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大部分情况下，只有当生活在被预言过的现实中时，我们才能以后见之明发现那些预言者的过人之处。凯文·凯利这本1998年出版的书《新经济新规则》在今天更应该被贴切地命名为“互联网思维”，这个词以一种莫名其妙的姿态突然在中国变得人人皆知。凯文·凯利16年前的想法，在今天的中文互联网环境中正在被热烈地引用、转述和讨论着。
凯文·凯利总结出了十条互联网时代的法则。我不清楚在当时人们是如何看待这十条法则的。当时的技术界还是微软和雅虎统治的天下，他总结出的十条法则并未像今天那样，已经变得显而易见。
第一条法则是：去中心化与即时反应。换一种说法，是群体智慧和快。凯文·凯利说，“推动大众化的网络连接最可靠的方式是去开拓草根民众的力量，去网罗、连接最分散的底层的力量……”但他并没有极端地认为集体的智慧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凯文·凯利在这里也强调了“领导”的力量。“如果没有来自顶层的指导和管理，自下而上的控制方式会在面临很多选择的时候停滞不前。如果没有某种领导元素存在，下层的广大群众会在很多选择面前丧失行动。”
雷军和陈年都无比强调“快”，他们说，“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凯文·凯利则说：“如果不能实时运转，那就离死期不远……大自然永远实时地做出反应，几乎没有例外。”
第二条法则是：回报递增。这个说法来自于经济学家布莱恩·亚瑟：“回报递增是领先者会步步领先，而失去先机的会失掉全局，”“网络会鼓励成功者取得更大的成功。”硅谷就是凯文·凯利所举的回报递增的例子：成功的创业公司吸引到其他的创业公司，创业公司的密集带来更多的资金和技术，然后又吸引更多的人到此创业。“整个硅谷其实已经变成了一家庞大的分散式的公司，那里的员工频繁跳槽，甚至有人调侃说，虽然工作换了，但以前一起拼车的小伙伴都不需要换。”工程师们忠于硅谷，而非某一家特定的硅谷公司。
尽管有很多地方都在拼命地想要复制硅谷，但硅谷却只有一个。原因正是，硅谷已经形成一个网络。第二条法则想要传递的其实是：生态系统（Ecosystem）或者说平台。当一家公司已经建立起一个网络时，回报递增法则会让它越来越强大，甚至达到所谓“垄断”。
第三条法则是：“普及而非稀有”。这条法则就是大名鼎鼎的“传真机效应”：单独一台传真机是没有什么价值的，只有它处在一个网络中时才有价值。对于拥有一台传真机的人而言，网络中的传真机越多，你的传真机的价值也就越大。微信也遵循着传真机效应。使用微信的人越多，微信就越有价值。“传真机效应”鼓励人们建立一个开放的系统和网络，“一个孤立的事物，无论怎样精心设计，产生新亮点的潜力都很有限”，因此要“最大限度地给予别人机会”，而非将自己封闭起来。
凯文·凯利提出的第四条法则是：追随免费之道，唯有慷慨才能在网络中胜出。他说：“价格不断趋近于免费，因此，网络经济里的最佳策略是先人一步推行低价。”硬件也不例外，“这个法则适用于任何物品，只要联网带来的收益超过不断降低的边际成本。虽然听起来很疯狂，不过，未来几乎我们所制造的所有东西都将免费，包括冰箱、滑雪板、激光投影仪、衣物等，随便你说。”遵循免费战略的公司都有如下特点：只对辅助商品收费；貌似免费的行为；会员制，还有免费赠送。它们的盈利模式来源于对其他服务收费。淘宝如此、腾讯如此（免费的QQ找到了自己的生财之道，免费的微信暂时还没有）、游戏如此、360的杀毒软件也是如此。像小米和乐视这样的公司则在努力以尽量低的价格出售硬件。
第五条法则是“优先发展网络：网络繁荣带来成员繁荣”。它和第二条法则紧紧相连。
凯文·凯利的第六条法则类似于管理大师克里斯滕森提出的“创新者的窘境”。凯文·凯利说：不要在巅峰逗留，成功之后，回退。因为成功的副作用是，“企业的关注点会缩窄，对拥有新一代技术的竞争者视而不见。产品可能是完美的，但顾客群却越来越小。”
“尽管一个产品可能在完美方面达到了顶峰，但一个局外人可能通过改变规则移走整座山。”这种现象曾经发生在音乐行业身上，现在正发生在媒体行业和零售行业身上。一个媒体公司可以出版一本完美的杂志，但规则是人们现在都在使用手机阅读；一个零售商创造出了完美的线下购物体验，但规则是电子商务抢走了顾客。
这时候公司必须“回退”。回退的最佳方式是“臭鼬模式“。所谓臭鼬模式，指的是在远离公司的中心地带安排一个独立运行的工作小组。这个工作小组不会被公司已有的成绩冲昏头脑。
第七条规则是“从地点到空间”，它鼓励公司去经营社区。互联网创造出了无限的空间。无限的空间会产生长尾效应，它创造了无数个分众利基市场。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如何“向1万名兴趣相仿、地域相异的用户提供服务”，传统的零售商称之为“困难的中间市场”。互联网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是，“在你拥有业务前，你需要一个人数不多不少、人与人互相交流的社区”。凯文·凯利称之为“要想建一个购物中心，你首先需要一个社区。社区比商业重要。”
第八条规则被概括为失衡。互联网让变化的速度更加迅速，从改变进度到流变状态。凯文·凯利说：“网络中新的生命力不断涌现，这就要求它不断打破自己的平衡。如果系统保持和谐与平衡状态，那么它最终会停滞甚至死亡。”
好莱坞是一个流变的典范。在南加州，“充满创业精神的小电影公司组成松散的关系网，联合起来制作电影”。特效制作外包公司、道具公司、代发工资机构、安保人员、送餐公司等同摄制组、编剧一起组成一个临时的工作组织，集中起来制作电影。电影制作结束之后，这个临时组织就解散。
这种状态必然充斥着混乱与不确定性，“一波又一波新事物的诞生简直像是暴乱”。要想生存下来，你必须勇于面对混乱，要包容重复性和低效。
第九条规则是关系比产能重要，“在网络经济中，经济规则的核心是增进联系。”“网络不断瓦解产品生产者和服务消费者间的旧式关系。现在，生产者在消费，消费者同时在生产。”客户正在变成“用户”，而用户也可以为产品做出贡献。“最懂你的产品与服务的人不一定是你的雇员。他们是你的客户，或者是一个爱好者部落。”
最后一条规则是：机遇优于效率，与其解决问题，不如寻求机遇。凯文·凯利说：“技术不是万灵药。它永远无法根治社会的弊端与不公。技术只能为我们做一件事，但是一件惊人的事—技术会为我们带来更多的机遇。”凯文·凯利引用彼得·德鲁克的话说，“不要解决问题。”“去寻求机遇……创造更多新机遇，比起优化已有的东西，能够使你收获更多。”把下一件事情做对，比把同一件事情做得更好，要有意义得多。
凯文·凯利认为技术，不论是好是坏，都将重塑社会……那些遵循网络逻辑的人，那些意识到我们正在踏入一个被新规则掌控的新社会的人，都将在新的经济社会里抢占先机。在这本书刚刚出版的1998年，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对此可能并无感觉，而到了现在，我们所有人都开始信奉与谈论这些规则。
凯文·凯利总结出了十条互联网时代的法则。我不清楚在当时人们是如何看待这十条法则的。当时的技术界还是微软和雅虎统治的天下，他总结出的十条法则并未像今天那样，已经变得显而易见。
第一条法则是：去中心化与即时反应。换一种说法，是群体智慧和快。凯文·凯利说，“推动大众化的网络连接最可靠的方式是去开拓草根民众的力量，去网罗、连接最分散的底层的力量……”但他并没有极端地认为集体的智慧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凯文·凯利在这里也强调了“领导”的力量。“如果没有来自顶层的指导和管理，自下而上的控制方式会在面临很多选择的时候停滞不前。如果没有某种领导元素存在，下层的广大群众会在很多选择面前丧失行动。”
雷军和陈年都无比强调“快”，他们说，“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凯文·凯利则说：“如果不能实时运转，那就离死期不远……大自然永远实时地做出反应，几乎没有例外。”
第二条法则是：回报递增。这个说法来自于经济学家布莱恩·亚瑟：“回报递增是领先者会步步领先，而失去先机的会失掉全局，”“网络会鼓励成功者取得更大的成功。”硅谷就是凯文·凯利所举的回报递增的例子：成功的创业公司吸引到其他的创业公司，创业公司的密集带来更多的资金和技术，然后又吸引更多的人到此创业。“整个硅谷其实已经变成了一家庞大的分散式的公司，那里的员工频繁跳槽，甚至有人调侃说，虽然工作换了，但以前一起拼车的小伙伴都不需要换。”工程师们忠于硅谷，而非某一家特定的硅谷公司。
尽管有很多地方都在拼命地想要复制硅谷，但硅谷却只有一个。原因正是，硅谷已经形成一个网络。第二条法则想要传递的其实是：生态系统（Ecosystem）或者说平台。当一家公司已经建立起一个网络时，回报递增法则会让它越来越强大，甚至达到所谓“垄断”。
第三条法则是：“普及而非稀有”。这条法则就是大名鼎鼎的“传真机效应”：单独一台传真机是没有什么价值的，只有它处在一个网络中时才有价值。对于拥有一台传真机的人而言，网络中的传真机越多，你的传真机的价值也就越大。微信也遵循着传真机效应。使用微信的人越多，微信就越有价值。“传真机效应”鼓励人们建立一个开放的系统和网络，“一个孤立的事物，无论怎样精心设计，产生新亮点的潜力都很有限”，因此要“最大限度地给予别人机会”，而非将自己封闭起来。
凯文·凯利提出的第四条法则是：追随免费之道，唯有慷慨才能在网络中胜出。他说：“价格不断趋近于免费，因此，网络经济里的最佳策略是先人一步推行低价。”硬件也不例外，“这个法则适用于任何物品，只要联网带来的收益超过不断降低的边际成本。虽然听起来很疯狂，不过，未来几乎我们所制造的所有东西都将免费，包括冰箱、滑雪板、激光投影仪、衣物等，随便你说。”遵循免费战略的公司都有如下特点：只对辅助商品收费；貌似免费的行为；会员制，还有免费赠送。它们的盈利模式来源于对其他服务收费。淘宝如此、腾讯如此（免费的QQ找到了自己的生财之道，免费的微信暂时还没有）、游戏如此、360的杀毒软件也是如此。像小米和乐视这样的公司则在努力以尽量低的价格出售硬件。
第五条法则是“优先发展网络：网络繁荣带来成员繁荣”。它和第二条法则紧紧相连。
凯文·凯利的第六条法则类似于管理大师克里斯滕森提出的“创新者的窘境”。凯文·凯利说：不要在巅峰逗留，成功之后，回退。因为成功的副作用是，“企业的关注点会缩窄，对拥有新一代技术的竞争者视而不见。产品可能是完美的，但顾客群却越来越小。”
“尽管一个产品可能在完美方面达到了顶峰，但一个局外人可能通过改变规则移走整座山。”这种现象曾经发生在音乐行业身上，现在正发生在媒体行业和零售行业身上。一个媒体公司可以出版一本完美的杂志，但规则是人们现在都在使用手机阅读；一个零售商创造出了完美的线下购物体验，但规则是电子商务抢走了顾客。
这时候公司必须“回退”。回退的最佳方式是“臭鼬模式“。所谓臭鼬模式，指的是在远离公司的中心地带安排一个独立运行的工作小组。这个工作小组不会被公司已有的成绩冲昏头脑。
第七条规则是“从地点到空间”，它鼓励公司去经营社区。互联网创造出了无限的空间。无限的空间会产生长尾效应，它创造了无数个分众利基市场。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如何“向1万名兴趣相仿、地域相异的用户提供服务”，传统的零售商称之为“困难的中间市场”。互联网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是，“在你拥有业务前，你需要一个人数不多不少、人与人互相交流的社区”。凯文·凯利称之为“要想建一个购物中心，你首先需要一个社区。社区比商业重要。”
第八条规则被概括为失衡。互联网让变化的速度更加迅速，从改变进度到流变状态。凯文·凯利说：“网络中新的生命力不断涌现，这就要求它不断打破自己的平衡。如果系统保持和谐与平衡状态，那么它最终会停滞甚至死亡。”
好莱坞是一个流变的典范。在南加州，“充满创业精神的小电影公司组成松散的关系网，联合起来制作电影”。特效制作外包公司、道具公司、代发工资机构、安保人员、送餐公司等同摄制组、编剧一起组成一个临时的工作组织，集中起来制作电影。电影制作结束之后，这个临时组织就解散。
这种状态必然充斥着混乱与不确定性，“一波又一波新事物的诞生简直像是暴乱”。要想生存下来，你必须勇于面对混乱，要包容重复性和低效。
第九条规则是关系比产能重要，“在网络经济中，经济规则的核心是增进联系。”“网络不断瓦解产品生产者和服务消费者间的旧式关系。现在，生产者在消费，消费者同时在生产。”客户正在变成“用户”，而用户也可以为产品做出贡献。“最懂你的产品与服务的人不一定是你的雇员。他们是你的客户，或者是一个爱好者部落。”
最后一条规则是：机遇优于效率，与其解决问题，不如寻求机遇。凯文·凯利说：“技术不是万灵药。它永远无法根治社会的弊端与不公。技术只能为我们做一件事，但是一件惊人的事—技术会为我们带来更多的机遇。”凯文·凯利引用彼得·德鲁克的话说，“不要解决问题。”“去寻求机遇……创造更多新机遇，比起优化已有的东西，能够使你收获更多。”把下一件事情做对，比把同一件事情做得更好，要有意义得多。
凯文·凯利认为技术，不论是好是坏，都将重塑社会……那些遵循网络逻辑的人，那些意识到我们正在踏入一个被新规则掌控的新社会的人，都将在新的经济社会里抢占先机。在这本书刚刚出版的1998年，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对此可能并无感觉，而到了现在，我们所有人都开始信奉与谈论这些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