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术研究的评价体系中，翻译属于“有则更好，没有却也无妨”的范畴。从作品体现的学术价值来看，我们更倾向于认定学术论文的价值高于学术专著，学术性写作价值高于普及性著作，而这三者的价值都高于学术翻译，无论是研究生毕业、教师职称评定还是各项奖章荣誉，都与学术翻译无关。而且不仅我国如此，世界各国也鲜有将学术翻译视为学术成果的状况。
　　但从学术研究和传播的实际情况来说，学术翻译的地位则要远远高于“官方”或“传统”对它的看法。我们不必详细列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文史哲研究中前沿译作所带给我们的冲击和影响，也不用细说诸多翻译引介而来的基础性教材对于我们知识体系与学科发展的贡献，单举一例其实就可以让我们明白翻译在我国当下学术研究中的重要性—这就是商务印书馆自1981年推出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这套丛书至今已出版总计700余种译作，领域包括哲学、政治、法律、社会学、历史、地理、经济学、语言学等等，是我国现代出版史上规模最大、最为重要的学术丛书。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有精通英语、日语、法语、德语的可能，但在大学时光里基本都有一段时间是在这套丛书泛黄的纸张上圈圈点点。
　　在许多人看来，学术翻译并未得到学术评价体系的认可无可厚非。因为翻译是一种转述，虽然不乏创造性但毕竟不属于原创作品，这与译者自己的文字不可同日而语。其次，翻译是一种镜鉴，它为我国学术研究提供某种视角或方法上的启发，而非直接推动我们自身的学术发展。再者，翻译具有普及性质，它面向大多数不具备外文阅读能力的读者，而具备语言能力的合格研究者不以翻译作为其主要阅读、研究材料。这种对于翻译的看法颇具代表性，而且某种程度上是我们当下的主流认识。但是，将学术翻译拒之于学术领域之外的结果我们真的能承受吗？
　　从最直觀层面看，学术翻译不算做成果，优秀的学者难有时间和意愿投入到其中，使得该领域的准入门槛低且缺乏竞争，这导致了当下学术翻译的两个普遍现状：一个是学术翻译基本上成为研究生撰写论文时的调剂或副产品，具有“练手”性质；另一个是学术翻译往往由教师带领学生作为团队作品完成，这一环节中学生的署名权、稿费获得情况以及师生分工等问题非常复杂。这些状况导致学术译作的质量鱼龙混杂，无法成为可靠的知识来源。
　　从整个市场机制来说，学术翻译著作出版成本高昂但销量普遍不理想。成本收益不匹配导致学术翻译的稿费长期处于低水平状态—当然，这里的“低”更多指的是相对于译者保质保量认真工作的付出而言的。这样就使得翻译本身成为译者养家糊口工作之余的零工，似乎做翻译成为了消耗情怀，我们似乎也难以苛求译著的质量。
　　从学术长远发展来说，翻译的过程同时是丰富、发展汉语词汇句式表达的过程。让康德、黑格尔、海德格尔等晦涩的理论“说”汉语或英语，其目的不仅仅在于让汉语或英语读者能够读懂他们，还在于潜移默化中让一个民族逐渐具备理解异质文明的心灵。对于翻译的轻视，势必导致我们对于用母语表述人类优秀文化成果的轻视，长远来说压抑了母语的发展以及作为优势学术语言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