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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把李白比喻成一道飞瀑,把杜甫比喻成一株劲松,但屈原诗,甚至不是一座异峰,那些巨作组成一整道山脉,突起在一片思想的高原之上。
这高原,就是先秦诸子百家——中国思想的黄金时代。
今天的人们,怕是难以想像,那是个思想多么活跃、精神何等璀璨的时代。春秋战国,短短几百年,大动荡的现实刺激下,各种观念潮涌浪激:老子论道,孔子谈仁,墨子讲兼爱,庄子尚逍遥,法家立行刑之规,名家有名实之辩,阴阳纵横家游走列国,舌灿莲花……司马迁之父司马谈将其归纳成六大家:道、儒、墨、法、名、阴阳;班固归纳成十家:道、儒、墨、法、名、阴阳、农、纵横、杂、小说。朝堂之上,学宫之中,乡野之间,一个个充满个性、特立独行的人物,组成了一个千载难逢的“爱思想”、大自由的时代!
但这一片欢腾喧嚣中,屈原——屈原诗,却独独缺席。
为什么?
我的回答,或许太简短:因为屈原诗自成一家,它是诸家学说之根,同时是它们的集大成。屈原诗,是迄今未获命名的最大家——“诗家”。
两千多年来,学者们对屈原诗的思想属于哪家哪派争论不休,有儒家说、法家说、道家说、阴阳家说、纵横家说、融合说等等①。其中,略为靠谱的是融合说。可惜,这里的“融合”,又常常似盲人摸象。比如从屈原思想略近邹衍,而邹衍与老子同乡,于是说屈原受到道家影响,有“出世观念”(游国恩)。或仅仅因
为屈原“生活在由儒到法的过渡时期,他的思想就反映了这种儒、法两家思想的演变”(聂石樵)。或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兼容道家、农家(陈子展)。或有儒有法,然非儒非法(周建忠)。詹安泰归纳:“把屈原思想派入某一家的思想体系去,是不容易得出完全正确结论的。但是,如果从相互影响的角度看,则各家的思想学说,都或多或少对屈原有影响。”
可惜,没人能给屈原思想做一个百分比的化学分析,这样一勺烩的说法,等于没说。
先秦时代,是一个辉煌的散文时代。诸子百家,不仅是思想家,更是创作家、文体家、风格家。每种思想,和独属于它的形式,先天生成似的融为一体。此内涵非呈现于此形式不可,无此形式亦无所谓此内涵。由是,“散文”一词,迄今无法找到完美的外语对应。散文诗、诗意论文,都不足以传其神韵。两千多年了,它仍是一个闭锁于汉语/中文之内的独特文体。关于这话题,我有专文《散文断想》讨论之。
或许,屈原诗未被列入百家,原因之一是因为它们不是散文。
但,倘若更进一步,让我们剥开文字的斑斓外衣,直探精神内核,则不难发现:存在之思,才是诸子百家思想的真正汇聚点。一如两千年之后的海德格尔所说:“所有伟大的思想家,归根结底只说出了一种思想”——对“存在”追根究底、反复诘难,正是先秦时代最令我们震撼的诗意。
历代评家,不敢(或不能)给屈原诗独家冠名,正因为他们拘泥于文字表象,却忽略了,诗歌,正是一种思想的形式,而屈原诗,是表述思想的最佳形式。
屈原诗——先秦时代的辉煌“诗家”。我说它是诸家学说之根,同时是它们的集大成,并非刻意渲染,危言耸听。
《尚书》语:“诗言志。”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庄子云:诗以道志。荀子说:诗言是其志也。这里,诗言内心之志,而心志须诉诸诗言。一个诗字,志为其内而言为其外,二者为一。由是,诗何止心声,它更深深化入血液、骨髓、细胞、灵魂——真是得“灵均”神韵啊!所以好诗拒绝翻译,一个灵魂如何能复制两次?
语言,是一切感性理性之根。创造性语言,攥紧一切创造性思想之根。
当司马迁感叹“悲其志”,他已触及了屈原诗的根本意义,那就是孔子的理想:君子进德修业,修辞立其诚。换成现代诗人艾略特的说法:小说可以虚构,诗却必须写实。这个“实”,即诗人内心的真实。庞德夸赞汉字:“‘诚’,造得完美无缺。”我一篇文章的标题由此而来,就叫《成于言》,语言透视出的内心,是骗不了人的。
屈原诗的内在层次中,包容了先秦诸家众多思想元素:
数百《天问》,始于一“曰”,“谁说的?”蕴老子“道可道非常道”之意,又置宇宙大化于悬疑(“何本何化”?),因此比道家更实在、更精妙、更高超。浩瀚《离骚》,植根于“内美”与“修能”,不特言“君子”,却饱含了孔子的君子理想。“内美”一词引申出“美人”,无疑指向独立人格,即使“迟暮”也不肯放弃;而百折不回、至死追求的“美政”,又暗合了儒家“成仁”的社会准则。屈原诗的思想同心圆里,“美”的性质一以贯之,环环相扣:人格、思想、社会、行为、文学、生死。内秉天性,外合自然。确实,这里儒、法、道、阴阳、纵横家因素都有,却无一能取代诗家的独特性。细思诗家构成,“提问”是其动能,一路深化;思想是其结构,辩驳神话历史、综合诸子百家等等层次;文学创作,是其存在方式,诗歌的精美形式和思想内涵,同步抵达完美;作品的内部构成,是其“全息”观照外部宇宙的途径。自我和宇宙,一而二,二而一,连真实或隐喻意义上的诗人之死,也已内在于这个完整的系统——老子梦想的“大美”之系统。
但,综合诸家元素,是否等于简单的“融合”?我的回答是:不。例如,何为诗言志之“志”?古籍并未明言。而孔子在“不学诗,无以言”后面衔接的,是“不学礼,无以立”,就是说,孔子之“诗”的潜台词是“礼”。那么孔子之“志”,和他的“诗教”理想也相同,曰“思无邪”。这个“志”,显然不指向思想独立,却已埋下了后代独尊儒术文化大一统的种子。司马迁所云“悲其志”,或更贴近屈原诗本意,但也没说清究竟“志”為何物?此外,屈原的自沉,虽然表面上与孔子的“成仁”社会理想颇为相近,但本质上,屈原之死,乃殉美政、美道——诗家之道,而孔子的“成仁”内涵,局限于忠君爱国。
进一步清晰化:“诗家”在哲学上,既关注存在又不似道家形而上空谈玄学;在社会政治层面上,既强调人格准则又不沦为儒家大一统下的忠孝节义;在文学精神上,既凸显美学境界又不流于庄子式的遁世逍遥;在语言态度上,既对语言极端自觉又超越名家的言义游戏。“诗家”的提问者精神,清晰指出人——个人的思想根基。“诗意”是一个人的立身之本,其中一定已包含了他(她)的处世原则。所以,屈原诗的个性激情,立足于自我追问。“诗家”,在个人的思想、美学意义上,完全自成一体。 所以,我认为,屈原诗与诸家思想元素之关系,不是简单融合,或拼凑一鳞片爪。屈原诗对它们是包容,是统摄,是在高境界上完成超越。一言以蔽之,诗家并非百家中之一家,而是唯一一家——集大成之家。
屈原诗,洋洋二十余篇,不谈诗而处处谈诗——以诗作之存在本身,论证(或曰呈现)诗之意义与方式。这里,“内美” “修能”=“灵均”,诗无须“谈”,只须“是”。因为作品在呼吸、发育、生长,它们的鲜活,不该囿于“论”的僵死。这一点上,先秦诸子均有共识:老子的“非常道”,孔子的“述而不作”,都暗通屈原诗“让作品说话”的饱满自信。屈原诗,是思想和美学原生态的、混沌未开的整体存在,因而显出张力无穷。相比之下,宋玉之叹“悲哉,秋之为气也!”就既虚且浅了,更不用说后来无数东施效颦之作。
屈原诗,把诗歌作为思想之形式的特征,发挥到了极致。这里,每一句、每一首都是感觉和思想的最佳凝聚。要张扬感官,就有视、听、嗅、触上肉感兼性感的“香草美人”,供你尽情享受。要深究理性,又有匪夷所思的“谁传道之、何本何化”,挑战你的头脑。它们层次分明:感觉全方位开放,思想冷静清晰;又浑然如一:感性不流于低俗,理性不落入枯涩。灵均怎么做到的?一言以蔽之,让它们彼此激发出深层的美。屈原诗里,感觉、思想从不隔离,相反,它们互动、互补,一同敞开。任举《离骚》一例:“吾令凤鸟飞腾兮,继之以日夜”,凤鸟之五色,飞腾之迅疾,如在目前;而“吾令”、“继之(以日夜)”,又远远突破日常感受,闪电般折回诗人自我之表现,原本的外景描绘,一举回归内心的世界。屈原诗此类典型句式,既感觉又思想,既开放又深刻;彻底感觉彻底思想,无限开放无限深刻。挪用我说过的话,这叫做“在思想的深处感觉”——抵达思想纵深的极致时,重新诉诸感官的鲜活;而“说出”什么感性,恰恰印证着具备什么思想深度。这“形而下”零距离衔接“形而上”,二元一体,一目了然。它们毫不矛盾,只把人的精神领域,拓展到了极致。其结果,呼应着古今中外一切大德:生命和智慧,从来是同一回事。
“诗家”的立身之本,在于“立言”。古今中外诗人莫不如此,这也是诗歌信用之本。可是,诸子百家,谁不“立言”?且梦想立万世之言?那么,诗家之言,为何出众?答案,仍在“诗”这一个字上。诗家之言,不是别的,恰是诗。我曾区别其他文学体裁与诗:其他如小说、戏剧、论文乃至散文,常可使用现成语言去“表述”内容。但诗歌不同,诗歌专注于开拓语言本身,非找到——抓住那必须如此的语言不可,没有现成的,就得创造甚或发明它!用创造语言可能性,去拓展感性和思想的领域。由是,诗歌一词,意味着不停往语言——文化之根上浇水,不停迫使语言返回被人类创造的最初一刹那。诗歌创作本质上的反传统、反世俗,盖源于此。这也先天注定了,它的个性化和自由向度。屈原诗在先秦横空出世,集合起至那时为止的所有思想资源,以内美——美政——流亡——立言为贯穿,叙古今之“志”,立独创之“言”,开创(并完成)了一个思想之诗的传统。当时及以后,任何中国思想、文学大树上的枝叶,要理解自己的“传统”,都必须潜回这条深深隐埋的根上,汲取它强大的养分。我把“诗家”置于诸子百家根基处,这就是理由。
诗家立言之目的,在证道和传道。何为诗家之“道”?关键词只一个字:美。我简而言之,称其为“美道”。首先声明,“美道”不同于唯美的装饰性(尽管它不拒绝装饰),与之相比,“美道”的精神内核,是哲学的。它是经由感受和创造美,完成对存在的体认。西方的“美学”一词,原义为“感性学”②,其意与此相似。《离骚》开宗明义,点明“灵均”、张扬“内美”,即已奠定诗家之道的立足点:一种内在于个人的美感,以此把握和衡量人生诸层次:对自己是“美人”,对社会是“美政”,对文学是“美文”,对大自然是和谐共生,如此层层扩展,统成“美道”——即老子所说之“大美”。诚实的“美”感,不能来自外部传授,必须基于自身体悟。感受到美,则“心安”而“理得”。感受不到时,其扭曲折磨,骗不了自己。最关键的是,这美感植根内心,能支撑人不追随权力和金钱的时髦说辞,哪怕它招引得“世人皆醉”。这样说来,“美道”是否又玄了?不,举个我老爸的例子,他的醒悟,是当“文革”中官方开始批判贝多芬,作为一生的贝多芬热爱者,他面临着痛苦的抉择:谁错了?一边是该服从的党性,另一边是心里清清楚楚感受到的人性之美,怎么办?到底是老爸,最终认定,这内心美感不会错。我父亲今年九十八岁,他人生的小舟,穿过中国历史上最狂风暴雨的一个世纪,没有翻船或迷失航向,原因很简单,听从内心美感导航,而不追随周围人们盲从的那些“真理”,这避免了多少事后悔恨啊。美,像一种抗体,能预先防止“追错”的病毒。道,就在你活生生的心里。
和“美道”反向相映生辉的,是屈原之死标举的精神洁癖。“美”之理想,相对“丑”之现实而存在,而丑,以诗人自杀(并非一般死亡)为极端象征。它成为美道之铁证,激励了无数后人。司马迁“悲其志”,主要以此为旨归。在我看来,屈原之死(或广义的诗人之死),是一个必要的隐喻,指向纯粹精神与芜杂现实之不兼容。同时,没有芜杂,亦无从反衬纯粹与高洁。二者必须同在。就是说,秉持“美道”之诗人不得不死,甚至不止死一次。既死于现实人生中的宿命(例如孤寂与流亡),更用每行诗一次次提前演练它。究其然,“美道”之绝对,直指绝境。诗人作为提问者,不能苟安于一时的成功,他争得的越多,突破得越猛,恰如每个刚完成的佳句,都在提升一座悬崖,诗人注定得再次决绝地一跃,跳入那“不可能”的深渊。否则人能苟活,“美道”却必死。所以,屈原那一跳,堪与《神曲》中但丁从地狱向下爬入净界、尼采写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开篇之“下山”相媲美,超越之途,永远不是轻飘飘地向上,而是沉甸甸地向下——以个人形而下追求之彻底,最终抵达形而上的普遍——每一层地狱,都包含了一种解读人性的语法。所以,司马迁也无须感叹“知死不可让兮,愿勿爱兮。明以告君子兮,吾将以为类兮”了,屈原“怀石自沉汨罗以死”,正是合殉美与殉道为一,此乃美道早已设定之必然。
本节标题,堂而皇之地命名,“诗家”乃诸子百家之集大成,说来也就在这“彻底”、“决绝”两个词上。这是思想的,也是美学的,在屈原诗里始终合一。
试整理之:“灵均——内美”,确定人格美与人生美之同心圆;“曰”,把持语言与万物命名之关系;“天问——提问者”,一种彻底质疑和追求深度的思维方式;“美人——美政——美道”,一个植根于内心的判断标准,推衍审视周遭世界。“长无绝兮终古”,所有时间都是内在时间,“美文”空间共时地含括一切处境。
那么,一首诗里,堆砌屈原、端午、龙舟、粽子之名,有意义吗?它们和我们每天的书写,有区别吗?“诗家”,是先秦百家之外(之上),唯一绵延不绝且扩展得无远弗届者。我在无数国际场合,提起《天问》《离骚》,其思想冲击力,无不令各种语言的诗人拜服。我们从来都在这儿,和大夫一起,书写《这行诗就是我的汨罗江》③。
两千三百年来整个中文诗歌史上,屈原诗/“诗家”,是唯一一个以一人之力开创出的“思想之诗传统”,它汇集先秦思想大活跃的能量,赋予诗歌最高最美的形态——高度思想自觉之形态——并以一系列漢语仅见的长诗和组诗,爆发出亘古未有的创造力,其辉煌至今无人望其项背。殊为可惜的是,这个伟大的“思想之诗传统”,也终结于屈原诗。秦始皇之焚书、汉代以后之独尊儒术,以被权力固定的“天道”,钳制了“天问”的任何可能,这是后来者们先天孱弱的根本原因。也因此,命名“诗家”,更为必要而迫切,因为重新书写这个传统,就是在发掘21世纪中文诗的远古源头,那个被刻意掩盖和无意忽略的源头,我们自己真正的文学血缘。两千三百年来,群山岑寂,天宇空荡,屈原诗的、思想之诗的传统,隐没在孤独深处。也许,今天,它终于开始被听到、听懂,引发出回声了?我们该问,真有能被隐没的源头吗?又或者,杰作从来不会是绝响,它只在等待知音。
(作者单位:汕头大学文学院特聘教授)
① 刘石林:《屈原研究综述》。
② 刘东:《西方的丑学》。
③ 杨炼:《这行诗就是我的汩罗江》。
这高原,就是先秦诸子百家——中国思想的黄金时代。
今天的人们,怕是难以想像,那是个思想多么活跃、精神何等璀璨的时代。春秋战国,短短几百年,大动荡的现实刺激下,各种观念潮涌浪激:老子论道,孔子谈仁,墨子讲兼爱,庄子尚逍遥,法家立行刑之规,名家有名实之辩,阴阳纵横家游走列国,舌灿莲花……司马迁之父司马谈将其归纳成六大家:道、儒、墨、法、名、阴阳;班固归纳成十家:道、儒、墨、法、名、阴阳、农、纵横、杂、小说。朝堂之上,学宫之中,乡野之间,一个个充满个性、特立独行的人物,组成了一个千载难逢的“爱思想”、大自由的时代!
但这一片欢腾喧嚣中,屈原——屈原诗,却独独缺席。
为什么?
我的回答,或许太简短:因为屈原诗自成一家,它是诸家学说之根,同时是它们的集大成。屈原诗,是迄今未获命名的最大家——“诗家”。
两千多年来,学者们对屈原诗的思想属于哪家哪派争论不休,有儒家说、法家说、道家说、阴阳家说、纵横家说、融合说等等①。其中,略为靠谱的是融合说。可惜,这里的“融合”,又常常似盲人摸象。比如从屈原思想略近邹衍,而邹衍与老子同乡,于是说屈原受到道家影响,有“出世观念”(游国恩)。或仅仅因
为屈原“生活在由儒到法的过渡时期,他的思想就反映了这种儒、法两家思想的演变”(聂石樵)。或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兼容道家、农家(陈子展)。或有儒有法,然非儒非法(周建忠)。詹安泰归纳:“把屈原思想派入某一家的思想体系去,是不容易得出完全正确结论的。但是,如果从相互影响的角度看,则各家的思想学说,都或多或少对屈原有影响。”
可惜,没人能给屈原思想做一个百分比的化学分析,这样一勺烩的说法,等于没说。
先秦时代,是一个辉煌的散文时代。诸子百家,不仅是思想家,更是创作家、文体家、风格家。每种思想,和独属于它的形式,先天生成似的融为一体。此内涵非呈现于此形式不可,无此形式亦无所谓此内涵。由是,“散文”一词,迄今无法找到完美的外语对应。散文诗、诗意论文,都不足以传其神韵。两千多年了,它仍是一个闭锁于汉语/中文之内的独特文体。关于这话题,我有专文《散文断想》讨论之。
或许,屈原诗未被列入百家,原因之一是因为它们不是散文。
但,倘若更进一步,让我们剥开文字的斑斓外衣,直探精神内核,则不难发现:存在之思,才是诸子百家思想的真正汇聚点。一如两千年之后的海德格尔所说:“所有伟大的思想家,归根结底只说出了一种思想”——对“存在”追根究底、反复诘难,正是先秦时代最令我们震撼的诗意。
历代评家,不敢(或不能)给屈原诗独家冠名,正因为他们拘泥于文字表象,却忽略了,诗歌,正是一种思想的形式,而屈原诗,是表述思想的最佳形式。
屈原诗——先秦时代的辉煌“诗家”。我说它是诸家学说之根,同时是它们的集大成,并非刻意渲染,危言耸听。
《尚书》语:“诗言志。”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庄子云:诗以道志。荀子说:诗言是其志也。这里,诗言内心之志,而心志须诉诸诗言。一个诗字,志为其内而言为其外,二者为一。由是,诗何止心声,它更深深化入血液、骨髓、细胞、灵魂——真是得“灵均”神韵啊!所以好诗拒绝翻译,一个灵魂如何能复制两次?
语言,是一切感性理性之根。创造性语言,攥紧一切创造性思想之根。
当司马迁感叹“悲其志”,他已触及了屈原诗的根本意义,那就是孔子的理想:君子进德修业,修辞立其诚。换成现代诗人艾略特的说法:小说可以虚构,诗却必须写实。这个“实”,即诗人内心的真实。庞德夸赞汉字:“‘诚’,造得完美无缺。”我一篇文章的标题由此而来,就叫《成于言》,语言透视出的内心,是骗不了人的。
屈原诗的内在层次中,包容了先秦诸家众多思想元素:
数百《天问》,始于一“曰”,“谁说的?”蕴老子“道可道非常道”之意,又置宇宙大化于悬疑(“何本何化”?),因此比道家更实在、更精妙、更高超。浩瀚《离骚》,植根于“内美”与“修能”,不特言“君子”,却饱含了孔子的君子理想。“内美”一词引申出“美人”,无疑指向独立人格,即使“迟暮”也不肯放弃;而百折不回、至死追求的“美政”,又暗合了儒家“成仁”的社会准则。屈原诗的思想同心圆里,“美”的性质一以贯之,环环相扣:人格、思想、社会、行为、文学、生死。内秉天性,外合自然。确实,这里儒、法、道、阴阳、纵横家因素都有,却无一能取代诗家的独特性。细思诗家构成,“提问”是其动能,一路深化;思想是其结构,辩驳神话历史、综合诸子百家等等层次;文学创作,是其存在方式,诗歌的精美形式和思想内涵,同步抵达完美;作品的内部构成,是其“全息”观照外部宇宙的途径。自我和宇宙,一而二,二而一,连真实或隐喻意义上的诗人之死,也已内在于这个完整的系统——老子梦想的“大美”之系统。
但,综合诸家元素,是否等于简单的“融合”?我的回答是:不。例如,何为诗言志之“志”?古籍并未明言。而孔子在“不学诗,无以言”后面衔接的,是“不学礼,无以立”,就是说,孔子之“诗”的潜台词是“礼”。那么孔子之“志”,和他的“诗教”理想也相同,曰“思无邪”。这个“志”,显然不指向思想独立,却已埋下了后代独尊儒术文化大一统的种子。司马迁所云“悲其志”,或更贴近屈原诗本意,但也没说清究竟“志”為何物?此外,屈原的自沉,虽然表面上与孔子的“成仁”社会理想颇为相近,但本质上,屈原之死,乃殉美政、美道——诗家之道,而孔子的“成仁”内涵,局限于忠君爱国。
进一步清晰化:“诗家”在哲学上,既关注存在又不似道家形而上空谈玄学;在社会政治层面上,既强调人格准则又不沦为儒家大一统下的忠孝节义;在文学精神上,既凸显美学境界又不流于庄子式的遁世逍遥;在语言态度上,既对语言极端自觉又超越名家的言义游戏。“诗家”的提问者精神,清晰指出人——个人的思想根基。“诗意”是一个人的立身之本,其中一定已包含了他(她)的处世原则。所以,屈原诗的个性激情,立足于自我追问。“诗家”,在个人的思想、美学意义上,完全自成一体。 所以,我认为,屈原诗与诸家思想元素之关系,不是简单融合,或拼凑一鳞片爪。屈原诗对它们是包容,是统摄,是在高境界上完成超越。一言以蔽之,诗家并非百家中之一家,而是唯一一家——集大成之家。
屈原诗,洋洋二十余篇,不谈诗而处处谈诗——以诗作之存在本身,论证(或曰呈现)诗之意义与方式。这里,“内美” “修能”=“灵均”,诗无须“谈”,只须“是”。因为作品在呼吸、发育、生长,它们的鲜活,不该囿于“论”的僵死。这一点上,先秦诸子均有共识:老子的“非常道”,孔子的“述而不作”,都暗通屈原诗“让作品说话”的饱满自信。屈原诗,是思想和美学原生态的、混沌未开的整体存在,因而显出张力无穷。相比之下,宋玉之叹“悲哉,秋之为气也!”就既虚且浅了,更不用说后来无数东施效颦之作。
屈原诗,把诗歌作为思想之形式的特征,发挥到了极致。这里,每一句、每一首都是感觉和思想的最佳凝聚。要张扬感官,就有视、听、嗅、触上肉感兼性感的“香草美人”,供你尽情享受。要深究理性,又有匪夷所思的“谁传道之、何本何化”,挑战你的头脑。它们层次分明:感觉全方位开放,思想冷静清晰;又浑然如一:感性不流于低俗,理性不落入枯涩。灵均怎么做到的?一言以蔽之,让它们彼此激发出深层的美。屈原诗里,感觉、思想从不隔离,相反,它们互动、互补,一同敞开。任举《离骚》一例:“吾令凤鸟飞腾兮,继之以日夜”,凤鸟之五色,飞腾之迅疾,如在目前;而“吾令”、“继之(以日夜)”,又远远突破日常感受,闪电般折回诗人自我之表现,原本的外景描绘,一举回归内心的世界。屈原诗此类典型句式,既感觉又思想,既开放又深刻;彻底感觉彻底思想,无限开放无限深刻。挪用我说过的话,这叫做“在思想的深处感觉”——抵达思想纵深的极致时,重新诉诸感官的鲜活;而“说出”什么感性,恰恰印证着具备什么思想深度。这“形而下”零距离衔接“形而上”,二元一体,一目了然。它们毫不矛盾,只把人的精神领域,拓展到了极致。其结果,呼应着古今中外一切大德:生命和智慧,从来是同一回事。
“诗家”的立身之本,在于“立言”。古今中外诗人莫不如此,这也是诗歌信用之本。可是,诸子百家,谁不“立言”?且梦想立万世之言?那么,诗家之言,为何出众?答案,仍在“诗”这一个字上。诗家之言,不是别的,恰是诗。我曾区别其他文学体裁与诗:其他如小说、戏剧、论文乃至散文,常可使用现成语言去“表述”内容。但诗歌不同,诗歌专注于开拓语言本身,非找到——抓住那必须如此的语言不可,没有现成的,就得创造甚或发明它!用创造语言可能性,去拓展感性和思想的领域。由是,诗歌一词,意味着不停往语言——文化之根上浇水,不停迫使语言返回被人类创造的最初一刹那。诗歌创作本质上的反传统、反世俗,盖源于此。这也先天注定了,它的个性化和自由向度。屈原诗在先秦横空出世,集合起至那时为止的所有思想资源,以内美——美政——流亡——立言为贯穿,叙古今之“志”,立独创之“言”,开创(并完成)了一个思想之诗的传统。当时及以后,任何中国思想、文学大树上的枝叶,要理解自己的“传统”,都必须潜回这条深深隐埋的根上,汲取它强大的养分。我把“诗家”置于诸子百家根基处,这就是理由。
诗家立言之目的,在证道和传道。何为诗家之“道”?关键词只一个字:美。我简而言之,称其为“美道”。首先声明,“美道”不同于唯美的装饰性(尽管它不拒绝装饰),与之相比,“美道”的精神内核,是哲学的。它是经由感受和创造美,完成对存在的体认。西方的“美学”一词,原义为“感性学”②,其意与此相似。《离骚》开宗明义,点明“灵均”、张扬“内美”,即已奠定诗家之道的立足点:一种内在于个人的美感,以此把握和衡量人生诸层次:对自己是“美人”,对社会是“美政”,对文学是“美文”,对大自然是和谐共生,如此层层扩展,统成“美道”——即老子所说之“大美”。诚实的“美”感,不能来自外部传授,必须基于自身体悟。感受到美,则“心安”而“理得”。感受不到时,其扭曲折磨,骗不了自己。最关键的是,这美感植根内心,能支撑人不追随权力和金钱的时髦说辞,哪怕它招引得“世人皆醉”。这样说来,“美道”是否又玄了?不,举个我老爸的例子,他的醒悟,是当“文革”中官方开始批判贝多芬,作为一生的贝多芬热爱者,他面临着痛苦的抉择:谁错了?一边是该服从的党性,另一边是心里清清楚楚感受到的人性之美,怎么办?到底是老爸,最终认定,这内心美感不会错。我父亲今年九十八岁,他人生的小舟,穿过中国历史上最狂风暴雨的一个世纪,没有翻船或迷失航向,原因很简单,听从内心美感导航,而不追随周围人们盲从的那些“真理”,这避免了多少事后悔恨啊。美,像一种抗体,能预先防止“追错”的病毒。道,就在你活生生的心里。
和“美道”反向相映生辉的,是屈原之死标举的精神洁癖。“美”之理想,相对“丑”之现实而存在,而丑,以诗人自杀(并非一般死亡)为极端象征。它成为美道之铁证,激励了无数后人。司马迁“悲其志”,主要以此为旨归。在我看来,屈原之死(或广义的诗人之死),是一个必要的隐喻,指向纯粹精神与芜杂现实之不兼容。同时,没有芜杂,亦无从反衬纯粹与高洁。二者必须同在。就是说,秉持“美道”之诗人不得不死,甚至不止死一次。既死于现实人生中的宿命(例如孤寂与流亡),更用每行诗一次次提前演练它。究其然,“美道”之绝对,直指绝境。诗人作为提问者,不能苟安于一时的成功,他争得的越多,突破得越猛,恰如每个刚完成的佳句,都在提升一座悬崖,诗人注定得再次决绝地一跃,跳入那“不可能”的深渊。否则人能苟活,“美道”却必死。所以,屈原那一跳,堪与《神曲》中但丁从地狱向下爬入净界、尼采写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开篇之“下山”相媲美,超越之途,永远不是轻飘飘地向上,而是沉甸甸地向下——以个人形而下追求之彻底,最终抵达形而上的普遍——每一层地狱,都包含了一种解读人性的语法。所以,司马迁也无须感叹“知死不可让兮,愿勿爱兮。明以告君子兮,吾将以为类兮”了,屈原“怀石自沉汨罗以死”,正是合殉美与殉道为一,此乃美道早已设定之必然。
本节标题,堂而皇之地命名,“诗家”乃诸子百家之集大成,说来也就在这“彻底”、“决绝”两个词上。这是思想的,也是美学的,在屈原诗里始终合一。
试整理之:“灵均——内美”,确定人格美与人生美之同心圆;“曰”,把持语言与万物命名之关系;“天问——提问者”,一种彻底质疑和追求深度的思维方式;“美人——美政——美道”,一个植根于内心的判断标准,推衍审视周遭世界。“长无绝兮终古”,所有时间都是内在时间,“美文”空间共时地含括一切处境。
那么,一首诗里,堆砌屈原、端午、龙舟、粽子之名,有意义吗?它们和我们每天的书写,有区别吗?“诗家”,是先秦百家之外(之上),唯一绵延不绝且扩展得无远弗届者。我在无数国际场合,提起《天问》《离骚》,其思想冲击力,无不令各种语言的诗人拜服。我们从来都在这儿,和大夫一起,书写《这行诗就是我的汨罗江》③。
两千三百年来整个中文诗歌史上,屈原诗/“诗家”,是唯一一个以一人之力开创出的“思想之诗传统”,它汇集先秦思想大活跃的能量,赋予诗歌最高最美的形态——高度思想自觉之形态——并以一系列漢语仅见的长诗和组诗,爆发出亘古未有的创造力,其辉煌至今无人望其项背。殊为可惜的是,这个伟大的“思想之诗传统”,也终结于屈原诗。秦始皇之焚书、汉代以后之独尊儒术,以被权力固定的“天道”,钳制了“天问”的任何可能,这是后来者们先天孱弱的根本原因。也因此,命名“诗家”,更为必要而迫切,因为重新书写这个传统,就是在发掘21世纪中文诗的远古源头,那个被刻意掩盖和无意忽略的源头,我们自己真正的文学血缘。两千三百年来,群山岑寂,天宇空荡,屈原诗的、思想之诗的传统,隐没在孤独深处。也许,今天,它终于开始被听到、听懂,引发出回声了?我们该问,真有能被隐没的源头吗?又或者,杰作从来不会是绝响,它只在等待知音。
(作者单位:汕头大学文学院特聘教授)
① 刘石林:《屈原研究综述》。
② 刘东:《西方的丑学》。
③ 杨炼:《这行诗就是我的汩罗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