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据《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记述，一九六四年五月二十九日蒋天枢（字秉南）抵达广州，陈寅恪向弟子托付后事，委托他编辑出版其毕生著述。蒋天枢并不是与陈寅恪渊源最深的学生，专攻也是古典文学而非历史，然而屡遭弟子背叛、批判的陈寅恪看中了他的忠诚与倔强。在这次师生最后的会面时，陈寅恪写下了著名的《赠蒋秉南序》：“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虽然，欧阳永叔少学韩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记，作义儿冯道诸传，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淳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孰谓空文于治道学术无裨益耶？”《甲辰四月赠蒋秉南教授》的第二首更是坦诚：“草间偷活欲何为，圣籍神皋寄所思。拟就罪言盈百万，藏山付托不须辞。”陈寅恪先生看得很准，蒋天枢这位当时已经年过花甲，但仍在双目失明的老师忘记招呼他坐下时就一直站着听老师说话的弟子，果然不负所托，晚年倾全部精力于恩师著述的传世。一九八○年六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由蒋天枢编辑整理的陈寅恪文集之一《寒柳堂集》，此后陈寅恪遗著陆续问世，得免湮没。蒋天枢更著有《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为后人的陈寅恪研究奠定根基，他与恩师这段生死高谊，也是当代极其难得的学林佳话。
　　我手头的这本《寒柳堂集》，是张遵骝（字公逸）先生在一九八○年送到我母亲手中的，三十五年后，书页已经微黄。我第一次得闻陈寅恪大名，就是从张先生那里，但是很久以后我才知道他本人和陈先生半师半友的交情，陈寅恪还曾在张先生结婚时写下《贺张公逸先生、王宪钿女士嘉礼》一诗。张遵骝和蒋天枢则是在复旦大学同事多年，交谊很深。在编辑整理陈寅恪文集过程中，蒋先生如果在北京有事或者有资料需要查找，似乎都是找的张先生，所以书还没出来，我就听说了。甫一出版，蒋先生就寄来若干本给张先生分赠亲友。大约九年前，陈寅恪研究专家张求会教授曾经买到其中一本，是张遵骝先生送给外甥的，由此写了考证文章《有这样一本〈寒柳堂集〉》。那一年我在《读书》上发过一篇《遥远的琴声》回忆张遵骝先生，张求会教授由此曾经和我有文字往来。
　　张遵骝和王宪钿无后人，身后书籍和信件不知所终。当年他和蒋天枢的通信如果保留，或许能够找到一些线索。据钱锺书研究专家范旭仑说，蒋天枢曾在《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中向“钱默存、张公逸两先生”致谢。钱锺书在致夏志清教授信里也提及：“我正受人恳托，审看一部《陈寅恪先生编年纪事》稿。” 范旭仑推测：“张遵骝可能是居间者。”《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题记”写于一九七九年，出版于一九八一年，请钱锺书审看，应该是在一九七九年左右吧。关于张遵骝和钱锺书的交往，《容安馆札记》第八百一则“跋《个山遗集》”云：“吾友张君公逸遵骝，与吾同患气疾，相怜甚而相见不数数，然见必剧谈，虽伤气无所恤也。君博究明人载籍，又具史识，搜罗而能贯串焉。余闻言辄绝倒，改易耳目，开拓心胸，亦浑忘其伤气矣。一日问余曰：‘明末有奇女子刘淑，知之乎？’曰：‘不知也。’曰：‘刘名挂君乡孙静庵《明遗民录》中，其书君先人尝序之。’因出示此集，盖虽六十年间一再印行，而若存若亡，去湮没无几尔。”
　　这里钱锺书写得很传神，张先生年轻时就有哮喘病，在“五七”干校大发作差点死掉，从此身体虚弱，基本不上班，一直深居简出，但也确实是一旦说得兴起，就会滔滔不绝，全然不顾伤气。钱先生的评价也是准确的：张先生对于明史尤其是南明史极为熟悉。我至今保存着张先生借阅我书时亲笔写的一张书单，计有《南天痕》《海东逸史》《鲒埼亭集》《续甬上耆旧诗集》等书，都是没有下过深功夫不会了解的著作。可惜我当时太小读不懂，后来又走了完全不同的方向。顾亭林、黄宗羲、李卓吾、陈子龙倒是囫囵吞枣地读过，但是我想留下的影响主要在气节与气质方面吧。
　　张先生家住北京永安南里八号楼三单元三○五，和我家一楼之隔。我从十一岁起有五年多，每星期至少会去他家一次，借书、听讲、听他和朋友聊天。张先生和王先生待我如子，我所能做的，仅仅是有时给他们去菜市场买菜而已。就我记忆所及，没有听说张先生和钱先生来往，即便有应该也很少吧。我推想原因其实也很简单：张先生身体不好，常年足不出户，脸色白得透明，而从礼数上，钱先生年长，应该是张先生去看钱先生。不过一九七九年的情形我不太清楚，那两年是老先生们心情较好的时候，一高兴走动得密切些也是正常的。
　　如范氏推断，张先生代蒋天枢托钱锺书“审看”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但是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毕竟钱先生的专攻和史学相去甚远，是不是还有其他原因呢？那一年钱锺书参加社科院代表团访问美国，引起一阵轰动，在社科院的存在感骤然上升。时任院长的胡乔木对他很尊重。先父当年和钱先生一起访问美国，相处甚欢，回来后经常去拜访，我也跟着去了好几次南沙沟，见证了钱锺书的才气纵横、神采飞扬。陈寅恪著作的出版当年是件大事，可能也不是件容易的事，不能排除一种可能性，就是蒋先生的著作需要有钱锺书这样的大学者背书。究竟如何，有赖相关史料的打捞。

二

　　随着《陈寅恪文集》的出版，张遵骝先生一本又一本送到我家。然而我自从上学后，就再也没有聆听张先生的私淑。当时忙忙碌碌，没有觉得怎样，如今想来未始不是莫大的遗憾。高考、上大学、出国培训、留学，一连串的过程已经占据了我大部分的生命，余下的时间交给了青春的悸动：恋爱，写诗，读杂书。骤然开放的年代里，西学压倒性地东渐：弗洛伊德、萨特，《异乡人》《第二十二条军规》，还有金斯伯格的《嚎叫》都更加迷人。等到安静下来，重新开始读中文书，感受中国学者的魅力，已经是八十年代中期，在日本东北大学图书馆的地下书库里。
　　大约一九八五年我在日本读书时，读到了余英时的《陈寅恪〈论再生缘〉书后》和《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若干年后，在美国亚洲年会上见到余英时先生，向他道仰慕之意时，曾经说过我是拜他的大作之赐，才进入陈寅恪诗中世界的。
　　还是赠蒋天枢的诗：“孙盛阳秋海外传，所南心史井中全。文章存佚关兴废，怀古伤今涕泗涟。”（《广州赠别蒋秉南》之二）读得真是悲从中来。在此之前，我虽然读过陈寅恪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知道他是中西贯通、考证极其扎实的大史学家，却不了解他的见解与心境；虽然早就翻过《柳如是别传》，却不清楚他的写作意图，更没有想过他何以走到以诗证史这一条曲径通幽的治学道路上。 　　不过陈寅恪以诗证史并非始自《柳如是别传》，早在一九五一年他的《元白诗笺证稿》就已出版，《柳如是别传》原题也是《钱柳因缘诗释证稿》。还是在抗战期间，陈寅恪任教西南联大，山河破碎，几近南明，偶尔买到一颗常熟钱谦益故园中红豆，于是有了写柳如是之念。然而真正动笔要到双目失明后的一九五三年，写了十一年才完成。先生晚年几尽全力于著述此书，或有人不解他为什么不写中国通史这样的著作。姑且不论陈先生当时具体的处境和其他原因，他选择柳如是这样一位名姝的生平以及她与钱谦益的故事为主线，由此写南明史，需要的眼光与功力，非常人所能理解。吴宓评论为：“借以察出当时政治道德之真实情况，盖有深意存焉。绝非消闲风趣之行动也。”也许陈先生咏河东君的这首诗会有所帮助吧：“高楼冥想独徘徊，歌哭无端纸一堆。天壤久销奇女气，江关谁省暮年哀。残编点滴残山泪，绝命从容绝代才。留得秋潭仙侣曲，人间遗恨终难裁。”
　　其实从诗文钩沉史实源自传统史学，以柳如是身世考察南明史也不算创新。前辈历史学家孟森就曾经研究董小宛是否鄂妃一案，其意图自然也与八卦无关。余英时正是用以诗证史方法研究陈寅恪。在余英时通过陈寅恪晚年诗文考察其心境之前，这种方法并未引起重视。余英时的文章及其引发的争论，最终使陈寅恪研究在中国成为显学，而且后来人多半用的是同样的方法。今人释读陈诗全面详细者莫过胡文辉，他也自承是“欲将新证补潜山”（余英时原籍安徽潜山）。批评余英时的观点，除去具体环境因素外，大抵是责其用力过度，不免有穿凿附会嫌疑。然而陈寅恪释证钱柳因缘，时代更为久远，更加依赖文本，还不似余英时得以找出更多史实佐证。据说钱锺书也对陈寅恪以诗证史颇有微词，从文学评论的视角来看，诗意是不宜坐实太多。不过陈寅恪的着力处在于发掘诗中隐含的历史，所求原本在文学之外，“释证钱柳之作，只限于详考本事”。进一步说，陈寅恪和余英时都是“天水一朝”传人，他们是入世的，心怀忧患，致力于洗净光阴的尘埃，擦拭出历史的闪亮。钱锺书的文字情趣、审美意识，完全是另一个路向，更多是出世的、与现实疏离的美学追求。
　　一九八五年的阅读改变了我的很多想法与方向，让我看到民国一代学人曾经达到的高度，也了解到他们虽然浸淫于西学，却选择回到国故背后的文化使命感。在青年时代的朦朦胧胧之间，我也还是心怀使命感的，虽然我从来不是一个有高远志向和野心的人。在考大学时，我觉得自己没有根基而且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所以选择西方文学或历史，幻想将来在大学里做一个西学绍介者。然而留学几年以后，渐渐明白老一代学者的学问之所以好，正在于文字与旧学根底，而自己在断裂之后的沙漠里长大，本国文史知识残缺而且多有偏颇。在一九八八年，我曾经想回归转向中国思想史。那一年李宗一先生到日本庆应大学客座研究，他为人谦和而能干，虽然不谙日文，却谢绝校方安排接他，而是每天看着路牌上的英语标记换两班地铁去大学，令日本同仁很佩服。我陪他参加日本东洋史学会，为他的演讲和座谈当翻译，由此结识许多优秀的师长，其中几位教授都表示愿收我于门下。然而世事难料，不过一年多后，我不但没有转成，而且离开了日本。有一段时间，我为自己平生所喜所学皆是无用感到悲哀，也失去了继续的愿望。好几年我都没有再去想陈寅恪，直到读到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方知自己终不能忘怀。

三

　　《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对于先生在中国的重新被发现居功至伟，自然之后引发他人写出不少关于陈寅恪的通俗读物。柳如是也终于在沉寂三百多年后火了起来，有关她的评传、电影不一而足。“陈寅恪热”在中国已经超过二十年，他的诗如今已相当为人所知，不再是“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了。然而多数人对陈寅恪的认同在于其主张“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也是缺什么想什么，在前贤的榜样光辉中寻求精神上的提升或者安慰。我并不认为他的著作有很多人读过，或者说读得懂。虽然柳如是的生平也端赖《柳如是别传》而得以澄清传诵，但这部著作根本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传记，而是内容密度极高的考据文章。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常常到江南出差。在某个晚上难得没有安排，便独自去秦淮河畔船上餐馆，饮一樽女儿红，听数曲弹唱。温暖的春风吹过河上，灯火繁烁、高楼四起的都市，或许更适合一曲爵士和西装革履、长发飞扬的现代红男绿女，而孔尚任笔下的六朝幽幽已杳无踪影。
　　中国历史上一个朝代的衰落，往往并不是因为土地兼并、阶级剥削、民不聊生，更多是由于统治能力的低下弱化。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呈现的正是这样一幅图景，这种时期虽然表面上道德腔调越唱越高，实际上世风弛颓。士大夫阶层的两面性毕现无遗，卫道与放浪经常在同一个人身上并存。明朝是皇权与宦官空前强大的朝代，对文官集团的压迫与思想禁锢也是未曾有的，明末士人精神的萎靡与青楼文化的风行恐怕皆与此有关。陈寅恪研究柳如是的着眼点、他晚年感慨“著书唯剩颂红妆”也都是有深意的。柳如是名列“秦淮八艳”，其他七位也是大大有名，包括董小宛、李香君和陈圆圆。在我看来，以柳如是性格最为刚烈，结局也最是决绝。
　　在柳如是美丽的名字背后，是生年与真实姓名都不可确考的身世。从宰相家的使女而入妓院，在这两个地方竟然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成为精通琴棋书画、文采粲然的名妓，可以想象自幼便是才华出众。她在二八年华已名动金陵，早年的情人是明末极其优秀的文学家陈子龙。陈子龙当时也不过二十五岁，但已是几社领袖，引领文坛。陈子龙诗与钱牧斋（谦益）、吴梅村（伟业）并称，沉郁苍劲，却尤以词名，被认为是明代三百年词人之冠，其词婉约，赠柳如是有：“两地魂销，一分难说，也须暗里思清切。归来认取断肠人，开缄应见红文灭。”而柳如是也在《梦江南》里追忆：“人去也，人去梦偏多。忆昔见时多不语，而今偷悔更生疏，梦里自欢娱。”
　　但柳如是并不仅仅是一个多情女子，也不仅是“妍质清言，风流放诞”。自古青楼名姝，因其特殊身份，反而不受日常伦理道德的束缚，工诗词、善书画，与文人墨客唱和往来，半风流雅事，半男女之情。然而女性的结局大半并不美妙，士大夫风流归风流，礼法大防还是高墙严筑的，她们就算是嫁入官宦书香人家，也多半是做妾。即使在明末的乱世，所谓礼崩乐坏的年代，人的观念也并没有什么改变。柳如是个性极强，富于反抗精神，不肯屈服于命运的安排，所以虽然从少年时一直有许多江南名士拜倒在裙下，却一再弃之不顾，直到遇见钱谦益。
　　世人对柳如是的关注，多半在爱情与婚姻上。在娱乐的时代，那些故事无疑更具有话题性，至于结婚以后怎么样，就不大有人知道了。然而导致陈寅恪索隐柳如是生平的原因，恐怕至少有一半是因为，和钱谦益结婚后的二十多年里，柳如是不仅仅是妻子，更是清军南下后抵抗运动的参与者。钱谦益能够在被迫降清后不久就辞官南归，继而参加地下抗清运动，多半是由于柳如是的坚守气节与支持。
　　一六六四年钱谦益去世，南明复国之梦也已烟消云散。柳如是在国破家亡之后，自行了断，绝不妥协。她始终是一个勇敢而且独立的人：在严厉的礼教下敢于女扮男装、自由恋爱；在家国存亡之际，毁家纾难，从未动摇。她虽然只活了四十六岁，却一直是自由自在，敢爱敢恨，光彩夺目，的确是中国历史上女性中的异数，当得起陈寅恪的推崇。
　　曾经在年轻时与柳如是深深相爱的陈子龙，后来是江南著名的抗清志士，屡败屡战，多次起事不成后被捕，投江自杀身亡，年仅四十岁。大约在我十二岁的时候，张遵骝先生在他客厅里昏黄的台灯下，给我讲了陈子龙、夏允彝和夏完淳的故事，然后我抱着线装的《陈子龙集》回家。在冬天的下午，读到“极望苍茫寒色远，数声清角满神州”。少年时，南明史的惨烈、孤臣坚守的悲凉就这样浸透了我。我一直不知道这些故事在我的一生中有着怎样的影响，四十年白云苍狗，从动荡岁月走进商业技术时代，过往的一切已经似乎那么遥远。
　　柳如是去世整整三百年以后，陈寅恪把他的手稿托付给蒋天枢。再过五年，陈先生在红豆生长的南国离开了尘世，一个半月以后，他的妻子唐筼女士在十一月的凄风苦雨中追随他而去。
　　时光缓慢流过，到了二○○七年九月，夏日最后一朵玫瑰凋零，只一夜便已天凉。我独自在园中饮啤酒，读《寒柳堂集》，偶成一律：
　　把酒西风意未休，抚琴弦断上高楼。
　　新人犹唱前朝事，早岁哪知今日忧！
　　如此天涯如此夜，为谁明月为谁秋？
　　从来青史多迷眼，自古书生欠砍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