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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庸官懒政，对于我国干部队伍建设来说，既是老难点，也是新课题。为此，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明确强调，要“加大治懒治庸力度，着力解决干部管理不严问题”。胡锦涛总书记在建党9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也着重指出：“要坚持把干部的德放在首要位置，选拔任用那些政治坚定、有真才实学、实绩突出、群众公认的干部。”一场治庸、治懒、治散的官场整肃风暴也由此拉开了序幕。
庸官懒政的表象
贵州瓮安“6·28”事件缘自一女孩溺水而亡。从法律上来讲，这顶多算是一个普通的民事案件而已，可因为地方官员多年不作为而失去诚信，导致长期积压的民怨在黑恶势力的唆使纵容下，一些不明真相的人终于像火山爆发一样喷射出熊熊火焰，局面严重失控，酿成骇人听闻的群体性事件，造成社会动乱。事后，有关领导和专家均认为，这也是庸官懒政产生的贻患。当然这只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其实，长期以来，我国一些地方庸官、懒官当道，官场死水一潭，在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上，麻木不仁，无所作为，甚至“雷语”惊人，与民争利，致使一些地方政府的诚信度大打折扣，民众大失所望。此种社会现象已经引起高层领导的关注。对庸官、懒政的表现，媒体和相关学者不仅为他们画了像，而且还概括为以下几种类型。
不学无术型。一些本领恐慌的“混混官”，他们不读书不看报，不求进取。学习笔记靠别人做，调研文章有他人写，业务荒疏，没有专业特长，缺乏领导艺术，就靠一个混字，外加一点小伎俩，从而谋得个一官半职。由此继续混吃混喝，这种人只要官腔打好，阿谀奉承多下点功夫，也一样在官场上潇洒自如。
吃喝玩乐型。庸官懒官虽说正事上身在其位，不谋其政，但吃喝玩乐方面倒是蛮有创意。他们出入于酒楼舞厅KTV，挥霍无度，吃要新奇，喝要高档，玩要刺激，游山玩水之风在这些庸官懒官身上尤为显著，借招商引资之名携家带口遍游名山大川。一些官员变着法子出国“考察”，借机饱览异域风情，而所有花费却均由公家埋单。
蜻蜓点水型。庸官懒官不愿埋头苦干，哪里“热闹”往哪里钻，热衷靠媒体为自己贴金，以此捞取政治资本。他们就像现代作家张天翼笔下的华威先生一样，整天夹个皮包赶会场，发表一些大话套话。即使深入群众，也只是做做样子，蜻蜓点水，留下几个镜头便拍拍屁股走人。他们也干事，但往往是一些所谓的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使劲挥霍纳税人的钱，得机会还要背后大捞一把。
麻木不仁型。当群众遇到急难险情时，一些官员往往视而不见，冷漠无情。数年前一起官员见死不救的案例至今仍让人十分愤慨。宁夏吴忠市一名副市长率队分乘9辆轿车下乡视察农田基本建设途中，在桥上迎面遇上13岁女学生王萍。王萍在躲避车队时，不慎连人带车一起掉到桥下。面对在水中挣扎求救的女生，二三十名领导干部和其他公务人员站在岸上观望，竟无一人下水救援，致使该女生活活淹死。再有就是，2009年时任河北省邢台县代县长的顾鹏图，为赶一顿午饭，警车开道下闯红灯将一放学路上14岁少年撞飞，不省人事，顾大官人竟扬长而去，且两年中未去医院看过一次。后惊悉，顾某居然改“代”为“正”，还升迁了。试想，此类官员怎能会去“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隐性失职型。一些领导干部在岗不在状态，出工不出力，出力不尽力。无利不起早，许多群众关心的事一拖再拖。有人将其概括为“平平安安占位子，忙忙碌碌装样子，疲疲沓沓混日子，年年都是老样子”。好多信访案件年深日久，无人过问，最后小事拖大，大事拖炸，促使矛盾激化，甚至造成极端事件。比如拆迁补偿问题、土地征用问题、老工人养老金问题、市政问题、社会治安问题，找领导和有关部门，就是推来推去踢皮球。再比如，“瘦肉精”问题，有17个国家职能部门监管，为何还管不住?这也是庸官懒政的典型表现。
庸官懒政的根源
有人形象地总结造成庸官懒政的原因是：竞争“短缺”，问责“短路”，考评“短腿”。客观地说，庸官懒政并非与生俱来，他们的广泛存在，自有其生存的土壤和空间。要治理庸官懒政，就必须弄清其产生的根源，只有找准“病因”，才能找到“解药”，否则，就是花再多的力气，也许一拳只打在了棉花上，使不上劲。据研究，产生庸官懒政的根源有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考核机制的导向效应。改革开放前，由于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只要完成“计划”且又听话，即可过关，所谓的考核机制似有实无。而改革开放以后，由计划经济到商品经济再到市场经济，考核的内涵多元化了，而考核却一直缺乏科学的评判机制，一些官员“啥都不干，难找缺陷；不做事情，不担风险；组织考核，没有缺点”。就算不思进取、无所作为，只要不犯错误，不仅可以在领导岗位上风平浪静，还可以通过熬资历按时升迁。这种不正常状态逐渐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导向效应，而且是反向负面的激励。
二是提拔任用的天花板效应。不知从何时起，我国在干部提拔任用上出现了唯年龄段的“死杠杠”，这就是被人们俗称的所谓“天花板”。而这种效应把很多想干事、能干事的优秀干部也吸入其中，使他们转而甘于平庸、随波逐流，原本能成为干将的最终还是都沦为了庸官。“只看年龄，不论水平；注重学历，忽视能力；顺我者上，逆我者下。”再者，如今干部提拔中的人为因素太多，这种现象在基层尤为严重。一些能力突出、群众口碑好的干部原来也有一番干事业的雄心壮志，但在职位升迁上屡受打击后，极容易产生消极应对心理。
三是官场生态的群仿效应。近年来，我国某些部门及地方政府的官场生态不容乐观，大事小情、提拔任用、工程项目、资金安排等等，很多都由“一把手”的“一言堂”、“一支笔”来“一锤定音”，由于人权、财权的高度集中，即使真的有人“民主”了，最后还会被“集中”掉，如果有不知好歹者太“民主”了，日后就免不了被穿小鞋儿或挪挪位子，久而久之，产生了政治生态恶性循环的群仿效应。当缺乏党内民主的时候，这种权贵依附关系就容易使领导干部形成封建家长制的做派，所以有时候领导干部自己贪腐了，其他人即便发现了问题，也敢怒不敢言，甚至还与贪腐利益链结成共同体，使得有些问题被长期掩盖。在审理浙江吴英案时，竟有许多官员强烈要求尽快判其死刑，为何盼望吴英早死，值得玩味。
四是不出问题的太平官效应。有个市领导秘书被重用，到下面县里任“一把手”，临别时老领导语重心长地赠言：“上任后，不期望你能有多大政绩，但有三句话你必须牢牢记住：第一句，希望你不要出问题；第二句，还是希望你不要出问题；第三句，希望你千万不要出问题。”在这位领导眼里，为官从政即使平庸一点并无大碍，但你要是一旦出了什么问题，可能拔出萝卜带出泥，那就一损俱损， 前程尽失了。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混字当头，八面玲珑，可谓庸官的一大典型特征。从廉政角度划分，官员大致可分为清官和贪官两类；从勤政角度划分，则可划分为能官和庸官。庸官还可以再细分清廉且平庸之官和贪婪且平庸之官两种，后者自有党纪国法管束，前者的危害则往往容易被忽视。
五是群众监督的空转效应。中央出台的许多党建和党纪、党规中，都强调走群众路线，倾听群众呼声，接受群众监督。可现实中，官员干得好不好，群众根本无法评判。即便评判了，也是白费劲儿。很多官员并不拿群众意见当回事，其主要原因是，群众对领导干部的任命、升迁乃至考核评价等所起的作用几乎为零，决定官员乌纱帽的完全在于他的上司。由此，某些官员才敢忽视民意、践踏民意，使接受群众监督的规定被空转了。时间一长，以致频频出现“我不拆迁，你们吃什么?”“跟我讲公平，你臭不要脸!”“中央没给我发法令，我就代表国家。”“我让他从地球上消失”等官场雷语，负面影响十分恶劣。所以说，官员手中的权力是一柄双刃剑，我们有时不但要看他如何使用权力，更要看他如何节制权力。从这个意义上讲，必须通过包括行政体制改革在内的政治体制改革，既从外部对官员施加有力的监督与制约，促使官员积极履职、尽责，也要推动官员形成正确的权力意识，培养谨慎用权、节制用权的权力美德。
庸官懒政的危害
谈起干部作风问题，人们往往对贪腐反应最为强烈，认为以权谋私、大肆索贿受贿的贪官对政权和社会危害极大，而对于庸官懒政，一些人则不以为然，认为他们没有往自己腰包里搂钱，只不过是平庸一些、懒惰一些，无伤大局。实际上，庸官赖政对党和国家事业危害同样不可小视。
第一，庸官懒政极大地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公信力是党和政府的命根子，干部作风是政府公信力的生命线。政府是抽象的，干部是具体的，政府的形象取决于干部的形象。党和政府的公信力从哪里来?从正确决策中来，更从为人民服务的态度和成效中来。在实际工作中，多数党员干部能够坚持“为人民服务、向人民负责”的工作作风。但也确有那么一些人，在位不谋公事，尸位素餐，甚至没有好处不办事，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为人民币服务。这些作风和做法对党和政府公信力的伤害，丝毫不亚于贪腐。
第二，庸官懒政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近年来，国内许多地方频频发生重特大安全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那里的一些官员懒政，不愿去抓好、管好安全生产；不愿意深入生产一线，不肯动脑、动手去解决可能引发事故的各类隐患，而是好大喜功，胡吹乱擂。“7·23”甬温线发生的40人死亡、190多人受伤的重大铁路交通事故，就是典型的一例。据2011年3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向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的报告显示，去年我国共立案侦查渎职侵权犯罪案件7349件，涉及10227人，同比分别增加4，5％和9.3％。被立案侦查的重特大渎职侵权犯罪案件3508件，同比增加10.5％，被判决有罪的28652人，同比上升9.25％，被查办的各类渎职犯罪，给国家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上千亿元。这说明，与贪官一样，庸官懒政不但浪费大量国家资源和财产，而且使众多无辜的人丧失生命和健康，其危害之大，决不可等闲视之。
第三，庸官懒政客易错失发展良机。发展是硬道理，是执政兴国富民的第一要务，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放松。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是党带领亿万人民抓住机遇发展起来的。但是，一些地方能发展而没发展，除了客观因素外，与庸官懒政的“不作为”也有很大关系，白白丧失了发展良机。另外有的由于瞎折腾，搞所谓政绩、面子工程而大上快上了一批违反科学发展的项目，致使几亿、几十亿的钱财浪费掉，随后一句轻飘飘的“交了学费”便将一切化为乌有。正如群众所言，贪官是硬伤，庸官则是内伤。
第四，庸官懒政严重损害了党的先进性。庸官懒政最大的特点是散漫拖沓、暮气沉沉。不论发展压力多么大、民生问题多么急、机遇变化多么快、上级要求多么紧迫，他们却总是快不起来，悠悠然地磨蹭着，心懒、嘴懒、手懒、身懒。这样的人多了，我们党就会失掉在艰巨复杂的革命、建设、改革考验中形成的蓬勃朝气、昂扬锐气和浩然正气，变得迟钝、保守，甚至麻木，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严重，最后就会失去先进性和生命力。
第五，庸官懒政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从一批批被查处的腐败官员来看，绝大多数都与庸官懒政有关，大到矿难、食品安全、环境污染，小到群众上访、机关作风，其身后都有庸官懒政的影子。他们不思正事，不愿付出，但却挖空心思逐利，见钱眼开。因此，治懒治庸是干部队伍建设问题，是党的作风建设问题，也是反腐倡廉建设的大问题。事实上，有的庸官、懒官同贪官是合而为一的，不少腐败分子就是从庸懒走向贪腐的。
庸官懒政的整治
近年来，各地也在积极探索整治庸官懒政，试图挣脱机关沉疴的桎梏，但效果都不太理想，仍然没有改变“人治”的困惑，把整治庸官懒政称之为“风暴”，便是人们对“人治”冷眼旁观的心态表露。那么，庸官懒政的整治该从哪里开刀呢?
一要加大机构改革力度。我国干部人事制度不合理诟病已久。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先后经历了多次机构改革和精兵简政，可每次改革之后很快就恢复原态，有的甚至出现了越改越臃肿的怪象。政府机构设计和人员使用上权力过大，有的失去制约。比如：辽宁铁岭市设立了20个副秘书长，福建龙岩市政府竟有13个副秘书长，江苏某县某局竟设了11个副局长。鉴此，中央必须下大决心，从严控制编制并且拿出有效办法，务必做到令行禁止，同时还要严防回弹。
二要打破“铁饭碗”“铁交椅”。中国官员能上不能下，考上了公务员就等于端上了“铁饭碗”，当了官就等于坐上了“铁交椅”。福利高、地位高，活不累，风险小，公务员成了中国当下的一个香饽饽行业。《公务员法》虽然也对德、能、勤、绩、廉考核做出了某些规定，但量化很难，出手不狠，钢性不够。社会关切的重点难点热点始终未能突破，公务员退出机制不健全，只要不触犯党纪国法，即使不作为乃至是庸官，也能“一生平安”，因而，这种新的“铁饭碗”、“铁交椅”制度若不彻底打破，庸官懒政便难以根治。
三要坚决落实问责制度。2009年5月，中央出台了《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界定了问责的7种情形，明确了问责的程序，官员问责开始制度化。随后，广东、海南、云南、江西、天津等地“问责办法”也相继出台，从而使问责制度更加细化，也更具有操作性。今年3月22日，北京市关于《北京市实施<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办法》正式对外公布，首次将市级党政领导列入问责范围，被公众和舆论认为，此举在中国问责路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但从全国来看，问责的力度、广度、深度还远远不够。尤其是地方，“关系网”、“利益链”瓜葛太多，官官相护及怕拔出萝卜带出泥的现象十分严重。
四要公开接受社会监督。未来问责制度的发展和完善，还应多从社会和公众的关切中寻找答案。比如；问责和治庸程序是否存在“亡羊补牢”现象?问责和治庸之剑是否“高举轻落”、“雷声大雨点小”?问责和治庸结果是否已化作“镜花水月”?“高调问责，低调升迁，强势治庸，颓势养懒”的不断出现，正在消解问责制和治理庸官懒政的公正性。监督电话无人接听，举报没人查处，问责仅是表面文章，等等，如何走出问责困境，唯一的办法，就是公开，阳光问责，接受社会监督，有必要从制度设计上引入第三方的客观评价，发展由公众主导的问责和治庸制度。彻底走出管理办法的制定是政府，考核和评价的仍然是政府，得出结论的还是政府的“怪圈”，以保证公众和舆论监督更有效。
责编：盛山
庸官懒政的表象
贵州瓮安“6·28”事件缘自一女孩溺水而亡。从法律上来讲，这顶多算是一个普通的民事案件而已，可因为地方官员多年不作为而失去诚信，导致长期积压的民怨在黑恶势力的唆使纵容下，一些不明真相的人终于像火山爆发一样喷射出熊熊火焰，局面严重失控，酿成骇人听闻的群体性事件，造成社会动乱。事后，有关领导和专家均认为，这也是庸官懒政产生的贻患。当然这只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其实，长期以来，我国一些地方庸官、懒官当道，官场死水一潭，在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上，麻木不仁，无所作为，甚至“雷语”惊人，与民争利，致使一些地方政府的诚信度大打折扣，民众大失所望。此种社会现象已经引起高层领导的关注。对庸官、懒政的表现，媒体和相关学者不仅为他们画了像，而且还概括为以下几种类型。
不学无术型。一些本领恐慌的“混混官”，他们不读书不看报，不求进取。学习笔记靠别人做，调研文章有他人写，业务荒疏，没有专业特长，缺乏领导艺术，就靠一个混字，外加一点小伎俩，从而谋得个一官半职。由此继续混吃混喝，这种人只要官腔打好，阿谀奉承多下点功夫，也一样在官场上潇洒自如。
吃喝玩乐型。庸官懒官虽说正事上身在其位，不谋其政，但吃喝玩乐方面倒是蛮有创意。他们出入于酒楼舞厅KTV，挥霍无度，吃要新奇，喝要高档，玩要刺激，游山玩水之风在这些庸官懒官身上尤为显著，借招商引资之名携家带口遍游名山大川。一些官员变着法子出国“考察”，借机饱览异域风情，而所有花费却均由公家埋单。
蜻蜓点水型。庸官懒官不愿埋头苦干，哪里“热闹”往哪里钻，热衷靠媒体为自己贴金，以此捞取政治资本。他们就像现代作家张天翼笔下的华威先生一样，整天夹个皮包赶会场，发表一些大话套话。即使深入群众，也只是做做样子，蜻蜓点水，留下几个镜头便拍拍屁股走人。他们也干事，但往往是一些所谓的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使劲挥霍纳税人的钱，得机会还要背后大捞一把。
麻木不仁型。当群众遇到急难险情时，一些官员往往视而不见，冷漠无情。数年前一起官员见死不救的案例至今仍让人十分愤慨。宁夏吴忠市一名副市长率队分乘9辆轿车下乡视察农田基本建设途中，在桥上迎面遇上13岁女学生王萍。王萍在躲避车队时，不慎连人带车一起掉到桥下。面对在水中挣扎求救的女生，二三十名领导干部和其他公务人员站在岸上观望，竟无一人下水救援，致使该女生活活淹死。再有就是，2009年时任河北省邢台县代县长的顾鹏图，为赶一顿午饭，警车开道下闯红灯将一放学路上14岁少年撞飞，不省人事，顾大官人竟扬长而去，且两年中未去医院看过一次。后惊悉，顾某居然改“代”为“正”，还升迁了。试想，此类官员怎能会去“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隐性失职型。一些领导干部在岗不在状态，出工不出力，出力不尽力。无利不起早，许多群众关心的事一拖再拖。有人将其概括为“平平安安占位子，忙忙碌碌装样子，疲疲沓沓混日子，年年都是老样子”。好多信访案件年深日久，无人过问，最后小事拖大，大事拖炸，促使矛盾激化，甚至造成极端事件。比如拆迁补偿问题、土地征用问题、老工人养老金问题、市政问题、社会治安问题，找领导和有关部门，就是推来推去踢皮球。再比如，“瘦肉精”问题，有17个国家职能部门监管，为何还管不住?这也是庸官懒政的典型表现。
庸官懒政的根源
有人形象地总结造成庸官懒政的原因是：竞争“短缺”，问责“短路”，考评“短腿”。客观地说，庸官懒政并非与生俱来，他们的广泛存在，自有其生存的土壤和空间。要治理庸官懒政，就必须弄清其产生的根源，只有找准“病因”，才能找到“解药”，否则，就是花再多的力气，也许一拳只打在了棉花上，使不上劲。据研究，产生庸官懒政的根源有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考核机制的导向效应。改革开放前，由于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只要完成“计划”且又听话，即可过关，所谓的考核机制似有实无。而改革开放以后，由计划经济到商品经济再到市场经济，考核的内涵多元化了，而考核却一直缺乏科学的评判机制，一些官员“啥都不干，难找缺陷；不做事情，不担风险；组织考核，没有缺点”。就算不思进取、无所作为，只要不犯错误，不仅可以在领导岗位上风平浪静，还可以通过熬资历按时升迁。这种不正常状态逐渐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导向效应，而且是反向负面的激励。
二是提拔任用的天花板效应。不知从何时起，我国在干部提拔任用上出现了唯年龄段的“死杠杠”，这就是被人们俗称的所谓“天花板”。而这种效应把很多想干事、能干事的优秀干部也吸入其中，使他们转而甘于平庸、随波逐流，原本能成为干将的最终还是都沦为了庸官。“只看年龄，不论水平；注重学历，忽视能力；顺我者上，逆我者下。”再者，如今干部提拔中的人为因素太多，这种现象在基层尤为严重。一些能力突出、群众口碑好的干部原来也有一番干事业的雄心壮志，但在职位升迁上屡受打击后，极容易产生消极应对心理。
三是官场生态的群仿效应。近年来，我国某些部门及地方政府的官场生态不容乐观，大事小情、提拔任用、工程项目、资金安排等等，很多都由“一把手”的“一言堂”、“一支笔”来“一锤定音”，由于人权、财权的高度集中，即使真的有人“民主”了，最后还会被“集中”掉，如果有不知好歹者太“民主”了，日后就免不了被穿小鞋儿或挪挪位子，久而久之，产生了政治生态恶性循环的群仿效应。当缺乏党内民主的时候，这种权贵依附关系就容易使领导干部形成封建家长制的做派，所以有时候领导干部自己贪腐了，其他人即便发现了问题，也敢怒不敢言，甚至还与贪腐利益链结成共同体，使得有些问题被长期掩盖。在审理浙江吴英案时，竟有许多官员强烈要求尽快判其死刑，为何盼望吴英早死，值得玩味。
四是不出问题的太平官效应。有个市领导秘书被重用，到下面县里任“一把手”，临别时老领导语重心长地赠言：“上任后，不期望你能有多大政绩，但有三句话你必须牢牢记住：第一句，希望你不要出问题；第二句，还是希望你不要出问题；第三句，希望你千万不要出问题。”在这位领导眼里，为官从政即使平庸一点并无大碍，但你要是一旦出了什么问题，可能拔出萝卜带出泥，那就一损俱损， 前程尽失了。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混字当头，八面玲珑，可谓庸官的一大典型特征。从廉政角度划分，官员大致可分为清官和贪官两类；从勤政角度划分，则可划分为能官和庸官。庸官还可以再细分清廉且平庸之官和贪婪且平庸之官两种，后者自有党纪国法管束，前者的危害则往往容易被忽视。
五是群众监督的空转效应。中央出台的许多党建和党纪、党规中，都强调走群众路线，倾听群众呼声，接受群众监督。可现实中，官员干得好不好，群众根本无法评判。即便评判了，也是白费劲儿。很多官员并不拿群众意见当回事，其主要原因是，群众对领导干部的任命、升迁乃至考核评价等所起的作用几乎为零，决定官员乌纱帽的完全在于他的上司。由此，某些官员才敢忽视民意、践踏民意，使接受群众监督的规定被空转了。时间一长，以致频频出现“我不拆迁，你们吃什么?”“跟我讲公平，你臭不要脸!”“中央没给我发法令，我就代表国家。”“我让他从地球上消失”等官场雷语，负面影响十分恶劣。所以说，官员手中的权力是一柄双刃剑，我们有时不但要看他如何使用权力，更要看他如何节制权力。从这个意义上讲，必须通过包括行政体制改革在内的政治体制改革，既从外部对官员施加有力的监督与制约，促使官员积极履职、尽责，也要推动官员形成正确的权力意识，培养谨慎用权、节制用权的权力美德。
庸官懒政的危害
谈起干部作风问题，人们往往对贪腐反应最为强烈，认为以权谋私、大肆索贿受贿的贪官对政权和社会危害极大，而对于庸官懒政，一些人则不以为然，认为他们没有往自己腰包里搂钱，只不过是平庸一些、懒惰一些，无伤大局。实际上，庸官赖政对党和国家事业危害同样不可小视。
第一，庸官懒政极大地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公信力是党和政府的命根子，干部作风是政府公信力的生命线。政府是抽象的，干部是具体的，政府的形象取决于干部的形象。党和政府的公信力从哪里来?从正确决策中来，更从为人民服务的态度和成效中来。在实际工作中，多数党员干部能够坚持“为人民服务、向人民负责”的工作作风。但也确有那么一些人，在位不谋公事，尸位素餐，甚至没有好处不办事，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为人民币服务。这些作风和做法对党和政府公信力的伤害，丝毫不亚于贪腐。
第二，庸官懒政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近年来，国内许多地方频频发生重特大安全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那里的一些官员懒政，不愿去抓好、管好安全生产；不愿意深入生产一线，不肯动脑、动手去解决可能引发事故的各类隐患，而是好大喜功，胡吹乱擂。“7·23”甬温线发生的40人死亡、190多人受伤的重大铁路交通事故，就是典型的一例。据2011年3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向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的报告显示，去年我国共立案侦查渎职侵权犯罪案件7349件，涉及10227人，同比分别增加4，5％和9.3％。被立案侦查的重特大渎职侵权犯罪案件3508件，同比增加10.5％，被判决有罪的28652人，同比上升9.25％，被查办的各类渎职犯罪，给国家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上千亿元。这说明，与贪官一样，庸官懒政不但浪费大量国家资源和财产，而且使众多无辜的人丧失生命和健康，其危害之大，决不可等闲视之。
第三，庸官懒政客易错失发展良机。发展是硬道理，是执政兴国富民的第一要务，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放松。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是党带领亿万人民抓住机遇发展起来的。但是，一些地方能发展而没发展，除了客观因素外，与庸官懒政的“不作为”也有很大关系，白白丧失了发展良机。另外有的由于瞎折腾，搞所谓政绩、面子工程而大上快上了一批违反科学发展的项目，致使几亿、几十亿的钱财浪费掉，随后一句轻飘飘的“交了学费”便将一切化为乌有。正如群众所言，贪官是硬伤，庸官则是内伤。
第四，庸官懒政严重损害了党的先进性。庸官懒政最大的特点是散漫拖沓、暮气沉沉。不论发展压力多么大、民生问题多么急、机遇变化多么快、上级要求多么紧迫，他们却总是快不起来，悠悠然地磨蹭着，心懒、嘴懒、手懒、身懒。这样的人多了，我们党就会失掉在艰巨复杂的革命、建设、改革考验中形成的蓬勃朝气、昂扬锐气和浩然正气，变得迟钝、保守，甚至麻木，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严重，最后就会失去先进性和生命力。
第五，庸官懒政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从一批批被查处的腐败官员来看，绝大多数都与庸官懒政有关，大到矿难、食品安全、环境污染，小到群众上访、机关作风，其身后都有庸官懒政的影子。他们不思正事，不愿付出，但却挖空心思逐利，见钱眼开。因此，治懒治庸是干部队伍建设问题，是党的作风建设问题，也是反腐倡廉建设的大问题。事实上，有的庸官、懒官同贪官是合而为一的，不少腐败分子就是从庸懒走向贪腐的。
庸官懒政的整治
近年来，各地也在积极探索整治庸官懒政，试图挣脱机关沉疴的桎梏，但效果都不太理想，仍然没有改变“人治”的困惑，把整治庸官懒政称之为“风暴”，便是人们对“人治”冷眼旁观的心态表露。那么，庸官懒政的整治该从哪里开刀呢?
一要加大机构改革力度。我国干部人事制度不合理诟病已久。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先后经历了多次机构改革和精兵简政，可每次改革之后很快就恢复原态，有的甚至出现了越改越臃肿的怪象。政府机构设计和人员使用上权力过大，有的失去制约。比如：辽宁铁岭市设立了20个副秘书长，福建龙岩市政府竟有13个副秘书长，江苏某县某局竟设了11个副局长。鉴此，中央必须下大决心，从严控制编制并且拿出有效办法，务必做到令行禁止，同时还要严防回弹。
二要打破“铁饭碗”“铁交椅”。中国官员能上不能下，考上了公务员就等于端上了“铁饭碗”，当了官就等于坐上了“铁交椅”。福利高、地位高，活不累，风险小，公务员成了中国当下的一个香饽饽行业。《公务员法》虽然也对德、能、勤、绩、廉考核做出了某些规定，但量化很难，出手不狠，钢性不够。社会关切的重点难点热点始终未能突破，公务员退出机制不健全，只要不触犯党纪国法，即使不作为乃至是庸官，也能“一生平安”，因而，这种新的“铁饭碗”、“铁交椅”制度若不彻底打破，庸官懒政便难以根治。
三要坚决落实问责制度。2009年5月，中央出台了《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界定了问责的7种情形，明确了问责的程序，官员问责开始制度化。随后，广东、海南、云南、江西、天津等地“问责办法”也相继出台，从而使问责制度更加细化，也更具有操作性。今年3月22日，北京市关于《北京市实施<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办法》正式对外公布，首次将市级党政领导列入问责范围，被公众和舆论认为，此举在中国问责路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但从全国来看，问责的力度、广度、深度还远远不够。尤其是地方，“关系网”、“利益链”瓜葛太多，官官相护及怕拔出萝卜带出泥的现象十分严重。
四要公开接受社会监督。未来问责制度的发展和完善，还应多从社会和公众的关切中寻找答案。比如；问责和治庸程序是否存在“亡羊补牢”现象?问责和治庸之剑是否“高举轻落”、“雷声大雨点小”?问责和治庸结果是否已化作“镜花水月”?“高调问责，低调升迁，强势治庸，颓势养懒”的不断出现，正在消解问责制和治理庸官懒政的公正性。监督电话无人接听，举报没人查处，问责仅是表面文章，等等，如何走出问责困境，唯一的办法，就是公开，阳光问责，接受社会监督，有必要从制度设计上引入第三方的客观评价，发展由公众主导的问责和治庸制度。彻底走出管理办法的制定是政府，考核和评价的仍然是政府，得出结论的还是政府的“怪圈”，以保证公众和舆论监督更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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