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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西郊机场”位于现北京海淀区四季青乡境内，占地3000余亩。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侵略军为了进一步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在中国的土地上，修建了该机场。机场修建期间，他们强占土地，强拆民房，雇佣朝鲜监工，疯狂压迫中国民工，犯下了滔天罪行。
一、日本土木工程师秘密画图
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不久，日本土木工程师青木夫妇受日本官方的命令，来到海淀区西部蓝靛厂一带，秘密勾画起西郊飞机场的工程“蓝图”。他们将西郊一带的村庄、交通要道，甚至这一带的水井、庙宇位置都详细地画了下来。“卢沟桥事变”前夕，这对日本夫妇回国。
1937年9、10月间，蓝靛厂来了一队荷枪实弹的日本兵，领头的自称是青木的弟弟，名叫黑木。他骑着高头大马，手拿图纸，边走边看，并向行人打听几位蓝靛厂人的名字。由于行人疑其不良意图，都佯装不知，黑木只得带着队伍离去了。
1940年左右，青木拖着受伤的残腿，一瘸一拐地又出现在蓝靛厂。他先到曾经居住过的西斋看了看，又走访了几位老邻居，此后便杳无音讯了。
二、日伪勾结建机场
1938年3月和1941年初，在日本侵略军和伪华北临时政府的授意下，中坞、小屯、南坞、蓝靛厂、西冉村、柳林居诸村的伪保长们，先后两次组织修建西郊机场工程的各项具体工作。
首先是强制搬迁、划界栽桩。当时划定的机场地界是以柳林居村为中心，南至西冉村、北高庄，北至中坞校场，东至南坞西半部，西至旱河山。以上地界内的房屋限期拆迁，坟墓一律迁移，耕地廉价征购。
这次征购土地完全是掠夺性的。占地一亩仅作价40元（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印制的伪币，下同），只能买300斤玉米面，搬迁一间民房给40元，迁移一座坟才给15元。按当地老百姓调侃的话说，这些钱“还不够一葫芦醋钱”。被强制搬迁的农民达上百户，害得这些故土难离的农民倾家荡产，颠沛流离。
柳林居村一位姓李的农民，舍不得世代生息的家园田亩，以“破家值万贯”为由，与伪保长辩论，拒不搬迁。伪保长就叫来日本兵威胁说：“房屋的不搬，土地的不卖，死拉死拉的有。”威逼之下，李家只得搬出自己的房屋，居于中坞破庙，以给地主开苇塘为生。而那些伤天害理的伪保长们还借机雁过拔毛，中饱私囊。老百姓咬牙切齿地说：“一修飞机场，肥了保甲长；耕田一被占，百姓要了饭。”
在中国的国土上，为侵略者修建飞机场，真是奇耻大辱。而日伪政府却在机场边立下“柳林居故村附近迁移公墓纪念碑”，以表彰其“功德”，碑文云：“中华民国二十七年暮春，政府兴建飞机场于京市西郊柳林居村，收用村有民地约三千亩有奇，田园偿以值，庐墓给价□。”
短短碑文的字里行间反映出日伪强征民房民田的历史事实，成为日军侵华罪行的一件铁证。此碑今尚在，已成为中坞村一李姓村民家门口的垫道石。
日军征地后又为修建机场招收民工。负责修建机场工程的日军最高领导人是天野少尉，他带领一队日军驻扎在蓝靛厂原来青木住过的西斋，坐镇指挥属于“西松组”的一批朝鲜人监工和当地伪保长进行招工的具体组织工作。1938年4月1日，他们在蓝靛厂西顶庙（即今北京市橡胶五金厂内）挂出“工贩管理所”的招牌，名曰以工代贩，实际是廉价剥削中国的劳动力。来此报名的大多是当地的农民，也有部分民工来自河北省琢县、新城等地，民工总数最多时达3000余人。
机场跑道奠基需要大量石块，伪保长们献计，到外火器营、香山健锐营、圆明园护军营拆毁清代的营房及围墙的石头备用。西郊“京师外三营”的营房建筑，就是在修建西郊飞机场时被日伪破坏殆尽的。为了运送这些石块，他们又在当地强行摊派大车上千辆次。
西郊机场一期工程当年7月1日基本完工并交付使用。
机场的内部设置大致为：办公室设在机场东大门内的30多间平房里。机场下设南北两厂。南厂负责飞机大修，下辖厂棚、发动机、车工、机体、装机、电晶器等车间。北厂负责小修，下辖大格拉斯、AD、劳西豆（均为日飞机型号）等五个车间，还有电瓶、油库、水泵、汽车等班组。
机场经常停留有30余架飞机，多时达50余架，均系民航客机及运输机。
西郊机场属设在宣武门的日本航空公司管辖，机场的总负责为铃木三太郎，南厂负责人伊滕，北厂负责人南田，警卫负责人吴本（人称司令）。机场共有日籍管理技术人员200多人，日本人平时住在城里，每天乘坐四、五辆捷克大轿车上下班。机场的工程师均是日本人，其余技术人员中既有日本人，也有中国人。机场的日常建筑工程和各种劳务的组织，都由50余名朝鲜人承管。机场平时有中国工人千余人，多系附近农民，从事建筑、维修、杂役等繁重劳务。此外，还有百余名日军和20多名伪治安队员负责机场的治安保卫工作。
三、消极怠工的中国民工
修建机场的劳动十分繁重艰苦。“工贩管理所”将3000余名中国民工编成40多个组，分别由50余名朝鲜人监工，每组指派一名中国人当工头，驱使民工披星上工，戴月下工，从事打洋灰、推枯辘马等笨重的体力劳动。民工们每天工作长达十几个小时，下班时凭工具领取4角钱（只够买3斤玉米面）。他们干着牛马活，吃的猪狗食，晚上住的是破庙宇，苦不堪言。
中国民工在机场干活是为了混饭吃，没有人真心为日本人干活。但是朝鲜监工整天拿着洋镐把转悠，谁不干活就打谁，民工们恨死他们了。当时流传着“亡国奴不如丧家犬”、“奴使奴，累死奴”（指朝鲜监工也是日本人的奴隶，却苦苦使唤中国民工）的说法，深刻地反映了中国民工身受日本人和朝鲜监工双重压迫的辛酸苦难。
为了对付这双重压迫，中国民工用磨洋工的办法来与日军及朝鲜监工周旋。为了躲避监工，民工们就选出一个放哨的负责了望。放哨的看见监工来了，一吹哨，大家就抄起工具干活；如果探听到监工有事不来了，大家就踏踏实实地坐着休息。
机场建成后，日军又雇佣了大批当地农民进机场做工。这些中国工人消极怠工的一个办法就是随手抄拿机场的东西，如汽油、飞机零件、军衣、粮食、工具等。工人们拿日军的东西，有的是因为微薄的工钱无法养家糊口，顺手拿点东西，卖了后可以增加点收入。还有的是出于爱国心，为了报复日本的侵略。如中坞村农民冯玉，是一位有头脑、有民族气节的中国人，他粗通文墨，聪明好学，有一套修理飞机的技术，能从飞机的声音中，听出哪个零件有毛病。有一次，一个日军头目要坐飞机执行紧急任务，临行前让冯玉检查飞机有无故障，冯玉却故意将飞机上的小型发报机拿走了。飞机要起飞时，飞行员发现发报机没了，只好停止飞行。事后，日本人追查此事，因没有查出原因，只好不了了之。 四、罪恶累累的吴本“司令”
西郊机场建成后，成为日军一个重要的空运基地。机场由100多名日军和20多名伪治安队联合把守，警卫负责人叫吴本，人称吴本司令。他身体肥胖，一双三角眼，留着小黑胡子，为人阴险凶狠，勾结伪保长和伪治安大队长，干了许多伤天害理的罪恶勾当，老百姓对他恨之入骨。一次，他伙同伪治安大队长张某主演了一场欲擒故纵的骗钱把戏。他指使伪警察在中坞、小屯、蓝靛厂等村开设赌局，当赌徒下注正酣时，参赌的警察借口出去解手，借机密报吴本，吴本便迅速出动警车赶赴现场，没收全部赌款。事后吴本他们坐地分赃，还美其名曰“掏家雀”。
吴本还与伪保长、大地主张惠（解放初被镇压）结拜了把兄弟，共同鱼肉乡民。1944年夏，时值酷暑农忙季节，张惠地里草苗不分，活茬干不过来，就通过吴本调了一拨为机场干活的外地民工帮他锄草。其中一位小伙子血气方刚，见张惠狗仗人势，不愿意给他干，与张惠发生口角。张惠怀恨在心，便唆使吴本命令一个朝鲜监工用铁锹将小伙子的脑袋劈成两半儿，小伙子惨死他乡。
吴本还勾结朝鲜监工在蓝靛厂等地开设了好几处“白面房”，贩卖大烟、白面，毒害中国百姓。所获盈利，吴本拿大头。据当地老人回忆，当时死于吸毒者或因吸毒而倾家荡产者，不计其数。
五、盟军空袭飞机场
1943年底，机场来了一位不速之客，在南厂做工。此人精明强干，善于交际，没几天就与吴本司令打得火热。
一天，机场四门紧闭，警笛急鸣，宣布戒严，警备队到处搜寻此人，也没见他的踪影。有人说，他进城逛妓院去了。吴本带着军警跟踪追击到妓院，也没逮着他。听说此人是国民党蓝衣社的特务，来机场做工是为了盗窃飞机分布图，图纸得手后，被日本人发现，此人即火速潜回重庆。
1944年初春，日本人为防空袭在机场设置了三个哨所，又在机场周围的坟地和树林深处建了许多飞机堡、防空洞及汽油库。一分哨设在中坞大泡子，二分哨设在远大粉房，三分哨设在狮子坟。仅一分哨就修了六个大飞机堡、十六个防空洞、三个汽油库。日本人将飞机藏在飞机堡里，还架设了许多木头飞机作掩护。
一日，晴空万里，机场上空出现两架飞机，大人小孩觉得新鲜，争看机尾冒的白烟。几天后，空中又出现两架大型飞机，正当人们看得出奇时，只见空中出现许多小飞机，直向机场中心俯冲，“嘟嘟嘟”一阵机关炮扫射，就将一架日本飞机打着了。这时日本机枪向空中扫射，小飞机又向机枪响处俯冲射击，机枪就哑巴了。刹时间只听一片枪炮声，又见机场及四周飞机堡、油库火光冲天，浓烟滚滚，再看那大肚子飞机和小飞机早就消失在云中。
据记载，这次空袭西郊机场的小飞机是驻重庆美国空军飞行员驾驶的B-51型轰炸机，空袭时间是1945年2月6日下午3时。
这次空袭后，日本人检查被炸毁的设施时，发现停在机场和飞机堡里的木头假飞机一架没打着，打的全是真的，日军损失飞机20多架。后来日本人就把机场的发动机工作间搬到白塔寺对面锦什坊街的顺承王府了。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西郊机场的日本人就地待命受降，一律不准擅自离开机场。8月20日左右，天空中又飞来一架四个螺旋桨的大飞机，扔下几十个小黑点，日本人此时已是惊弓之鸟，以为又是飞机空袭，一个个抱头鼠窜。不想，小黑点落至半空中全打开了，原来是国民党和美国的伞兵。伞兵落地后，各就各位，迅速占领机场要地。接着又飞来两架D20型军用机，从舱门跳出许多全副武装的国民党九十二军官兵，这其中还有那位盗图纸的蓝衣社特工人员。从8月底到9月初，西郊机场接管完毕，但奇怪的是机场的警卫和管理人员都是美国航空陆战队的。
1949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航空处正式接管西郊机场，成立了由前国民党飞行员组成的华北空运大队。200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60周年庆典时，所有在天安门上空飞过用于展示的飞机都从该机场起飞，然后到南苑机场降落。
（请作者与本刊联系，以便奉寄稿酬和样刊）
一、日本土木工程师秘密画图
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不久，日本土木工程师青木夫妇受日本官方的命令，来到海淀区西部蓝靛厂一带，秘密勾画起西郊飞机场的工程“蓝图”。他们将西郊一带的村庄、交通要道，甚至这一带的水井、庙宇位置都详细地画了下来。“卢沟桥事变”前夕，这对日本夫妇回国。
1937年9、10月间，蓝靛厂来了一队荷枪实弹的日本兵，领头的自称是青木的弟弟，名叫黑木。他骑着高头大马，手拿图纸，边走边看，并向行人打听几位蓝靛厂人的名字。由于行人疑其不良意图，都佯装不知，黑木只得带着队伍离去了。
1940年左右，青木拖着受伤的残腿，一瘸一拐地又出现在蓝靛厂。他先到曾经居住过的西斋看了看，又走访了几位老邻居，此后便杳无音讯了。
二、日伪勾结建机场
1938年3月和1941年初，在日本侵略军和伪华北临时政府的授意下，中坞、小屯、南坞、蓝靛厂、西冉村、柳林居诸村的伪保长们，先后两次组织修建西郊机场工程的各项具体工作。
首先是强制搬迁、划界栽桩。当时划定的机场地界是以柳林居村为中心，南至西冉村、北高庄，北至中坞校场，东至南坞西半部，西至旱河山。以上地界内的房屋限期拆迁，坟墓一律迁移，耕地廉价征购。
这次征购土地完全是掠夺性的。占地一亩仅作价40元（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印制的伪币，下同），只能买300斤玉米面，搬迁一间民房给40元，迁移一座坟才给15元。按当地老百姓调侃的话说，这些钱“还不够一葫芦醋钱”。被强制搬迁的农民达上百户，害得这些故土难离的农民倾家荡产，颠沛流离。
柳林居村一位姓李的农民，舍不得世代生息的家园田亩，以“破家值万贯”为由，与伪保长辩论，拒不搬迁。伪保长就叫来日本兵威胁说：“房屋的不搬，土地的不卖，死拉死拉的有。”威逼之下，李家只得搬出自己的房屋，居于中坞破庙，以给地主开苇塘为生。而那些伤天害理的伪保长们还借机雁过拔毛，中饱私囊。老百姓咬牙切齿地说：“一修飞机场，肥了保甲长；耕田一被占，百姓要了饭。”
在中国的国土上，为侵略者修建飞机场，真是奇耻大辱。而日伪政府却在机场边立下“柳林居故村附近迁移公墓纪念碑”，以表彰其“功德”，碑文云：“中华民国二十七年暮春，政府兴建飞机场于京市西郊柳林居村，收用村有民地约三千亩有奇，田园偿以值，庐墓给价□。”
短短碑文的字里行间反映出日伪强征民房民田的历史事实，成为日军侵华罪行的一件铁证。此碑今尚在，已成为中坞村一李姓村民家门口的垫道石。
日军征地后又为修建机场招收民工。负责修建机场工程的日军最高领导人是天野少尉，他带领一队日军驻扎在蓝靛厂原来青木住过的西斋，坐镇指挥属于“西松组”的一批朝鲜人监工和当地伪保长进行招工的具体组织工作。1938年4月1日，他们在蓝靛厂西顶庙（即今北京市橡胶五金厂内）挂出“工贩管理所”的招牌，名曰以工代贩，实际是廉价剥削中国的劳动力。来此报名的大多是当地的农民，也有部分民工来自河北省琢县、新城等地，民工总数最多时达3000余人。
机场跑道奠基需要大量石块，伪保长们献计，到外火器营、香山健锐营、圆明园护军营拆毁清代的营房及围墙的石头备用。西郊“京师外三营”的营房建筑，就是在修建西郊飞机场时被日伪破坏殆尽的。为了运送这些石块，他们又在当地强行摊派大车上千辆次。
西郊机场一期工程当年7月1日基本完工并交付使用。
机场的内部设置大致为：办公室设在机场东大门内的30多间平房里。机场下设南北两厂。南厂负责飞机大修，下辖厂棚、发动机、车工、机体、装机、电晶器等车间。北厂负责小修，下辖大格拉斯、AD、劳西豆（均为日飞机型号）等五个车间，还有电瓶、油库、水泵、汽车等班组。
机场经常停留有30余架飞机，多时达50余架，均系民航客机及运输机。
西郊机场属设在宣武门的日本航空公司管辖，机场的总负责为铃木三太郎，南厂负责人伊滕，北厂负责人南田，警卫负责人吴本（人称司令）。机场共有日籍管理技术人员200多人，日本人平时住在城里，每天乘坐四、五辆捷克大轿车上下班。机场的工程师均是日本人，其余技术人员中既有日本人，也有中国人。机场的日常建筑工程和各种劳务的组织，都由50余名朝鲜人承管。机场平时有中国工人千余人，多系附近农民，从事建筑、维修、杂役等繁重劳务。此外，还有百余名日军和20多名伪治安队员负责机场的治安保卫工作。
三、消极怠工的中国民工
修建机场的劳动十分繁重艰苦。“工贩管理所”将3000余名中国民工编成40多个组，分别由50余名朝鲜人监工，每组指派一名中国人当工头，驱使民工披星上工，戴月下工，从事打洋灰、推枯辘马等笨重的体力劳动。民工们每天工作长达十几个小时，下班时凭工具领取4角钱（只够买3斤玉米面）。他们干着牛马活，吃的猪狗食，晚上住的是破庙宇，苦不堪言。
中国民工在机场干活是为了混饭吃，没有人真心为日本人干活。但是朝鲜监工整天拿着洋镐把转悠，谁不干活就打谁，民工们恨死他们了。当时流传着“亡国奴不如丧家犬”、“奴使奴，累死奴”（指朝鲜监工也是日本人的奴隶，却苦苦使唤中国民工）的说法，深刻地反映了中国民工身受日本人和朝鲜监工双重压迫的辛酸苦难。
为了对付这双重压迫，中国民工用磨洋工的办法来与日军及朝鲜监工周旋。为了躲避监工，民工们就选出一个放哨的负责了望。放哨的看见监工来了，一吹哨，大家就抄起工具干活；如果探听到监工有事不来了，大家就踏踏实实地坐着休息。
机场建成后，日军又雇佣了大批当地农民进机场做工。这些中国工人消极怠工的一个办法就是随手抄拿机场的东西，如汽油、飞机零件、军衣、粮食、工具等。工人们拿日军的东西，有的是因为微薄的工钱无法养家糊口，顺手拿点东西，卖了后可以增加点收入。还有的是出于爱国心，为了报复日本的侵略。如中坞村农民冯玉，是一位有头脑、有民族气节的中国人，他粗通文墨，聪明好学，有一套修理飞机的技术，能从飞机的声音中，听出哪个零件有毛病。有一次，一个日军头目要坐飞机执行紧急任务，临行前让冯玉检查飞机有无故障，冯玉却故意将飞机上的小型发报机拿走了。飞机要起飞时，飞行员发现发报机没了，只好停止飞行。事后，日本人追查此事，因没有查出原因，只好不了了之。 四、罪恶累累的吴本“司令”
西郊机场建成后，成为日军一个重要的空运基地。机场由100多名日军和20多名伪治安队联合把守，警卫负责人叫吴本，人称吴本司令。他身体肥胖，一双三角眼，留着小黑胡子，为人阴险凶狠，勾结伪保长和伪治安大队长，干了许多伤天害理的罪恶勾当，老百姓对他恨之入骨。一次，他伙同伪治安大队长张某主演了一场欲擒故纵的骗钱把戏。他指使伪警察在中坞、小屯、蓝靛厂等村开设赌局，当赌徒下注正酣时，参赌的警察借口出去解手，借机密报吴本，吴本便迅速出动警车赶赴现场，没收全部赌款。事后吴本他们坐地分赃，还美其名曰“掏家雀”。
吴本还与伪保长、大地主张惠（解放初被镇压）结拜了把兄弟，共同鱼肉乡民。1944年夏，时值酷暑农忙季节，张惠地里草苗不分，活茬干不过来，就通过吴本调了一拨为机场干活的外地民工帮他锄草。其中一位小伙子血气方刚，见张惠狗仗人势，不愿意给他干，与张惠发生口角。张惠怀恨在心，便唆使吴本命令一个朝鲜监工用铁锹将小伙子的脑袋劈成两半儿，小伙子惨死他乡。
吴本还勾结朝鲜监工在蓝靛厂等地开设了好几处“白面房”，贩卖大烟、白面，毒害中国百姓。所获盈利，吴本拿大头。据当地老人回忆，当时死于吸毒者或因吸毒而倾家荡产者，不计其数。
五、盟军空袭飞机场
1943年底，机场来了一位不速之客，在南厂做工。此人精明强干，善于交际，没几天就与吴本司令打得火热。
一天，机场四门紧闭，警笛急鸣，宣布戒严，警备队到处搜寻此人，也没见他的踪影。有人说，他进城逛妓院去了。吴本带着军警跟踪追击到妓院，也没逮着他。听说此人是国民党蓝衣社的特务，来机场做工是为了盗窃飞机分布图，图纸得手后，被日本人发现，此人即火速潜回重庆。
1944年初春，日本人为防空袭在机场设置了三个哨所，又在机场周围的坟地和树林深处建了许多飞机堡、防空洞及汽油库。一分哨设在中坞大泡子，二分哨设在远大粉房，三分哨设在狮子坟。仅一分哨就修了六个大飞机堡、十六个防空洞、三个汽油库。日本人将飞机藏在飞机堡里，还架设了许多木头飞机作掩护。
一日，晴空万里，机场上空出现两架飞机，大人小孩觉得新鲜，争看机尾冒的白烟。几天后，空中又出现两架大型飞机，正当人们看得出奇时，只见空中出现许多小飞机，直向机场中心俯冲，“嘟嘟嘟”一阵机关炮扫射，就将一架日本飞机打着了。这时日本机枪向空中扫射，小飞机又向机枪响处俯冲射击，机枪就哑巴了。刹时间只听一片枪炮声，又见机场及四周飞机堡、油库火光冲天，浓烟滚滚，再看那大肚子飞机和小飞机早就消失在云中。
据记载，这次空袭西郊机场的小飞机是驻重庆美国空军飞行员驾驶的B-51型轰炸机，空袭时间是1945年2月6日下午3时。
这次空袭后，日本人检查被炸毁的设施时，发现停在机场和飞机堡里的木头假飞机一架没打着，打的全是真的，日军损失飞机20多架。后来日本人就把机场的发动机工作间搬到白塔寺对面锦什坊街的顺承王府了。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西郊机场的日本人就地待命受降，一律不准擅自离开机场。8月20日左右，天空中又飞来一架四个螺旋桨的大飞机，扔下几十个小黑点，日本人此时已是惊弓之鸟，以为又是飞机空袭，一个个抱头鼠窜。不想，小黑点落至半空中全打开了，原来是国民党和美国的伞兵。伞兵落地后，各就各位，迅速占领机场要地。接着又飞来两架D20型军用机，从舱门跳出许多全副武装的国民党九十二军官兵，这其中还有那位盗图纸的蓝衣社特工人员。从8月底到9月初，西郊机场接管完毕，但奇怪的是机场的警卫和管理人员都是美国航空陆战队的。
1949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航空处正式接管西郊机场，成立了由前国民党飞行员组成的华北空运大队。200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60周年庆典时，所有在天安门上空飞过用于展示的飞机都从该机场起飞，然后到南苑机场降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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