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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7日晚，东方君悦酒店顶层，安德烈·伊拉里昂诺夫（Andrei N. Illarionov）和“中国新一代经济领袖”及《财经》记者谈笑风生。这位今年41岁的经济学家，是俄罗斯总统普京的首席经济顾问，也是普京驻八国集团的私人代表。他服务于俄国首脑的经历跨越了叶利钦—切尔诺梅尔金和普京两个时代，这使他具备了俄罗斯后社会主义转轨见证者的资格。
“我是个平衡的人。”经历了俄罗斯转轨中进进退退的磨砺，伊拉里昂诺夫的确表现出种种平衡：在计划经济时代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但对自由市场政策有着直觉般的偏向，却也强调政府的积极角色；谈及政治问题时的出言谨慎，让你很难想像，1994年，他因为不同意当时政府的经济政策而挂冠去职。受到普京任命后再次从野入朝，成为对俄国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但经济学家的率直睿智和政治家的大胆精明在他身上共存，而且谈吐应对更像一位政治家——“我从未在政策辩论中输过”。
这已经是《财经》和这位俄罗斯总统首席经济顾问的第四度接触。此前的一周，为了深入理解同在转轨的近邻，《财经》全程追踪了这位对俄罗斯经济政策最有影响力的学者。在普京时代的中坚人物心中，俄罗斯和中国是怎样的一幅图景？
中国和俄罗斯：幸与不幸
中俄经济表现巨大差异的首要原因在于中国的经济政策实际比俄罗斯更自由取向
“我更愿意用中国和俄罗斯改革方式之间的‘差异’这个词，而不愿意说是‘优点和缺点’。”伊拉里昂诺夫说。
在他看来，中俄之间一个关键的差别是：中国经济政策的制定主要是出于经济的考虑，是为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俄罗斯经济政策背后的主要逻辑则是政治。“所谓的‘激进’改革实际上一点也不‘激进’。”他说。当时，制定经济政策是为了达到政治目标，而不是为了经济目的。“结果，我们经历了一次非常长的经济停滞期，这和中国是不一样的。”
我们或许应该以新的视角来看待两种转轨道路。“政策”这个平淡的词语后面是嬗变中种种政治和经济力量的错综交织。“所谓好的经济政策，应该包括自由化、开放、财政纪律、责任感和宏观经济稳定，以及一以贯之地将政府控制的经济向私人经济转变。”伊拉里昂诺夫的认识显然和今天中国的经验一致：经济政策的关键是人；政府的主要任务是消除压制企业家能力的障碍，只要如此，“就能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创造财富” 。
俄罗斯没能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创造财富，却经历了巨大财富的灰飞烟灭，民族心灵也由此受到重创。在伊拉里昂诺夫看来，之所以如此，首要的原因在于名义上是自由市场导向，实际上却非常反自由化的政策。
“我不喜欢‘休克疗法’的叫法，因为这个名称似乎意味着改革的速度比改革的内容更重要。”他强调，以很快的速度执行一项错误的政策正是通往灾难之路。如果经济政策有关财政谨慎、宏观稳定、自由化、开放，以及公有经济向私有经济转变，那么执行得越快越好；换言之，政策朝向不应该是财政失控、宏观不稳定，以及从私有经济转向国有经济。
伊拉里昂诺夫认为，1992年到1998年之间的政策正是从此前的自由化和政府干预较少的情况逆向而行。“这样的政策带来了危机、经济停滞、1998年的金融危机，价值400亿美元的私人财产被没收。”这项政策的许多起草人称其为自由化政策，伊拉里昂诺夫说，这实际上是非常反自由化、非常政府干预主义的政策。
与一般的看法不同，伊拉里昂诺夫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如此引人注目，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如此之快，是因为中国的中央和地方政府采取了非常自由化的经济政策，并且积极和广泛地采用试点的方法。
“只有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才可能有政治和社会的发展。为了能在社会中分配和再分配财富，我们必须先拥有财富。为了实现经济增长，必须有好的经济政策。好的经济政策，关键在人。”平淡无奇的结论背后，是这个灾难深重民族十余年的悲喜。
转轨之痛
中俄转轨之路的差别不在经济还是政治先行之分。而在俄罗斯，“运用经济政策来达到政治目标，这种做法是通往灾难的捷径。”
人们几乎已经习惯一种观点，即中俄转轨路径的分野在于经济改革先行——政治改革先行。然而，“这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如果有人说俄罗斯是严格的政治改革先行，经济改革随后，那么他就错了。”依拉里昂诺夫说。
“前苏联解体的时候，经济手段，例如货币政策、汇率政策、财政政策，被用来达到一些政治目的。结果是经济状况完全恶化，还导致了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不仅俄罗斯，全世界都是如此：当经济手段被用来达到政治目的的时候，都会发生大规模的危机。”
“当时（1992年～1995年），国有资产私有化方面使用的手段不仅非常特殊，而且根本就是错误的。接下来所谓的‘贷款换股份’，也是完全错误的。这一措施是为了在1995年和1996年的选举中取得支持。关于运用经济政策来达到政治目标的情况，还可以举出好多例子。”伊拉里昂诺夫谈到的是俄罗斯转轨最深的伤痛所在。权力和资本的共谋的扭曲，使得俄罗斯经历了最不平等、最富有垄断色彩的私有化进程，以霍多尔科夫斯基等人为代表的寡头经济格局就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
俄罗斯的忧虑与明天
“公众不讨论如何创造财富，而去讨论如何分配财富。这是通往灾难之路的开始。这让我很担心，这也不仅仅是俄罗斯的问题，而是全世界的问题。”
俄罗斯首富霍多尔科夫斯基被捕是近期该国最为轰动的事件，总统经济顾问对此出言相当谨慎。他不言政治，把判断留给了司法，但却一再向我们提及，俄罗斯经济严重依赖于自然资源垄断部门，这使他非常忧虑。
“只有法庭可以作出决定。在我们得到法庭的明确意见之前，应该假设人人都是无罪的。法庭应该是独立的，否则就不成其为法庭了。我还没有看到此案的比较令人信服的法律依据。”他补充道，“我不希望这件事对俄罗斯有任何长期的影响。”
但希望并不能掩盖这一事件折射出来的忧虑。霍多尔科夫斯基背后是俄罗斯的经济支柱——自然资源垄断部门。这正是总统经济顾问的忧虑所在，“自然资源是俄罗斯的一项相对比较优势。但是，如果这些自然资源形成了所谓的‘垄断租金’，丰富的自然资源也可以是一个劣势因素。”石油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其高价格就是欧佩克垄断政策的结果。石油出口国家因为这项政策得到了更多的石油资源，但是从长期来说，这是人类所发明的最具破坏力的政策之一。欧佩克国家现在的人均GDP比1979年的水平低30％。
经济增长缓慢的原因是垄断和政府推行的垄断政策。“在短期内，俄罗斯出口石油，并且因此而获益,但从制度和结构改革的长远角度看来，垄断会给俄罗斯的长期经济增长和发展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
忧虑不止是针对垄断本身，更在于它对整个民族心灵的戕害。依拉里昂诺夫举例说，最近俄罗斯有一个关于所谓的“自然租”的大辩论。一些自由人士认为，应该对石油、天然气和其他一些自然资源公司征收更高的税率，并把这些税收分配到其他产业、人群和地区。几个月以前，只有一小部分人持这一观点，现在，那些自称自由派的人们也在呼吁这样一种再分配安排。“公众不讨论如何创造财富，而是讨论如何分配财富。这是灾难之路的开始。这也不仅仅是俄罗斯的问题，而是全世界的问题。在广泛的意义上，每个人都有权利成为企业家并创造财富。他可以生产产品，提供服务，也可以创新思想。”面对《财经》杂志与世界经济论坛联合评选出的“中国新一代经济领袖”时，伊拉里昂诺夫特别提到对财富创造的赞赏。
俄罗斯何去何从？“俄罗斯政府2000年的经济政策计划已经部分地得到了执行，俄罗斯政府将继续剩下的部分，但是在12月的议会选举和3月的总统选举之前，或许不能全部完成。选举之后，将会是另一轮大规模的经济改革。”
“改革日程安排上有很多内容。我觉得最重要的包括行政改革、政府责任改革、政府支出改革和所谓自然垄断力量改革。这些垄断力量显然不是自然形成的，并且对俄罗斯的经济和政治生活有很大的负面影响。改革的主要目的是消除这些垄断。”
“行政改革的主要目的是要建立一个有效的、透明的、公正的政府体系；这样的体系是实行改革的主要或者惟一的工具。政府支出改革的主要目的是减小政府的规模。”他说。一些中国的同行可能会感到奇怪，俄罗斯的政府规模比中国的要大很多，“如果看政府中财富分配和再分配的层次，俄罗斯要比中国多很多。”
虽然12年来从未来过中国，伊拉里昂诺夫对中国的了解之多出人意料。他告诉记者，他的儿子在学习中文，普京总统的儿子也在学习中文。
本刊实习研究员Joe Westersund、记者周伟对此文亦有贡献
资料
俄罗斯的权贵私有化
1992年10月1日，俄罗斯开始发放私有化证券，在全国统一大规模以证券的形式分配国有资产，启动了“大众私有化”进程。俄罗斯名义上以“大众私有化”为起点，但最终出现了以霍多尔科夫斯基等“七巨头”为代表的金融——工业寡头现象，根本性的原因并不在于恶化的宏观经济环境和不完善的金融市场，或是高度分割的、“原子化”的股权结构，而在于这些私有化证券实际上不能代表对原国有资产的所有权——在这一点上它甚至不能被称为“证券”——因为实际控制权在权力精英们的手里。
在前苏联末期，经济混乱中的国有企业，特别是那些关乎国计民生的大型垄断企业的实际控制权，已经被经理和官员这些政治和经济精英们攫取到手中并在整个转轨过程中被牢牢地把持。不管是名义上被私有化的还是仍然由国家经营的，实际上都是精英们权力的囊中之物。“他们当然有原罪，”在普林斯顿大学的俄罗斯经济学家谢尔盖·古里耶夫道，“你能想像他们以那样低的价格获得国家资产吗？”
这就是精英们所主导的政治权力资本化的过程。对国有企业的“内部人控制”是偷偷摸摸的“隐性私有化”，此后就是明目张胆的资产鲸吞。1994年6月30日，俄宣布终止“证券私有化”，未兑现的私有化证券作废，转入“货币私有化”阶段。所谓“货币私有化”，实际上是以全权委托银行制、抵押拍卖、国有股份委托经营制等形式以极其低廉的价格将国有资产转让给政治和经济权贵们，甚至鼓励这些权贵以国家资产作为资本去投机，如“贷款换股份”（见本刊2000年1月号《俄金融寡头是怎样崛起的》）。“货币私有化”实质上承认了“大众私有化”的失败，而默认了精英们以往攫取的不当利益并鼓励他们继续攫取这一利益，当时的评论指出，货币私有化是“私有化的私有化”。
来源：记者整理
“我是个平衡的人。”经历了俄罗斯转轨中进进退退的磨砺，伊拉里昂诺夫的确表现出种种平衡：在计划经济时代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但对自由市场政策有着直觉般的偏向，却也强调政府的积极角色；谈及政治问题时的出言谨慎，让你很难想像，1994年，他因为不同意当时政府的经济政策而挂冠去职。受到普京任命后再次从野入朝，成为对俄国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但经济学家的率直睿智和政治家的大胆精明在他身上共存，而且谈吐应对更像一位政治家——“我从未在政策辩论中输过”。
这已经是《财经》和这位俄罗斯总统首席经济顾问的第四度接触。此前的一周，为了深入理解同在转轨的近邻，《财经》全程追踪了这位对俄罗斯经济政策最有影响力的学者。在普京时代的中坚人物心中，俄罗斯和中国是怎样的一幅图景？
中国和俄罗斯：幸与不幸
中俄经济表现巨大差异的首要原因在于中国的经济政策实际比俄罗斯更自由取向
“我更愿意用中国和俄罗斯改革方式之间的‘差异’这个词，而不愿意说是‘优点和缺点’。”伊拉里昂诺夫说。
在他看来，中俄之间一个关键的差别是：中国经济政策的制定主要是出于经济的考虑，是为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俄罗斯经济政策背后的主要逻辑则是政治。“所谓的‘激进’改革实际上一点也不‘激进’。”他说。当时，制定经济政策是为了达到政治目标，而不是为了经济目的。“结果，我们经历了一次非常长的经济停滞期，这和中国是不一样的。”
我们或许应该以新的视角来看待两种转轨道路。“政策”这个平淡的词语后面是嬗变中种种政治和经济力量的错综交织。“所谓好的经济政策，应该包括自由化、开放、财政纪律、责任感和宏观经济稳定，以及一以贯之地将政府控制的经济向私人经济转变。”伊拉里昂诺夫的认识显然和今天中国的经验一致：经济政策的关键是人；政府的主要任务是消除压制企业家能力的障碍，只要如此，“就能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创造财富” 。
俄罗斯没能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创造财富，却经历了巨大财富的灰飞烟灭，民族心灵也由此受到重创。在伊拉里昂诺夫看来，之所以如此，首要的原因在于名义上是自由市场导向，实际上却非常反自由化的政策。
“我不喜欢‘休克疗法’的叫法，因为这个名称似乎意味着改革的速度比改革的内容更重要。”他强调，以很快的速度执行一项错误的政策正是通往灾难之路。如果经济政策有关财政谨慎、宏观稳定、自由化、开放，以及公有经济向私有经济转变，那么执行得越快越好；换言之，政策朝向不应该是财政失控、宏观不稳定，以及从私有经济转向国有经济。
伊拉里昂诺夫认为，1992年到1998年之间的政策正是从此前的自由化和政府干预较少的情况逆向而行。“这样的政策带来了危机、经济停滞、1998年的金融危机，价值400亿美元的私人财产被没收。”这项政策的许多起草人称其为自由化政策，伊拉里昂诺夫说，这实际上是非常反自由化、非常政府干预主义的政策。
与一般的看法不同，伊拉里昂诺夫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如此引人注目，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如此之快，是因为中国的中央和地方政府采取了非常自由化的经济政策，并且积极和广泛地采用试点的方法。
“只有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才可能有政治和社会的发展。为了能在社会中分配和再分配财富，我们必须先拥有财富。为了实现经济增长，必须有好的经济政策。好的经济政策，关键在人。”平淡无奇的结论背后，是这个灾难深重民族十余年的悲喜。
转轨之痛
中俄转轨之路的差别不在经济还是政治先行之分。而在俄罗斯，“运用经济政策来达到政治目标，这种做法是通往灾难的捷径。”
人们几乎已经习惯一种观点，即中俄转轨路径的分野在于经济改革先行——政治改革先行。然而，“这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如果有人说俄罗斯是严格的政治改革先行，经济改革随后，那么他就错了。”依拉里昂诺夫说。
“前苏联解体的时候，经济手段，例如货币政策、汇率政策、财政政策，被用来达到一些政治目的。结果是经济状况完全恶化，还导致了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不仅俄罗斯，全世界都是如此：当经济手段被用来达到政治目的的时候，都会发生大规模的危机。”
“当时（1992年～1995年），国有资产私有化方面使用的手段不仅非常特殊，而且根本就是错误的。接下来所谓的‘贷款换股份’，也是完全错误的。这一措施是为了在1995年和1996年的选举中取得支持。关于运用经济政策来达到政治目标的情况，还可以举出好多例子。”伊拉里昂诺夫谈到的是俄罗斯转轨最深的伤痛所在。权力和资本的共谋的扭曲，使得俄罗斯经历了最不平等、最富有垄断色彩的私有化进程，以霍多尔科夫斯基等人为代表的寡头经济格局就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
俄罗斯的忧虑与明天
“公众不讨论如何创造财富，而去讨论如何分配财富。这是通往灾难之路的开始。这让我很担心，这也不仅仅是俄罗斯的问题，而是全世界的问题。”
俄罗斯首富霍多尔科夫斯基被捕是近期该国最为轰动的事件，总统经济顾问对此出言相当谨慎。他不言政治，把判断留给了司法，但却一再向我们提及，俄罗斯经济严重依赖于自然资源垄断部门，这使他非常忧虑。
“只有法庭可以作出决定。在我们得到法庭的明确意见之前，应该假设人人都是无罪的。法庭应该是独立的，否则就不成其为法庭了。我还没有看到此案的比较令人信服的法律依据。”他补充道，“我不希望这件事对俄罗斯有任何长期的影响。”
但希望并不能掩盖这一事件折射出来的忧虑。霍多尔科夫斯基背后是俄罗斯的经济支柱——自然资源垄断部门。这正是总统经济顾问的忧虑所在，“自然资源是俄罗斯的一项相对比较优势。但是，如果这些自然资源形成了所谓的‘垄断租金’，丰富的自然资源也可以是一个劣势因素。”石油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其高价格就是欧佩克垄断政策的结果。石油出口国家因为这项政策得到了更多的石油资源，但是从长期来说，这是人类所发明的最具破坏力的政策之一。欧佩克国家现在的人均GDP比1979年的水平低30％。
经济增长缓慢的原因是垄断和政府推行的垄断政策。“在短期内，俄罗斯出口石油，并且因此而获益,但从制度和结构改革的长远角度看来，垄断会给俄罗斯的长期经济增长和发展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
忧虑不止是针对垄断本身，更在于它对整个民族心灵的戕害。依拉里昂诺夫举例说，最近俄罗斯有一个关于所谓的“自然租”的大辩论。一些自由人士认为，应该对石油、天然气和其他一些自然资源公司征收更高的税率，并把这些税收分配到其他产业、人群和地区。几个月以前，只有一小部分人持这一观点，现在，那些自称自由派的人们也在呼吁这样一种再分配安排。“公众不讨论如何创造财富，而是讨论如何分配财富。这是灾难之路的开始。这也不仅仅是俄罗斯的问题，而是全世界的问题。在广泛的意义上，每个人都有权利成为企业家并创造财富。他可以生产产品，提供服务，也可以创新思想。”面对《财经》杂志与世界经济论坛联合评选出的“中国新一代经济领袖”时，伊拉里昂诺夫特别提到对财富创造的赞赏。
俄罗斯何去何从？“俄罗斯政府2000年的经济政策计划已经部分地得到了执行，俄罗斯政府将继续剩下的部分，但是在12月的议会选举和3月的总统选举之前，或许不能全部完成。选举之后，将会是另一轮大规模的经济改革。”
“改革日程安排上有很多内容。我觉得最重要的包括行政改革、政府责任改革、政府支出改革和所谓自然垄断力量改革。这些垄断力量显然不是自然形成的，并且对俄罗斯的经济和政治生活有很大的负面影响。改革的主要目的是消除这些垄断。”
“行政改革的主要目的是要建立一个有效的、透明的、公正的政府体系；这样的体系是实行改革的主要或者惟一的工具。政府支出改革的主要目的是减小政府的规模。”他说。一些中国的同行可能会感到奇怪，俄罗斯的政府规模比中国的要大很多，“如果看政府中财富分配和再分配的层次，俄罗斯要比中国多很多。”
虽然12年来从未来过中国，伊拉里昂诺夫对中国的了解之多出人意料。他告诉记者，他的儿子在学习中文，普京总统的儿子也在学习中文。
本刊实习研究员Joe Westersund、记者周伟对此文亦有贡献
资料
俄罗斯的权贵私有化
1992年10月1日，俄罗斯开始发放私有化证券，在全国统一大规模以证券的形式分配国有资产，启动了“大众私有化”进程。俄罗斯名义上以“大众私有化”为起点，但最终出现了以霍多尔科夫斯基等“七巨头”为代表的金融——工业寡头现象，根本性的原因并不在于恶化的宏观经济环境和不完善的金融市场，或是高度分割的、“原子化”的股权结构，而在于这些私有化证券实际上不能代表对原国有资产的所有权——在这一点上它甚至不能被称为“证券”——因为实际控制权在权力精英们的手里。
在前苏联末期，经济混乱中的国有企业，特别是那些关乎国计民生的大型垄断企业的实际控制权，已经被经理和官员这些政治和经济精英们攫取到手中并在整个转轨过程中被牢牢地把持。不管是名义上被私有化的还是仍然由国家经营的，实际上都是精英们权力的囊中之物。“他们当然有原罪，”在普林斯顿大学的俄罗斯经济学家谢尔盖·古里耶夫道，“你能想像他们以那样低的价格获得国家资产吗？”
这就是精英们所主导的政治权力资本化的过程。对国有企业的“内部人控制”是偷偷摸摸的“隐性私有化”，此后就是明目张胆的资产鲸吞。1994年6月30日，俄宣布终止“证券私有化”，未兑现的私有化证券作废，转入“货币私有化”阶段。所谓“货币私有化”，实际上是以全权委托银行制、抵押拍卖、国有股份委托经营制等形式以极其低廉的价格将国有资产转让给政治和经济权贵们，甚至鼓励这些权贵以国家资产作为资本去投机，如“贷款换股份”（见本刊2000年1月号《俄金融寡头是怎样崛起的》）。“货币私有化”实质上承认了“大众私有化”的失败，而默认了精英们以往攫取的不当利益并鼓励他们继续攫取这一利益，当时的评论指出，货币私有化是“私有化的私有化”。
来源：记者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