠敏！”向我竖起大拇指。
“在南极考察站承担了这么大的工程，整个让它改变面貌，你是第一个。”这个评语让我备感自豪。坐飞机离开考察站，在飞机里俯瞰南极站，是一种特别的心情、无限感慨。飞机起飞的时候我哭了，飞机在上空盘旋了一圈，我的眼泪哗哗地流着：经过我和同志们艰苦卓绝的努力，中国南极站终于焕然一新。中国，我为你自豪，你让我骄傲！
遥远的南极，圆了我事业成功的人生之梦。我因此获得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先进工作者等一系列荣誉和称号。两赴极地，让我拥有了在外人看来不平常的经历和不平常的成功。
1997年结束南极科考后，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怎样才能将先进的技术转化为更现实的、更积极的生产力？
1999年，科研单位建制改革、进行转轨，我所在的冶金研究院并入济南钢铁厂。为了实现科研成果产业化，济钢投入300万元，科研人员参股80万元成立了慧敏科技公司，确定由我带头。刚开始我很兴奋，觉得这下英雄终于有了用武之地。
急于捞到第一桶金，想尽快赚到钱再搞科研，别人说什么挣钱我就干什么，结果一年半后一算账，亏损55万元。我感到了很大的压力，偷偷对儿子说：“妈拜托你一件事情，假如妈这辈子这55万还不上，剩下的钱，你可要替妈妈还上啊。”
后来，我就开始琢磨，我不能把精力放到自己不熟悉的领域，要找准自己擅长的，开始研究环保、耐火等材料，带领公司研制出一批技术含量高、市场前景广的科技成果。
国家对自主创业的政策越来越宽松，根据所在行业和实际情况，我觉得自己独立做点事情，能更大程度地体现自我价值，又能实践、奉献更多的社会价值。在机关单位工作的丈夫，这次的意见却跟我完全不同：“一辈子能做成一件大事已经很不容易，你已经获得了成功和荣誉，现在正处在转轨期，结果很难说。你是劳模，再过几年就可以退休，安稳一点好，别搞不好‘晚节不保’，让以前的辛苦、努力付之东流。”
琢磨来琢磨去，我还是不愿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80多岁的公公一直对改革动向和政策变化很关注，觉得我的主意可行，给了我莫大的鼓励和支持：“波澜壮阔的大场面你都见识、经历过了，现在‘下海’，这几个小小的浪花又算得了什么呢？”
2002年，我通过贷款收购了亏损55万元的原公司，仅仅一年，就带领职工扭亏为盈。经过不断发展，核心的“高辐射覆层技术”已取得国家专利三项，并已申请美、日、德、俄、韩、印等国专利，扬名国内外；在全国59座高炉、热风炉上使用，仅仅2008年就为国家节能达25万吨标准煤。节能、降耗、减排取得的成果，就像当初南极的路牌，我为自己的技术感到自豪。
我获得了山东省首届“发明创业奖”特等奖，并被评为首届“山东发明家”、巾帼建功标兵、三八红旗手、全国十大创新能力民营女企业家、影响山东十大经济女性。企业家、发明家，“头衔”不断增加，事业不断延展，我感觉生命也在不断丰富着。
事业成功之后，我经常帮助家境贫寒的女生。虽然企业还在发展过程中，但我在尽自己的努力去做善事。看到自己的付出能帮助那么多渴望读书的孩子，我觉得很有意义。在她们身上，我仿佛又看到那个曾经“做梦”的自己。
编辑·牛淑娟
1978年3月2日，我踏上北上的列车，听着长鸣的汽笛，心情异常激动。命运真的很神奇，就在几个月前，在火柴厂上班的我还在梦想并实施着一个长远的计划——“每个月攒下一元钱，等退休后到北京玩一圈！”而现在，我却要到北京上大学！
上大学，当科学家，是我少年时的梦想。从小我就是个要强的女孩，初中、高中就读于山东省实验中学，除了数学有一次因为疏忽得了95分，数理化成绩全部满分。1973年高中毕业， 18岁的我，带着遗憾走进济南火柴厂，成了一名临时工。那时，上大学还是“推荐制”，临时工没有社会地位，不可能被推荐。
1977年，恢复高考。我每天晚上熬夜复习，一天睡不到5小时。3年来没摸过课本的我，以高分考取了北京钢铁学院（现北京科技大学）。
改革开放的第一年，我的美梦提前三十年得以实现：上大学，户口迁到北京，成为“北京居民”。
四年大学生活，我几乎读遍了图书馆里关于冶炼的所有书籍。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济南钢铁厂，后来调到山东省冶金研究院，专业主攻“金属防腐”技术。
从上班起，我心里一直在想：自己要努力做点大事，回报国家给予我命运的这份厚重的“馈赠”。
机会真的来了。1995年我在青岛搞防腐工作展览，听人偶然说起，中国的两个南极科考站腐蚀得挺厉害，半年不到油漆就脱落、变色。我第一反应就是“可以做防腐啊”，忽然有种跃跃欲试的冲动。利用出差的机会，我到北京国家海洋局找到了极地办公室。
刚好他们正在全国范围内选择防腐施工的队伍，我当即毛遂自荐。我们主攻、创新的技术被国家科委定为重点推广项目，专家论证过后，专门到济南来看我们搞的工程，对工程很满意。我是技术骨干，又是单位防腐工程室主任，赴极地防腐的光荣任务很自然地落到我头上。
我把这个好消息第一个告诉丈夫，自己老婆有机会为国家承担这么大的项目，丈夫感到简直像做梦一样！婆婆、公公都是老革命，攥着我的手说：你只管放心，孩子我们给你管。
填写考察队员志愿书，要同时附上协议，协议必须由考察队员签字、家属签字。内容是：“如果发生意外，不给国家找麻烦。”我签完递给丈夫，他手颤抖得厉害，很久才把字签上。
常年下海的老船员，送行的家属都掉眼泪。我没有哭，但船起航的一刹那，我心头涌上一种“再见了祖国，再见了亲人”的悲壮。
一个多月的航程，晕船是第一个考验，晕到七荤八素，什么都吃不进去。我们总结了几句话：一言不发，二目无神，三餐不进，四肢无力，五脏翻腾，六神无主，七上八下，九（久）卧不起，十分难受——用来形容晕船。
这仅仅是开始，考察队过西风带的时候，正赶上超12级大风。小船在黑压压的大海里，像失控的树叶一样，船舱里没有固定的东西，箱子像过筛子一样来回摇晃，从窗户往外看，船好像就要掉进滔天的巨浪里，超级恐怖。
我一夜没睡。早晨六点，船舱电话就响了，同事的声音让人发毛：“坏了，坏了，我们带的涂料都洒了！”我赶紧出去，随着波涛汹涌的大浪，船剧烈摇晃，一桶一桶的涂料把门撞开，洒了40多桶。我就急了，怕到南极涂料不够用，要弄起来。船长警告我们：“你们千万要小心，要是掉到海里，一个大浪就把你给卷走了。这里不是国际救援线，船在这里失事，没有一个国家会救你。”
奇怪的是，真遇到危险，心反而坦然了。我们冲到甲板上，快速收拾起涂料，根本顾不上害怕。
后来又碰上了海盗，两艘海盗船围绕我们，准备往船上爬。船长在前面跟他们对话：“你是哪个国家的，怎么回事？”最后实在没办法，就把船尾部直升机降落平板的探照灯打开了，海盗一看，船上有直升机，就吓得逃窜了。
一路历险，终于到达南极。去之前，极地的同志就告诉我，那里已经是破烂不堪了，要做好心理准备。眼前的情况比想象的还差——房子侧面一个洞一个洞的，千疮百孔；房子支架全锈了，小房子上的支梁钢板穿孔，大梁的厚皮五六毫米，锈得一塌糊涂。
在国内，南极考察站是国人的骄傲，但看到除了俄罗斯的科考站外，中国站是最破旧的站点，我很痛心，同时下定决心：一定要干好，旧貌换新颜，为国争光。
科考站的房子都是用高脚架支起来的，地是斜坡，有高有低。高的地方人刚能站起来，矮的地方蹲也蹲不了，只能躺着进去。我们采取“马步蹲裆”的方式，一站就是几小时。有时我一个人抱着梯子，穿着靴子踩到梯子上工作，风太大，弄不好就刮倒了。还有一个臭氧洞，紫外线射得特别厉害，戴上口罩、围着帽子、戴上墨镜，全副武装，小心翼翼，就这样，我的嘴上还是起泡了，皮肤也被晒伤了，一层皮一层皮地脱落，都是泡。
单凭体力，我根本坚持不住，凭着毅力和想做事情、为国争光的信念，一点一点地去完成任务。
有一次到餐厅，已经累到极点，连吃饭的力气都没有，我看着桌子上的饭，就是抬不起手来吃。我心里想，要是有个人喂喂我就好了。刚好身边是一位记者，她关切地询问：“你怎么了？”这一问，我的心里实在受不了，终于控制不住哭了起来。
等到眼泪流得差不多，我把胳膊撑到桌子上吃饭，我才注意到，整个餐厅鸦雀无声，所有人都在望着我。
1996年的春节是在南极度过的，大年三十，很多外国站的朋友过来看我们，见到长城站表面刷上我们研制的磷化液后，亮亮的，很好看，都很吃惊。他们叫着“嗨！周惠敏！周惠敏！”向我竖起大拇指。
“在南极考察站承担了这么大的工程，整个让它改变面貌，你是第一个。”这个评语让我备感自豪。坐飞机离开考察站，在飞机里俯瞰南极站，是一种特别的心情、无限感慨。飞机起飞的时候我哭了，飞机在上空盘旋了一圈，我的眼泪哗哗地流着：经过我和同志们艰苦卓绝的努力，中国南极站终于焕然一新。中国，我为你自豪，你让我骄傲！
遥远的南极，圆了我事业成功的人生之梦。我因此获得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先进工作者等一系列荣誉和称号。两赴极地，让我拥有了在外人看来不平常的经历和不平常的成功。
1997年结束南极科考后，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怎样才能将先进的技术转化为更现实的、更积极的生产力？
1999年，科研单位建制改革、进行转轨，我所在的冶金研究院并入济南钢铁厂。为了实现科研成果产业化，济钢投入300万元，科研人员参股80万元成立了慧敏科技公司，确定由我带头。刚开始我很兴奋，觉得这下英雄终于有了用武之地。
急于捞到第一桶金，想尽快赚到钱再搞科研，别人说什么挣钱我就干什么，结果一年半后一算账，亏损55万元。我感到了很大的压力，偷偷对儿子说：“妈拜托你一件事情，假如妈这辈子这55万还不上，剩下的钱，你可要替妈妈还上啊。”
后来，我就开始琢磨，我不能把精力放到自己不熟悉的领域，要找准自己擅长的，开始研究环保、耐火等材料，带领公司研制出一批技术含量高、市场前景广的科技成果。
国家对自主创业的政策越来越宽松，根据所在行业和实际情况，我觉得自己独立做点事情，能更大程度地体现自我价值，又能实践、奉献更多的社会价值。在机关单位工作的丈夫，这次的意见却跟我完全不同：“一辈子能做成一件大事已经很不容易，你已经获得了成功和荣誉，现在正处在转轨期，结果很难说。你是劳模，再过几年就可以退休，安稳一点好，别搞不好‘晚节不保’，让以前的辛苦、努力付之东流。”
琢磨来琢磨去，我还是不愿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80多岁的公公一直对改革动向和政策变化很关注，觉得我的主意可行，给了我莫大的鼓励和支持：“波澜壮阔的大场面你都见识、经历过了，现在‘下海’，这几个小小的浪花又算得了什么呢？”
2002年，我通过贷款收购了亏损55万元的原公司，仅仅一年，就带领职工扭亏为盈。经过不断发展，核心的“高辐射覆层技术”已取得国家专利三项，并已申请美、日、德、俄、韩、印等国专利，扬名国内外；在全国59座高炉、热风炉上使用，仅仅2008年就为国家节能达25万吨标准煤。节能、降耗、减排取得的成果，就像当初南极的路牌，我为自己的技术感到自豪。
我获得了山东省首届“发明创业奖”特等奖，并被评为首届“山东发明家”、巾帼建功标兵、三八红旗手、全国十大创新能力民营女企业家、影响山东十大经济女性。企业家、发明家，“头衔”不断增加，事业不断延展，我感觉生命也在不断丰富着。
事业成功之后，我经常帮助家境贫寒的女生。虽然企业还在发展过程中，但我在尽自己的努力去做善事。看到自己的付出能帮助那么多渴望读书的孩子，我觉得很有意义。在她们身上，我仿佛又看到那个曾经“做梦”的自己。
编辑·牛淑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