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春华
　　（作者系北京大学考试研究院院长）

　　与改革开放同行的高考进入第37个年头。
　　高考的全称是“全国高等院校招生录取考试”。这套制度实际上由三个体系组成：一是统一时间的考试体系——其实没有实现完全统一，分省命题后各省市的高考题目就不尽相同；二是各省市考试院或高招办独家管理的报考和投档体系；三是具备招生资格高校的录取体系。
　　今天人们关注的往往是第一个体系：考什么，怎么考的问题，比如外语要不要考，权重多少。但高考制度改革的核心和根本，实际上是后两个体系，是政府部门如何转变职能和大学如何录取的问题。
　　我将现行高考制度的弊端归结为两个字：僵化。作为国家考试，高考必须要统一，而统一必然带来僵化，因此僵化是内生性的——这种内生性的僵化虽然由于分省命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但却导致了另外一些问题。
　　僵化的主要体现是录取模式。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从运行机制上看，带有强烈的计划经济特征。从“分省计划”的编制到报批再到录取，一切必须按事先制定的“计划”进行——“招生计划”可能是当代中国唯一还名为“计划”的东西——中间很难根据实际情况调整；二是大学招生录取的依据只是一次考试成绩，而一次考试成绩显然具有比较大的偶然性；三是大学只能根据事先确定的分省计划名额，从高到低划定录取分数线，分数线上的学生，不适合也不能拒绝，分数线下的学生，再优秀也无法录取。这是现行高考制度僵化性体现得最严重的一点，我称之为“分数刚性”；四是大学录取时必须将考生对应到具体的专业，专业被人为地根据当下的评价划分为三六九等，分别对应不同的分数，不同专业之间不得进行调整，特别是不得从低分专业向高分专业调整，完全忽视了学生的兴趣和社会发展的需求，背离了本科教育追求非专业化的主流趋势。
　　实际上，这就是典型的前苏联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大学录取制度与中国古代科举制“分路取士”制度的古怪联姻，既违背了教育规律，也不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更不能适应当代高等教育飞速发展的变化。当全球正在研制奔向太空的新型飞行器时，我们却还在努力让自己的马队跑得更整齐一些。
　　大学的首要任务是培养人才。现代社会，大学招生可分为几个层次：招收达到一定知识水平的学生，将其培养成合格公民；在上一层次的基础上，招收适合自身人才培养特点的学生，将其培养成高素质的优秀公民；第三层次是在第二层次的基础上，招收具备发展潜能的学生，引导他们进入感兴趣的领域，逐步成长为推动社会进步的优秀人才；第四层次是在第三层次的基础上，招收具有创新精神的优秀学生，使他们成长为能够解决人类未知世界的难题，影响世界甚至改变世界的灵魂人物。这种着眼于人本身的成长进步的理念，完全有别于计划经济体制下把人训练成为符合国家工业化建设进程所需要的螺丝钉的理念。
　　不难看出，上述四个层次的目标各有不同，因此，不同的大学应当有不同的录取标准。
　　如果仅仅只是录取制度自身的僵化倒也罢了，问题的关键在于，高考招生录取是“指挥棒”，直接影响着向前延伸的基础教育和向后延伸的高等教育。
　　高考考什么，学生背什么——而不是学什么，不考的内容则被忽略甚至放弃。比如说，体育很难标准化考试。因此，许多中学将体育课压缩，甚至取缔体育课，导致当代中国青少年的身体素质可能是历史上最差的；再比如，道德素质根本无法通过考试进行观测。因此，道德教育令人奇怪地被等同于思想品德课。学生可以将课本上的道德条目背得滚瓜烂熟，在现实生活中却完全没有道德标准。
　　由于在长期的重复训练过程中丧失了至为宝贵的思考能力和动力，进入大学之后，他们难以适应大学的节奏，并出现一系列严重的问题。
　　大学的重要意义并非在于教会学生掌握多少前人已知的知识，而是在于使学生获得发现未知世界的能力。做不到这点，大学就不能称之为大学，而只能是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当然，它也有自身存在的价值。
　　如果说统一的国家考试无法克服其内生性的僵化，那么，通过战略性的制度重组，将考试的僵化限定在一定范围内，增加大学招生录取体系的弹性，进而缓解甚至消除整个高考考试招生录取制度的僵化，也许是一个稳健务实的改革路线图。至于由此带来的对公平的影响，需要相关配套制度——例如公示制度和加强监督，等等——予以完善。这恰恰就是始于2003年的自主选拔录取改革试点工作的出发点和走过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