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5月，伴随着一阵阵巨响，中国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东莞虎门镇太平手袋厂厂房轰然倒塌，短短几天被夷为平地。在经历了近30年的风雨之后，这家当年风光无限的“粤字001号”企业，已经在人们眷恋的目光中消失，成为历史。太平手袋厂是珠三角“三来一补”企业的缩影。
　　
　　1978年，唐志平在东莞市太平服装厂任业务负责人，参与创办全国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太平手袋厂的谈判。1985年，唐志平成为太平手袋厂首位民主选举的厂长，是太平手袋厂第三任厂长，也是在任时间最长的厂长。1990年，唐志平离职，下海创业，目前是虎门镇一家玩具厂老板。
　　唐志平说，经济发展始终是“后浪推前浪”的残酷。1996年，太平手袋厂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倒闭。太平手袋厂命运的不断转变，探索出的是中国工业经济发展的一条主线：由只做加工变成采购兼加工，再变成采购、加工、销售一条龙，从“三来一补”到自主品牌。直到今天，不少城市还在沿用着这样的发展模式。
　　下面是唐志平的讲述：
　　
　　开放才几天港商就来了
　　
　　1978年7月30日，香港老板张子弥来东莞找到了我们太平服装厂。当时陪他来的，还有华润公司老总和广东省轻工的老总。
　　张子弥是香港信孚手袋有限公司的老板，他在那边有两三百人。当年7月发了一个文件，规定广东可以试点搞“三来一补”。文件下来没有多少天，他就到了。
　　其实那个时候，香港的人工成本高了，张子弥可能是已经面临破产。他听到中国搞开放，他就第一个来了。他是先通过华润公司找到广东省轻工，省轻工正好有个东莞人，就介绍他到东莞来。
　　当时太平镇是个小镇，跟虎门镇是不同的两个镇。太平到处都是田，只有一条马路可以通车。那个时候我在太平服装厂做供销业务，太平服装厂是东莞二轻局下属的企业。香港老板来的时候，我也是负责跟他谈业务。
　　张子弥原籍是上海的，长得很高，他做生意很聪明。7月30日下午，快到晚上的时候，他找到我们，拿了一个做好的黑色手袋，又拿了一些手袋的配件，就是些半成品的裁片，什么都不教，叫我们看着做，问我们能不能做。
　　当天晚上，我们3个人通宵，用缝纫机把它做出来了。他觉得很好，做得一模一样，而且速度很快，他要的就是速度。过去中国人都是很散漫，没什么时间观念的。他投资就是怕不能及时交货，要赔钱。他看我们这么快，这么认真，第二天（1978年7月31日）就跟我们谈判了。
　　当时这边是太平服装厂一个老板、二轻局的局长，我也在现场。张子弥问我们有没有兴趣搞来料加工，大家互利互惠。我们还是把他当成谈判对手,但大家有共同利益，马上就拍板了。他赚的是大头，我们赚小头，当然很快谈得下来。
　　当时服装厂的厂房张子弥看不上，他看中了太平竹器厂的厂房。因为竹器厂是个两层的旧楼，旁边有个大鱼塘，将来可以填平。张子弥就在服装厂挑了三十几个年轻人，在竹器厂挑了3个年轻人，我们就用了太平竹器厂的厂房。那时很复杂，同一个门进去，一边是竹器厂，一边是手袋厂。
　　当时是来料加工、补偿贸易，我们是中国第一家。那时都是“工业学大庆”，我们搞“三来一补”，是很先进的。
　　那时还没有开十一届三中全会，担心是很多的。跟外商一起做，有没有资本主义的成分？搞“三来一补”对不对？会不会犯错误？这些担心都有。但中央号召我们开放，应该是没错的，不管外边有什么闲言闲语，我们就抱着虎门人“敢为天下先”、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精神，就这样定下来。
　　
　　


　　计件工资引来走后门的
　　
　　15天后，设备就进厂了。刚开始是小部分设备进来。设备很多是旧的，有七八成新，从香港运来。原材料、所有设备都是张子弥的，我们一分钱不投资，就是出厂房、人力，工厂的主权是我们自己的，我们赚加工费，每个月加工费的20%偿还给他做设备款。当时平均一打手袋是20元左右，我们收12元的加工费。发到工人手上，一打大概是几毛钱。
　　张子弥一开始在东莞待了好几天。他从香港带了几个电工、机修工和技术人员过来，教我们用设备。我们之前都是用脚踏的，他的全部是电动的。有些比较难学的，他就亲自示范给我们看。大家学会后，他就偶尔来一下东莞。
　　半个月后，我们就投产了。我们保质保量，合作愉快。他在不到半年之内，把香港整个工厂都关闭了，几百台车都进到我们这里。
　　在服装厂的时候，我们工资很低，分等级，一个月18元、28元，很高级的工程师也就是几十元。但是我们一开始，就接受张子弥的建议——计件，多劳多得。管理上我们要学他的。当时都是“大锅饭”，我们这么做也是很够胆的。
　　一计件，就超过100元的工资。当时用的厂房是太平竹器厂的，大家同一个门进，工资差别却很大，竹器厂的人很羡慕，三五个月竹器厂就被我们吞并了。我们不断赚钱，把旁边鱼塘填了，还兼并了竹器厂和综合修配厂（都是二轻局的下属企业），从200多平方米做到1万多平方米的生产面积。
　　我们还根据他的建议，搞了管理制度。当时是用手写的，贴在工厂门上，规定不准迟到，不准抽烟之类。不像我们以前在服装厂是没有制度的，什么都根据制度来。
　　一两年后我们就达到了差不多700人，在小镇上是个大厂。加工费达到差不多每年200万元。3年后，我们200多万元设备款全部偿还完毕，整个工厂都是我们的了。当时工人都是本地人，都在自己家里吃住。那个时候我们工资高，很麻烦，很多人走后门找到我，拎着礼品，很难打发的。当时二轻局的一些领导，也把自己的亲戚安排到我们厂里来。
　　由于张子弥第一个进来，很多外商都在关注他是否成功。因为当时都很怕共产党的政策，那时没有那么相信共产党的，怕什么都被抢光了。张子弥层次高，有眼光，他不怕。他起到了抛砖引玉的作用，很多老板都过来参观。他引进了很多商人过来，五金、电镀、制衣、手袋都有。
　　当时中央的精神是引进外资，解决劳动就业，解决温饱问题。当时是搞劳动密集型，我们达到了这个效果。因为太平镇人少，我们还去九江招工，一年就招200人。
　　我们不仅解决了就业、温饱，解决了资金，还学会了先进的管理模式和生产、品质要求，有了跟国际接轨的意识。我们保质保量，经常是加班加点，熬通宵，当时有了质量意识、“时间就是金钱”的意识。如果不及时交货，老板（张子弥）要赔钱。出问题就不做了，但我们有这个意识帮他做好。
　　
　　


　　港商建议搞补税仓
　　
　　补税仓搞到现在都是可行的。张子弥这个客户对中国是真正做了很大贡献的，第一个提出来的是他。
　　在这个过程中，除了引进很多外商，我们还引进了中国第一台赠送车。1979年1月，张子弥无偿送了一辆日本丰田小面包车给工厂，后来还送了3辆卡车。当时东莞县委书记还是开北京吉普，没空调的。我们的面包车是有空调的，当时也是很新鲜的事，县委和二轻局的领导都经常坐我们的车。我们的车牌号是“广东93369”，当时车牌还没有用“粤S”这样的字。
　　我们有意识帮张子弥做好，他自己生意也越做越大，他还送给我们厂电梯、空调、风扇。1981年的时候，他就从香港运了个很大的电梯给我们。那个时候别的厂都没有电梯的，他这个电梯很科学，想在几楼停就按几楼，主要是运材料上楼。
　　3年以后，我们已经跟张子弥结算清楚了，我们就跟外贸部门挂钩。当时中国还不全部开放，全部进出口只有外贸公司独家经营，工厂自己没有自主进出口权。我们也是响应了国家的号召，当时国家号召要创汇。我们通过外贸跟他签合同，外贸收他美金，我们收外贸的人民币。
　　


　　我们就从“来料加工、补偿贸易”变成了“进料加工、正常贸易”，从单纯的加工型变成自己采购原料，就多了很多钱。我们做大了，可以跟全世界做。这个过程中国家也赚了外汇，而且正常贸易国家是收税的，以前的补偿贸易是免税的。
　　我们搞“进料加工”也应该是第一批，不过没有核实。这个时候，我们第一任的女厂长刘艮因为得了病，去广州做了两三次手术也没有好，过世了。她对人没有架子，是我们印象最好的领导。她过世之后，二轻局安排了副厂长刘积光做厂长。
　　我们转到正常贸易后，还是以张子弥的单为主。他也做大了，就在中山、南海也做，生产皮箱之类的。当时交通很不方便，路很烂，虎门到深圳都要6个小时。在海关报关，要搞你一天半天。张子弥建议搞补税仓，黄埔海关搞了论证，大胆尝试，在南海建了中国第一个补税仓，货物打个封条就可以走。当时国内有些原料没有的，我们也是从补税仓拿，结算的时候再扣钱。
　　
　　产品畅销全国各地
　　
　　我是1985年开始做厂长的。以前的厂长都是东莞二轻局任命的，到了1985年，国家搞体制改革，刚刚推行厂长责任制，上边就安排搞全厂的大选举。全厂700多个工人都参加了投票，我得到了600多票，做了厂长。
　　我们从第一天开始，就实实在在干的。在创汇的过程中，我们这个厂对我们国家也有一定的影响。我们学会了香港人的技术，偿还设备完了后，我就两头搞，一头搞外贸，一头大胆地向国内市场推进。当时做内销为的是多赚利润。
　　当时一进国内市场，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很厉害。我们一开展销会，连柜台都被推倒的。我们在上海第一百货公司，设了中国最大的展销点，开了七八个展销会。第一个展销会一开，七八重人就围了过来，他们挤不进来，拿了钱就扔过来，我们就扔个包给他，看也不看的。
　　当时国内的包都是军用帆布包，印着一个毛主席头像，还有“为人民服务”的字。我们用的是尼龙布，都有印花，例如美少女之类的图，红红绿绿的，国内都没有的，很新鲜。学生背的包上印着娃娃，很漂亮，这种包我们生产了10万个，一个集装箱拉到上海，4天就卖完了。
　　上海人很聪明。他们把所有厂家几年的库存品，也放到我们展销会上。借着我们的效应，他们把几年的库存全部清完。所以那些上海厂都很感谢我们，很多人都来过我们厂参观学习。
　　在上海，我们的展销会还轰动了当地所有的报社、电台，他们都报道了，还来过我们厂采访。1988年改革开放10周年的时候，中央电视台也专门来做了报道，珠江电影制片厂还在我们厂里拍了一部分镜头。
　　我们做内销，就拿样板给那些百货公司看，主要是女装包、书包，他们都很感兴趣。我们的产品在全国各大百货公司都非常受欢迎。全国大约20个大城市的大百货公司，我们都打进去了。
　　我们当时在广东省注册的是“金虎”牌，是广东省优质产品，还获得过国家出口产品金奖。
　　
　　员工都出去做老板了
　　
　　邓小平1992年南巡，那时才真正全部开放了。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已经走了十几年了。
　　后来的事情我就知道得很少了，我是1990年离开太平手袋厂的。当时多生了一个孩子，违犯了计划生育，单位要我从厂长位子上退下来。
　　我后边的厂长都是“代厂长”，一直到倒闭的时候还是“代厂长”。那个时候很多人都走了，那些工人学会了做手袋，很多自己出去做老板，开手袋厂去了。张子弥也走了，去了澳洲，不再给太平手袋厂做，他是认人不认厂的。好多客户也都不做了，外贸公司后来也不和太平手袋厂合作了。那个时候外边的厂也多了，太平手袋厂就衰落了。
　　早些时间手袋厂拆掉了，很多报社都来找我，我都不见。这种事情搞得不好很犯众怒，人家说我们出风头，我怎么说都是只有错，没有对的。早几天中央来了体制改革委员会的人，也去看了太平手袋厂的旧址，问怎么拆掉了。虎门的领导说，今后打算在这上面建一个纪念广场。
　　那个时候我们引进外资，收到了效果，创造了经济效益。但是现在随着社会的进步，你回头看，那个时代已经落后了。但当时我们搞“三来一补”，搞劳动密集型企业，是起到了很大作用的。现在我们是讲高科技，但也不能否认过去。没有以前就没有现在，就走不到现在这个阶段。（编辑/张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