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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导演的姜文,尽管之前只有过两部作品,但却达到了电影与时代互动的最高境界,就是在一个时代的场景里,一旦拿掉这两部电影,这个国家所有剩下的东西加起来,都会显得有点残缺……一个导演恰如其分的野心,就是无论票房高与低,我的作品都会成为时代的一部分,成为这一代人的忧伤与盼望的一部分。
中国导演里面,姜文与贾樟柯一样都是无法归类的。如果说当代中国的场景本来就是无法归类的,那么无法归类就是一个伟大作品的品质。伟大在于无论你用什么方式,描述什么主题,你都深切地回应了你的时代。你把一部电影变成了一个时代精神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一个族群的记忆中无法抠走的印记。从这个角度说,自从《霸王别姬》和《活着》以后,第五代导演的全部作品对这个时代而言,都是可有可无的。可是,这十多年来,中国人的文化记忆里,怎么可能没有《阳光灿烂的日子》,怎么可能没有《鬼子来了》?就像怎么可能想象没有《小武》和《站台》一样。
作为导演的姜文,尽管之前只有过两部作品,但却达到了电影与时代互动的最高境界,就是在一个时代的场景里,一旦拿掉这两部电影,这个国家所有剩下的东西加起来,都会显得有点残缺。其实这跟所谓艺术片还是商业片并没有关系。譬如对整整一代人来说,一旦拿掉《变形金刚》,世界也会立刻显得不完整。但是拿掉《英雄》和《十面埋伏》呢,这个世界只会显得更清晰。我想一个导演恰如其分的野心,就是无论票房高与低(当然最好高一点),我的作品都会成为时代的一部分,成为这一代人的忧伤与盼望的一部分,成为他们初恋或离异时的背景音乐。可惜的是,中国的导演们正在普遍性地丧失这一维度的野心。因此仅以1994年以后的时代而言,姜文和贾樟柯,这两个不能被“第几代导演”归类的人,无疑是当代文化场景中最重要的两位导演。
时代性的回应
伟大的电影犹如伟大的文学或音乐,一定是对时代的深切回应。即有一个超越性的主题,但这个主题一定是在一个具体的年代中“道成肉身”。然后被把握、被描述,被掩埋在族群记忆的深处。第四代导演的核心主题是“伤痕”,这一主题深深契合他们的时代,但却契合得太深,无法从时代的废墟下自拔,而彰显出一种超越性来。于是他们的作品的确成为了那个时代的一部分,但却注定和那个时代一起消逝。最好的、能够留下来与另一个时代艰难对话的,几乎惟有谢晋的《芙蓉镇》。这也是作为演员的姜文留给那个时代的最好的表演之一。“第五代导演”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则普遍地疏离时代,追求时代之上的超越性。他们的追求恰好与一个启蒙时代的文化精神,以及中国人血液里重新滚动的激情丝丝入扣,因此他们的基本路向,是以远离当代的寓言形式,与民间中国的宏大叙事暗通款曲,也成为对中国人存在处境的一个深切回应。尽管他们中的一些人,可能不完全理解这种与时代的关系,但那个时代实在太强悍了,即使你的视野只局限在“电影”这个行当里,即使你只读过一两本小说,听过一两场演讲,你在作品中被激荡的才华,也有极大的可能摇身变作整个时代的“超女”。
到90年代中期,第五代导演从整体上,已明显地不能把握一个在遗忘中开始喧嚣的时代。这种无法把握、无从回应的失语和乱语,甚至一直延续到今天。但这并不只是导演们的困局,如果放回整个中国知识界的场景,就会看到这是中国知识分子面对1989年之后一日三变的时代,一种普遍的无力感。时代的议题,包括历史的苦难,都需要以另一种道成肉身的激情和方式来叙述。而此时,第六代导演群体还在摸索他们回应时代的门路,甚至还没有能力与一个霓虹灯闪、却又暗藏刀光剑影的时代相遇。霓虹灯闪是他们熟悉的,刀光剑影却是他们陌生的。他们的作品如管虎的《头发乱了》或娄烨的《苏州河》,只是轻浮地对应着时代的轻浮。他们看见了轻浮,也经历了轻浮,却不曾亲眼目睹轻浮的时代表象背后,那些历史与人心的纠葛,在当代社会所呈现的令人着迷的复杂性。
这时候,姜文这厮出来,成为了导演。
才气、霸气和义气
有一件轶事,我一直觉得最能说明姜文的某种“承前启后”。我说的“承前启后”,不是一个循规蹈矩或薪火相传的概念,而是说姜文的激情,是一种深陷在时代性当中的激情,从谢晋的时代到陆川的时代,从伤痕、苦难到眼花缭乱的娱乐噱头,他用一个简单的“来劲”把它们放在了同一个世界。在《阳光灿烂的日子》中,凭着他的才华横溢,让孩子们一边流鼻血,一边看见了时代的连续性。而姜文的幽默,也是时代与时代之间的幽默,而绝不是蹲在后现代一个角落里抽搐式的幽默。
90年代初期的一天,姜文和刘晓庆曾一起去看望刚出狱的老侠。他在沙发上悄悄留下一个装着1万块钱的信封。回头老侠打电话叫他们拿回去。后来王朔出面,约老侠一起出书,版税分文不取。这是姜文此辈气质中的仗义,这种仗义既是时代性的,被是非对错所定义;同时也是超越性的,与政治、文化都没有关系。这几乎也是姜文电影中的一脉血液。尽管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但姜文和刘晓庆总是演过《芙蓉镇》里的秦书田和胡玉音。这个轶事也常叫我想起《阳光》中王朔扮演的那个大混混,在卢沟桥下劝和打群架的两帮人那一段。血气与时代的交错,青春与是非的混战,记忆与白日梦的纠缠,每一代人都能在《阳光》中看见自己,甚至每个男人看马小军,都会看成一个人物扮演游戏。但你同时也能在《阳光》中看见一个“红旗下的蛋”的时代,看到一场白日梦如何塑造、伤害和干预了一群孩子,同时也留下自生自灭的缝隙。也看见这个时代如何按它自己的轨迹,残忍地前行。直到那个傻孩子20年后走在北京的大街上,口中从样板戏里一个含糊的地下党暗号(欧巴),变成了一个吐字清晰的“傻逼”,从而完成了姜文以一种最“牛逼”的方式对于两个时代的定义。
如果以姜文饰演的角色,来描述他导演的作品,我会说,《阳光》和《鬼子》两片虽然风格迥异,但它们的品质都是“秦书田”加“我爷爷”的混合。一个是青春的激情,一个是生存的恐惧,都深陷在特定时代的网中央。但这个描述只能到此为止,你不能接下去说姜文的电影就等于《芙蓉镇》加《红高粱》,更不能说他就等于谢晋加张艺谋。不错,姜文有着承前启后的时代性,这几乎使他成为当代独一无二的导演。但他的才华,至少在90年代,使他看上去比其他职业导演更少受到时代更迭的支配。
这时代虽然缤纷,但真正的母题也并不太多。“文革”情结和日本情结,显然是当代中国人迄今为止梦魇般的精神主题之一。其他的情结有些明显,有些不方便说。这些时代的母题看似遥远,却可能影响着当代的每一次婚外恋,人大的每一次投票,网络上的每一款游戏,以及大街和BBS上的每一句粗口。1999年姜文拍出《鬼
中国导演里面,姜文与贾樟柯一样都是无法归类的。如果说当代中国的场景本来就是无法归类的,那么无法归类就是一个伟大作品的品质。伟大在于无论你用什么方式,描述什么主题,你都深切地回应了你的时代。你把一部电影变成了一个时代精神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一个族群的记忆中无法抠走的印记。从这个角度说,自从《霸王别姬》和《活着》以后,第五代导演的全部作品对这个时代而言,都是可有可无的。可是,这十多年来,中国人的文化记忆里,怎么可能没有《阳光灿烂的日子》,怎么可能没有《鬼子来了》?就像怎么可能想象没有《小武》和《站台》一样。
作为导演的姜文,尽管之前只有过两部作品,但却达到了电影与时代互动的最高境界,就是在一个时代的场景里,一旦拿掉这两部电影,这个国家所有剩下的东西加起来,都会显得有点残缺。其实这跟所谓艺术片还是商业片并没有关系。譬如对整整一代人来说,一旦拿掉《变形金刚》,世界也会立刻显得不完整。但是拿掉《英雄》和《十面埋伏》呢,这个世界只会显得更清晰。我想一个导演恰如其分的野心,就是无论票房高与低(当然最好高一点),我的作品都会成为时代的一部分,成为这一代人的忧伤与盼望的一部分,成为他们初恋或离异时的背景音乐。可惜的是,中国的导演们正在普遍性地丧失这一维度的野心。因此仅以1994年以后的时代而言,姜文和贾樟柯,这两个不能被“第几代导演”归类的人,无疑是当代文化场景中最重要的两位导演。
时代性的回应
伟大的电影犹如伟大的文学或音乐,一定是对时代的深切回应。即有一个超越性的主题,但这个主题一定是在一个具体的年代中“道成肉身”。然后被把握、被描述,被掩埋在族群记忆的深处。第四代导演的核心主题是“伤痕”,这一主题深深契合他们的时代,但却契合得太深,无法从时代的废墟下自拔,而彰显出一种超越性来。于是他们的作品的确成为了那个时代的一部分,但却注定和那个时代一起消逝。最好的、能够留下来与另一个时代艰难对话的,几乎惟有谢晋的《芙蓉镇》。这也是作为演员的姜文留给那个时代的最好的表演之一。“第五代导演”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则普遍地疏离时代,追求时代之上的超越性。他们的追求恰好与一个启蒙时代的文化精神,以及中国人血液里重新滚动的激情丝丝入扣,因此他们的基本路向,是以远离当代的寓言形式,与民间中国的宏大叙事暗通款曲,也成为对中国人存在处境的一个深切回应。尽管他们中的一些人,可能不完全理解这种与时代的关系,但那个时代实在太强悍了,即使你的视野只局限在“电影”这个行当里,即使你只读过一两本小说,听过一两场演讲,你在作品中被激荡的才华,也有极大的可能摇身变作整个时代的“超女”。
到90年代中期,第五代导演从整体上,已明显地不能把握一个在遗忘中开始喧嚣的时代。这种无法把握、无从回应的失语和乱语,甚至一直延续到今天。但这并不只是导演们的困局,如果放回整个中国知识界的场景,就会看到这是中国知识分子面对1989年之后一日三变的时代,一种普遍的无力感。时代的议题,包括历史的苦难,都需要以另一种道成肉身的激情和方式来叙述。而此时,第六代导演群体还在摸索他们回应时代的门路,甚至还没有能力与一个霓虹灯闪、却又暗藏刀光剑影的时代相遇。霓虹灯闪是他们熟悉的,刀光剑影却是他们陌生的。他们的作品如管虎的《头发乱了》或娄烨的《苏州河》,只是轻浮地对应着时代的轻浮。他们看见了轻浮,也经历了轻浮,却不曾亲眼目睹轻浮的时代表象背后,那些历史与人心的纠葛,在当代社会所呈现的令人着迷的复杂性。
这时候,姜文这厮出来,成为了导演。
才气、霸气和义气
有一件轶事,我一直觉得最能说明姜文的某种“承前启后”。我说的“承前启后”,不是一个循规蹈矩或薪火相传的概念,而是说姜文的激情,是一种深陷在时代性当中的激情,从谢晋的时代到陆川的时代,从伤痕、苦难到眼花缭乱的娱乐噱头,他用一个简单的“来劲”把它们放在了同一个世界。在《阳光灿烂的日子》中,凭着他的才华横溢,让孩子们一边流鼻血,一边看见了时代的连续性。而姜文的幽默,也是时代与时代之间的幽默,而绝不是蹲在后现代一个角落里抽搐式的幽默。
90年代初期的一天,姜文和刘晓庆曾一起去看望刚出狱的老侠。他在沙发上悄悄留下一个装着1万块钱的信封。回头老侠打电话叫他们拿回去。后来王朔出面,约老侠一起出书,版税分文不取。这是姜文此辈气质中的仗义,这种仗义既是时代性的,被是非对错所定义;同时也是超越性的,与政治、文化都没有关系。这几乎也是姜文电影中的一脉血液。尽管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但姜文和刘晓庆总是演过《芙蓉镇》里的秦书田和胡玉音。这个轶事也常叫我想起《阳光》中王朔扮演的那个大混混,在卢沟桥下劝和打群架的两帮人那一段。血气与时代的交错,青春与是非的混战,记忆与白日梦的纠缠,每一代人都能在《阳光》中看见自己,甚至每个男人看马小军,都会看成一个人物扮演游戏。但你同时也能在《阳光》中看见一个“红旗下的蛋”的时代,看到一场白日梦如何塑造、伤害和干预了一群孩子,同时也留下自生自灭的缝隙。也看见这个时代如何按它自己的轨迹,残忍地前行。直到那个傻孩子20年后走在北京的大街上,口中从样板戏里一个含糊的地下党暗号(欧巴),变成了一个吐字清晰的“傻逼”,从而完成了姜文以一种最“牛逼”的方式对于两个时代的定义。
如果以姜文饰演的角色,来描述他导演的作品,我会说,《阳光》和《鬼子》两片虽然风格迥异,但它们的品质都是“秦书田”加“我爷爷”的混合。一个是青春的激情,一个是生存的恐惧,都深陷在特定时代的网中央。但这个描述只能到此为止,你不能接下去说姜文的电影就等于《芙蓉镇》加《红高粱》,更不能说他就等于谢晋加张艺谋。不错,姜文有着承前启后的时代性,这几乎使他成为当代独一无二的导演。但他的才华,至少在90年代,使他看上去比其他职业导演更少受到时代更迭的支配。
这时代虽然缤纷,但真正的母题也并不太多。“文革”情结和日本情结,显然是当代中国人迄今为止梦魇般的精神主题之一。其他的情结有些明显,有些不方便说。这些时代的母题看似遥远,却可能影响着当代的每一次婚外恋,人大的每一次投票,网络上的每一款游戏,以及大街和BBS上的每一句粗口。1999年姜文拍出《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