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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人活着，
他已经死了。
有的人死了，
他还活着。
……
这首诗用朴素而通俗的语言，道出了一个感人至深的哲理：人生的真正价值不以死活为标志。有的人虽生如死，成为行尸走肉；有的人虽死犹生，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这就强烈地勾画出善与恶、美与丑的鲜明对比。为着祖国和人民利益而奉献一切的人，即使死了，也是永生的……
大概是建国初期，那时我还是一个不知世事的青春少年，第一次读到这样深刻动人的诗句，犹如一阵春风沁人肺腑，荡涤灵魂，让我对这位未曾见面的诗人怀有无限的敬意，无形之中立下了效法那种永生的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志向。
这位诗人就是大名鼎鼎的臧克家。到北京工作之后，由于工作上的需要和其它原因，我曾多次拜访过这位杰出的诗人。每次都曾认真聆听他的教诲，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里只记述两次工作上的访问。
第一次访问臧克家
1983年10月28日上午，为了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九十周年，我陪同《红旗》杂志副总编辑马仲扬同志，专程访问了臧克家，向他约稿。
臧克家的家在东城区南小街赵堂子胡同，是一个单独的小庭院。大门口建有一座小巧别致的门楼，门框两侧贴有一副红纸黑字对联：
鹅毛飞天原无力
金石落地自有声
这是诗人自作自书的对联，未见其人，先闻其声，烘托出诗人之家的独有文化氛围。进入大门，是一个小小的院落，周边摆放着各种盆花。后来我们得知，这是臧老每天用小米投喂鸟雀的地方。
臧老见了我们，表现得很热情。我们作了自我介绍，他把我们引进了北房中厅，这是他家的会客室。客厅不大，一眼望去，两边墙壁上挂着多位著名老作家书赠的大字条幅。茶几上摆放着一块褐色小石头，后来我们得知，这是一位登山运动员从珠峰绝顶采集来的标本，作为珍贵礼物送给臧老的。臧老请我们在一条长沙发上坐下，自己则从卧室里搬出一把折叠椅，坐在我们对面。
马仲扬向他问候之后，开门见山地约请他为《红旗》杂志写一篇纪念毛主席诞辰九十周年的文章。但他并不急于回应写稿的事，而是谈到他近来的一些观感。
臧老说：“前天，我参加了一个会，会上传达了邓小平同志和陈云同志的讲话，中央号召要清除精神污染，我非常赞成。这些年来，文艺战线精神污染严重，我早就看不惯了。针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我曾多次提过意见。为此，我还特意给耀邦同志写信，说明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和迫切性。”
说到这里，臧老快步走进卧室，拿出他新近出版的一部《臧克家诗文选集》，翻开第一篇，对我们说：“有人现在大吹特吹现代派，抬高徐志摩，实际上，我早在一九三四年就写过一篇文章，批评了现代派，批评了徐志摩。”他指着书上的那篇文章题目，继续说：“对外国的东西，西方的东西，当然要研究，要借鉴，但不能盲目照搬。我历来主张现代诗歌要表现现实，表现时代，表现人民。形式上要学习中国古典诗歌，学习民歌。在学习古典诗歌和民歌的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发展我国新诗歌，不能丢掉民族形式，从三十年代起，五十多年来，对这个问题我的立场没有变，观点没有变。我们要创造社会主义文艺，对西方的东西决不能盲目崇拜，全盘照搬。”臧老列举一些现象，批评一些人对西方的盲目崇拜。
臧老具有强烈的诗人的感情、气质和性格。尽管他年逾八十，仍然像年轻人一样快人快语，激情洋溢，热情奔放，几乎不容我们插话。他继续说：“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防止和反对精神污染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十分迫切的。其它工作也是这样。事实证明：调动人的工作积极性，光靠物质刺激是不行的，必须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现在，全国一年发几十亿奖金，还是调动不了人的积极性。如不加强思想教育，失去理想和方向，缺乏工作热情和生产积极性，社会主义‘四化’建设也搞不上去。一切向钱看产生了不良后果。有些青年人为了挣钱，连人格国格都不要了，实在可悲！”说到这里，臧老显得有些激愤。
针对当时存在的自由化倾向，臧老提出了“三保卫”：第一、保卫党的领导和党的文艺路线、方针、政策；第二、保卫三十年代以来以鲁迅为代表的“左联”的传统和旗帜；第三、保卫几千年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和“五四”以来革命的文艺传统。
谈到这里，臧老长长地叹了一声，发出了感慨：“我不是党员，我年纪老了，在党外，我尽可能发挥更大的作用。”马仲扬赞扬说：“您在党外发挥的作用会更大。”
臧老接着谈到他和毛主席的多次交往，深情地说：“我对党、对毛主席是有感情的。我曾多次和毛主席讨论诗词创作方面的问题。1957年1月，毛主席约我和袁水拍去中南海，做了两个小时的长谈，主要是谈诗歌创作问题。就在这时候，中国作家协会创办了《诗刊》杂志，我担任主编，经请示毛主席，他同意把他的十八首诗词发表在创刊号上，同时给我和各编委写了一封信，表示祝贺，并谈到写新诗的问题。以后，毛主席每有新作，总是先寄给我一份，征求意见。我知道他一贯平等待人，真诚相见，所以我就大胆而坦率地提出意见和建议。比如他的《词六首》在《人民文学》杂志发表之前，就征求过我的意见。我大胆地提了几点修改意见，他都采纳了，并于1962年4月24日给我回信说：‘你细心给我修改的几处，改得好，我完全同意。还有什么可改之处没有，请费心斟酌，赐教为盼。’后来，他的诗词结集出版。在出版之前，印了一个征求意见本，提出：‘请同志们一议’。我看完之后，提了二十多条意见，请田家英同志转交。诗词集出版之后，我仔细查看，发现大部分意见都采纳了。我心里十分激动，也十分钦佩。”
臧老停了一会儿，若有所思地说：“现在，有的人总是不放过毛主席，写诗词、写文章、写剧本骂毛主席。比方有人写《人·神·英雄》，影射毛主席；有人写《吴王金戈》影射毛主席；有人写长城，借骂秦始皇影射毛主席……。我是不赞成他们的，我每次遇到这种情况就感到非常伤心，常常流泪。我考虑过，打算写一篇回忆文章，回顾我和毛主席多年来的交往和友谊。我要抒发我的真实感情，来表达对毛主席的感激之情。” 臧老越说越激动。说到这里停了下来，又走进卧室，拿出了毛主席亲笔写给他的几封信的复印件，展示给我们看。深情地说：“对人对事，决不能感情用事。对毛主席要有公正评价。‘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要正确评价毛主席，必须冷静下来，要拉开距离来看，才能客观、公正……。我想了想，我就打算以《拉开距离看……》为题，为你们写一篇文章，你们看，怎么样？”
马仲扬立即回应道：“很好。希望您以毛主席和您讨论诗词为题，为我们写篇文章。”
大约谈了一个多钟头之后，我们才告辞。马仲扬起身说：“就这样，我们期待您的大作。再见！”回来以后，我们就把臧克家的文章，正式列入选题计划。
一个多月之后，正当我们等候臧老的稿件之际，马仲扬突然收到臧老的来信。信中说，因身体不适，文章就不写了。见了他的信，我们颇感惊讶和无奈，怎么办呢？马仲扬和我商量：毕竟臧老年事已高，身体欠佳，难以履约，不能勉强。那就算了吧！于是便从发稿计划中删去了这个选题。
可是，过了不久，他却突然将稿子写好寄来了。并附信说，他想了想，不写不好，所以又写了。高兴之余，我们觉得有点好笑，臧老真是诗人脾气，感情用事，变化无常。
第二次访问臧克家
为了表示对臧老的感谢，刚过完新年，马仲扬就约我再次去看望臧老。
1984年1月4日上午，我们再次来到臧老家。臧老照样热情接待。马仲扬客气地说：“今天我们特意来看望您，感谢您为我们写稿，同时给您拜年。”
臧老显得格外兴奋，还是那样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地说：“前几天，贺敬之到我这里来，对文艺界现状很不满意。说是柯岩写文章评论了一篇作品，遭到攻击，贺敬之显得很激动。说现在不能开展文艺批评，一批评就成了仇敌。”马仲扬表示赞同地说：“是这样。这种现象很不正常。”臧老接着说：“对于文艺领域内的精神污染，一定要予以清除。否则，会贻误读者，贻误下一代。但是，清除的范围不要搞得太宽了，应当划一个界限。”马仲扬说：“有的把所谓奇装异服、披肩发什么的，也当作‘精神污染’，这就不对了。”臧老说：“不能搞得草木皆兵。”马仲扬说：“臧老讲得很对。清理精神污染，一是范围不能搞得太宽，二是要以理服人，不能以势压人。”
说到这里，臧老又改变了话题。他说：“最近，我给胡耀邦同志写了一封信，请他注意两个问题：一是要他注意仪表和风度，不要在做报告时，一激动就跳起来，因为你是国家领导人，要庄重；二是凡是重大的决定，要三思而行，不要草率决策，而后又改。如对待顾尔镡问题处理，就是如此。耀邦同志虚心接受了我的建议，很快就给我回信表示感谢。”
稍停了一会儿，臧老又对当前正在开展的整党问题发表了看法。他说：“这次整党，很有必要，我完全赞成，尤其是文艺界。我希望通过整党能做到两条：一是通过整党真正达到共产党员的水平，对党员作家而言，要做到党员第一，作家第二；二是要真正拿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认真地开展。被批评者要虚心听取，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不要一批评就成了仇敌。”他列举了几位知名的党员作家，说他们根本批评不得，一批评就暴跳起来。
他又说：“现在，知识分子成了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但知识分子仍然要改造世界观，不改造世界观怎么能紧跟形势？不要一提改造世界观就头痛。对这个问题，我写过一封信，表明我的观点，结果闹得满城风雨，连香港的报纸也大造舆论。但我至今还坚持自己的观点。” 马仲扬点头表示赞赏。
最后，臧老感慨地说：“人老了，理论文章我是写不出来了。你们上次来约我写稿，本来说好写一篇回忆毛主席的文章。但后来又想，我一写回忆毛主席的文章就容易动感情，一动感情就要批评那些骂毛主席的人。这样一来，又要招来更多人的骂。因此，我曾写信给你们，文章就不写了。后来，我老伴知道了，批评我说：‘你给《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都写了稿子，为什么不给《红旗》写呢？’我想了想，她说得也对，这才下决心写。文章写得不好，请你们斧正。”马仲扬说：“文章写得很好，我看过了，决定采用。”
我们向臧老告辞，对他的盛情接待表示真诚的感谢。1984年1月26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二期上，刊出了臧克家的文章：《毛泽东同志与诗》。
十多年中，我和臧老有过多次交往，从他的言传身教中学到不少宝贵的东西，彼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曾主动将自己的一首诗写成大字条幅赠给我，至今还挂在我书房兼卧室墙壁上。从诗中可以看出他求真务实的处世哲学和爱憎分明的为人之道。现在抄录如下：
黄金足赤从来少，
白璧无瑕自古稀；
魔道分明浓划线，
是非不许半毫移。
（作者为求是杂志社研究所副所长、编审）
责任编辑 肖阿伍
他已经死了。
有的人死了，
他还活着。
……
这首诗用朴素而通俗的语言，道出了一个感人至深的哲理：人生的真正价值不以死活为标志。有的人虽生如死，成为行尸走肉；有的人虽死犹生，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这就强烈地勾画出善与恶、美与丑的鲜明对比。为着祖国和人民利益而奉献一切的人，即使死了，也是永生的……
大概是建国初期，那时我还是一个不知世事的青春少年，第一次读到这样深刻动人的诗句，犹如一阵春风沁人肺腑，荡涤灵魂，让我对这位未曾见面的诗人怀有无限的敬意，无形之中立下了效法那种永生的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志向。
这位诗人就是大名鼎鼎的臧克家。到北京工作之后，由于工作上的需要和其它原因，我曾多次拜访过这位杰出的诗人。每次都曾认真聆听他的教诲，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里只记述两次工作上的访问。
第一次访问臧克家
1983年10月28日上午，为了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九十周年，我陪同《红旗》杂志副总编辑马仲扬同志，专程访问了臧克家，向他约稿。
臧克家的家在东城区南小街赵堂子胡同，是一个单独的小庭院。大门口建有一座小巧别致的门楼，门框两侧贴有一副红纸黑字对联：
鹅毛飞天原无力
金石落地自有声
这是诗人自作自书的对联，未见其人，先闻其声，烘托出诗人之家的独有文化氛围。进入大门，是一个小小的院落，周边摆放着各种盆花。后来我们得知，这是臧老每天用小米投喂鸟雀的地方。
臧老见了我们，表现得很热情。我们作了自我介绍，他把我们引进了北房中厅，这是他家的会客室。客厅不大，一眼望去，两边墙壁上挂着多位著名老作家书赠的大字条幅。茶几上摆放着一块褐色小石头，后来我们得知，这是一位登山运动员从珠峰绝顶采集来的标本，作为珍贵礼物送给臧老的。臧老请我们在一条长沙发上坐下，自己则从卧室里搬出一把折叠椅，坐在我们对面。
马仲扬向他问候之后，开门见山地约请他为《红旗》杂志写一篇纪念毛主席诞辰九十周年的文章。但他并不急于回应写稿的事，而是谈到他近来的一些观感。
臧老说：“前天，我参加了一个会，会上传达了邓小平同志和陈云同志的讲话，中央号召要清除精神污染，我非常赞成。这些年来，文艺战线精神污染严重，我早就看不惯了。针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我曾多次提过意见。为此，我还特意给耀邦同志写信，说明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和迫切性。”
说到这里，臧老快步走进卧室，拿出他新近出版的一部《臧克家诗文选集》，翻开第一篇，对我们说：“有人现在大吹特吹现代派，抬高徐志摩，实际上，我早在一九三四年就写过一篇文章，批评了现代派，批评了徐志摩。”他指着书上的那篇文章题目，继续说：“对外国的东西，西方的东西，当然要研究，要借鉴，但不能盲目照搬。我历来主张现代诗歌要表现现实，表现时代，表现人民。形式上要学习中国古典诗歌，学习民歌。在学习古典诗歌和民歌的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发展我国新诗歌，不能丢掉民族形式，从三十年代起，五十多年来，对这个问题我的立场没有变，观点没有变。我们要创造社会主义文艺，对西方的东西决不能盲目崇拜，全盘照搬。”臧老列举一些现象，批评一些人对西方的盲目崇拜。
臧老具有强烈的诗人的感情、气质和性格。尽管他年逾八十，仍然像年轻人一样快人快语，激情洋溢，热情奔放，几乎不容我们插话。他继续说：“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防止和反对精神污染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十分迫切的。其它工作也是这样。事实证明：调动人的工作积极性，光靠物质刺激是不行的，必须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现在，全国一年发几十亿奖金，还是调动不了人的积极性。如不加强思想教育，失去理想和方向，缺乏工作热情和生产积极性，社会主义‘四化’建设也搞不上去。一切向钱看产生了不良后果。有些青年人为了挣钱，连人格国格都不要了，实在可悲！”说到这里，臧老显得有些激愤。
针对当时存在的自由化倾向，臧老提出了“三保卫”：第一、保卫党的领导和党的文艺路线、方针、政策；第二、保卫三十年代以来以鲁迅为代表的“左联”的传统和旗帜；第三、保卫几千年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和“五四”以来革命的文艺传统。
谈到这里，臧老长长地叹了一声，发出了感慨：“我不是党员，我年纪老了，在党外，我尽可能发挥更大的作用。”马仲扬赞扬说：“您在党外发挥的作用会更大。”
臧老接着谈到他和毛主席的多次交往，深情地说：“我对党、对毛主席是有感情的。我曾多次和毛主席讨论诗词创作方面的问题。1957年1月，毛主席约我和袁水拍去中南海，做了两个小时的长谈，主要是谈诗歌创作问题。就在这时候，中国作家协会创办了《诗刊》杂志，我担任主编，经请示毛主席，他同意把他的十八首诗词发表在创刊号上，同时给我和各编委写了一封信，表示祝贺，并谈到写新诗的问题。以后，毛主席每有新作，总是先寄给我一份，征求意见。我知道他一贯平等待人，真诚相见，所以我就大胆而坦率地提出意见和建议。比如他的《词六首》在《人民文学》杂志发表之前，就征求过我的意见。我大胆地提了几点修改意见，他都采纳了，并于1962年4月24日给我回信说：‘你细心给我修改的几处，改得好，我完全同意。还有什么可改之处没有，请费心斟酌，赐教为盼。’后来，他的诗词结集出版。在出版之前，印了一个征求意见本，提出：‘请同志们一议’。我看完之后，提了二十多条意见，请田家英同志转交。诗词集出版之后，我仔细查看，发现大部分意见都采纳了。我心里十分激动，也十分钦佩。”
臧老停了一会儿，若有所思地说：“现在，有的人总是不放过毛主席，写诗词、写文章、写剧本骂毛主席。比方有人写《人·神·英雄》，影射毛主席；有人写《吴王金戈》影射毛主席；有人写长城，借骂秦始皇影射毛主席……。我是不赞成他们的，我每次遇到这种情况就感到非常伤心，常常流泪。我考虑过，打算写一篇回忆文章，回顾我和毛主席多年来的交往和友谊。我要抒发我的真实感情，来表达对毛主席的感激之情。” 臧老越说越激动。说到这里停了下来，又走进卧室，拿出了毛主席亲笔写给他的几封信的复印件，展示给我们看。深情地说：“对人对事，决不能感情用事。对毛主席要有公正评价。‘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要正确评价毛主席，必须冷静下来，要拉开距离来看，才能客观、公正……。我想了想，我就打算以《拉开距离看……》为题，为你们写一篇文章，你们看，怎么样？”
马仲扬立即回应道：“很好。希望您以毛主席和您讨论诗词为题，为我们写篇文章。”
大约谈了一个多钟头之后，我们才告辞。马仲扬起身说：“就这样，我们期待您的大作。再见！”回来以后，我们就把臧克家的文章，正式列入选题计划。
一个多月之后，正当我们等候臧老的稿件之际，马仲扬突然收到臧老的来信。信中说，因身体不适，文章就不写了。见了他的信，我们颇感惊讶和无奈，怎么办呢？马仲扬和我商量：毕竟臧老年事已高，身体欠佳，难以履约，不能勉强。那就算了吧！于是便从发稿计划中删去了这个选题。
可是，过了不久，他却突然将稿子写好寄来了。并附信说，他想了想，不写不好，所以又写了。高兴之余，我们觉得有点好笑，臧老真是诗人脾气，感情用事，变化无常。
第二次访问臧克家
为了表示对臧老的感谢，刚过完新年，马仲扬就约我再次去看望臧老。
1984年1月4日上午，我们再次来到臧老家。臧老照样热情接待。马仲扬客气地说：“今天我们特意来看望您，感谢您为我们写稿，同时给您拜年。”
臧老显得格外兴奋，还是那样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地说：“前几天，贺敬之到我这里来，对文艺界现状很不满意。说是柯岩写文章评论了一篇作品，遭到攻击，贺敬之显得很激动。说现在不能开展文艺批评，一批评就成了仇敌。”马仲扬表示赞同地说：“是这样。这种现象很不正常。”臧老接着说：“对于文艺领域内的精神污染，一定要予以清除。否则，会贻误读者，贻误下一代。但是，清除的范围不要搞得太宽了，应当划一个界限。”马仲扬说：“有的把所谓奇装异服、披肩发什么的，也当作‘精神污染’，这就不对了。”臧老说：“不能搞得草木皆兵。”马仲扬说：“臧老讲得很对。清理精神污染，一是范围不能搞得太宽，二是要以理服人，不能以势压人。”
说到这里，臧老又改变了话题。他说：“最近，我给胡耀邦同志写了一封信，请他注意两个问题：一是要他注意仪表和风度，不要在做报告时，一激动就跳起来，因为你是国家领导人，要庄重；二是凡是重大的决定，要三思而行，不要草率决策，而后又改。如对待顾尔镡问题处理，就是如此。耀邦同志虚心接受了我的建议，很快就给我回信表示感谢。”
稍停了一会儿，臧老又对当前正在开展的整党问题发表了看法。他说：“这次整党，很有必要，我完全赞成，尤其是文艺界。我希望通过整党能做到两条：一是通过整党真正达到共产党员的水平，对党员作家而言，要做到党员第一，作家第二；二是要真正拿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认真地开展。被批评者要虚心听取，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不要一批评就成了仇敌。”他列举了几位知名的党员作家，说他们根本批评不得，一批评就暴跳起来。
他又说：“现在，知识分子成了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但知识分子仍然要改造世界观，不改造世界观怎么能紧跟形势？不要一提改造世界观就头痛。对这个问题，我写过一封信，表明我的观点，结果闹得满城风雨，连香港的报纸也大造舆论。但我至今还坚持自己的观点。” 马仲扬点头表示赞赏。
最后，臧老感慨地说：“人老了，理论文章我是写不出来了。你们上次来约我写稿，本来说好写一篇回忆毛主席的文章。但后来又想，我一写回忆毛主席的文章就容易动感情，一动感情就要批评那些骂毛主席的人。这样一来，又要招来更多人的骂。因此，我曾写信给你们，文章就不写了。后来，我老伴知道了，批评我说：‘你给《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都写了稿子，为什么不给《红旗》写呢？’我想了想，她说得也对，这才下决心写。文章写得不好，请你们斧正。”马仲扬说：“文章写得很好，我看过了，决定采用。”
我们向臧老告辞，对他的盛情接待表示真诚的感谢。1984年1月26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二期上，刊出了臧克家的文章：《毛泽东同志与诗》。
十多年中，我和臧老有过多次交往，从他的言传身教中学到不少宝贵的东西，彼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曾主动将自己的一首诗写成大字条幅赠给我，至今还挂在我书房兼卧室墙壁上。从诗中可以看出他求真务实的处世哲学和爱憎分明的为人之道。现在抄录如下：
黄金足赤从来少，
白璧无瑕自古稀；
魔道分明浓划线，
是非不许半毫移。
（作者为求是杂志社研究所副所长、编审）
责任编辑 肖阿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