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起来，永井荷风的名字和他的《江户艺术论》，最初都还是在周作人的文章那里读到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前期，我进复旦读研究生，正赶上湖南岳麓书社在小心翼翼地张罗重新刊印周作人早已断版多年的自编文集的事，主事人便是当时刚主持整理过颇引起读书界关注的《走向世界》丛书的钟叔河先生，可还没等文集出上几本，由于特殊原因只好戛然而止，后来大概一直要到九十年代的中、后期才算陆续出齐。当时我很喜欢里边周作人谈日本的文字，像《浮世绘》、《关于命运》，还有像《东京散策记》、《隅田川两岸一览》这几篇介绍同名书籍的书评，都译述有永井荷风《江户艺术论》中的文字，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让我当即记住了这个日本人的名字，也记住了他这本书的书名。
　　说来也真是凑巧，1991年我第一次去日本访学，所在的庆应义塾大学文学部，位于东京港区的三田，正是永井荷风当年待过的地方。走出JR田町驿，隔着大马路对面的庆应通，那条湫隘曲折、枝枝杈杈的老旧街巷，那两旁鳞次栉比的小酒家和小商铺，想必当年都曾见证过出入于此的永井荷风及其“三田文人”们的身影。永井荷风似乎生来就和主流格格不入。考东京帝大落榜，却熟谙汉诗文;自费放洋游学时，雅不愿意遂父亲心愿去学金融家术数，却耽读法国象征派文学;回国时已是被文坛看好的当代作家，但最痴迷的卻还是江户时代的艺文（正如小泽信男所言：“唯有在江户那里，才找得到足堪与繁花似锦的巴黎相抗衡的艺术生活。”见其《筑摩日本文学全集·永井荷风》的解说）。当年的庆应义塾，想借力后发优势，引进大牌，谋求在东京与仅次于东京帝大的早稻田比肩而立。先是问计于夏目漱石，无奈漱石已辞离东京帝大，决心加盟《朝日新闻》社作专业作家;继而想聘上田敏，但后者已就任京都大学教授;后经文坛巨擘森鸥外举荐，1910年4月起，郑重聘任三十一岁的新锐永井荷风为文科主任教授，讲授法语、法国文学和文学评论。荷风在庆应教过的学生中，以佐藤春夫、堀口大学、久保田万太郎这几个日后最为知名，而荷风奖勉学生的办法，便是将他们的作品发表在他主编的《三田文学》（森鸥外、上田敏列名编委）上，而荷风这本《江户艺术论》，大部分也都是最先刊载在这本杂志上的。1916年荷风辞去庆应教授后，索性整日木屐曳杖，游走于先哲墓地与青楼北里之间，甘以“戏作末流”自居。而百年过后，他所草创的《三田文学》依然健在，2018年的秋季号，便是他与奥野信太郎的纪念特集。
　　庆应文人各具才情，而喜欢追寻往昔余绪，又似乎是他们身上或多或少都有的癖性，永井荷风沉迷江户情趣，稍晚于他的奥野信太郎（《随笔北京》著者）则依恋老北京风物，此番余韵，在我去庆应时的担当教授冈晴夫先生身上仍是流风犹存。冈先生曾亲口和我说起，小时候他在香港待过，孟小冬曾点拨过他的念唱作科。2005年冈先生庆应退休，章培恒先生请他过来讲学，并命我陪他前去如皋寻访古迹，那里是冈先生深有研究的明清戏剧家、大玩家李渔的出生地。待我们看过句容郊外的六朝石兽孑遗，看过镇江的金山寺、焦山寺和北固楼，北渡过扬州后，便东折到了如皋冒辟疆、董小宛的水绘园，还去了驰名大江南北的南通狼山，一路上冈先生游兴很浓，但他跟我说，他喜欢的其实还不是江山风景，而是“人情臭い”（即“人情味”）。这一路傍近江南，明清易代之际，曾发生过不少多有才情同时又不乏铮然风骨的士夫、文人、艺妓们可歌可泣的故事，又因为地处偏僻，旧时故物与民风相对要比别的地方保留得多一些吧，我想。看来，冈先生骨子里终究还是个庆应文人。
　　对永井憧憬江户艺文，写风俗小说，甚至沉溺花街柳巷，以便抽身退出那个动荡、黑暗的时代，日本评论界一直褒贬不一，但对他向来深恶痛绝于对内镇压、对外扩张侵略的军国主义，却是有口皆碑。二战后期，东京遭空袭，荷风疏散到了冈山一带，《罹灾日录》1945年8月15日条，即记述有日本战败消息传来，他如何抑制不住内心欣喜、饮酒庆贺的情形。他身上所特有的文人的纯粹、正直及率性、潇洒的风神，委实令人感叹。
　　荷风的小说和随笔如《濹东绮谭》、《晴天木屐》、《断肠亭日记》等，这些年来，已陆续有了谭晶华、陈德文等先生的很好的译文。只是我所喜爱的《江户艺术论》，一直仅有零星的译文，至今未见有完整的译本，于是，只好硬着头皮，试着来做一回始作俑者，这几年间，时断时续地总算把它给译齐了。想译得像周作人那样贴切当然无有可能，对周译我唯有敬佩得五体投地。但那也只能是他的译笔，我若仿着他译，终究难免东施效颦之讥，译得再像也没有什么意义。在这个问题上，我还是觉得《世说新语》“品藻”一目里殷浩回答桓温时说的话最合我意：“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更何况，周作人也仅是留下了行文时信笔译下的几段。
　　我要特别感谢我的畏友施小炜教授，《论狂歌》一章中的狂歌，全是借重的他的译笔。我于此道一点本钱都没有，完全不得要领。小炜专骛日本文学研究与著译，又写得一手漂亮的旧体诗词，自然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记得请托后，久久未见回音，让我暗生愧疚，觉得本不该轻易去清扰他，就在首鼠两端之际，短信来了，说正在推开别的档期，着手做我请托的事，还说“狂歌体，余思不宜译作诗与词，或当已散曲、小令译之”，并示以“新硎初试”一首。我不忍他太受牵扯，要他不必这么上心，只需译出大意就算阿弥陀佛。他回我说：“呵呵，打算以后收入集子，还是好好译吧。”像这样把替别人料理琐事直接看作就是自己的事，在那里尽心尽力的同时，还不忘回头宽释和安抚受助人的不安，这种颇带些古风的为友之道，如今还能上哪里去找到？
　　正在东京大学读研的潘心怡（她做复旦本科的“曦园”项目时，我挂名指导老师）、将去东大做博士后的福长悠（日本东北大学博士，来复旦作高级进修生时我曾带过她），在查核资料或原文理解有疑难时，也都给过我很大的帮助，让我对教学相长的古训又添加了一份新的体验，在此一并深深致谢。
　　感谢广西师大出版社陈凌云先生，没有他热心的垂问和果断的拍板，这部时断时续译出的稿子，恐怕一时还不会有集中整理并付梓面世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