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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着陆？软着陆？宽松？适度宽松？2012年的中国经济，充满着各种猜测和争议。
这一年，刚刚卸任世界银行副行长的林毅夫抛出“中国经济有潜力继续高速增长20年”的观点，立即招来一阵抨击。
7.5%的增长目标，已是过去8年中最低值，经济下滑无需赘言。只是，这样的情况会持续多久？2012年12月4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的2013年经济发展目标中，用“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代替了此前的“平稳较快发展”。这可能已经预示着放弃多年来高速增长的目标。
从保持快速增长，到稳增长，到持续健康发展，一个时代转折的身影已经呈现—那个低成本高增长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高成本时代
什么都贵。做企业的抱怨，消费者也如是。
2012年11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总水平同比上涨2%，和最高峰时6.5%的数据相比，已明显回落。不过，对于普通人来说，几乎感受不到任何变化，高物价已经持续好几年了。
这一轮通货膨胀的加速，主要缘自2008年的极度宽松货币政策。2008～2012年4年间，广义货币（M2）几乎翻了一番，2011年突破80万亿关口，2012年可能会突破100万亿。巨额的货币投放量之下，通胀是必然的。
从大宗商品价格、资金成本、物流成本、土地成本、人工成本到环境成本，几年来都一直在持续上升，那个低成本的时代早已不复存在。
安永咨询服务2012年9月的一份报告显示，在过去5年中，中国劳动力成本和商品成本都有显著增加。其中劳动力成本增长最快，仅从2007年初至今，平均工资就提高了一倍多。与此同时，中国大宗商品的平均价格也增长了51%。其中，软性商品的价格增长了60%，金属增长了19%，能源类则增长了77%。
那些曾经被忽略的，或被人为压低的成本，正在进入快速上行的通道，它不但吞噬企业的利润，也在引发高涨的社会运动，比如环保抗议事件，比如罢工事件。
据一项不完全估测，中国的环境成本约占GDP的3%。但它带来的危害实际上是很难估量的，那些长远的环境污染影响，还没有完全呈现出来。
在过去两三年中，虽然很多经济学家在批评最低工资标准，但一个谁也无法否认的事实是，随着人口红利顶峰期的过去，人工成本仍会继续增长。在过去，工人的议价能力只不过是被政府和企业强行压制了。
长期以来，通过压低汇率保持出口产品的竞争力，通过低利率推动企业投资的路径也因为外部市场需求的大幅下滑再难持续了。对于外贸型企业而言，不仅仅是外需市场的下滑，多年来通过政府控制的“小步慢走”的匯率政策和出口退税力度的扶持，现在这些政策都面临着调整的压力。
中国政府过去多年一直治理“投资过热”，这与低利率也不无关系，但现在这种低利率也很难维持。数据显示，2011年大陆上市企业的资金投资平均回报率已由2007年的11.6%降至6.7%。2012年，央行二次降息，天量逆回购，整体资金成本的上升局面已形成。“影子银行”等民间金融大行其道，年利率甚至高达40%以上。
在银行利用垄断地位赚得盆满钵满的同时，大量的中小企业只能求助于民间高利贷，资金链条崩断后的跑路潮仍时有发生。
种种成本困扰之下，2012年中国制造业的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一度长达11个月处于50的荣枯线之下，实体经济面临着空心化危机。中小企业的“倒闭潮”自不待言，大中型企业的利润下滑也非常明显，三一重工、中兴、华为等企业都传出裁员的消息。2012年，24个行业中，有22个行业存在着产能过剩。
高成本压力之下，产业转移的速度也在加快，低端制造企业纷纷西迁。也因此，2012年的宏观经济数据方面，不管是外贸增长还是GDP增长速度，都呈现了“西高东低”的情况。
如果说，过去几年特别是2008年以来利用货币放水、人为压低各种成本的方式进行的大规模投资还能维持近3年的快速增长，现在则不行了。
2012年，面对下滑的经济形势，中央意图再通过财政及货币宽松和推出系列投资计划来实现“稳增长”，但面临的窘境也显而易见：民间资本犹豫，银行谨慎，企业投资规模扩大面临着成本的制约和产能过剩。
学者的研究显示，中国的边际资本回报率一直在下降，特别是过去几年里，下降得格外快。如果没有政府补贴“打鸡血”，谁愿意在报酬大幅下降的情况下继续投资呢？
这一切都宣告着一个依靠低成本优势，向全球输出消费品的时代的过去，投资、出口和消费三驾马车中，两驾的功效已不再那么明显了。经济下滑的发生也属必然，2012年前3季度，中国经济增速逐季回落，分别为8.1%、7.6%和7.4%。
消费在哪里？
中国经济10多年的高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因融入全球化进程，成为美国和欧洲的生产基地，为他人提供消费品而带来的。但随着这两大经济体陷入危机，这个全球化的链条便开始运转不灵。2012年，这种状况依然看不到改变。
2008年以来的出口下滑在2012年变得更差，过去出口年增长20%以上，如今连10%都无法保证。2012年三季度数据显示，货物和服务净出口下拉GDP负增长0.4个百分点。
虽然政府和企业在积极开拓新兴市场出口，但一个事实是，“金砖国家”的出口也大多依赖美欧市场，而中国企业新掘金之地—非洲的消费能力毕竟有限。2012年光伏产业的惨败，便是中国企业过于依赖海外市场，依靠政府补贴做出口这一模式所蕴藏风险的最好例证。
在过去的多年里，消费不振被指责为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的一大原因，现在出口不行，提振消费就成了新的“增长点”。但让人奇怪的是，2012年中国奢侈品消费暴增，节假日产生的巨大消费数据以及中国人在海外疯狂扫货的现象，又让人对这一论调感到怀疑。
实际上，如果从消费率的数据来说，中国不足50%的消费率远低于其他发达国家，不过，从消费增长的绝对数据来说，中国的消费一直在快速增长。造成“消费不振”的重要原因，恐怕还出在不断高速增长的政府投资上，投资率越高，消费率的比重自然就下降。
要提高消费率的贡献，就需要降低投资率，但降低投资率并不意味着减少企业的投资，而在于降低政府投资。政府投资的低效和浪费虽然拉动了GDP增长，但对于消费率的提升却作用有限，反而对消费的提升形成挤出效应。
2012年，为刺激消费，中央政府又出台了一系列的“节能环保”补贴，但2008年以来的事实证明，补贴一取消，消费市场就下滑明显，继续低迷。这种畸形的刺激消费方式，实在是药不对症。
道理或许很简单，没有收入，就没有消费。而中国人的消费，在过往的一些逻辑分析中，是因为有后顾之忧，比如医疗、教育和养老之忧，导致高储蓄率、高投资率。但事实或不止这样，中国年轻人消费的最大支出，恐怕在于房子，一次性的消费耗空了多数人的积蓄，对于其他产品的消费意愿则被压抑。事实上，如果计算上房地产的消费，中国消费的率数据极有可能被低估。
不过，如果细究消费数据，或许就能找到问题所在：奢侈品消费的快速增长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的贫富差距，以房地产投资投机为主的消费也并不能反映真正的消费需求。
也因此，提升有效的消费需求，还需要让房价回归合理水平，挤压房地产消费泡沫。在过去的一年中，中央再三强调房地产调控绝不放松，因为放松不仅仅意味着行政意义上的前功尽弃，也意味着经济结构调整上的失败。
2012年，国家领导人三番五次提到将扩大城镇化作为拉动消费的新增长点，问题在于，如果新的城镇化再重复人为压低各种要素价格，放任房地产价格飙升，以房地产拉动消费的模式，也不过是重复一条老路。
而收入分配的改革问题，才是提振消费的正途。只不过，2012年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因面临种种阻力并无真正的进展，在路线图和时间表上，依然各说一词。
钱越来越难挣，可东西却越来越贵，依然努力工作的平民小百姓，该怎么办呢？一个“黄金10年”过去了，下一个10年，会是什么图景？
这一年，刚刚卸任世界银行副行长的林毅夫抛出“中国经济有潜力继续高速增长20年”的观点，立即招来一阵抨击。
7.5%的增长目标，已是过去8年中最低值，经济下滑无需赘言。只是，这样的情况会持续多久？2012年12月4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的2013年经济发展目标中，用“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代替了此前的“平稳较快发展”。这可能已经预示着放弃多年来高速增长的目标。
从保持快速增长，到稳增长，到持续健康发展，一个时代转折的身影已经呈现—那个低成本高增长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高成本时代
什么都贵。做企业的抱怨，消费者也如是。
2012年11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总水平同比上涨2%，和最高峰时6.5%的数据相比，已明显回落。不过，对于普通人来说，几乎感受不到任何变化，高物价已经持续好几年了。
这一轮通货膨胀的加速，主要缘自2008年的极度宽松货币政策。2008～2012年4年间，广义货币（M2）几乎翻了一番，2011年突破80万亿关口，2012年可能会突破100万亿。巨额的货币投放量之下，通胀是必然的。
从大宗商品价格、资金成本、物流成本、土地成本、人工成本到环境成本，几年来都一直在持续上升，那个低成本的时代早已不复存在。
安永咨询服务2012年9月的一份报告显示，在过去5年中，中国劳动力成本和商品成本都有显著增加。其中劳动力成本增长最快，仅从2007年初至今，平均工资就提高了一倍多。与此同时，中国大宗商品的平均价格也增长了51%。其中，软性商品的价格增长了60%，金属增长了19%，能源类则增长了77%。
那些曾经被忽略的，或被人为压低的成本，正在进入快速上行的通道，它不但吞噬企业的利润，也在引发高涨的社会运动，比如环保抗议事件，比如罢工事件。
据一项不完全估测，中国的环境成本约占GDP的3%。但它带来的危害实际上是很难估量的，那些长远的环境污染影响，还没有完全呈现出来。
在过去两三年中，虽然很多经济学家在批评最低工资标准，但一个谁也无法否认的事实是，随着人口红利顶峰期的过去，人工成本仍会继续增长。在过去，工人的议价能力只不过是被政府和企业强行压制了。
长期以来，通过压低汇率保持出口产品的竞争力，通过低利率推动企业投资的路径也因为外部市场需求的大幅下滑再难持续了。对于外贸型企业而言，不仅仅是外需市场的下滑，多年来通过政府控制的“小步慢走”的匯率政策和出口退税力度的扶持，现在这些政策都面临着调整的压力。
中国政府过去多年一直治理“投资过热”，这与低利率也不无关系，但现在这种低利率也很难维持。数据显示，2011年大陆上市企业的资金投资平均回报率已由2007年的11.6%降至6.7%。2012年，央行二次降息，天量逆回购，整体资金成本的上升局面已形成。“影子银行”等民间金融大行其道，年利率甚至高达40%以上。
在银行利用垄断地位赚得盆满钵满的同时，大量的中小企业只能求助于民间高利贷，资金链条崩断后的跑路潮仍时有发生。
种种成本困扰之下，2012年中国制造业的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一度长达11个月处于50的荣枯线之下，实体经济面临着空心化危机。中小企业的“倒闭潮”自不待言，大中型企业的利润下滑也非常明显，三一重工、中兴、华为等企业都传出裁员的消息。2012年，24个行业中，有22个行业存在着产能过剩。
高成本压力之下，产业转移的速度也在加快，低端制造企业纷纷西迁。也因此，2012年的宏观经济数据方面，不管是外贸增长还是GDP增长速度，都呈现了“西高东低”的情况。
如果说，过去几年特别是2008年以来利用货币放水、人为压低各种成本的方式进行的大规模投资还能维持近3年的快速增长，现在则不行了。
2012年，面对下滑的经济形势，中央意图再通过财政及货币宽松和推出系列投资计划来实现“稳增长”，但面临的窘境也显而易见：民间资本犹豫，银行谨慎，企业投资规模扩大面临着成本的制约和产能过剩。
学者的研究显示，中国的边际资本回报率一直在下降，特别是过去几年里，下降得格外快。如果没有政府补贴“打鸡血”，谁愿意在报酬大幅下降的情况下继续投资呢？
这一切都宣告着一个依靠低成本优势，向全球输出消费品的时代的过去，投资、出口和消费三驾马车中，两驾的功效已不再那么明显了。经济下滑的发生也属必然，2012年前3季度，中国经济增速逐季回落，分别为8.1%、7.6%和7.4%。
消费在哪里？
中国经济10多年的高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因融入全球化进程，成为美国和欧洲的生产基地，为他人提供消费品而带来的。但随着这两大经济体陷入危机，这个全球化的链条便开始运转不灵。2012年，这种状况依然看不到改变。
2008年以来的出口下滑在2012年变得更差，过去出口年增长20%以上，如今连10%都无法保证。2012年三季度数据显示，货物和服务净出口下拉GDP负增长0.4个百分点。
虽然政府和企业在积极开拓新兴市场出口，但一个事实是，“金砖国家”的出口也大多依赖美欧市场，而中国企业新掘金之地—非洲的消费能力毕竟有限。2012年光伏产业的惨败，便是中国企业过于依赖海外市场，依靠政府补贴做出口这一模式所蕴藏风险的最好例证。
在过去的多年里，消费不振被指责为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的一大原因，现在出口不行，提振消费就成了新的“增长点”。但让人奇怪的是，2012年中国奢侈品消费暴增，节假日产生的巨大消费数据以及中国人在海外疯狂扫货的现象，又让人对这一论调感到怀疑。
实际上，如果从消费率的数据来说，中国不足50%的消费率远低于其他发达国家，不过，从消费增长的绝对数据来说，中国的消费一直在快速增长。造成“消费不振”的重要原因，恐怕还出在不断高速增长的政府投资上，投资率越高，消费率的比重自然就下降。
要提高消费率的贡献，就需要降低投资率，但降低投资率并不意味着减少企业的投资，而在于降低政府投资。政府投资的低效和浪费虽然拉动了GDP增长，但对于消费率的提升却作用有限，反而对消费的提升形成挤出效应。
2012年，为刺激消费，中央政府又出台了一系列的“节能环保”补贴，但2008年以来的事实证明，补贴一取消，消费市场就下滑明显，继续低迷。这种畸形的刺激消费方式，实在是药不对症。
道理或许很简单，没有收入，就没有消费。而中国人的消费，在过往的一些逻辑分析中，是因为有后顾之忧，比如医疗、教育和养老之忧，导致高储蓄率、高投资率。但事实或不止这样，中国年轻人消费的最大支出，恐怕在于房子，一次性的消费耗空了多数人的积蓄，对于其他产品的消费意愿则被压抑。事实上，如果计算上房地产的消费，中国消费的率数据极有可能被低估。
不过，如果细究消费数据，或许就能找到问题所在：奢侈品消费的快速增长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的贫富差距，以房地产投资投机为主的消费也并不能反映真正的消费需求。
也因此，提升有效的消费需求，还需要让房价回归合理水平，挤压房地产消费泡沫。在过去的一年中，中央再三强调房地产调控绝不放松，因为放松不仅仅意味着行政意义上的前功尽弃，也意味着经济结构调整上的失败。
2012年，国家领导人三番五次提到将扩大城镇化作为拉动消费的新增长点，问题在于，如果新的城镇化再重复人为压低各种要素价格，放任房地产价格飙升，以房地产拉动消费的模式，也不过是重复一条老路。
而收入分配的改革问题，才是提振消费的正途。只不过，2012年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因面临种种阻力并无真正的进展，在路线图和时间表上，依然各说一词。
钱越来越难挣，可东西却越来越贵，依然努力工作的平民小百姓，该怎么办呢？一个“黄金10年”过去了，下一个10年，会是什么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