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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历史角度来说，明代工艺品达到了一个高度，无论是审美情趣还是制作技巧，都形成了自己的一方特色。本文对《天工开物》卷二《乃服》進行研究，通过宋应星向我们呈现的资料，找到明代丝织行业的脉络。
【关键词】天工开物；丝绸；文化；杭嘉湖
【中图分类号】G124 【文献标识码】A
《天工开物》上卷中第二子卷“乃服”囊括了作者通过民间工艺考察从而记载的关于明代服饰种类、材质、织造技法、织造工具等，根据内容用标题加以区别：《蚕种》《蚕浴》《种忌》《种类》《抱养》《养忌》《叶料》《食忌》《病症》《老足》《结茧》《取茧》《物害》《择茧》以时间线描述了养蚕择茧的细节；《造绵》《治丝》《调丝》阐述了治丝及丝绵的过程；《纬络》《经具》《过糊》《边维》《经数》《穿经》《分名》则对丝织步骤进行详细描述；《花机式》《腰机式》《结花本》《龙袍》《倭缎》是对不同丝织品的介绍。
一、杭嘉湖桑蚕业
在《蚕种》中，作者提到：“承藉卵生者，或纸或布，随方者用（嘉、湖用桑皮厚纸，来年尚可再用）”，意思是用于承接雄、雌蛾交配产卵的纸中，嘉兴、湖州采用较为厚重的桑纸为首选，因其优质的材料得以在第二年还能继续使用。可见嘉、湖地区的桑蚕业在明代较其他地区，已经相当完善，在细节上具有可循环性。《蚕浴》中，作者着笔道：“凡蚕用浴法，惟嘉、湖两郡，湖多用天露、石灰，嘉多用盐卤水……盖低种经浴，则自死不出，不费叶故，且得丝亦多也。晚种不用浴”，从中向我们介绍了嘉兴湖州两地特有的筛选蚕种的方法，通过天露浴、石灰浴或盐水、卤水浴的方法对蚕种进行浸浴，十二天后进行微火烘烤，后将蚕种珍藏，一月后再进行孵化培育，如此过程之后，孱弱的蚕种就会死亡而不费桑叶，吐丝也相对更多，说明当时的人们已能对自然规律加以利用。
杭嘉湖地区对桑蚕业技术的细节把控同样体现在《叶料》中：“嘉、湖用枝条垂压，今年视桑树绑生条，用竹钩挂卧，逐渐近地面，至冬月则抛土压之，来春每节生根，则剪开他栽。其树精华暂聚叶上，不复生葚与开花矣。”嘉兴、湖州的人们用压条的方法培植桑树，利用重物将桑树侧枝进行施压，使桑树不再开花结果，以保证桑叶质量。并且古人讲究时间，“凡清明逝三日”，幼蚕变“自然生出”。此时人们当控温控湿，恪守细节如“凡大眠后计上叶十二餐方腾，太勤则丝糙”。
在《结茧》中，作者提到：“凡结茧比如嘉、湖，方尽其法”，处理蚕茧的时候要用嘉兴、湖州的方法才能算作是最好的，因为“若嘉、湖产丝成衣，即入水浣濯百余度，其质尚存”，即使洗濯多次，这些衣物的质量都不会下降；“其法析竹编箔，其下横架料木约六尺高，地下摆列炭火（炭忌爆炸），方圆去四五尺即烈火一盆。初上山时，火分两路略轻少，引他成绪，蚕恋火意，即时造茧，不复缘走”，之后“用铜钱坠打成线，织成湖绸”，剩下的茧子放在架子上，准备用以“治丝”“扩棉”。
明代，桑蚕业已经相当完善，现代科学技术渗透到工艺程序中，比如出现了运用物种进化的原理进行蚕虫杂交、淘汰孱弱幼蚕的方法。杭嘉湖地区在基本流程中出现多个细节上的亮点，而这些细节并非空想所得，而是依赖于多次、多量的实践，同时其目的性非常明确，即为了能够给生产过程带来便利，以提高丝绸质量。实际上这映射了中国明代设计的部分精神，如受墨子“故所为功利于人谓之巧，不利于人谓之拙”观点的影响，人们的劳动围绕“实用”展开。
二、杭嘉湖治丝过程
得丝方法其一为丝绵，“湖绵独白净清化者，总源手法之妙”，湖州制的丝绵相比其他地方更为洁白纯净，这源于治丝人的精妙手艺，在这个过程中，手、茧、水流的关系被放大，三者合拍。
缫丝过程中向锅内沸水中投入蚕茧，“凡茧滚沸时，以竹签拨动水面，丝绪自见”，再将丝绪提入手中，穿过竹针眼，用送丝竿勾挂，最后绕上缫车，湖州的这种方法相比四川“两人对寻锅中绪”，宋应星认为“终不若湖制之尽善也”。之后所得的丝要经过调丝、经具、过糊、边维的工艺处理。在大关车上的丝用水淋湿，再“转铤而纺于竹管之上”，之后丝线穿过竹竿上的篾圈“溜眼”，过“掌扇”后缠绕在经耙上，固定好后“交竹二度，一上一下间丝，然后极于筘内”，将织机上的经轴与印架拉开五至七丈，便可准备穿综梭织了。
第二部分治丝业，一方面陈述了由茧到丝的加工过程，这个过程被分解为多个步骤，且每一个都被命名，基本当时所有的治丝过程都不脱离这些程序；其次，机器的展示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部分，在《天工开物》中，关于这部分内容总共出现了五幅图片，每幅图片都以人在使用机器为基本构图，每一幅图中的机器都具有各自的功能，可见科技始终贯穿于手工劳动过程。
三、杭嘉湖丝织品
杭州在明代以“杭绢”最为著名，这是是一种没有花纹的素织物。《天工开物·乃服》中《腰机式》也提及这种绢的织造方法：“凡织杭西、罗地等绢，轻素等绸，银条、经帽等纱，不必用花机，只用小机”，织匠在使用机子时以一块皮为靠背，以腰部和臀部用力。此方法织造出的布帛整齐坚泽，更适合民间使用。
与朴素的“杭绢”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龙袍，《龙袍》中宋应星指出明代上供给皇上的龙袍，均由位于杭州和杭州的染织局制作，织造龙袍的花织机高一丈五，要“能手两人扳提花本”，每织几寸都要进行图案的变幻，一件龙袍需要几架织花机分段完成。从材料上说，所用的丝需要先染成赭黄色再使用。虽然织造龙袍是一件极为繁琐的工作，宋应星却并没有使用过多的篇幅进行描述，而是用“其中节目微细，不可得而详考云”一笔带过，可见，贵族的奢华珍宝并不是宋应星写《天工开物》的对象。
不难想象明代杭嘉湖地区丝绸行业的繁荣，张瀚《松窗梦语》中描述杭州当时“桑麻遍野，茧丝、棉苎之所出，四方皆咸取给焉，虽秦晋燕周大贾不远数千里求罗绮增币者，必走浙之东也”，机杼之声，通宵彻夜。江浙成为明代中国四大丝绸生产区之一，是全国丝织生产中心。 杭嘉湖地区之所以形成相对较为成熟的丝绸业气象，与当时社会文化的发展状况不无关联，虽然程朱理学在明代日趋没落，但是仍旧在社会中存留影响，在强调儒学社会、民族感、伦理道德及个人生命信仰等理念的综合影响下，明代社会上下形成一种趋于简朴的社会风气。朝廷中制度森严，形制森严，从完整的“补子”服饰制度便可一窥，同时中央提倡节俭，《明史·與服志三》写到：“非世家不架高堂，衣饰器皿不敢奢侈”。由此可见，明代社会不允许有淫奢的风气出现。同时新的思想也在更替中出现，王守仁“知行合一”的心理学正在流行，该学说认知和实践相结合才能致善，这种论调为稍后的博学派和经史派奠定了基础，经史派主张实用，注重对自然科学的研究，而这种探知和归纳世界的方法正是《天工开物》成书的指导根基。
反观杭嘉湖地区丝绸业，实践与思想并存的概念一方面促使人们对自己行业中践行的部分更加关注；另一方面，促成杭嘉湖地区区别于其他地区丝绸发展的重要因素还有经济因素，明代中后期生产业再度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江南地区逐渐萌芽，官营织造与民间丝织业均很发达。可以说，杭嘉湖地区就是在丝绸生产和贸易交流交织的环境下逐渐兴旺。
回到《天工开物》本身，这部著作在某种程度上带有“天地人三才”的文化意味。在明代的话语体系中，“三才”具有庞大的包容力去构建文化的方式，对于绘画也能用三才的眼光进行审视。而明代的百科全书《三才图会》也由此得名。在绘画中，“天”无色无气，“地”是文人对空间和地点再现能力的表达，“人”一开始是男人记录自己的小巷，逐渐演变为对于人事之间的记录。《天工开物》中的杭嘉湖丝绸行业景象也符合这种审美语境，“天工”即自然的职能 ，“开物”是人工开发万物，人们在桑田间、在机杼前劳动的身影，就是人与自然不断对话的过程。
参考文献：
[1]宋应星.天工开物[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
[2] 周礼·考工记[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
[3]文震亨.长物志[M].北京：中华书局，2012.
[4]田自秉.工艺美术概论[M].上海：知识出版社，1991.
[5]田自秉 吴淑生.中國染织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6]田自秉.中国工艺美术史[M].北京：中国出版集团，2010.
[7]袁宣萍 赵丰.中国丝绸文化史[M].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2009.
[8]许闻君.《天工开物》纺织词研究[D].重庆：西南大学，2010.
[9]王渊.补服形制研究[D].上海：东华大学，2011.
[10]天工开物设计思想研究[D].武汉：武汉理工大学，2006.
[11]陈娟娟.明代的丝绸艺术[J].故宫博物院，1992（1）.
[12]戴立强.明代品官“补子”新探[J].辽海文学期刊，1995（2）.
[13]许江.人文传统[M].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3.
[14]明代的图像与视觉性[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作者简介：丁愫卿（1995-），女，浙江杭州人，杭州师范大学在读硕士，研究方向：设计学装饰。
【关键词】天工开物；丝绸；文化；杭嘉湖
【中图分类号】G124 【文献标识码】A
《天工开物》上卷中第二子卷“乃服”囊括了作者通过民间工艺考察从而记载的关于明代服饰种类、材质、织造技法、织造工具等，根据内容用标题加以区别：《蚕种》《蚕浴》《种忌》《种类》《抱养》《养忌》《叶料》《食忌》《病症》《老足》《结茧》《取茧》《物害》《择茧》以时间线描述了养蚕择茧的细节；《造绵》《治丝》《调丝》阐述了治丝及丝绵的过程；《纬络》《经具》《过糊》《边维》《经数》《穿经》《分名》则对丝织步骤进行详细描述；《花机式》《腰机式》《结花本》《龙袍》《倭缎》是对不同丝织品的介绍。
一、杭嘉湖桑蚕业
在《蚕种》中，作者提到：“承藉卵生者，或纸或布，随方者用（嘉、湖用桑皮厚纸，来年尚可再用）”，意思是用于承接雄、雌蛾交配产卵的纸中，嘉兴、湖州采用较为厚重的桑纸为首选，因其优质的材料得以在第二年还能继续使用。可见嘉、湖地区的桑蚕业在明代较其他地区，已经相当完善，在细节上具有可循环性。《蚕浴》中，作者着笔道：“凡蚕用浴法，惟嘉、湖两郡，湖多用天露、石灰，嘉多用盐卤水……盖低种经浴，则自死不出，不费叶故，且得丝亦多也。晚种不用浴”，从中向我们介绍了嘉兴湖州两地特有的筛选蚕种的方法，通过天露浴、石灰浴或盐水、卤水浴的方法对蚕种进行浸浴，十二天后进行微火烘烤，后将蚕种珍藏，一月后再进行孵化培育，如此过程之后，孱弱的蚕种就会死亡而不费桑叶，吐丝也相对更多，说明当时的人们已能对自然规律加以利用。
杭嘉湖地区对桑蚕业技术的细节把控同样体现在《叶料》中：“嘉、湖用枝条垂压，今年视桑树绑生条，用竹钩挂卧，逐渐近地面，至冬月则抛土压之，来春每节生根，则剪开他栽。其树精华暂聚叶上，不复生葚与开花矣。”嘉兴、湖州的人们用压条的方法培植桑树，利用重物将桑树侧枝进行施压，使桑树不再开花结果，以保证桑叶质量。并且古人讲究时间，“凡清明逝三日”，幼蚕变“自然生出”。此时人们当控温控湿，恪守细节如“凡大眠后计上叶十二餐方腾，太勤则丝糙”。
在《结茧》中，作者提到：“凡结茧比如嘉、湖，方尽其法”，处理蚕茧的时候要用嘉兴、湖州的方法才能算作是最好的，因为“若嘉、湖产丝成衣，即入水浣濯百余度，其质尚存”，即使洗濯多次，这些衣物的质量都不会下降；“其法析竹编箔，其下横架料木约六尺高，地下摆列炭火（炭忌爆炸），方圆去四五尺即烈火一盆。初上山时，火分两路略轻少，引他成绪，蚕恋火意，即时造茧，不复缘走”，之后“用铜钱坠打成线，织成湖绸”，剩下的茧子放在架子上，准备用以“治丝”“扩棉”。
明代，桑蚕业已经相当完善，现代科学技术渗透到工艺程序中，比如出现了运用物种进化的原理进行蚕虫杂交、淘汰孱弱幼蚕的方法。杭嘉湖地区在基本流程中出现多个细节上的亮点，而这些细节并非空想所得，而是依赖于多次、多量的实践，同时其目的性非常明确，即为了能够给生产过程带来便利，以提高丝绸质量。实际上这映射了中国明代设计的部分精神，如受墨子“故所为功利于人谓之巧，不利于人谓之拙”观点的影响，人们的劳动围绕“实用”展开。
二、杭嘉湖治丝过程
得丝方法其一为丝绵，“湖绵独白净清化者，总源手法之妙”，湖州制的丝绵相比其他地方更为洁白纯净，这源于治丝人的精妙手艺，在这个过程中，手、茧、水流的关系被放大，三者合拍。
缫丝过程中向锅内沸水中投入蚕茧，“凡茧滚沸时，以竹签拨动水面，丝绪自见”，再将丝绪提入手中，穿过竹针眼，用送丝竿勾挂，最后绕上缫车，湖州的这种方法相比四川“两人对寻锅中绪”，宋应星认为“终不若湖制之尽善也”。之后所得的丝要经过调丝、经具、过糊、边维的工艺处理。在大关车上的丝用水淋湿，再“转铤而纺于竹管之上”，之后丝线穿过竹竿上的篾圈“溜眼”，过“掌扇”后缠绕在经耙上，固定好后“交竹二度，一上一下间丝，然后极于筘内”，将织机上的经轴与印架拉开五至七丈，便可准备穿综梭织了。
第二部分治丝业，一方面陈述了由茧到丝的加工过程，这个过程被分解为多个步骤，且每一个都被命名，基本当时所有的治丝过程都不脱离这些程序；其次，机器的展示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部分，在《天工开物》中，关于这部分内容总共出现了五幅图片，每幅图片都以人在使用机器为基本构图，每一幅图中的机器都具有各自的功能，可见科技始终贯穿于手工劳动过程。
三、杭嘉湖丝织品
杭州在明代以“杭绢”最为著名，这是是一种没有花纹的素织物。《天工开物·乃服》中《腰机式》也提及这种绢的织造方法：“凡织杭西、罗地等绢，轻素等绸，银条、经帽等纱，不必用花机，只用小机”，织匠在使用机子时以一块皮为靠背，以腰部和臀部用力。此方法织造出的布帛整齐坚泽，更适合民间使用。
与朴素的“杭绢”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龙袍，《龙袍》中宋应星指出明代上供给皇上的龙袍，均由位于杭州和杭州的染织局制作，织造龙袍的花织机高一丈五，要“能手两人扳提花本”，每织几寸都要进行图案的变幻，一件龙袍需要几架织花机分段完成。从材料上说，所用的丝需要先染成赭黄色再使用。虽然织造龙袍是一件极为繁琐的工作，宋应星却并没有使用过多的篇幅进行描述，而是用“其中节目微细，不可得而详考云”一笔带过，可见，贵族的奢华珍宝并不是宋应星写《天工开物》的对象。
不难想象明代杭嘉湖地区丝绸行业的繁荣，张瀚《松窗梦语》中描述杭州当时“桑麻遍野，茧丝、棉苎之所出，四方皆咸取给焉，虽秦晋燕周大贾不远数千里求罗绮增币者，必走浙之东也”，机杼之声，通宵彻夜。江浙成为明代中国四大丝绸生产区之一，是全国丝织生产中心。 杭嘉湖地区之所以形成相对较为成熟的丝绸业气象，与当时社会文化的发展状况不无关联，虽然程朱理学在明代日趋没落，但是仍旧在社会中存留影响，在强调儒学社会、民族感、伦理道德及个人生命信仰等理念的综合影响下，明代社会上下形成一种趋于简朴的社会风气。朝廷中制度森严，形制森严，从完整的“补子”服饰制度便可一窥，同时中央提倡节俭，《明史·與服志三》写到：“非世家不架高堂，衣饰器皿不敢奢侈”。由此可见，明代社会不允许有淫奢的风气出现。同时新的思想也在更替中出现，王守仁“知行合一”的心理学正在流行，该学说认知和实践相结合才能致善，这种论调为稍后的博学派和经史派奠定了基础，经史派主张实用，注重对自然科学的研究，而这种探知和归纳世界的方法正是《天工开物》成书的指导根基。
反观杭嘉湖地区丝绸业，实践与思想并存的概念一方面促使人们对自己行业中践行的部分更加关注；另一方面，促成杭嘉湖地区区别于其他地区丝绸发展的重要因素还有经济因素，明代中后期生产业再度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江南地区逐渐萌芽，官营织造与民间丝织业均很发达。可以说，杭嘉湖地区就是在丝绸生产和贸易交流交织的环境下逐渐兴旺。
回到《天工开物》本身，这部著作在某种程度上带有“天地人三才”的文化意味。在明代的话语体系中，“三才”具有庞大的包容力去构建文化的方式，对于绘画也能用三才的眼光进行审视。而明代的百科全书《三才图会》也由此得名。在绘画中，“天”无色无气，“地”是文人对空间和地点再现能力的表达，“人”一开始是男人记录自己的小巷，逐渐演变为对于人事之间的记录。《天工开物》中的杭嘉湖丝绸行业景象也符合这种审美语境，“天工”即自然的职能 ，“开物”是人工开发万物，人们在桑田间、在机杼前劳动的身影，就是人与自然不断对话的过程。
参考文献：
[1]宋应星.天工开物[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
[2] 周礼·考工记[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
[3]文震亨.长物志[M].北京：中华书局，2012.
[4]田自秉.工艺美术概论[M].上海：知识出版社，1991.
[5]田自秉 吴淑生.中國染织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6]田自秉.中国工艺美术史[M].北京：中国出版集团，2010.
[7]袁宣萍 赵丰.中国丝绸文化史[M].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2009.
[8]许闻君.《天工开物》纺织词研究[D].重庆：西南大学，2010.
[9]王渊.补服形制研究[D].上海：东华大学，2011.
[10]天工开物设计思想研究[D].武汉：武汉理工大学，2006.
[11]陈娟娟.明代的丝绸艺术[J].故宫博物院，1992（1）.
[12]戴立强.明代品官“补子”新探[J].辽海文学期刊，1995（2）.
[13]许江.人文传统[M].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3.
[14]明代的图像与视觉性[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作者简介：丁愫卿（1995-），女，浙江杭州人，杭州师范大学在读硕士，研究方向：设计学装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