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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3月30日，洋子一个人来到了上海，凭借刚刚学会的三句中文——“你好”“谢谢”“再见”——以及有限的英文，开始了她的“上海奇遇记”。
没想到这次旅行，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
17岁，一个人到中国旅行
一切缘起于日本歌手佐田雅志投资拍摄的一部纪录片。
上世纪80年代初，一部名叫《话说长江》的大型电视纪录片风靡全国，在央视创下40%的收视纪录。而在日本，当时读初二的燕洋子也看了这部片子。确切地说，是这部纪录片的日本版《长江》。
原来，这部纪录片由中日两国合作拍摄，在两地放映的是双方基于同一拍摄素材剪辑的不同版本。而拍摄资金大部分是由佐田雅志和父亲共同经营的佐田企划社出资提供的。
作为佐田雅志的小粉丝，中国从此在洋子的心里埋下了种子。
等到读高中的时候，NHK电视台播放了有关中国的节目，更是让洋子萌发了去中国的愿望。
“我在电视里看到中国的农民，他们的笑脸很好看，真的很喜欢！”洋子用中文回忆说，“我们日本是个岛国，有时候人际关系当中有比较麻烦的地方。我看了电视，觉得大陆的人心好大，就像大陆一样宽广。所以我很想去中国看到他们的笑脸。”
那时，洋子只有17岁，从来没有在日本国内独自旅行过。第一次一个人旅行，就要去陌生的中国，母亲对此很担心。
当时的日本正处于泡沫经济的繁荣期，人们更喜欢去欧美的发达国家旅行。“我在大阪的私立女子学校念书，同学们家里都比较富有。她们戴的手表、用的钱包都是路易威登、香奈儿之类的欧洲名牌。”洋子说。
然而，父亲却很支持女儿大胆的想法。“他跟我说，美国啊英国啊，日本人都去看过了。但是现在，洋子你一定要去看看德国、韩国、中国，这些国家好的地方你一定要学习。”
于是，洋子拿出每年积攒下来的压岁钱，再加上爸爸的资助，把中国之行提上了日程。
洋子摊开地图，发现从自己的家乡大阪出发，飞去上海的话最方便。为了趁学校放春假出行，回程时经济舱满仓，她只好买下日本航空的头等舱机票。
洋子的往返机票一共花了15万日元。根据当时的汇率，相当于1500元人民币，这差不多是上海人那一年的平均工资。
听到最多的上海话是“么”
1985年3月30日，洋子只身来到上海。在为期一周的时间里，她参观了玉佛寺和豫园，在上海动物园看了大熊猫，逛了虹口的鲁迅公园，又从南京东路一路走到南京西路……不过让她印象最深的是，几乎把上海的涉外宾馆转了，个遍。
由于当时外国人来中国的个人旅游还未开放，洋子从日本的旅游杂志上找到一则广告，通过旅行社代办了签证。但个人无法从国外预订宾馆，需要洋子到上海后自己找。
第一天，洋子想从虹桥打一辆出租车去人民公园，住进对面的国际饭店。因为她在旅游书上看到，那是上海最高的大楼。
可是那时上海的出租车除了电话预约，其他的必须进车站由调度员安排。洋子朝着空载的出租车招手，却看着车子“咻”地一下从身边开走了，完全摸不着头脑。
幸好在虹桥路、延安西路附近，她遇见了一位老人，主动用英语问她是否需要帮助。老人带着她坐公交车，一直陪她到国际饭店。洋子在国际饭店住了一个晚上，可是第二天满房了。跑去和平饭店和上海大厦，也都客满。
好在洋子碰到了一位喜欢日本流行音乐的出租车司机，两人听着日本流行歌曲，把车开到静安宾馆、达华宾馆一家家问过去。最后，司机想起有个朋友在新开的龙柏宾馆工作，在那里为洋子解决了一晚住宿。
第三天，洋子遇到了一位在贸易公司工作的日本人，终于为她在瑞金宾馆太原别墅订到了余下几天的房间。
因为处处满房，洋子听到最多的一句上海话就是“么”（没有）。这句话，后来她自己也用上了。
“我很想吃包子。一边排队，一边在操练说‘一个’。”她笑着回忆说，“没想到轮到我后，店员指指粮票，问我有没有。我只好说‘么’，没吃到包子。”
“我们也要日本女孩做儿媳妇”
在上海旅行期间，洋子很少能够在大街上遇到小朋友。这让喜欢孩子的她感到很奇怪：日本小朋友白天都在外面玩。上海的小朋友都到哪里去了呢？
很多年以后，她的两个孩子先后在上海念书，她才明白过来：上海的小朋友都在家里做作业呢。
在来上海以前，洋子的梦想是大学毕业以后做一名幼儿园老师。没想到1985年的那次旅行，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那时我接触到的上海人很热情。他们看得出来我不是中国人，在我遇到困难的时候都热心帮助我。我很感谢他们，心想我一定要再来。”
进入大学后，洋子一边学习，一边打工攒钱，从1987年到1989年，每年都来上海旅行一次。在最后的那次旅行中，她遇到了现在的丈夫。“他那时是上海外国语学院（现上海外国语大学）夜大的学生。因为对毕业分配的工作不满意，所以晚上学习日语，想要今后去日本发展。”
两人交往的时候，为了帮洋子节省旅费，男朋友邀请她来上海时住他家。男朋友家房子倒是够住，但出乎洋子意料的是，弄堂房子没有独立卫生间。
因为不好意思让男朋友的家人倒马桶，每天早晨起床后，洋子就跑去三角地菜场上厕所。菜场里的公共厕所是一个个坑位，相邻的坑位之间隔档很低，站起身就可以看到别人。买菜的阿姨妈妈们对此早已司空见惯了，篮子挂在隔档上，一边上厕所一边托着腮互相聊天。
不知怎地，阿姨们看出洋子不是本地人。“我一进来，她们就用上海话说：‘日本人来了。日本人来了。’大家都看着我，我好害羞。”洋子笑着说，那句上海话学得很标准。
有时，她也会特意翻过一座桥，长途跋涉去和平饭店上厕所。“因为我知道和平饭店大堂的洗手间在哪里。工作人员看到我每天同样的时间过来会说：那个上厕所的女孩又来了！”
1989年的11月底，洋子结婚了，弄堂里的邻居都跑来看热闹。“好多我不认识的阿姨过来跟我说：我们也要日本女孩做儿媳妇，给我家儿子也介绍一个，要像栗原小卷、山口百惠一样的。”
说起这些的时候，洋子带着大阪人的风趣幽默，自己忍不住哈哈大笑。
在洋子看来，上海阿姨和大阪阿姨在性格方面还有几分相像。“以前大阪阿姨包里都带着糖果，不认识的人也会给。看到别人遇到困难，会马上帮助他们，跟上海阿姨一样热心。”
希望好看的笑脸不会消失
2002年，洋子和丈夫带着两个孩子回到上海定居。有时坐出租车，司机会跟她开玩笑说：你是新上海人。
那么多年过去了，和她第一次来旅行时相比，上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不过只要一有空，洋子还是喜欢带上相机出门，边走边拍。
前些天，她从位于浦东大道、源深路的家出发，沿着滨江一路走，经过老船厂1862、八万吨仓筒、德普滨江，“一下午拍了420张照片”。
当然，对于洋子来说，在上海最有感情的还是虹口。“因为住过一段时间，而且我先生毕业的学校在附近。这里以前被称作‘小东京’，对我们中日夫妻来说很有意义。”
雖然洋子以前住过的弄堂已经拆迁了，但是“每年我们都会开车带公公回虹口转一转，一家人_起去”。
当年，年轻的洋子怀揣着想要看到“好看的笑脸”的愿望来到中国。这样的笑脸，她在上海看到了。如今，她也希望这样的笑脸不会消失。
“从我1985年第一次来上海到现在，上海的变化太大了。好多地方的房子拆掉了，建了商业性的广场。
“老房子年代久了，住起来有危险，拆掉造新的，当然是好事。但是以后到底造什么，一定要好好考虑。
“我觉得石库门、老洋房是上海观光旅游的特点。如果都造成那些玻璃的四角形的高楼，很可惜。每家商场里都是一样的高档牌子，对于那些头发吹得很高的阿姨们来说，买东西啊、玩啊的地方少了。
“以前看到阿姨们晚上跳广场舞，好开心的样子。这样的让人开心的文化不能丢。”（资料来源：《新闻晨报》）
没想到这次旅行，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
17岁，一个人到中国旅行
一切缘起于日本歌手佐田雅志投资拍摄的一部纪录片。
上世纪80年代初，一部名叫《话说长江》的大型电视纪录片风靡全国，在央视创下40%的收视纪录。而在日本，当时读初二的燕洋子也看了这部片子。确切地说，是这部纪录片的日本版《长江》。
原来，这部纪录片由中日两国合作拍摄，在两地放映的是双方基于同一拍摄素材剪辑的不同版本。而拍摄资金大部分是由佐田雅志和父亲共同经营的佐田企划社出资提供的。
作为佐田雅志的小粉丝，中国从此在洋子的心里埋下了种子。
等到读高中的时候，NHK电视台播放了有关中国的节目，更是让洋子萌发了去中国的愿望。
“我在电视里看到中国的农民，他们的笑脸很好看，真的很喜欢！”洋子用中文回忆说，“我们日本是个岛国，有时候人际关系当中有比较麻烦的地方。我看了电视，觉得大陆的人心好大，就像大陆一样宽广。所以我很想去中国看到他们的笑脸。”
那时，洋子只有17岁，从来没有在日本国内独自旅行过。第一次一个人旅行，就要去陌生的中国，母亲对此很担心。
当时的日本正处于泡沫经济的繁荣期，人们更喜欢去欧美的发达国家旅行。“我在大阪的私立女子学校念书，同学们家里都比较富有。她们戴的手表、用的钱包都是路易威登、香奈儿之类的欧洲名牌。”洋子说。
然而，父亲却很支持女儿大胆的想法。“他跟我说，美国啊英国啊，日本人都去看过了。但是现在，洋子你一定要去看看德国、韩国、中国，这些国家好的地方你一定要学习。”
于是，洋子拿出每年积攒下来的压岁钱，再加上爸爸的资助，把中国之行提上了日程。
洋子摊开地图，发现从自己的家乡大阪出发，飞去上海的话最方便。为了趁学校放春假出行，回程时经济舱满仓，她只好买下日本航空的头等舱机票。
洋子的往返机票一共花了15万日元。根据当时的汇率，相当于1500元人民币，这差不多是上海人那一年的平均工资。
听到最多的上海话是“么”
1985年3月30日，洋子只身来到上海。在为期一周的时间里，她参观了玉佛寺和豫园，在上海动物园看了大熊猫，逛了虹口的鲁迅公园，又从南京东路一路走到南京西路……不过让她印象最深的是，几乎把上海的涉外宾馆转了，个遍。
由于当时外国人来中国的个人旅游还未开放，洋子从日本的旅游杂志上找到一则广告，通过旅行社代办了签证。但个人无法从国外预订宾馆，需要洋子到上海后自己找。
第一天，洋子想从虹桥打一辆出租车去人民公园，住进对面的国际饭店。因为她在旅游书上看到，那是上海最高的大楼。
可是那时上海的出租车除了电话预约，其他的必须进车站由调度员安排。洋子朝着空载的出租车招手，却看着车子“咻”地一下从身边开走了，完全摸不着头脑。
幸好在虹桥路、延安西路附近，她遇见了一位老人，主动用英语问她是否需要帮助。老人带着她坐公交车，一直陪她到国际饭店。洋子在国际饭店住了一个晚上，可是第二天满房了。跑去和平饭店和上海大厦，也都客满。
好在洋子碰到了一位喜欢日本流行音乐的出租车司机，两人听着日本流行歌曲，把车开到静安宾馆、达华宾馆一家家问过去。最后，司机想起有个朋友在新开的龙柏宾馆工作，在那里为洋子解决了一晚住宿。
第三天，洋子遇到了一位在贸易公司工作的日本人，终于为她在瑞金宾馆太原别墅订到了余下几天的房间。
因为处处满房，洋子听到最多的一句上海话就是“么”（没有）。这句话，后来她自己也用上了。
“我很想吃包子。一边排队，一边在操练说‘一个’。”她笑着回忆说，“没想到轮到我后，店员指指粮票，问我有没有。我只好说‘么’，没吃到包子。”
“我们也要日本女孩做儿媳妇”
在上海旅行期间，洋子很少能够在大街上遇到小朋友。这让喜欢孩子的她感到很奇怪：日本小朋友白天都在外面玩。上海的小朋友都到哪里去了呢？
很多年以后，她的两个孩子先后在上海念书，她才明白过来：上海的小朋友都在家里做作业呢。
在来上海以前，洋子的梦想是大学毕业以后做一名幼儿园老师。没想到1985年的那次旅行，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那时我接触到的上海人很热情。他们看得出来我不是中国人，在我遇到困难的时候都热心帮助我。我很感谢他们，心想我一定要再来。”
进入大学后，洋子一边学习，一边打工攒钱，从1987年到1989年，每年都来上海旅行一次。在最后的那次旅行中，她遇到了现在的丈夫。“他那时是上海外国语学院（现上海外国语大学）夜大的学生。因为对毕业分配的工作不满意，所以晚上学习日语，想要今后去日本发展。”
两人交往的时候，为了帮洋子节省旅费，男朋友邀请她来上海时住他家。男朋友家房子倒是够住，但出乎洋子意料的是，弄堂房子没有独立卫生间。
因为不好意思让男朋友的家人倒马桶，每天早晨起床后，洋子就跑去三角地菜场上厕所。菜场里的公共厕所是一个个坑位，相邻的坑位之间隔档很低，站起身就可以看到别人。买菜的阿姨妈妈们对此早已司空见惯了，篮子挂在隔档上，一边上厕所一边托着腮互相聊天。
不知怎地，阿姨们看出洋子不是本地人。“我一进来，她们就用上海话说：‘日本人来了。日本人来了。’大家都看着我，我好害羞。”洋子笑着说，那句上海话学得很标准。
有时，她也会特意翻过一座桥，长途跋涉去和平饭店上厕所。“因为我知道和平饭店大堂的洗手间在哪里。工作人员看到我每天同样的时间过来会说：那个上厕所的女孩又来了！”
1989年的11月底，洋子结婚了，弄堂里的邻居都跑来看热闹。“好多我不认识的阿姨过来跟我说：我们也要日本女孩做儿媳妇，给我家儿子也介绍一个，要像栗原小卷、山口百惠一样的。”
说起这些的时候，洋子带着大阪人的风趣幽默，自己忍不住哈哈大笑。
在洋子看来，上海阿姨和大阪阿姨在性格方面还有几分相像。“以前大阪阿姨包里都带着糖果，不认识的人也会给。看到别人遇到困难，会马上帮助他们，跟上海阿姨一样热心。”
希望好看的笑脸不会消失
2002年，洋子和丈夫带着两个孩子回到上海定居。有时坐出租车，司机会跟她开玩笑说：你是新上海人。
那么多年过去了，和她第一次来旅行时相比，上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不过只要一有空，洋子还是喜欢带上相机出门，边走边拍。
前些天，她从位于浦东大道、源深路的家出发，沿着滨江一路走，经过老船厂1862、八万吨仓筒、德普滨江，“一下午拍了420张照片”。
当然，对于洋子来说，在上海最有感情的还是虹口。“因为住过一段时间，而且我先生毕业的学校在附近。这里以前被称作‘小东京’，对我们中日夫妻来说很有意义。”
雖然洋子以前住过的弄堂已经拆迁了，但是“每年我们都会开车带公公回虹口转一转，一家人_起去”。
当年，年轻的洋子怀揣着想要看到“好看的笑脸”的愿望来到中国。这样的笑脸，她在上海看到了。如今，她也希望这样的笑脸不会消失。
“从我1985年第一次来上海到现在，上海的变化太大了。好多地方的房子拆掉了，建了商业性的广场。
“老房子年代久了，住起来有危险，拆掉造新的，当然是好事。但是以后到底造什么，一定要好好考虑。
“我觉得石库门、老洋房是上海观光旅游的特点。如果都造成那些玻璃的四角形的高楼，很可惜。每家商场里都是一样的高档牌子，对于那些头发吹得很高的阿姨们来说，买东西啊、玩啊的地方少了。
“以前看到阿姨们晚上跳广场舞，好开心的样子。这样的让人开心的文化不能丢。”（资料来源：《新闻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