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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庸官懒政,对于我国干部队伍建设来说,既是老难点,也是新课题。为此,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明确强调,要“加大治懒治庸力度,着力解决干部管理不严问题”。胡锦涛总书记在建党9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也着重指出:“要坚持把干部的德放在首要位置,选拔任用那些政治坚定、有真才实学、实绩突出、群众公认的干部。”一场治庸、治懒、治散的官场整肃风暴也由此拉开了序幕。
庸官懒政的表象
贵州瓮安“6·28”事件缘自一女孩溺水而亡。从法律上来讲,这顶多算是一个普通的民事案件而已,可因为地方官员多年不作为而失去诚信,导致长期积压的民怨在黑恶势力的唆使纵容下,一些不明真相的人终于像火山爆发一样喷射出熊熊火焰,局面严重失控,酿成骇人听闻的群体性事件,造成社会动乱。事后,有关领导和专家均认为,这也是庸官懒政产生的贻患。当然这只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其实,长期以来,我国一些地方庸官、懒官当道,官场死水一潭,在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上,麻木不仁,无所作为,甚至“雷语”惊人,与民争利,致使一些地方政府的诚信度大打折扣,民众大失所望。此种社会现象已经引起高层领导的关注。对庸官、懒政的表现,媒体和相关学者不仅为他们画了像,而且还概括为以下几种类型。
不学无术型。一些本领恐慌的“混混官”,他们不读书不看报,不求进取。学习笔记靠别人做,调研文章有他人写,业务荒疏,没有专业特长,缺乏领导艺术,就靠一个混字,外加一点小伎俩,从而谋得个一官半职。由此继续混吃混喝,这种人只要官腔打好,阿谀奉承多下点功夫,也一样在官场上潇洒自如。
吃喝玩乐型。庸官懒官虽说正事上身在其位,不谋其政,但吃喝玩乐方面倒是蛮有创意。他们出入于酒楼舞厅KTV,挥霍无度,吃要新奇,喝要高档,玩要刺激,游山玩水之风在这些庸官懒官身上尤为显著,借招商引资之名携家带口遍游名山大川。一些官员变着法子出国“考察”,借机饱览异域风情,而所有花费却均由公家埋单。
蜻蜓点水型。庸官懒官不愿埋头苦干,哪里“热闹”往哪里钻,热衷靠媒体为自己贴金,以此捞取政治资本。他们就像现代作家张天翼笔下的华威先生一样,整天夹个皮包赶会场,发表一些大话套话。即使深入群众,也只是做做样子,蜻蜓点水,留下几个镜头便拍拍屁股走人。他们也干事,但往往是一些所谓的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使劲挥霍纳税人的钱,得机会还要背后大捞一把。
麻木不仁型。当群众遇到急难险情时,一些官员往往视而不见,冷漠无情。数年前一起官员见死不救的案例至今仍让人十分愤慨。宁夏吴忠市一名副市长率队分乘9辆轿车下乡视察农田基本建设途中,在桥上迎面遇上13岁女学生王萍。王萍在躲避车队时,不慎连人带车一起掉到桥下。面对在水中挣扎求救的女生,二三十名领导干部和其他公务人员站在岸上观望,竟无一人下水救援,致使该女生活活淹死。再有就是,2009年时任河北省邢台县代县长的顾鹏图,为赶一顿午饭,警车开道下闯红灯将一放学路上14岁少年撞飞,不省人事,顾大官人竟扬长而去,且两年中未去医院看过一次。后惊悉,顾某居然改“代”为“正”,还升迁了。试想,此类官员怎能会去“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隐性失职型。一些领导干部在岗不在状态,出工不出力,出力不尽力。无利不起早,许多群众关心的事一拖再拖。有人将其概括为“平平安安占位子,忙忙碌碌装样子,疲疲沓沓混日子,年年都是老样子”。好多信访案件年深日久,无人过问,最后小事拖大,大事拖炸,促使矛盾激化,甚至造成极端事件。比如拆迁补偿问题、土地征用问题、老工人养老金问题、市政问题、社会治安问题,找领导和有关部门,就是推来推去踢皮球。再比如,“瘦肉精”问题,有17个国家职能部门监管,为何还管不住?这也是庸官懒政的典型表现。
庸官懒政的根源
有人形象地总结造成庸官懒政的原因是:竞争“短缺”,问责“短路”,考评“短腿”。客观地说,庸官懒政并非与生俱来,他们的广泛存在,自有其生存的土壤和空间。要治理庸官懒政,就必须弄清其产生的根源,只有找准“病因”,才能找到“解药”,否则,就是花再多的力气,也许一拳只打在了棉花上,使不上劲。据研究,产生庸官懒政的根源有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考核机制的导向效应。改革开放前,由于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只要完成“计划”且又听话,即可过关,所谓的考核机制似有实无。而改革开放以后,由计划经济到商品经济再到市场经济,考核的内涵多元化了,而考核却一直缺乏科学的评判机制,一些官员“啥都不干,难找缺陷;不做事情,不担风险;组织考核,没有缺点”。就算不思进取、无所作为,只要不犯错误,不仅可以在领导岗位上风平浪静,还可以通过熬资历按时升迁。这种不正常状态逐渐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导向效应,而且是反向负面的激励。
二是提拔任用的天花板效应。不知从何时起,我国在干部提拔任用上出现了唯年龄段的“死杠杠”,这就是被人们俗称的所谓“天花板”。而这种效应把很多想干事、能干事的优秀干部也吸入其中,使他们转而甘于平庸、随波逐流,原本能成为干将的最终还是都沦为了庸官。“只看年龄,不论水平;注重学历,忽视能力;顺我者上,逆我者下。”再者,如今干部提拔中的人为因素太多,这种现象在基层尤为严重。一些能力突出、群众口碑好的干部原来也有一番干事业的雄心壮志,但在职位升迁上屡受打击后,极容易产生消极应对心理。
三是官场生态的群仿效应。近年来,我国某些部门及地方政府的官场生态不容乐观,大事小情、提拔任用、工程项目、资金安排等等,很多都由“一把手”的“一言堂”、“一支笔”来“一锤定音”,由于人权、财权的高度集中,即使真的有人“民主”了,最后还会被“集中”掉,如果有不知好歹者太“民主”了,日后就免不了被穿小鞋儿或挪挪位子,久而久之,产生了政治生态恶性循环的群仿效应。当缺乏党内民主的时候,这种权贵依附关系就容易使领导干部形成封建家长制的做派,所以有时候领导干部自己贪腐了,其他人即便发现了问题,也敢怒不敢言,甚至还与贪腐利益链结成共同体,使得有些问题被长期掩盖。在审理浙江吴英案时,竟有许多官员强烈要求尽快判其死刑,为何盼望吴英早死,值得玩味。
四是不出问题的太平官效应。有个市领导秘书被重用,到下面县里任“一把手”,临别时老领导语重心长地赠言:“上任后,不期望你能有多大政绩,但有三句话你必须牢牢记住:第一句,希望你不要出问题;第二句,还是希望你不要出问题;第三句,希望你千万不要出问题。”在这位领导眼里,为官从政即使平庸一点并无大碍,但你要是一旦出了什么问题,可能拔出萝卜带出泥,那就一损俱损, 前程尽失了。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混字当头,八面玲珑,可谓庸官的一大典型特征。从廉政角度划分,官员大致可分为清官和贪官两类;从勤政角度划分,则可划分为能官和庸官。庸官还可以再细分清廉且平庸之官和贪婪且平庸之官两种,后者自有党纪国法管束,前者的危害则往往容易被忽视。
五是群众监督的空转效应。中央出台的许多党建和党纪、党规中,都强调走群众路线,倾听群众呼声,接受群众监督。可现实中,官员干得好不好,群众根本无法评判。即便评判了,也是白费劲儿。很多官员并不拿群众意见当回事,其主要原因是,群众对领导干部的任命、升迁乃至考核评价等所起的作用几乎为零,决定官员乌纱帽的完全在于他的上司。由此,某些官员才敢忽视民意、践踏民意,使接受群众监督的规定被空转了。时间一长,以致频频出现“我不拆迁,你们吃什么?”“跟我讲公平,你臭不要脸!”“中央没给我发法令,我就代表国家。”“我让他从地球上消失”等官场雷语,负面影响十分恶劣。所以说,官员手中的权力是一柄双刃剑,我们有时不但要看他如何使用权力,更要看他如何节制权力。从这个意义上讲,必须通过包括行政体制改革在内的政治体制改革,既从外部对官员施加有力的监督与制约,促使官员积极履职、尽责,也要推动官员形成正确的权力意识,培养谨慎用权、节制用权的权力美德。
庸官懒政的危害
谈起干部作风问题,人们往往对贪腐反应最为强烈,认为以权谋私、大肆索贿受贿的贪官对政权和社会危害极大,而对于庸官懒政,一些人则不以为然,认为他们没有往自己腰包里搂钱,只不过是平庸一些、懒惰一些,无伤大局。实际上,庸官赖政对党和国家事业危害同样不可小视。
第一,庸官懒政极大地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公信力是党和政府的命根子,干部作风是政府公信力的生命线。政府是抽象的,干部是具体的,政府的形象取决于干部的形象。党和政府的公信力从哪里来?从正确决策中来,更从为人民服务的态度和成效中来。在实际工作中,多数党员干部能够坚持“为人民服务、向人民负责”的工作作风。但也确有那么一些人,在位不谋公事,尸位素餐,甚至没有好处不办事,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为人民币服务。这些作风和做法对党和政府公信力的伤害,丝毫不亚于贪腐。
第二,庸官懒政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近年来,国内许多地方频频发生重特大安全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那里的一些官员懒政,不愿去抓好、管好安全生产;不愿意深入生产一线,不肯动脑、动手去解决可能引发事故的各类隐患,而是好大喜功,胡吹乱擂。“7·23”甬温线发生的40人死亡、190多人受伤的重大铁路交通事故,就是典型的一例。据2011年3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向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的报告显示,去年我国共立案侦查渎职侵权犯罪案件7349件,涉及10227人,同比分别增加4,5%和9.3%。被立案侦查的重特大渎职侵权犯罪案件3508件,同比增加10.5%,被判决有罪的28652人,同比上升9.25%,被查办的各类渎职犯罪,给国家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上千亿元。这说明,与贪官一样,庸官懒政不但浪费大量国家资源和财产,而且使众多无辜的人丧失生命和健康,其危害之大,决不可等闲视之。
第三,庸官懒政客易错失发展良机。发展是硬道理,是执政兴国富民的第一要务,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放松。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是党带领亿万人民抓住机遇发展起来的。但是,一些地方能发展而没发展,除了客观因素外,与庸官懒政的“不作为”也有很大关系,白白丧失了发展良机。另外有的由于瞎折腾,搞所谓政绩、面子工程而大上快上了一批违反科学发展的项目,致使几亿、几十亿的钱财浪费掉,随后一句轻飘飘的“交了学费”便将一切化为乌有。正如群众所言,贪官是硬伤,庸官则是内伤。
第四,庸官懒政严重损害了党的先进性。庸官懒政最大的特点是散漫拖沓、暮气沉沉。不论发展压力多么大、民生问题多么急、机遇变化多么快、上级要求多么紧迫,他们却总是快不起来,悠悠然地磨蹭着,心懒、嘴懒、手懒、身懒。这样的人多了,我们党就会失掉在艰巨复杂的革命、建设、改革考验中形成的蓬勃朝气、昂扬锐气和浩然正气,变得迟钝、保守,甚至麻木,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严重,最后就会失去先进性和生命力。
第五,庸官懒政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从一批批被查处的腐败官员来看,绝大多数都与庸官懒政有关,大到矿难、食品安全、环境污染,小到群众上访、机关作风,其身后都有庸官懒政的影子。他们不思正事,不愿付出,但却挖空心思逐利,见钱眼开。因此,治懒治庸是干部队伍建设问题,是党的作风建设问题,也是反腐倡廉建设的大问题。事实上,有的庸官、懒官同贪官是合而为一的,不少腐败分子就是从庸懒走向贪腐的。
庸官懒政的整治
近年来,各地也在积极探索整治庸官懒政,试图挣脱机关沉疴的桎梏,但效果都不太理想,仍然没有改变“人治”的困惑,把整治庸官懒政称之为“风暴”,便是人们对“人治”冷眼旁观的心态表露。那么,庸官懒政的整治该从哪里开刀呢?
一要加大机构改革力度。我国干部人事制度不合理诟病已久。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先后经历了多次机构改革和精兵简政,可每次改革之后很快就恢复原态,有的甚至出现了越改越臃肿的怪象。政府机构设计和人员使用上权力过大,有的失去制约。比如:辽宁铁岭市设立了20个副秘书长,福建龙岩市政府竟有13个副秘书长,江苏某县某局竟设了11个副局长。鉴此,中央必须下大决心,从严控制编制并且拿出有效办法,务必做到令行禁止,同时还要严防回弹。
二要打破“铁饭碗”“铁交椅”。中国官员能上不能下,考上了公务员就等于端上了“铁饭碗”,当了官就等于坐上了“铁交椅”。福利高、地位高,活不累,风险小,公务员成了中国当下的一个香饽饽行业。《公务员法》虽然也对德、能、勤、绩、廉考核做出了某些规定,但量化很难,出手不狠,钢性不够。社会关切的重点难点热点始终未能突破,公务员退出机制不健全,只要不触犯党纪国法,即使不作为乃至是庸官,也能“一生平安”,因而,这种新的“铁饭碗”、“铁交椅”制度若不彻底打破,庸官懒政便难以根治。
三要坚决落实问责制度。2009年5月,中央出台了《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界定了问责的7种情形,明确了问责的程序,官员问责开始制度化。随后,广东、海南、云南、江西、天津等地“问责办法”也相继出台,从而使问责制度更加细化,也更具有操作性。今年3月22日,北京市关于《北京市实施<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办法》正式对外公布,首次将市级党政领导列入问责范围,被公众和舆论认为,此举在中国问责路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但从全国来看,问责的力度、广度、深度还远远不够。尤其是地方,“关系网”、“利益链”瓜葛太多,官官相护及怕拔出萝卜带出泥的现象十分严重。
四要公开接受社会监督。未来问责制度的发展和完善,还应多从社会和公众的关切中寻找答案。比如;问责和治庸程序是否存在“亡羊补牢”现象?问责和治庸之剑是否“高举轻落”、“雷声大雨点小”?问责和治庸结果是否已化作“镜花水月”?“高调问责,低调升迁,强势治庸,颓势养懒”的不断出现,正在消解问责制和治理庸官懒政的公正性。监督电话无人接听,举报没人查处,问责仅是表面文章,等等,如何走出问责困境,唯一的办法,就是公开,阳光问责,接受社会监督,有必要从制度设计上引入第三方的客观评价,发展由公众主导的问责和治庸制度。彻底走出管理办法的制定是政府,考核和评价的仍然是政府,得出结论的还是政府的“怪圈”,以保证公众和舆论监督更有效。
责编:盛山
庸官懒政的表象
贵州瓮安“6·28”事件缘自一女孩溺水而亡。从法律上来讲,这顶多算是一个普通的民事案件而已,可因为地方官员多年不作为而失去诚信,导致长期积压的民怨在黑恶势力的唆使纵容下,一些不明真相的人终于像火山爆发一样喷射出熊熊火焰,局面严重失控,酿成骇人听闻的群体性事件,造成社会动乱。事后,有关领导和专家均认为,这也是庸官懒政产生的贻患。当然这只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其实,长期以来,我国一些地方庸官、懒官当道,官场死水一潭,在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上,麻木不仁,无所作为,甚至“雷语”惊人,与民争利,致使一些地方政府的诚信度大打折扣,民众大失所望。此种社会现象已经引起高层领导的关注。对庸官、懒政的表现,媒体和相关学者不仅为他们画了像,而且还概括为以下几种类型。
不学无术型。一些本领恐慌的“混混官”,他们不读书不看报,不求进取。学习笔记靠别人做,调研文章有他人写,业务荒疏,没有专业特长,缺乏领导艺术,就靠一个混字,外加一点小伎俩,从而谋得个一官半职。由此继续混吃混喝,这种人只要官腔打好,阿谀奉承多下点功夫,也一样在官场上潇洒自如。
吃喝玩乐型。庸官懒官虽说正事上身在其位,不谋其政,但吃喝玩乐方面倒是蛮有创意。他们出入于酒楼舞厅KTV,挥霍无度,吃要新奇,喝要高档,玩要刺激,游山玩水之风在这些庸官懒官身上尤为显著,借招商引资之名携家带口遍游名山大川。一些官员变着法子出国“考察”,借机饱览异域风情,而所有花费却均由公家埋单。
蜻蜓点水型。庸官懒官不愿埋头苦干,哪里“热闹”往哪里钻,热衷靠媒体为自己贴金,以此捞取政治资本。他们就像现代作家张天翼笔下的华威先生一样,整天夹个皮包赶会场,发表一些大话套话。即使深入群众,也只是做做样子,蜻蜓点水,留下几个镜头便拍拍屁股走人。他们也干事,但往往是一些所谓的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使劲挥霍纳税人的钱,得机会还要背后大捞一把。
麻木不仁型。当群众遇到急难险情时,一些官员往往视而不见,冷漠无情。数年前一起官员见死不救的案例至今仍让人十分愤慨。宁夏吴忠市一名副市长率队分乘9辆轿车下乡视察农田基本建设途中,在桥上迎面遇上13岁女学生王萍。王萍在躲避车队时,不慎连人带车一起掉到桥下。面对在水中挣扎求救的女生,二三十名领导干部和其他公务人员站在岸上观望,竟无一人下水救援,致使该女生活活淹死。再有就是,2009年时任河北省邢台县代县长的顾鹏图,为赶一顿午饭,警车开道下闯红灯将一放学路上14岁少年撞飞,不省人事,顾大官人竟扬长而去,且两年中未去医院看过一次。后惊悉,顾某居然改“代”为“正”,还升迁了。试想,此类官员怎能会去“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隐性失职型。一些领导干部在岗不在状态,出工不出力,出力不尽力。无利不起早,许多群众关心的事一拖再拖。有人将其概括为“平平安安占位子,忙忙碌碌装样子,疲疲沓沓混日子,年年都是老样子”。好多信访案件年深日久,无人过问,最后小事拖大,大事拖炸,促使矛盾激化,甚至造成极端事件。比如拆迁补偿问题、土地征用问题、老工人养老金问题、市政问题、社会治安问题,找领导和有关部门,就是推来推去踢皮球。再比如,“瘦肉精”问题,有17个国家职能部门监管,为何还管不住?这也是庸官懒政的典型表现。
庸官懒政的根源
有人形象地总结造成庸官懒政的原因是:竞争“短缺”,问责“短路”,考评“短腿”。客观地说,庸官懒政并非与生俱来,他们的广泛存在,自有其生存的土壤和空间。要治理庸官懒政,就必须弄清其产生的根源,只有找准“病因”,才能找到“解药”,否则,就是花再多的力气,也许一拳只打在了棉花上,使不上劲。据研究,产生庸官懒政的根源有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考核机制的导向效应。改革开放前,由于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只要完成“计划”且又听话,即可过关,所谓的考核机制似有实无。而改革开放以后,由计划经济到商品经济再到市场经济,考核的内涵多元化了,而考核却一直缺乏科学的评判机制,一些官员“啥都不干,难找缺陷;不做事情,不担风险;组织考核,没有缺点”。就算不思进取、无所作为,只要不犯错误,不仅可以在领导岗位上风平浪静,还可以通过熬资历按时升迁。这种不正常状态逐渐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导向效应,而且是反向负面的激励。
二是提拔任用的天花板效应。不知从何时起,我国在干部提拔任用上出现了唯年龄段的“死杠杠”,这就是被人们俗称的所谓“天花板”。而这种效应把很多想干事、能干事的优秀干部也吸入其中,使他们转而甘于平庸、随波逐流,原本能成为干将的最终还是都沦为了庸官。“只看年龄,不论水平;注重学历,忽视能力;顺我者上,逆我者下。”再者,如今干部提拔中的人为因素太多,这种现象在基层尤为严重。一些能力突出、群众口碑好的干部原来也有一番干事业的雄心壮志,但在职位升迁上屡受打击后,极容易产生消极应对心理。
三是官场生态的群仿效应。近年来,我国某些部门及地方政府的官场生态不容乐观,大事小情、提拔任用、工程项目、资金安排等等,很多都由“一把手”的“一言堂”、“一支笔”来“一锤定音”,由于人权、财权的高度集中,即使真的有人“民主”了,最后还会被“集中”掉,如果有不知好歹者太“民主”了,日后就免不了被穿小鞋儿或挪挪位子,久而久之,产生了政治生态恶性循环的群仿效应。当缺乏党内民主的时候,这种权贵依附关系就容易使领导干部形成封建家长制的做派,所以有时候领导干部自己贪腐了,其他人即便发现了问题,也敢怒不敢言,甚至还与贪腐利益链结成共同体,使得有些问题被长期掩盖。在审理浙江吴英案时,竟有许多官员强烈要求尽快判其死刑,为何盼望吴英早死,值得玩味。
四是不出问题的太平官效应。有个市领导秘书被重用,到下面县里任“一把手”,临别时老领导语重心长地赠言:“上任后,不期望你能有多大政绩,但有三句话你必须牢牢记住:第一句,希望你不要出问题;第二句,还是希望你不要出问题;第三句,希望你千万不要出问题。”在这位领导眼里,为官从政即使平庸一点并无大碍,但你要是一旦出了什么问题,可能拔出萝卜带出泥,那就一损俱损, 前程尽失了。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混字当头,八面玲珑,可谓庸官的一大典型特征。从廉政角度划分,官员大致可分为清官和贪官两类;从勤政角度划分,则可划分为能官和庸官。庸官还可以再细分清廉且平庸之官和贪婪且平庸之官两种,后者自有党纪国法管束,前者的危害则往往容易被忽视。
五是群众监督的空转效应。中央出台的许多党建和党纪、党规中,都强调走群众路线,倾听群众呼声,接受群众监督。可现实中,官员干得好不好,群众根本无法评判。即便评判了,也是白费劲儿。很多官员并不拿群众意见当回事,其主要原因是,群众对领导干部的任命、升迁乃至考核评价等所起的作用几乎为零,决定官员乌纱帽的完全在于他的上司。由此,某些官员才敢忽视民意、践踏民意,使接受群众监督的规定被空转了。时间一长,以致频频出现“我不拆迁,你们吃什么?”“跟我讲公平,你臭不要脸!”“中央没给我发法令,我就代表国家。”“我让他从地球上消失”等官场雷语,负面影响十分恶劣。所以说,官员手中的权力是一柄双刃剑,我们有时不但要看他如何使用权力,更要看他如何节制权力。从这个意义上讲,必须通过包括行政体制改革在内的政治体制改革,既从外部对官员施加有力的监督与制约,促使官员积极履职、尽责,也要推动官员形成正确的权力意识,培养谨慎用权、节制用权的权力美德。
庸官懒政的危害
谈起干部作风问题,人们往往对贪腐反应最为强烈,认为以权谋私、大肆索贿受贿的贪官对政权和社会危害极大,而对于庸官懒政,一些人则不以为然,认为他们没有往自己腰包里搂钱,只不过是平庸一些、懒惰一些,无伤大局。实际上,庸官赖政对党和国家事业危害同样不可小视。
第一,庸官懒政极大地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公信力是党和政府的命根子,干部作风是政府公信力的生命线。政府是抽象的,干部是具体的,政府的形象取决于干部的形象。党和政府的公信力从哪里来?从正确决策中来,更从为人民服务的态度和成效中来。在实际工作中,多数党员干部能够坚持“为人民服务、向人民负责”的工作作风。但也确有那么一些人,在位不谋公事,尸位素餐,甚至没有好处不办事,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为人民币服务。这些作风和做法对党和政府公信力的伤害,丝毫不亚于贪腐。
第二,庸官懒政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近年来,国内许多地方频频发生重特大安全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那里的一些官员懒政,不愿去抓好、管好安全生产;不愿意深入生产一线,不肯动脑、动手去解决可能引发事故的各类隐患,而是好大喜功,胡吹乱擂。“7·23”甬温线发生的40人死亡、190多人受伤的重大铁路交通事故,就是典型的一例。据2011年3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向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的报告显示,去年我国共立案侦查渎职侵权犯罪案件7349件,涉及10227人,同比分别增加4,5%和9.3%。被立案侦查的重特大渎职侵权犯罪案件3508件,同比增加10.5%,被判决有罪的28652人,同比上升9.25%,被查办的各类渎职犯罪,给国家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上千亿元。这说明,与贪官一样,庸官懒政不但浪费大量国家资源和财产,而且使众多无辜的人丧失生命和健康,其危害之大,决不可等闲视之。
第三,庸官懒政客易错失发展良机。发展是硬道理,是执政兴国富民的第一要务,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放松。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是党带领亿万人民抓住机遇发展起来的。但是,一些地方能发展而没发展,除了客观因素外,与庸官懒政的“不作为”也有很大关系,白白丧失了发展良机。另外有的由于瞎折腾,搞所谓政绩、面子工程而大上快上了一批违反科学发展的项目,致使几亿、几十亿的钱财浪费掉,随后一句轻飘飘的“交了学费”便将一切化为乌有。正如群众所言,贪官是硬伤,庸官则是内伤。
第四,庸官懒政严重损害了党的先进性。庸官懒政最大的特点是散漫拖沓、暮气沉沉。不论发展压力多么大、民生问题多么急、机遇变化多么快、上级要求多么紧迫,他们却总是快不起来,悠悠然地磨蹭着,心懒、嘴懒、手懒、身懒。这样的人多了,我们党就会失掉在艰巨复杂的革命、建设、改革考验中形成的蓬勃朝气、昂扬锐气和浩然正气,变得迟钝、保守,甚至麻木,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严重,最后就会失去先进性和生命力。
第五,庸官懒政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从一批批被查处的腐败官员来看,绝大多数都与庸官懒政有关,大到矿难、食品安全、环境污染,小到群众上访、机关作风,其身后都有庸官懒政的影子。他们不思正事,不愿付出,但却挖空心思逐利,见钱眼开。因此,治懒治庸是干部队伍建设问题,是党的作风建设问题,也是反腐倡廉建设的大问题。事实上,有的庸官、懒官同贪官是合而为一的,不少腐败分子就是从庸懒走向贪腐的。
庸官懒政的整治
近年来,各地也在积极探索整治庸官懒政,试图挣脱机关沉疴的桎梏,但效果都不太理想,仍然没有改变“人治”的困惑,把整治庸官懒政称之为“风暴”,便是人们对“人治”冷眼旁观的心态表露。那么,庸官懒政的整治该从哪里开刀呢?
一要加大机构改革力度。我国干部人事制度不合理诟病已久。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先后经历了多次机构改革和精兵简政,可每次改革之后很快就恢复原态,有的甚至出现了越改越臃肿的怪象。政府机构设计和人员使用上权力过大,有的失去制约。比如:辽宁铁岭市设立了20个副秘书长,福建龙岩市政府竟有13个副秘书长,江苏某县某局竟设了11个副局长。鉴此,中央必须下大决心,从严控制编制并且拿出有效办法,务必做到令行禁止,同时还要严防回弹。
二要打破“铁饭碗”“铁交椅”。中国官员能上不能下,考上了公务员就等于端上了“铁饭碗”,当了官就等于坐上了“铁交椅”。福利高、地位高,活不累,风险小,公务员成了中国当下的一个香饽饽行业。《公务员法》虽然也对德、能、勤、绩、廉考核做出了某些规定,但量化很难,出手不狠,钢性不够。社会关切的重点难点热点始终未能突破,公务员退出机制不健全,只要不触犯党纪国法,即使不作为乃至是庸官,也能“一生平安”,因而,这种新的“铁饭碗”、“铁交椅”制度若不彻底打破,庸官懒政便难以根治。
三要坚决落实问责制度。2009年5月,中央出台了《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界定了问责的7种情形,明确了问责的程序,官员问责开始制度化。随后,广东、海南、云南、江西、天津等地“问责办法”也相继出台,从而使问责制度更加细化,也更具有操作性。今年3月22日,北京市关于《北京市实施<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办法》正式对外公布,首次将市级党政领导列入问责范围,被公众和舆论认为,此举在中国问责路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但从全国来看,问责的力度、广度、深度还远远不够。尤其是地方,“关系网”、“利益链”瓜葛太多,官官相护及怕拔出萝卜带出泥的现象十分严重。
四要公开接受社会监督。未来问责制度的发展和完善,还应多从社会和公众的关切中寻找答案。比如;问责和治庸程序是否存在“亡羊补牢”现象?问责和治庸之剑是否“高举轻落”、“雷声大雨点小”?问责和治庸结果是否已化作“镜花水月”?“高调问责,低调升迁,强势治庸,颓势养懒”的不断出现,正在消解问责制和治理庸官懒政的公正性。监督电话无人接听,举报没人查处,问责仅是表面文章,等等,如何走出问责困境,唯一的办法,就是公开,阳光问责,接受社会监督,有必要从制度设计上引入第三方的客观评价,发展由公众主导的问责和治庸制度。彻底走出管理办法的制定是政府,考核和评价的仍然是政府,得出结论的还是政府的“怪圈”,以保证公众和舆论监督更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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