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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查德·柯蒂斯还没有成为著名的编剧，也没有考入牛津大学，只是生活在小镇上一个普普通通的英国男孩时，每当夜晚来临，他会装作很平常的样子和爸妈道晚安，然而奔向卧室的步伐中却有着掩饰不住的兴奋：“每当夜晚来临，我就会躺到床上，将收音机放到枕头下面，然后打开它听那些你从未在其他地方听过、充满着奇幻色彩的音乐。你的父母很可能会在楼下冲你喊：‘快点上床，关灯睡觉’……”
理查德·柯蒂斯的年纪要比我大许多，但“偷听收音机”却让我们拥有了相同的记忆，成为一代人。在没有Iphone没有Mp3没有CD机没有随身听的少女时代，收听电台的音乐广播是我生活中的唯一乐趣，但严厉的母亲不允许任何影响学习的因素存在于我的房间，所以偷听广播时，我需要一只耳朵“站岗”，提防房间外母亲的脚步声随时响起，再将另一只耳朵贴向音量调到最小的收音机，随后，我就变成了爱丽丝，跟随电波，掉啊，掉啊，掉啊，掉到了仙境。
那时常听的音乐广播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海外乐坛》，为此专门准备了一个本子，每听到一首歌都在上面做一个记录。记得第一次在节目里听到肯尼·罗杰斯的《Lady》时，当他用沙哑、醇厚的嗓音唱起“女士/我就是身穿闪亮盔甲保护你的武士”时，我的眼泪顿时奔涌而出，那歌声太深情了，如清泉浸润着我极度渴望、却又不知道在渴望着什么的心灵，原来是这样：有多少种声音存在，就有多少种表达爱的方式。
台湾著名电台DJ马世芳曾在博客中回忆属于他的（也是我的）那个年代：“……没钱买录音带就听广播，把播出歌单一条条抄在笔记本上，或者干脆录下来反覆地听。在那个资讯相对贫乏的年代，多少孩子夜夜守着收音机，等候电波送来那些美妙美好的歌，广播DJ便是为乐迷带来‘火种’的‘启蒙者’”。
我倾慕那些为我带来火种的广播DJ们，他们的声音如同一缕微风，时而如春天的微风般亲和，时而如夏天的微风般轻柔，时而如秋天的微风般爽利，我在他们用电波的曲线勾勒出的声音季节中，独享美景。
大学毕业之后，我曾为是去电台还是电视台工作很犹豫了一番，如果手边有一朵花，我就会撕它的花瓣，一瓣“电台”，一瓣“电视台”地将未来交给花去解决，但那朵花始终没存在过，于是，我听从虚荣心的派遣，去了电视台。
但是，电台和电视台，同居一座办公大楼，电台的播音间在二楼，我们的办公区在七楼，每天来来回回地，总能在同一个电梯间碰到那些忙碌的广播DJ们，他们拎着塑料筐，里面装着播音稿，和节目所需要的音乐磁带（那是盒式带为王的时代），与身边的人交流时，他们的语速极快，飞快开合的嘴皮子总让我想起布罗茨基对曼德里施塔姆诗句的形容：一种“高速度的诗”，“带有尖利、意外的变调和升调，有些像金丝雀的颤音”。
每每相遇，我都在心底向他们打招呼：你们好，我的“长腿叔叔”们！望向他们的目光，也充满了无言的感激和无声的倾慕，可惜，谁都不曾留意、会意。工作一段时间后，终于有机会可以申请拍摄音乐专题，我将酝酿许久的选题报了上去：省内知名广播DJ们台前幕后的工作生活。前期采访阶段，我来到省电台，跟随著名DJ钟扬和她的搭档走进直播间，当看到DJ们在一首歌的空当，喝水、看稿、聊几句嗑儿时，我坐在她们身后，微笑着，那一刻，电波有没有将我的微笑放送到某个正在收听广播的女孩的耳畔呢？希望她能感觉快乐。
那部音乐专题的拍摄，因为种种原因，最终搁浅。看来，我对广播DJ们还是爱得不深，换做理查德·柯蒂斯，可不会那么轻易就放弃：上世纪六十年代的英国，有一个非法的“海盗电台”在夜以继日地播放摇滚乐，超过英国总人口的一半都在听这个电台，这当中包括每天守候到深夜的小理查德·柯蒂斯，是“海盗”DJ们让柯蒂斯对音乐产生如此至深的情感，他们将火种埋在柯蒂斯的脑海中，几十年后，创作的火焰终于喷发：2009年，理查德·柯蒂斯自编自导的影片《海盗电台》成功上映。
影片中那群疯狂的DJ主持节目的方式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对他们的塑造一定来自柯蒂斯童年偷听广播时的记忆：先是静默几秒钟，然后说：“来播首曲子，我受不了沉默”；将长绳搭在话筒上，坐着轮椅边拉着绳子冲到话筒前，边开场问好，人为地加大声音的冲击力；高声尖叫，然后说：“你刚才听到的声音，是错过周日排行榜的惨叫”……
《海盗电台》是理查德·柯蒂斯献给电台DJ们的一首情歌，而我，也终于等到一个表白的机会：在祖国的六十周年华诞、也是哈尔滨广播电台的八十三岁生辰之际，台里举办了一台晚会，领导要求我创作一首朗诵诗，于是《用声音绘出最美的彩虹》便成篇了：
“……我要将电波画成两架桥梁/一座连接起阳光下的城市/从街巷到家门从城市到乡村/另一座桥沟通起月光下的世界/从话筒到星辰从耳畔到心灵/将温柔的私语镶嵌在电波里/与梦的羽翼一同迁徙……”
晚会录制那天，我悄悄来到演播室，将多位播音员联袂朗诵的实况用手机录下来，我先生纳罕：“你从来对自己写的东西不在乎，这又是耍哪出儿？”他不知道，这是献给在过去无数个夜晚中，用声音陪伴孤单的我的电台DJ们的情诗，我可要好好珍藏。
理查德·柯蒂斯的年纪要比我大许多，但“偷听收音机”却让我们拥有了相同的记忆，成为一代人。在没有Iphone没有Mp3没有CD机没有随身听的少女时代，收听电台的音乐广播是我生活中的唯一乐趣，但严厉的母亲不允许任何影响学习的因素存在于我的房间，所以偷听广播时，我需要一只耳朵“站岗”，提防房间外母亲的脚步声随时响起，再将另一只耳朵贴向音量调到最小的收音机，随后，我就变成了爱丽丝，跟随电波，掉啊，掉啊，掉啊，掉到了仙境。
那时常听的音乐广播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海外乐坛》，为此专门准备了一个本子，每听到一首歌都在上面做一个记录。记得第一次在节目里听到肯尼·罗杰斯的《Lady》时，当他用沙哑、醇厚的嗓音唱起“女士/我就是身穿闪亮盔甲保护你的武士”时，我的眼泪顿时奔涌而出，那歌声太深情了，如清泉浸润着我极度渴望、却又不知道在渴望着什么的心灵，原来是这样：有多少种声音存在，就有多少种表达爱的方式。
台湾著名电台DJ马世芳曾在博客中回忆属于他的（也是我的）那个年代：“……没钱买录音带就听广播，把播出歌单一条条抄在笔记本上，或者干脆录下来反覆地听。在那个资讯相对贫乏的年代，多少孩子夜夜守着收音机，等候电波送来那些美妙美好的歌，广播DJ便是为乐迷带来‘火种’的‘启蒙者’”。
我倾慕那些为我带来火种的广播DJ们，他们的声音如同一缕微风，时而如春天的微风般亲和，时而如夏天的微风般轻柔，时而如秋天的微风般爽利，我在他们用电波的曲线勾勒出的声音季节中，独享美景。
大学毕业之后，我曾为是去电台还是电视台工作很犹豫了一番，如果手边有一朵花，我就会撕它的花瓣，一瓣“电台”，一瓣“电视台”地将未来交给花去解决，但那朵花始终没存在过，于是，我听从虚荣心的派遣，去了电视台。
但是，电台和电视台，同居一座办公大楼，电台的播音间在二楼，我们的办公区在七楼，每天来来回回地，总能在同一个电梯间碰到那些忙碌的广播DJ们，他们拎着塑料筐，里面装着播音稿，和节目所需要的音乐磁带（那是盒式带为王的时代），与身边的人交流时，他们的语速极快，飞快开合的嘴皮子总让我想起布罗茨基对曼德里施塔姆诗句的形容：一种“高速度的诗”，“带有尖利、意外的变调和升调，有些像金丝雀的颤音”。
每每相遇，我都在心底向他们打招呼：你们好，我的“长腿叔叔”们！望向他们的目光，也充满了无言的感激和无声的倾慕，可惜，谁都不曾留意、会意。工作一段时间后，终于有机会可以申请拍摄音乐专题，我将酝酿许久的选题报了上去：省内知名广播DJ们台前幕后的工作生活。前期采访阶段，我来到省电台，跟随著名DJ钟扬和她的搭档走进直播间，当看到DJ们在一首歌的空当，喝水、看稿、聊几句嗑儿时，我坐在她们身后，微笑着，那一刻，电波有没有将我的微笑放送到某个正在收听广播的女孩的耳畔呢？希望她能感觉快乐。
那部音乐专题的拍摄，因为种种原因，最终搁浅。看来，我对广播DJ们还是爱得不深，换做理查德·柯蒂斯，可不会那么轻易就放弃：上世纪六十年代的英国，有一个非法的“海盗电台”在夜以继日地播放摇滚乐，超过英国总人口的一半都在听这个电台，这当中包括每天守候到深夜的小理查德·柯蒂斯，是“海盗”DJ们让柯蒂斯对音乐产生如此至深的情感，他们将火种埋在柯蒂斯的脑海中，几十年后，创作的火焰终于喷发：2009年，理查德·柯蒂斯自编自导的影片《海盗电台》成功上映。
影片中那群疯狂的DJ主持节目的方式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对他们的塑造一定来自柯蒂斯童年偷听广播时的记忆：先是静默几秒钟，然后说：“来播首曲子，我受不了沉默”；将长绳搭在话筒上，坐着轮椅边拉着绳子冲到话筒前，边开场问好，人为地加大声音的冲击力；高声尖叫，然后说：“你刚才听到的声音，是错过周日排行榜的惨叫”……
《海盗电台》是理查德·柯蒂斯献给电台DJ们的一首情歌，而我，也终于等到一个表白的机会：在祖国的六十周年华诞、也是哈尔滨广播电台的八十三岁生辰之际，台里举办了一台晚会，领导要求我创作一首朗诵诗，于是《用声音绘出最美的彩虹》便成篇了：
“……我要将电波画成两架桥梁/一座连接起阳光下的城市/从街巷到家门从城市到乡村/另一座桥沟通起月光下的世界/从话筒到星辰从耳畔到心灵/将温柔的私语镶嵌在电波里/与梦的羽翼一同迁徙……”
晚会录制那天，我悄悄来到演播室，将多位播音员联袂朗诵的实况用手机录下来，我先生纳罕：“你从来对自己写的东西不在乎，这又是耍哪出儿？”他不知道，这是献给在过去无数个夜晚中，用声音陪伴孤单的我的电台DJ们的情诗，我可要好好珍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