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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导演的姜文，尽管之前只有过两部作品，但却达到了电影与时代互动的最高境界，就是在一个时代的场景里，一旦拿掉这两部电影，这个国家所有剩下的东西加起来，都会显得有点残缺……一个导演恰如其分的野心，就是无论票房高与低，我的作品都会成为时代的一部分，成为这一代人的忧伤与盼望的一部分。
中国导演里面，姜文与贾樟柯一样都是无法归类的。如果说当代中国的场景本来就是无法归类的，那么无法归类就是一个伟大作品的品质。伟大在于无论你用什么方式，描述什么主题，你都深切地回应了你的时代。你把一部电影变成了一个时代精神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一个族群的记忆中无法抠走的印记。从这个角度说，自从《霸王别姬》和《活着》以后，第五代导演的全部作品对这个时代而言，都是可有可无的。可是，这十多年来，中国人的文化记忆里，怎么可能没有《阳光灿烂的日子》，怎么可能没有《鬼子来了》?就像怎么可能想象没有《小武》和《站台》一样。
作为导演的姜文，尽管之前只有过两部作品，但却达到了电影与时代互动的最高境界，就是在一个时代的场景里，一旦拿掉这两部电影，这个国家所有剩下的东西加起来，都会显得有点残缺。其实这跟所谓艺术片还是商业片并没有关系。譬如对整整一代人来说，一旦拿掉《变形金刚》，世界也会立刻显得不完整。但是拿掉《英雄》和《十面埋伏》呢，这个世界只会显得更清晰。我想一个导演恰如其分的野心，就是无论票房高与低(当然最好高一点)，我的作品都会成为时代的一部分，成为这一代人的忧伤与盼望的一部分，成为他们初恋或离异时的背景音乐。可惜的是，中国的导演们正在普遍性地丧失这一维度的野心。因此仅以1994年以后的时代而言，姜文和贾樟柯，这两个不能被“第几代导演”归类的人，无疑是当代文化场景中最重要的两位导演。
时代性的回应
伟大的电影犹如伟大的文学或音乐，一定是对时代的深切回应。即有一个超越性的主题，但这个主题一定是在一个具体的年代中“道成肉身”。然后被把握、被描述，被掩埋在族群记忆的深处。第四代导演的核心主题是“伤痕”，这一主题深深契合他们的时代，但却契合得太深，无法从时代的废墟下自拔，而彰显出一种超越性来。于是他们的作品的确成为了那个时代的一部分，但却注定和那个时代一起消逝。最好的、能够留下来与另一个时代艰难对话的，几乎惟有谢晋的《芙蓉镇》。这也是作为演员的姜文留给那个时代的最好的表演之一。“第五代导演”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则普遍地疏离时代，追求时代之上的超越性。他们的追求恰好与一个启蒙时代的文化精神，以及中国人血液里重新滚动的激情丝丝入扣，因此他们的基本路向，是以远离当代的寓言形式，与民间中国的宏大叙事暗通款曲，也成为对中国人存在处境的一个深切回应。尽管他们中的一些人，可能不完全理解这种与时代的关系，但那个时代实在太强悍了，即使你的视野只局限在“电影”这个行当里，即使你只读过一两本小说，听过一两场演讲，你在作品中被激荡的才华，也有极大的可能摇身变作整个时代的“超女”。
到90年代中期，第五代导演从整体上，已明显地不能把握一个在遗忘中开始喧嚣的时代。这种无法把握、无从回应的失语和乱语，甚至一直延续到今天。但这并不只是导演们的困局，如果放回整个中国知识界的场景，就会看到这是中国知识分子面对1989年之后一日三变的时代，一种普遍的无力感。时代的议题，包括历史的苦难，都需要以另一种道成肉身的激情和方式来叙述。而此时，第六代导演群体还在摸索他们回应时代的门路，甚至还没有能力与一个霓虹灯闪、却又暗藏刀光剑影的时代相遇。霓虹灯闪是他们熟悉的，刀光剑影却是他们陌生的。他们的作品如管虎的《头发乱了》或娄烨的《苏州河》，只是轻浮地对应着时代的轻浮。他们看见了轻浮，也经历了轻浮，却不曾亲眼目睹轻浮的时代表象背后，那些历史与人心的纠葛，在当代社会所呈现的令人着迷的复杂性。
这时候，姜文这厮出来，成为了导演。
才气、霸气和义气
有一件轶事，我一直觉得最能说明姜文的某种“承前启后”。我说的“承前启后”，不是一个循规蹈矩或薪火相传的概念，而是说姜文的激情，是一种深陷在时代性当中的激情，从谢晋的时代到陆川的时代，从伤痕、苦难到眼花缭乱的娱乐噱头，他用一个简单的“来劲”把它们放在了同一个世界。在《阳光灿烂的日子》中，凭着他的才华横溢，让孩子们一边流鼻血，一边看见了时代的连续性。而姜文的幽默，也是时代与时代之间的幽默，而绝不是蹲在后现代一个角落里抽搐式的幽默。
90年代初期的一天，姜文和刘晓庆曾一起去看望刚出狱的老侠。他在沙发上悄悄留下一个装着1万块钱的信封。回头老侠打电话叫他们拿回去。后来王朔出面，约老侠一起出书，版税分文不取。这是姜文此辈气质中的仗义，这种仗义既是时代性的，被是非对错所定义；同时也是超越性的，与政治、文化都没有关系。这几乎也是姜文电影中的一脉血液。尽管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但姜文和刘晓庆总是演过《芙蓉镇》里的秦书田和胡玉音。这个轶事也常叫我想起《阳光》中王朔扮演的那个大混混，在卢沟桥下劝和打群架的两帮人那一段。血气与时代的交错，青春与是非的混战，记忆与白日梦的纠缠，每一代人都能在《阳光》中看见自己，甚至每个男人看马小军，都会看成一个人物扮演游戏。但你同时也能在《阳光》中看见一个“红旗下的蛋”的时代，看到一场白日梦如何塑造、伤害和干预了一群孩子，同时也留下自生自灭的缝隙。也看见这个时代如何按它自己的轨迹，残忍地前行。直到那个傻孩子20年后走在北京的大街上，口中从样板戏里一个含糊的地下党暗号(欧巴)，变成了一个吐字清晰的“傻逼”，从而完成了姜文以一种最“牛逼”的方式对于两个时代的定义。
如果以姜文饰演的角色，来描述他导演的作品，我会说，《阳光》和《鬼子》两片虽然风格迥异，但它们的品质都是“秦书田”加“我爷爷”的混合。一个是青春的激情，一个是生存的恐惧，都深陷在特定时代的网中央。但这个描述只能到此为止，你不能接下去说姜文的电影就等于《芙蓉镇》加《红高粱》，更不能说他就等于谢晋加张艺谋。不错，姜文有着承前启后的时代性，这几乎使他成为当代独一无二的导演。但他的才华，至少在90年代，使他看上去比其他职业导演更少受到时代更迭的支配。
这时代虽然缤纷，但真正的母题也并不太多。“文革”情结和日本情结，显然是当代中国人迄今为止梦魇般的精神主题之一。其他的情结有些明显，有些不方便说。这些时代的母题看似遥远，却可能影响着当代的每一次婚外恋，人大的每一次投票，网络上的每一款游戏，以及大街和BBS上的每一句粗口。1999年姜文拍出《鬼
中国导演里面，姜文与贾樟柯一样都是无法归类的。如果说当代中国的场景本来就是无法归类的，那么无法归类就是一个伟大作品的品质。伟大在于无论你用什么方式，描述什么主题，你都深切地回应了你的时代。你把一部电影变成了一个时代精神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一个族群的记忆中无法抠走的印记。从这个角度说，自从《霸王别姬》和《活着》以后，第五代导演的全部作品对这个时代而言，都是可有可无的。可是，这十多年来，中国人的文化记忆里，怎么可能没有《阳光灿烂的日子》，怎么可能没有《鬼子来了》?就像怎么可能想象没有《小武》和《站台》一样。
作为导演的姜文，尽管之前只有过两部作品，但却达到了电影与时代互动的最高境界，就是在一个时代的场景里，一旦拿掉这两部电影，这个国家所有剩下的东西加起来，都会显得有点残缺。其实这跟所谓艺术片还是商业片并没有关系。譬如对整整一代人来说，一旦拿掉《变形金刚》，世界也会立刻显得不完整。但是拿掉《英雄》和《十面埋伏》呢，这个世界只会显得更清晰。我想一个导演恰如其分的野心，就是无论票房高与低(当然最好高一点)，我的作品都会成为时代的一部分，成为这一代人的忧伤与盼望的一部分，成为他们初恋或离异时的背景音乐。可惜的是，中国的导演们正在普遍性地丧失这一维度的野心。因此仅以1994年以后的时代而言，姜文和贾樟柯，这两个不能被“第几代导演”归类的人，无疑是当代文化场景中最重要的两位导演。
时代性的回应
伟大的电影犹如伟大的文学或音乐，一定是对时代的深切回应。即有一个超越性的主题，但这个主题一定是在一个具体的年代中“道成肉身”。然后被把握、被描述，被掩埋在族群记忆的深处。第四代导演的核心主题是“伤痕”，这一主题深深契合他们的时代，但却契合得太深，无法从时代的废墟下自拔，而彰显出一种超越性来。于是他们的作品的确成为了那个时代的一部分，但却注定和那个时代一起消逝。最好的、能够留下来与另一个时代艰难对话的，几乎惟有谢晋的《芙蓉镇》。这也是作为演员的姜文留给那个时代的最好的表演之一。“第五代导演”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则普遍地疏离时代，追求时代之上的超越性。他们的追求恰好与一个启蒙时代的文化精神，以及中国人血液里重新滚动的激情丝丝入扣，因此他们的基本路向，是以远离当代的寓言形式，与民间中国的宏大叙事暗通款曲，也成为对中国人存在处境的一个深切回应。尽管他们中的一些人，可能不完全理解这种与时代的关系，但那个时代实在太强悍了，即使你的视野只局限在“电影”这个行当里，即使你只读过一两本小说，听过一两场演讲，你在作品中被激荡的才华，也有极大的可能摇身变作整个时代的“超女”。
到90年代中期，第五代导演从整体上，已明显地不能把握一个在遗忘中开始喧嚣的时代。这种无法把握、无从回应的失语和乱语，甚至一直延续到今天。但这并不只是导演们的困局，如果放回整个中国知识界的场景，就会看到这是中国知识分子面对1989年之后一日三变的时代，一种普遍的无力感。时代的议题，包括历史的苦难，都需要以另一种道成肉身的激情和方式来叙述。而此时，第六代导演群体还在摸索他们回应时代的门路，甚至还没有能力与一个霓虹灯闪、却又暗藏刀光剑影的时代相遇。霓虹灯闪是他们熟悉的，刀光剑影却是他们陌生的。他们的作品如管虎的《头发乱了》或娄烨的《苏州河》，只是轻浮地对应着时代的轻浮。他们看见了轻浮，也经历了轻浮，却不曾亲眼目睹轻浮的时代表象背后，那些历史与人心的纠葛，在当代社会所呈现的令人着迷的复杂性。
这时候，姜文这厮出来，成为了导演。
才气、霸气和义气
有一件轶事，我一直觉得最能说明姜文的某种“承前启后”。我说的“承前启后”，不是一个循规蹈矩或薪火相传的概念，而是说姜文的激情，是一种深陷在时代性当中的激情，从谢晋的时代到陆川的时代，从伤痕、苦难到眼花缭乱的娱乐噱头，他用一个简单的“来劲”把它们放在了同一个世界。在《阳光灿烂的日子》中，凭着他的才华横溢，让孩子们一边流鼻血，一边看见了时代的连续性。而姜文的幽默，也是时代与时代之间的幽默，而绝不是蹲在后现代一个角落里抽搐式的幽默。
90年代初期的一天，姜文和刘晓庆曾一起去看望刚出狱的老侠。他在沙发上悄悄留下一个装着1万块钱的信封。回头老侠打电话叫他们拿回去。后来王朔出面，约老侠一起出书，版税分文不取。这是姜文此辈气质中的仗义，这种仗义既是时代性的，被是非对错所定义；同时也是超越性的，与政治、文化都没有关系。这几乎也是姜文电影中的一脉血液。尽管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但姜文和刘晓庆总是演过《芙蓉镇》里的秦书田和胡玉音。这个轶事也常叫我想起《阳光》中王朔扮演的那个大混混，在卢沟桥下劝和打群架的两帮人那一段。血气与时代的交错，青春与是非的混战，记忆与白日梦的纠缠，每一代人都能在《阳光》中看见自己，甚至每个男人看马小军，都会看成一个人物扮演游戏。但你同时也能在《阳光》中看见一个“红旗下的蛋”的时代，看到一场白日梦如何塑造、伤害和干预了一群孩子，同时也留下自生自灭的缝隙。也看见这个时代如何按它自己的轨迹，残忍地前行。直到那个傻孩子20年后走在北京的大街上，口中从样板戏里一个含糊的地下党暗号(欧巴)，变成了一个吐字清晰的“傻逼”，从而完成了姜文以一种最“牛逼”的方式对于两个时代的定义。
如果以姜文饰演的角色，来描述他导演的作品，我会说，《阳光》和《鬼子》两片虽然风格迥异，但它们的品质都是“秦书田”加“我爷爷”的混合。一个是青春的激情，一个是生存的恐惧，都深陷在特定时代的网中央。但这个描述只能到此为止，你不能接下去说姜文的电影就等于《芙蓉镇》加《红高粱》，更不能说他就等于谢晋加张艺谋。不错，姜文有着承前启后的时代性，这几乎使他成为当代独一无二的导演。但他的才华，至少在90年代，使他看上去比其他职业导演更少受到时代更迭的支配。
这时代虽然缤纷，但真正的母题也并不太多。“文革”情结和日本情结，显然是当代中国人迄今为止梦魇般的精神主题之一。其他的情结有些明显，有些不方便说。这些时代的母题看似遥远，却可能影响着当代的每一次婚外恋，人大的每一次投票，网络上的每一款游戏，以及大街和BBS上的每一句粗口。1999年姜文拍出《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