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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世纪初，底层文学写作成为探讨的热点，它本身继承并衔接着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的传统，在新世纪新的社会环境和意识形态下形成“新人民性”的文学特色。作为底层写作旗手之一的曹征路，所创作的《那儿》鲜明地展现了传统产业工人所携带的“神性”特质在今天的境遇，其批判现实的手法源自左翼文学的传统资源，以其“新人民性”的时代特征实现对左翼文学传统的衔接。
关键词：《那儿》 底层文学 新人民性
孟繁华在“崛起的福建小说家群体”研讨会上，针对林岚的小说创作，提出“新人民性”的概念。“新人民性”是指文学不仅应该表达底层人民的生存状态，表达他们的思想、情感和愿望，同时也要真实地表达或反映底层人民存在的问题。在揭示底层生活真相的同时，也要展开理性的社会批判。维护社会的公平、公正和民主，是“新人民性文学”的正义。在实现社会批判的同时，也要无情地批判底层民众的“民族劣根性”和道德上的“底层的陷落”。因此，“新人民性文学”是一个与现代启蒙主义思潮有关的概念。[1]这一“新人民性”概念的提出，为左翼文学与当代底层文学间的关系做出了十分清晰的说明与解释。
一、底层文学的新人民性与左翼文学的“神性”异曲同工
对林岚文学作品的讨论可以说是学界对底层文学讨论的开端。到了2005年，随着曹征路《那儿》的发表，引起了批评界对底层文学更为广泛的探讨。小说塑造的主人公“我小舅”是国有企业的工会主席、省劳模、副县级干部，在国企改革中，他看到国有资产被个人侵吞，工人阶级被“领导”出卖，他为了给工人们讨个公道，上访北京。但在被市领导找去谈话后，他心目中坚信不疑的世道公理竟被领导驳回。小说中虽没有直接描写这段冲突的经历，但是“我”在他刀刻斧凿的脸上却看到“一种神性的光辉”。这种神性源自朱主席对自身传统产业工人身份的认知与认同，同时这“现实”中的“神性”其实也是朱主席绝望的挣扎。最后，他用气锤砸碎了自己的头颅，奏响了工人阶级的挽歌。在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文学作品中，“神性”是小说主人公的一个普遍特征。茅盾笔下的吴荪甫是新兴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虽然他依靠国民党军警来镇压工人运动、农民运动，表现出封建性的一面，但是他仍具有强烈的国家和民族意识，在外遇帝国主义经济打压、内逢买办资产阶级暗算的恶劣环境下，仍与赵伯韬等人展开着殊死的较量。在动荡时局中，吴荪甫怀着振兴民族工业的雄心，期待开创一个时代；朱主席在改革浪潮中则是怀着“英特纳雄耐尔”的决心去挽留一个时代，两者都具有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信仰，矢志不渝地为一个群体寻求安妥的“神性”。小说也正是在通过朱主席这个人物表现底层人民的生存状态的同时，表达了他们的思想、情感和愿望。
二、左翼文学的特质
左翼文学源起于20世纪30年代“左联”的文学创作。由于当时的革命斗争形势，“左联”自身的阶级视角和“国防文学的提出”，对其创作的文学作品有所“规训”，文学作品在政治需求和时代诉求的规约下，形成有限的话语空间，并形成了一股“文学为政治服务”的创作思潮。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左翼文学也在不断地变化、更新和延异。在当代文学思潮下，文学作品不再是单一的政治话语。在八九十年代，文学作品的创作一直试图摆脱政治因素的束缚，希望完成中国自“五四”以来的第二次文学启蒙。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经历伤痕、反思、寻根、改革等文学思潮，逐渐向着“纯文学”的方向发展，其先锋性不断凸显，且更加重视语言及形式的创新。值得注意的是，在八九十年代的主流文学创作中，虽然力图去政治化，但是作家及同时代知识分子仍旧将个人与时代和社会相结合，在诸多文学作品中塑造出一个“大写的人”，在将人的个性与合理欲望加以展现并进行肯定的同时，将个人放入全社会的浪潮中加以塑造，而且作家也以社会性和时代性的视角，通过文学作品审视人与社会的关系。这一代作家大多和共和国一同成长起来，鉴证历史的流脉，有极大的社会参与意识和责任意识。在90年代末期，“新写实”写作异军突起，以其更为纯粹的个人化叙事吸引了读者的眼球，但由于其过于琐碎地记述个人生活，而暴露出其创作弊端。虽然其中的女性主体意识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在大众传媒市场化和消费化的过程中，这样“琐碎的女性写作”的价值却体现在了满足男性读者的猎奇心理上。在同时期的先锋写作和“纯文学”写作中，文学作品越发重视语言和形式的写作，以期摆脱所有的外在的社会历史因素，而醉心于“文字的游戏”当中。这是在新时期以来，文学自身发展道路上的一个极值点，但是它恰恰忽视了文学即“人学”这一重要属性，忽视了人的社会属性、社会关系与社会责任在文学作品当中的体现。在长久地脱离创作源泉以后，“纯文学”的创作亦日渐干瘪。在新世纪，80后作家快速成长，一个典型的代表是践行了当代“成功学”的作家——郭敬明。他的作品以《小时代》为标志，大时代也许只是文学作品当中的背景摆设，故事的主人公则是围绕着自己特有的小生活圈展开叙述。另外，甫跃辉以一名“城市中的他者”作为故事主人公的小说创作，通过“意识流”的写作手法，更传达了青年一代在城市生活中的孤独与幻灭。 但都“不免咀嚼着身边的小小的悲欢，而且就看这小悲欢为全世界”。
三、“新人民性”文学与左翼文学的衔接
在这样的文学思潮嬗变的过程中，文学作品与左翼传统，即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关注人生人性，剖析社会生活，反映社会问题的写作传统和写作精神，渐行渐远。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暴露出中国社会在现代性过程当中的种种社会问题。在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巨大冲击下，个人的欲望与诉求得到前所未有的肯定，人们迎来了一个个性张扬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困惑之下，以林岚、曹征路等作家为代表的“底层写作”登上当代文坛，获得广泛的关注。他们的创作大多以社会底层人的生活为创作素材，通过对他们苦难境遇的书写，传达出当下工农底层生活和境遇。鲁迅在写给友人李秉中的信中曾说：“然以昔曾弄笔，志在革新。故根源未竭，仍为左翼作家联盟之一员。”曹清华提出，这表明鲁迅于左翼作家身份之上寄托的是他未竭的革新知之志。事实上，在左联成立大会上，鲁迅所强调的就是他对左翼的看法。他所谓对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以及反对关在屋子里、高谈彻底的主义，便是要求左翼作家承担起关注现实、追求革新的社会責任。[2]进行底层写作的作家们，以现实主义为创作手法，以社会底层民众的生活经历为叙述体裁，以进行社会剖析和批判为核心创作意旨。可见，当代底层文学延续着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左翼精神内核。但是随着文学思潮交替与变更，今天的左翼精神已不再是30年代的受到左联“规约”、肩负政治使命的文学创作精神。因此，更为准确地说，当代底层文学是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的转型和延异。
参考文献：
[1]刘中树，张学昕，主编.学院批评文库[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09.
[2]曹清华.何为左翼，如何传统[J].学术月刊，2008（01）.
（作者简介：张超，男，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关键词：《那儿》 底层文学 新人民性
孟繁华在“崛起的福建小说家群体”研讨会上，针对林岚的小说创作，提出“新人民性”的概念。“新人民性”是指文学不仅应该表达底层人民的生存状态，表达他们的思想、情感和愿望，同时也要真实地表达或反映底层人民存在的问题。在揭示底层生活真相的同时，也要展开理性的社会批判。维护社会的公平、公正和民主，是“新人民性文学”的正义。在实现社会批判的同时，也要无情地批判底层民众的“民族劣根性”和道德上的“底层的陷落”。因此，“新人民性文学”是一个与现代启蒙主义思潮有关的概念。[1]这一“新人民性”概念的提出，为左翼文学与当代底层文学间的关系做出了十分清晰的说明与解释。
一、底层文学的新人民性与左翼文学的“神性”异曲同工
对林岚文学作品的讨论可以说是学界对底层文学讨论的开端。到了2005年，随着曹征路《那儿》的发表，引起了批评界对底层文学更为广泛的探讨。小说塑造的主人公“我小舅”是国有企业的工会主席、省劳模、副县级干部，在国企改革中，他看到国有资产被个人侵吞，工人阶级被“领导”出卖，他为了给工人们讨个公道，上访北京。但在被市领导找去谈话后，他心目中坚信不疑的世道公理竟被领导驳回。小说中虽没有直接描写这段冲突的经历，但是“我”在他刀刻斧凿的脸上却看到“一种神性的光辉”。这种神性源自朱主席对自身传统产业工人身份的认知与认同，同时这“现实”中的“神性”其实也是朱主席绝望的挣扎。最后，他用气锤砸碎了自己的头颅，奏响了工人阶级的挽歌。在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文学作品中，“神性”是小说主人公的一个普遍特征。茅盾笔下的吴荪甫是新兴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虽然他依靠国民党军警来镇压工人运动、农民运动，表现出封建性的一面，但是他仍具有强烈的国家和民族意识，在外遇帝国主义经济打压、内逢买办资产阶级暗算的恶劣环境下，仍与赵伯韬等人展开着殊死的较量。在动荡时局中，吴荪甫怀着振兴民族工业的雄心，期待开创一个时代；朱主席在改革浪潮中则是怀着“英特纳雄耐尔”的决心去挽留一个时代，两者都具有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信仰，矢志不渝地为一个群体寻求安妥的“神性”。小说也正是在通过朱主席这个人物表现底层人民的生存状态的同时，表达了他们的思想、情感和愿望。
二、左翼文学的特质
左翼文学源起于20世纪30年代“左联”的文学创作。由于当时的革命斗争形势，“左联”自身的阶级视角和“国防文学的提出”，对其创作的文学作品有所“规训”，文学作品在政治需求和时代诉求的规约下，形成有限的话语空间，并形成了一股“文学为政治服务”的创作思潮。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左翼文学也在不断地变化、更新和延异。在当代文学思潮下，文学作品不再是单一的政治话语。在八九十年代，文学作品的创作一直试图摆脱政治因素的束缚，希望完成中国自“五四”以来的第二次文学启蒙。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经历伤痕、反思、寻根、改革等文学思潮，逐渐向着“纯文学”的方向发展，其先锋性不断凸显，且更加重视语言及形式的创新。值得注意的是，在八九十年代的主流文学创作中，虽然力图去政治化，但是作家及同时代知识分子仍旧将个人与时代和社会相结合，在诸多文学作品中塑造出一个“大写的人”，在将人的个性与合理欲望加以展现并进行肯定的同时，将个人放入全社会的浪潮中加以塑造，而且作家也以社会性和时代性的视角，通过文学作品审视人与社会的关系。这一代作家大多和共和国一同成长起来，鉴证历史的流脉，有极大的社会参与意识和责任意识。在90年代末期，“新写实”写作异军突起，以其更为纯粹的个人化叙事吸引了读者的眼球，但由于其过于琐碎地记述个人生活，而暴露出其创作弊端。虽然其中的女性主体意识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在大众传媒市场化和消费化的过程中，这样“琐碎的女性写作”的价值却体现在了满足男性读者的猎奇心理上。在同时期的先锋写作和“纯文学”写作中，文学作品越发重视语言和形式的写作，以期摆脱所有的外在的社会历史因素，而醉心于“文字的游戏”当中。这是在新时期以来，文学自身发展道路上的一个极值点，但是它恰恰忽视了文学即“人学”这一重要属性，忽视了人的社会属性、社会关系与社会责任在文学作品当中的体现。在长久地脱离创作源泉以后，“纯文学”的创作亦日渐干瘪。在新世纪，80后作家快速成长，一个典型的代表是践行了当代“成功学”的作家——郭敬明。他的作品以《小时代》为标志，大时代也许只是文学作品当中的背景摆设，故事的主人公则是围绕着自己特有的小生活圈展开叙述。另外，甫跃辉以一名“城市中的他者”作为故事主人公的小说创作，通过“意识流”的写作手法，更传达了青年一代在城市生活中的孤独与幻灭。 但都“不免咀嚼着身边的小小的悲欢，而且就看这小悲欢为全世界”。
三、“新人民性”文学与左翼文学的衔接
在这样的文学思潮嬗变的过程中，文学作品与左翼传统，即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关注人生人性，剖析社会生活，反映社会问题的写作传统和写作精神，渐行渐远。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暴露出中国社会在现代性过程当中的种种社会问题。在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巨大冲击下，个人的欲望与诉求得到前所未有的肯定，人们迎来了一个个性张扬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困惑之下，以林岚、曹征路等作家为代表的“底层写作”登上当代文坛，获得广泛的关注。他们的创作大多以社会底层人的生活为创作素材，通过对他们苦难境遇的书写，传达出当下工农底层生活和境遇。鲁迅在写给友人李秉中的信中曾说：“然以昔曾弄笔，志在革新。故根源未竭，仍为左翼作家联盟之一员。”曹清华提出，这表明鲁迅于左翼作家身份之上寄托的是他未竭的革新知之志。事实上，在左联成立大会上，鲁迅所强调的就是他对左翼的看法。他所谓对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以及反对关在屋子里、高谈彻底的主义，便是要求左翼作家承担起关注现实、追求革新的社会責任。[2]进行底层写作的作家们，以现实主义为创作手法，以社会底层民众的生活经历为叙述体裁，以进行社会剖析和批判为核心创作意旨。可见，当代底层文学延续着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左翼精神内核。但是随着文学思潮交替与变更，今天的左翼精神已不再是30年代的受到左联“规约”、肩负政治使命的文学创作精神。因此，更为准确地说，当代底层文学是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的转型和延异。
参考文献：
[1]刘中树，张学昕，主编.学院批评文库[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09.
[2]曹清华.何为左翼，如何传统[J].学术月刊，2008（01）.
（作者简介：张超，男，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