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风窗》专题探讨我国的大学教育危机，封面的标题，问得干脆：“大学怎么办?”
　　中国的大学教育，历史短浅，上下不过百年。最早是清末的京师大学堂，还是戊戌维新的产物：主张学习西方列强船坚炮利的科技，中国的大学课堂，从第一步开始，走的就是物质的专业培训之格，与西方的大学教育不是同一个层次。
　　大学是什么?英国思想家罗素定性得好：大学不是年轻人的职业培训所，大学更不止是知识荟萃之地，为什么要念大学?为了培训理性的独立思考，念大学的目标，是在“格物”和“致知”的过程中，培养智慧。
　　对于今日我国望子成龙的芸芸家长，送孩子进重点大学，学智慧，不是首要考虑的问题。温饱权既是最大的人权，一纸文凭是最终的目标，大学文凭保障的是高工资的职业，让孩子从农村涌到城市，从城市涌到北京和上海，从京沪而进一步“哈鲁”——哈佛和耶鲁，当代中国人大学教育观，在结构上，不脱古代中举考状元，自下而上的乡试、省试、殿试，鲤跃龙门三级跳；在主题上，也不离读书而做官，海归则CEO的功利主义二元论。进了官场，最大的“智慧”，是懂得鉴貌辨色、见风使舵，大学教育的宗旨，本来是从独立思考中培养智慧的人格，中国社会的冷酷现实，从一开始就决定中国不可能长期拥有一家国际级的著名大学。
　　回顾百年，我国从来没有一套长期稳定的大学教育。京师大学堂开办不久，六君子浴血，晚清覆亡。北洋时代，中国积弱，北京大学反而因为蔡元培科学与民主的启蒙，形成了与国际短暂接轨的大学黄金世代。外国传教士纷纷来华办学，北有燕京，南有复旦，还有辅仁、同济、交通，传教士开办的大学，不但为民国的乱世提供了在战火中建设的中坚力量，还为1949年之后的新中国，留下了薪火残存的知识分子。
　　蒋介石败走台湾之后，“国府”领导下的大学教育在戒严法之下，扼杀了蔡元培、傅斯年、胡适等先辈从西方传来的思想学术自由，台大哲学系教授殷海光先生，因探究民主，一介书生，向“蒋总统”建言宽容异见，考虑自由选举，即遭开除学籍，贫病交煎，虽幸没有投入冤狱，却几以“叛乱”罪论处。
　　英国政府在殖民地香港开办香港大学，只为培养技术官僚，全无为香港华人教化“独立思考”的“智慧”的义务。民国大儒钱穆与胡适，钱以孔子儒学的传人自居，托庇殖民地，寂寞地开办了一家新亚书院，远没有一家现代化大学的规模；胡随蒋介石去了台湾，明知在戒严法之下，不可能在一座孤岛上继承蔡元培的遗志，也只有黯然当他的“中华民国驻美大使”。中国内地则经历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农兵白卷英雄”的异变，更说不上什么正常的大学教育。
　　百年中国，不夸张地说，真正与国际接轨的大学殿堂，从来没有出现过。
　　中国的大学，固然20年来在“量”的方面出現了重大的飞跃，但许多都是“军事大学”、“工业大学”、“商贸财经大学”，还是侧重功利和实用主义。诚然，以我国的国情，温饱与工资是一个大学生毕业的首要考虑。然而，大学漫长的4年，在技术和职业的培训过程中，毕竟不是科举考试的训诂和背诵，逻辑思维和科学方法还是人生智慧的副产品。
　　西方的大学教育，从中世纪的神学训练开始，基本上实现了罗素的理想。罗素出身的剑桥成立于16世纪，就是几个牛津的学者从牛津分裂出来，另起炉灶的。剑桥大学不同牛津之传统保守，更敢于反抗神权的垄断。科学家牛顿和达尔文，都出身剑桥，浪漫诗人拜伦也是，还有雪莱，提出无神论被开除学籍。剑桥的科学是强项，因为科学在英国，一向是抗衡教会的异见武器。今天的家长，如果渴望孩子上牛津剑桥，没有几个分得清楚两家大学的办学风格：牛津培养政治家，剑桥以出产科学家和艺术家见长，两家名校，不像我国的北大清华之文理分道，而是传统与叛逆的分流。
　　优秀的大学，必有独立的学格，学格的品牌，又由这家大学产生的诗酒风流的人格而形成。达尔文、罗素、雪莱，叛逆之名累累于民间，这几个早已与剑桥浑然一体；撒切尔夫人和布莱尔治国之誉，又悬于庙堂，都是智慧的两面。真正的大学在哪里?蓦然回首，必然流芳于历史楼台的灯火阑珊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