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3月24日,美国总统福特问坐在他身边的科学家:“你们是否同意我国正面临一场猪流感流行病,因此需要进行群众性接种?”见没人反对,福特当晚对全国电视记者说:“本人请求国会在4月休会前,拨出1.35亿美元,生产足够的疫苗供全民接种。”而此前的1975年,因为老百姓对于挨针头不感兴趣,许多疫苗都坏在仓库里。
　　大难面前,国会山的政治家们很怕自己落得口实,争先恐后地批准拨款请求,甚至有人趁热打铁地提议增加共18亿的社会服务开支与环保资金。福特自然也没有拒绝。
　　这时,制药企业却跳出来说,如此短的时间内生产大批量疫苗,质量无法保证。国会无可奈何,只好免除了制药厂的责任。也就是说,挨针头的是美国人,买针头的是美国人,打出问题来掏钱赔偿的还是美国人,而帕克·戴维斯制药公司,不久后生产的错误流感变体疫苗,统统由纳税人买单了。
　　当时报纸激烈抨击利欲熏心的制药行业,使得制药厂担心“煮熟的鸭子要飞了”。但稍后在费城出现的大范围流行病,又给了2亿份疫苗的通过一个貌似贴边的理由。8月5日,福特签署了《1976年全国猪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公共法规94-380号),拟对至少80%的美国人接种,同意在“疫苗出现问题时”为制药企业承担赔偿责任。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全民免疫行动于这年10月1日拉开序幕。
　　但早在7月时,医学界就终于在学术与政治的博弈中站到了真理的一边,他们认为大兵刘易斯身上提取的流感病毒比1918年的弱得多,不至于兴师动众地给全国人扎针。可是政治家们已经决定了。
　　到1976年10月11日,约4000万美国人(约占总人口的24%)注射了新研制出来的流感疫苗,新型压缩空气注射器也让挨针头的美国人耳目一新。
　　结果,10月11日,匹兹堡出现了接种猪流感疫苗老人死亡事件。福特惊慌不已,连忙在电视镜头前挽起袖子,试图用自己的胳膊来证明疫苗的安全。
　　但是福特并没有阻止媒体曝光流感疫苗导致格林·巴利综合症——有些人在接种疫苗后出现了麻痹性的神经肌肉紊乱。本来是救民于水火的计划,却背上了“让人致残”的骂名。1976年12月16日,执行3个半月后,美国国家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寿终正寝。
　　关于疫苗的争吵至今没有停息,美国《药物安全》杂志今年还刊文指出:“由于疫苗对免疫系统有影响,所以免疫行为与随后发生的格林·巴利综合症是有关系的。”
　　接种计划失败之后,胳膊上挨针的福特总统也在后来的大选中败给了卡特。失败的还有医学专家,他们预料的一场如西班牙大流感般的1976年流感并没爆发。1980年,《纽约时报》称,美国销毁了废弃的价值4900万美元的流感疫苗。这段“疫苗比流感杀人还多”的历史,彻底改变了美国人对疫苗的看法。截至1993年,美国政府向猪流感疫苗索赔者赔款共9300万美元,这都是纳税人的钱。
　　所以,2009年墨西哥猪流感爆发之后,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长米切尔·里维特又把1978年出版的旧书《猪流感决策:一种难以琢磨的疾病》翻了出来,推荐给内阁成员阅读。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政客在对待此次猪流感之时为何表现得缺乏作为,冷面以对。(摘自《先锋国家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