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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我们那位老兄查普曼还没回来呢。”我一边浏览着《泰晤士报》上私人广告那一栏，一边说。
桑代克问询地看了我一眼。
“查普曼？”他说，“让我想想，这人是谁呀？”
“就是那个箱子的主人。前些天，我给你读过的那篇广告，今天又登出来了。‘即日起一星期之内，由查普曼存放在行李间的箱子仍不取走的话，本店就会将其拍卖，以用来支付存放物品的费用——肯特市斯托克瓦利，红狮旅馆，亚利山大·巴特。’这听上去颇有些最后通牒的味道。可是，广告一个月来已登过好几次了。既然现在离首次登出时间过了大约三周了，巴特先生为什么不卖掉箱子了事呢？”
“也许，他对这样做是否合法心怀疑虑吧。”桑代克说，“我倒想知道，他所说的费用是多少，那只箱子又值多少钱？”
桑代克的问题一两天后得到了解答。一位情绪激动的绅土来到我们事务所。此人自称乔治·查普曼。他先对自己的意外造访表示了歉意，然后向我们解释说：“我的律师建议我来找你们。我是为我哥哥塞缪尔·查普曼的事来的。他被卷进了一件十分奇特和恐怖的案子里。现在被警方以凶杀罪拘押了。”
“这的确是相当严重的指控。”桑代克不动声色地说，“你最好还是把情况谈一谈——从头开始， 什么都别落下。”
“我是不会隐瞒的。”查普曼先生说，“可问题是，哪里算是头呢？是谈工作方面还是个人方面呢？我看，最好还是先从他的工作开始谈吧！我哥哥是一家珠宝公司的销售员，手里常有一批珠宝。那是用来给大买家做样品的。但他有时也会直接把货卖给一些小零售商。他出门销售时，通常都把货物装在一个小袋子里，而将大批货物存放在家中的保险柜里。他一般都会在周末回家补货，有时回去得更勤一些。大概两个月前，他出门去卖货。这一次，他并非只是选出部分珠宝，而是把保险箱里所有存货都装在一只大木箱里面，带走了。至于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不得而知。我只是陈述事实，并不想妄加评论。你一定会发现，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很是奇怪。他先去了斯托克瓦利（那是离弗尔克斯顿不远的一个小镇），住在‘红狮旅馆’，把箱子存放在旅馆为推销员准备的行李房里。住了几天之后，他回到伦敦，想把他的房子卖掉或出租出去——他似乎早就想要搬出那栋房子了。他是晚上来的伦敦。第二天一大早，第一件怪事就发生了。此事的确非常令人费解。
“事情似乎是这样的。当时，他正在一条寂静的街道上走着，突然看到路上有一个女用钱包。他把钱包捡了起来。在钱包里面，他没有找到失主的姓名和地址，便将它放进口袋，打算交到警察局。不久，他上了一辆公交车。这时，一位衣着入时的太太也和他同时上了车，坐在了他的身边。当售票员前来查票时，那个女人开始着急地翻找自己的口袋。接着，她轉过身来朝我哥哥大喊大叫，让他还她的钱包。我哥哥当然说，他根本不知道她的钱包在哪里。但那女人一口咬定是他拿了，并向售票员说，她刚才察觉到我哥哥拿了她的钱包，还要求停车，把警察找来。当时便道上刚好有一名警察，售票员就停下车，把他叫了过来。警察先查看了公交车的地面，没有找到丢失的钱包，便记下了那辆车的号码和售票员的名字，然后把我哥和那个女人一起带到了警察局。警察叫女人描述她的钱包的模样，并说出里面都有什么东西。我哥一听就傻了。因为那女人说的正是他在路上捡到的钱包，钱包当时还在他的口袋里。我哥哥当即向警察讲明原委，并把钱包拿了出来。不过，显而易见，警察并不相信他的话。
“接下来， 我哥哥做了一件大家都能理解的蠢事。因为知道自己有口难辩，肯定会被定罪，所以他用了假名字，并拒绝说出他的住址。就这样，我哥哥当晚就被关进了警察局。第二天早上出庭时，法官听取了那个女人和警察的陈述，对我哥哥的辩解置之不理，宣布拒绝保释，案件交刑事法庭审理。在这之后，我哥哥被转到了布里克斯顿，关了将近一个月，等待正式开庭。
“最后，开庭的时间总算到了。可指控我哥哥的女人却离开了她的住所，杳无踪迹了。就这样，原告不见了。这个女人的失踪使得我哥的说法变得更加可信。于是，法庭撤消了对我哥的指控，把他放了出来。
“我哥哥乘火车回家。在车站买了一份《泰晤士报》，打算在路上看。打开报纸之前，他无意中往私人广告栏扫了一眼。突然间，他看到一则广告上有他的名字——”
“是关于那只箱子的事吧？”我说。
“正是。这么说，你们也看到了。要知道，箱子里的东西价值不菲。所以，我哥哥自然十分着急。于是，他马上给他们拍了一份电报，说他第二天上午去取箱子，并会把所需的款项付清。就这样，昨天一大早，他乘火车赶到斯托克瓦利，下车后直奔‘红狮旅馆’。到了那里，他们让他去咖啡厅。刚一进去，就有三名警察上来，以谋杀罪将他逮捕了。不过，在我具体谈到这项指控之前，最好还是先跟你们说说他的一些私事。因为这项难以置信的可怕指控同这些事有关。
“这事有些难以启齿。但我不得不说，我哥哥同一个并非他妻子的女人生活在一起。他原本打算和她结婚的，可一起住了几年之后，他这种打算就取消了。她是个令人无法容忍的女人，和她一起生活简直是受罪。她动辄发火，喝醉酒之后（这是经常的事）不仅大吵大闹，还动手伤人。她的名声很不好，曾经在一些伤风败俗的歌舞厅干过，认识的人都很不正派，还带过一些乱七八糟的女人到我哥哥家里来。她交往的男人也不三不四，关系还十分暧昧。其中有一名叫坎普尔的男子，我敢说，他俩之间的关系绝非一般暧昧，虽然坎普尔已是有妇之夫了。
“就这样，好多年来，我哥哥一直容忍着这个女人，使自己脱离了正常的社交圈子。不过，他终于再也无法忍受了（我想提一下的是，这期间，他认识了一个十分可爱的女人。这个女人说，只要我哥哥能够规规矩矩地重新开始生活，她就答应和他结婚）。一次，两个人大吵一场之后，我哥哥让那个女人（她叫丽贝卡·敏斯）搬走，并宣布他们之间的关系到此结束。
“可是，丽贝卡并不甘心被甩掉。她一直留着外面的房门钥匙，三天两头就要回来闹事。最后那一次，我哥哥把门闩住了。结果，她在外面大吵大闹，引来了一大群人在街上围观。最后，我哥哥不得不放她进去。那天，她在房子里待了几个小时。当时只有我哥哥和她两个人（我哥哥家只有一个白天来帮忙的女佣，下午三点就离开了）。丽贝卡是大约晚上十点钟的时候悄悄离开的。不过，虽然有很多人看到她进了我哥哥家，但除了我哥哥之外，似乎并没有人看到她离开。这种情况非常糟糕。因为从那时起，就再没有人见到过丽贝卡。她并没有回家，从此杳无音信，直到——不过， 还是让我先回来说说斯托克瓦利‘红狮旅馆’发生的事吧！ “当我哥因谋杀丽贝卡的罪名被逮捕时，警方向他通报了一些情况。我接到电报，赶到那里之后，又进一步了解了案情。事情是这样的。在我哥离开那里去伦敦大约两周后，有一位使用行李间的‘推销员’抱怨说，屋子里有一股异味。他们很快发现，气味是从我哥哥的木箱里发出来的。由于箱子的主人离开了，旅馆老板起了疑心，就将此事报了警。当地警察通过电话和伦敦警察取得联系。伦敦方面发现，我哥的房子锁着，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于是，斯托克瓦利的警察打开了那个箱子，并在里面发现了一只女人的左臂和几件血衣。此后，他们在《泰晤士报》上登了那条广告，同时展开了调查。结果发现，我哥哥在斯托克瓦利的时候似乎去过河边钓鱼。于是，警方开始在河里打捞。很快就捞出了一只右臂（显然是同一个女人的），还有一条被截成三段的女人的大腿。至于在木箱里找到的那只胳膊，主人的身份很容易确认。因为胳膊上有一个清晰的刺青。上面是一支箭穿过红心的图案。图案上面刻着丽贝卡·敏斯的姓名缩写R·M，下面是另一个姓名缩写J·B。警方经过调查得知，那个叫丽贝卡·敏斯的失踪的女人左臂上确有那样一个刺青。他们还找了几个认识丽贝卡的人来辨认，并让他们对此事严守秘密。那几个人毫不犹豫地认出了刺青。进一步的调查表明，丽贝卡生前最后一次被人看到，是在我哥哥家。这我刚才已经说过了。根据这些证据，警察搜查了我哥哥的房子。”
“你知道他们找到了什么吗？”桑代克问他。
“不知道。”查普曼先生说，“但我估计，他们一定发现了某些证据。斯托克瓦利的警察对我虽然很客气，但对搜查那栋房子的细节闭口不谈。不过，如果他们真的发现了什么，我们会在法庭审理中知道的。”
“你想说的就是这些了吗？”桑代克问道。
“是的。”查普曼先生说，“这就足够了。在我哥哥的事情上，我并没有添加我个人的评论，也没有问你是否相信我说的这些话。我没打算让你相信。我只关心你是否同意接这个案子。根据我的理解，一名律师并不一定非得相信他的委托人是无辜的才能打赢官司。”
“你指的是辩护律师。”桑代克说，“而我并不是辩护律师。我也不会为我认为有罪的人辩护。我所能做的，顶多是调查一下这个案子。假如调查的结果证实了对你哥哥的怀疑，我将不再参与此案，你必须去找一名普通的刑事辩护律师来为你哥哥打这场官司。但是，假如我发现了能够证明你哥哥无辜的线索，我将会参与为他辩护。你看这样行吗？”
“我别无选择。” 查普曼先生说，“看来，假如你发现了对我哥哥不利的證据，为他辩护也不会有什么意义了。”
“恐怕是这样。”桑代克说，“现在，我还有一两个问题需要确认一下。首先，你哥哥对他箱子里出现的尸体残骸，有何解释吗？”
“他说，一定有人在‘红狮旅馆’将珠宝从箱子里拿走，再把尸体残骸装了进去。任何人都可以从办公室拿到行李间的钥匙。”
“是啊！”桑代克说，“这是可以想象的。那么，又有谁可能干出这件事情呢？有人想要杀死那个女人吗？”
“没有。”查普曼说，“有很多人讨厌她。可是，除了我哥哥之外，谁都没有除掉她的动机。”
“你刚才提到过一名和她关系密切的男子。我想，他俩之间并没有吵嘴或翻脸吧？”
“你说的是坎普尔。没有。我看，他们两个好得不能再好了。况且，坎普尔对丽贝卡并没有什么义务。他要是厌倦了的话，随时都可以和她吹。”
“有关他的事情，你知道吗？”桑代克问道。
“我知道得很少。他是玩摇滚乐的，好像做过各种各样的营生。他曾经在新西兰待过一段，什么事都干过。还包括把死人的头拿来烤干，大概是拿去卖给收藏家或博物馆。所以，他干这种事应该有点经验。”查普曼开玩笑地说。
“这跟碎尸没关系。”桑代克说，“那些应该是古代毛利人的头——从前的猎人留下的遗物，在猎人博物馆里就能看到。不过，正像你所说的，就算坎普尔有作案条件，似乎也并没有杀人动机。然而，你哥哥好像既有动机，又有条件。你哥哥从来没有威胁过死者说要杀她吧？”
“遗憾的是，他的确威胁过她。”查普曼说，“他不止一次说过，要干掉她，而且周围还有证人在场。当然，我哥哥只是说说而已。他这个人其实十分懦弱。可是现在看来，那样做，实在是太愚蠢，太不应该了。”
“好吧！”桑代克说，“我会调查此事，然后把结果告诉你。我不想再重复了，可是你应该明白，这个案子的前景并不乐观。”
“这我知道。”查普曼边说，边把名片夹拿了出来，“不过，咱们只能尽量乐观点儿吧。”接着，他把一张名片放在桌子上，忧心忡忡地和我们握了握手，便起身离开了。
“我知道，事情不能只看表面现象。”我在他走之后说，“可这恐怕是我们所经手过的最没有希望的案子了。警方只需要在塞缪尔家找到剩余的尸体残骸，就可以结案了。”
“这个嘛，”桑代克说，“也许警方已经找到了。但他们大概连这都不需要，仅凭我们知道的证据，陪审团无需考虑，就会定他的罪的。我们要搞清楚的，只是那些表面上的证据是否真有价值。如果是的话，这场官司不过是走走形式罢了。”
“我想，你打算从斯托克瓦利开始调查吧？”我问他。
“是的。”他说，“我们先去核查一下那些所谓的事实。如果它们的确是真的，那我们恐怕就没必要继续调查了。我们还得抓紧点儿时间！因为尸体残骸也许会被送交伦敦验尸官。我们应该尽可能在现场观察一切。我建议，咱们把今天的事情放放，立刻就动身！顺路还要到伦敦警察厅去要一份检查尸体残骸的许可证。”
几分钟之内，我们就准备好了。在桑代克收拾“办案箱”的同时，我把我们不在家时应做的几件事向实验室助手波尔顿交代了一下。接着，在查过列车时刻表之后，我们便顺着河堤出发了。
到了警察厅，我们先找老朋友米勒探长。不巧的是，那里的人说，他已经去斯托克瓦利办案了。所幸许可证办得还算顺利。我们拿到它之后，便赶往查林口车站。到了那里，时间还早。 我们把车票交给检票员，出了赏心悦目的车站，便朝斯托克瓦利的方向走。桑代克突然“扑哧”一笑。见我询问地看着他，便向我解释说：“米勒收到了电报。看来，他是来帮忙的，顺便摸摸我们的底。”顺着他的目光，我看到米勒探长慢慢悠悠地朝我们走来。看到我们，他本想装出一副意外的样子，却笑得不大自然。
“想不到是你们二位！”他说，“这可太巧了！你们该不是来调查箱子里的碎尸案的吧？”
“为什么不该查呢？”桑代克问道。
“我告诉你们为什么不该查吧！”米勒说，“因为查也是白查，只是浪费时间，还会有损你的声誉。我可以私下告诉你，我们搜查了查普曼在伦敦的住所。其实没那个必要。可为了能够让这家伙的犯罪事实更加板上钉钉，我们是不遗余力的。”
“你们在他家找到了什么？”桑代克问他。
“我们在他卧室的一个橱柜里，”米勒说，“找到了一大瓶天仙子碱药片。瓶子里的药少了三分之一。 这倒没什么，也许是他自己吃的药。可是后来，当我们来到地下室，发现那儿的气味很重——怎么说呢？有点儿像坟墓的气味。我们开始仔细搜寻。地下室的地面是用石板铺成的，虽然不很平，但从表面看上去，并没有哪一块石板像是被人翻动过。我们总不能把整个地面掀起来，于是我灌满了一桶水，泼在地面上，然后站在一边等着。
“等了不到一分钟的工夫，靠近中间的一块石板几乎全干了，而其他石板上还是湿湿的。‘就是这儿！’我说，‘这下面的土是松的。’于是， 我们拿了一根撬棒把那块石板撬开。果然，在下面发现了一大堆东西，用床单包着。具体是什么，我就不用细说了，听了太恶心——不过，你倒不怕这些。那里面包裹着的是人体的残骸。”
“有骨头吗？”桑代克问他。
“没有。大部分是内脏，还有些胸前的皮肉。我们把这些碎尸送给专家去研究分析了。检验报告上说，这些残骸的主人是一名三十五岁左右的女子。这和丽贝卡·敏斯的年龄相仿。还说，内脏中有大量天仙子碱，含量足以致命。 你看，情况就是这样。如果你打算为被告辩护，这个案子你是不可能有胜算的机会的。”
“米勒先生，”桑代克说，“我十分感激你把这种内幕信息告诉了我。这对我很有帮助。不过，我还没有接手被告的案子。我到此地来，只是想了解一下情况，看看能否找到对被告有利的证据。既然我已经来了，总还是要查一查的。那些尸体的残骸在哪里？”
“在停尸房。你们跟我走吧！钥匙就在我口袋里。我可以开门，让你们进去。”
我们走进小镇时，有一小群好奇的人悄悄跟在我们身后。一直来到停尸房的门口，他们眼睜睁地瞧着探长带我们进去，并将房门锁上。
“都在这儿了。”米勒一边说，一边指着停放尸体残骸的停尸台。残骸被一块用防腐剂浸泡过的被单盖着。“我早就看够了。”米勒说完，便走到一个角落里，点燃了他的烟斗。
从被单下面的碎尸，可以看出此案的凶残与恐怖。但除此之外，并没有提供太多的信息。凶手肢解尸体的手法十分粗糙，显然没什么经验。从那些破碎的尸体可以很容易看出，死者是一名中等身材的年轻妇女。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是左臂。皮肤上面有一个非常清晰的刺青。图案是一支箭从一颗红心中央穿过，上下各有一个姓名的缩写字母，分别是R·M和J·B。几个字母都是大写的，约有半寸长，字体流畅。字母边上还刻上了衬线。箭和红心也画得很好。我站在那里，默默地看着那个十分醒目地出现在白色皮肤上的图案，心中暗想，不知这个J·B是谁？不知死者除了他，还有多少个男友？然而，不久我便兴趣索然，走到角落里，和米勒探长站到一起去了。这个案子无懈可击，对被告的判决已是板上钉钉的事，好像没必要再去调查了。
然而，桑代克的想法似乎有所不同。不过，他这个人历来如此。每当开始调查时，他总把别人告诉他的一切抛在脑后，自己从头开始。眼下正是这样。他极为仔细地检查着那些碎尸，仿佛完全不知道它们是谁的。他认真测量着肢体的尺寸，并把它们记录下来。仔细观察着每一个部位，将每个手指分别查看了一遍，又借助随身携带的墨水板和滚子，取下了死者的整套指纹。接着，他用一个精密的圆规把刺青上的图案和字母尺寸一一量过，又先后拿出一副眼镜和一个高倍数放大镜认真观察。桑代克当年给医学院学生讲课时提出的原则是：“不要随意相信他人的证词;每一项证据必须亲自核实;要尽量多动脑子。”的确，再没有人比他更加不遗余力地贯彻这些原则了。
“你知道吗，杰维斯？”米勒探长边瞧着桑代克用放大镜查看刺青，一边悄声对我说，“我看，桑代克已经离不开放大镜了。要是有人把国会大厦炸了，他肯定也会拿着放大镜，到废墟里去看个没完。你瞧他看得多仔细！其实，刺青上那几个字母在二十尺以外，都能看得一清二楚。”
然而，桑代克对这些冷嘲热讽却全然不知，只是心平气和地继续着他的工作。一会儿，他的注意力又从停尸台上的碎尸转到了放在窗前凳子上的箱子上。他从里到外、一点一点地细细查看，还伸出手去触摸箱子外面深灰色的油漆和盖子上两个白色姓氏缩写“S·C”，并将这两个字母的尺寸也认真量了下来。他还把印在箱子里的生产厂家的名字以及箱锁的牌子都记了下来，甚至连他们撬开箱子时松动的螺丝也一个个仔细看了一遍。最后，他终于放下笔记本，关上办案箱，宣布这里的调查结束，接着又问道：“从这里到‘红狮旅馆’怎么走？”
“只有几分钟的路。”米勒说，“我会带你们去的。不过，你的确是在浪费时间，桑代克先生。”他边说，边锁上停尸房的门，将钥匙放进口袋里。“要知道，查普曼的说法，谁听了都会觉得荒唐可笑。你想想啊，一个人带了一箱子碎尸，到一家旅馆的行李间，打开另一个人的箱子，在随时都可能有人进来的情况下，把两只箱子里面的东西换掉。这怎么可能呢！假如被人撞上，怎么办？‘ 你好啊！’那家伙说，‘你的箱子里好像有一只胳膊。’‘是啊。’查普曼说，‘大概是你老婆的吧。这个女人真粗心，一定是她装箱子的时候把自己的胳膊丢在里面了。’有这么说的吗？除非他是傻瓜！再说，他怎么可能打开查普曼的箱子呢？那把锁很坚固，连我们都打不开。最后，不得不硬撬，而且那锁从来没被人撬过。这是不可能的，先生。这种说法根本行不通。不过，你也不必非得听信我的话，前面就是‘红狮旅馆’了。站在门口的那位就是店主巴特先生。他正巴不得你进去找他呢！” 旅馆主人显然听见了米勒后面的话，满脸堆笑，听说我们的来意之后，建议我们到后面去点些饮料，边喝边聊。
桑代克摆了摆手，拒绝了他的建议，说：“我只想確定一下，塞缪尔关于行李被掉包的说法是否可信。”
“这个嘛，先生，”店主人说，“是绝对不可能的。行李间对客人开放，白天随时都会有人进去。我们一般不锁门，也没有这个必要。这里的客人我们差不多都认识。存放在那儿的东西主要是推销员不太值钱的样品。白天是不可能被人调包的;晚上我们会把门锁上。”
“从塞缪尔离开到发现碎尸这期间，你们店里来过生人吗？”
“来过。有一个叫道乐尔的先生。他在行李间存了两个旅行箱和一个手提箱。还有一位墨尔奇森太太。她也有不少东西存在那儿：一只扁平的箱子、一个帽匣子、一个很大的衣篮——就是女人出门常常带的那种。还有一位先生，名字我记不得了。不过，你们可以从来客登记簿上查到。他也在行李间存了两只旅行箱。也许，你们想看看登记簿。”
“我的确想看。”桑代克说。等店主人把登记簿拿来，将那几个客人的名字指给他看时，桑代克把簿子上面的信息，连同他们各自存过的行李，都抄录了下来。
“桑代克先生，”米勒说，“我估计，你要亲自去看一看行李间，才算满意吧？”
“你太有先见之明了，探长先生。”我这位同事回答说，“我的确想看看那个行李间。”
然而，等我们到了那里，却发现实在没有什么值得一看的。钥匙就在门上，门非但没锁，还开着一半。推门进去，这个小小的房间除了各种各样的箱子和旅行袋，别无他物。唯一值得注意的地方，是这间房子位于一条走廊的尽头。有人进来的话，里面的人提前几秒钟就能看得见。不过，这对假想中调包的人显然起不了什么作用。因为罪犯必须先把塞缪尔箱子里的珠宝拿出来，才能将陷害他的碎尸装进去。所以撇开碎尸不说，从外面闯进来的人一下子就能看到，罪犯在偷盗。被人掉包的说法显然是无稽之谈。
“对了，”我们下楼时，桑代克说，“这出戏中的主角塞缪尔在哪儿呢？他大概不在这里吧？”
“他就在这里。”米勒说，“他要接受法庭的审判。不过，现在还不知道在哪儿开庭，所以先把他关在这里了。你大概想去和他谈谈吧？这样吧，我可以带你到警察局去，并告诉他们你是谁。等你们的事办完了，也许可以先和我一起吃顿饭，再回伦敦去。”
我对吃饭的建议表示赞成。事情定下来之后，我们动身前往警察局。米勒说当地的小监狱和警察局在一起。到了监狱，我们被领进一个像是私人办公室的地方。不一会儿，一名警官带着一个男人进来了。我们马上认出他。因为他长得很像我们的客户乔治·查普曼，尽管他脸色苍白，胡子拉碴，一副惨兮兮的样子。警官向我们宣布了他的名字，便和米勒探长一起走出房间，并将房门锁了起来。桑代克立即对嫌疑人说了他弟弟来找过我们的事，然后说：“塞缪尔先生，如果你希望由我来为你辩护，我必须掌握全部事实。假如你还知道你弟弟没有告诉我的任何情况，我要求你毫无保留地说出来。”（未完待续）
（本文出自《巴比伦国王的金玺》 群众出版社）
（插画：杜李 责任编辑：古静）
桑代克问询地看了我一眼。
“查普曼？”他说，“让我想想，这人是谁呀？”
“就是那个箱子的主人。前些天，我给你读过的那篇广告，今天又登出来了。‘即日起一星期之内，由查普曼存放在行李间的箱子仍不取走的话，本店就会将其拍卖，以用来支付存放物品的费用——肯特市斯托克瓦利，红狮旅馆，亚利山大·巴特。’这听上去颇有些最后通牒的味道。可是，广告一个月来已登过好几次了。既然现在离首次登出时间过了大约三周了，巴特先生为什么不卖掉箱子了事呢？”
“也许，他对这样做是否合法心怀疑虑吧。”桑代克说，“我倒想知道，他所说的费用是多少，那只箱子又值多少钱？”
桑代克的问题一两天后得到了解答。一位情绪激动的绅土来到我们事务所。此人自称乔治·查普曼。他先对自己的意外造访表示了歉意，然后向我们解释说：“我的律师建议我来找你们。我是为我哥哥塞缪尔·查普曼的事来的。他被卷进了一件十分奇特和恐怖的案子里。现在被警方以凶杀罪拘押了。”
“这的确是相当严重的指控。”桑代克不动声色地说，“你最好还是把情况谈一谈——从头开始， 什么都别落下。”
“我是不会隐瞒的。”查普曼先生说，“可问题是，哪里算是头呢？是谈工作方面还是个人方面呢？我看，最好还是先从他的工作开始谈吧！我哥哥是一家珠宝公司的销售员，手里常有一批珠宝。那是用来给大买家做样品的。但他有时也会直接把货卖给一些小零售商。他出门销售时，通常都把货物装在一个小袋子里，而将大批货物存放在家中的保险柜里。他一般都会在周末回家补货，有时回去得更勤一些。大概两个月前，他出门去卖货。这一次，他并非只是选出部分珠宝，而是把保险箱里所有存货都装在一只大木箱里面，带走了。至于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不得而知。我只是陈述事实，并不想妄加评论。你一定会发现，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很是奇怪。他先去了斯托克瓦利（那是离弗尔克斯顿不远的一个小镇），住在‘红狮旅馆’，把箱子存放在旅馆为推销员准备的行李房里。住了几天之后，他回到伦敦，想把他的房子卖掉或出租出去——他似乎早就想要搬出那栋房子了。他是晚上来的伦敦。第二天一大早，第一件怪事就发生了。此事的确非常令人费解。
“事情似乎是这样的。当时，他正在一条寂静的街道上走着，突然看到路上有一个女用钱包。他把钱包捡了起来。在钱包里面，他没有找到失主的姓名和地址，便将它放进口袋，打算交到警察局。不久，他上了一辆公交车。这时，一位衣着入时的太太也和他同时上了车，坐在了他的身边。当售票员前来查票时，那个女人开始着急地翻找自己的口袋。接着，她轉过身来朝我哥哥大喊大叫，让他还她的钱包。我哥哥当然说，他根本不知道她的钱包在哪里。但那女人一口咬定是他拿了，并向售票员说，她刚才察觉到我哥哥拿了她的钱包，还要求停车，把警察找来。当时便道上刚好有一名警察，售票员就停下车，把他叫了过来。警察先查看了公交车的地面，没有找到丢失的钱包，便记下了那辆车的号码和售票员的名字，然后把我哥和那个女人一起带到了警察局。警察叫女人描述她的钱包的模样，并说出里面都有什么东西。我哥一听就傻了。因为那女人说的正是他在路上捡到的钱包，钱包当时还在他的口袋里。我哥哥当即向警察讲明原委，并把钱包拿了出来。不过，显而易见，警察并不相信他的话。
“接下来， 我哥哥做了一件大家都能理解的蠢事。因为知道自己有口难辩，肯定会被定罪，所以他用了假名字，并拒绝说出他的住址。就这样，我哥哥当晚就被关进了警察局。第二天早上出庭时，法官听取了那个女人和警察的陈述，对我哥哥的辩解置之不理，宣布拒绝保释，案件交刑事法庭审理。在这之后，我哥哥被转到了布里克斯顿，关了将近一个月，等待正式开庭。
“最后，开庭的时间总算到了。可指控我哥哥的女人却离开了她的住所，杳无踪迹了。就这样，原告不见了。这个女人的失踪使得我哥的说法变得更加可信。于是，法庭撤消了对我哥的指控，把他放了出来。
“我哥哥乘火车回家。在车站买了一份《泰晤士报》，打算在路上看。打开报纸之前，他无意中往私人广告栏扫了一眼。突然间，他看到一则广告上有他的名字——”
“是关于那只箱子的事吧？”我说。
“正是。这么说，你们也看到了。要知道，箱子里的东西价值不菲。所以，我哥哥自然十分着急。于是，他马上给他们拍了一份电报，说他第二天上午去取箱子，并会把所需的款项付清。就这样，昨天一大早，他乘火车赶到斯托克瓦利，下车后直奔‘红狮旅馆’。到了那里，他们让他去咖啡厅。刚一进去，就有三名警察上来，以谋杀罪将他逮捕了。不过，在我具体谈到这项指控之前，最好还是先跟你们说说他的一些私事。因为这项难以置信的可怕指控同这些事有关。
“这事有些难以启齿。但我不得不说，我哥哥同一个并非他妻子的女人生活在一起。他原本打算和她结婚的，可一起住了几年之后，他这种打算就取消了。她是个令人无法容忍的女人，和她一起生活简直是受罪。她动辄发火，喝醉酒之后（这是经常的事）不仅大吵大闹，还动手伤人。她的名声很不好，曾经在一些伤风败俗的歌舞厅干过，认识的人都很不正派，还带过一些乱七八糟的女人到我哥哥家里来。她交往的男人也不三不四，关系还十分暧昧。其中有一名叫坎普尔的男子，我敢说，他俩之间的关系绝非一般暧昧，虽然坎普尔已是有妇之夫了。
“就这样，好多年来，我哥哥一直容忍着这个女人，使自己脱离了正常的社交圈子。不过，他终于再也无法忍受了（我想提一下的是，这期间，他认识了一个十分可爱的女人。这个女人说，只要我哥哥能够规规矩矩地重新开始生活，她就答应和他结婚）。一次，两个人大吵一场之后，我哥哥让那个女人（她叫丽贝卡·敏斯）搬走，并宣布他们之间的关系到此结束。
“可是，丽贝卡并不甘心被甩掉。她一直留着外面的房门钥匙，三天两头就要回来闹事。最后那一次，我哥哥把门闩住了。结果，她在外面大吵大闹，引来了一大群人在街上围观。最后，我哥哥不得不放她进去。那天，她在房子里待了几个小时。当时只有我哥哥和她两个人（我哥哥家只有一个白天来帮忙的女佣，下午三点就离开了）。丽贝卡是大约晚上十点钟的时候悄悄离开的。不过，虽然有很多人看到她进了我哥哥家，但除了我哥哥之外，似乎并没有人看到她离开。这种情况非常糟糕。因为从那时起，就再没有人见到过丽贝卡。她并没有回家，从此杳无音信，直到——不过， 还是让我先回来说说斯托克瓦利‘红狮旅馆’发生的事吧！ “当我哥因谋杀丽贝卡的罪名被逮捕时，警方向他通报了一些情况。我接到电报，赶到那里之后，又进一步了解了案情。事情是这样的。在我哥离开那里去伦敦大约两周后，有一位使用行李间的‘推销员’抱怨说，屋子里有一股异味。他们很快发现，气味是从我哥哥的木箱里发出来的。由于箱子的主人离开了，旅馆老板起了疑心，就将此事报了警。当地警察通过电话和伦敦警察取得联系。伦敦方面发现，我哥的房子锁着，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于是，斯托克瓦利的警察打开了那个箱子，并在里面发现了一只女人的左臂和几件血衣。此后，他们在《泰晤士报》上登了那条广告，同时展开了调查。结果发现，我哥哥在斯托克瓦利的时候似乎去过河边钓鱼。于是，警方开始在河里打捞。很快就捞出了一只右臂（显然是同一个女人的），还有一条被截成三段的女人的大腿。至于在木箱里找到的那只胳膊，主人的身份很容易确认。因为胳膊上有一个清晰的刺青。上面是一支箭穿过红心的图案。图案上面刻着丽贝卡·敏斯的姓名缩写R·M，下面是另一个姓名缩写J·B。警方经过调查得知，那个叫丽贝卡·敏斯的失踪的女人左臂上确有那样一个刺青。他们还找了几个认识丽贝卡的人来辨认，并让他们对此事严守秘密。那几个人毫不犹豫地认出了刺青。进一步的调查表明，丽贝卡生前最后一次被人看到，是在我哥哥家。这我刚才已经说过了。根据这些证据，警察搜查了我哥哥的房子。”
“你知道他们找到了什么吗？”桑代克问他。
“不知道。”查普曼先生说，“但我估计，他们一定发现了某些证据。斯托克瓦利的警察对我虽然很客气，但对搜查那栋房子的细节闭口不谈。不过，如果他们真的发现了什么，我们会在法庭审理中知道的。”
“你想说的就是这些了吗？”桑代克问道。
“是的。”查普曼先生说，“这就足够了。在我哥哥的事情上，我并没有添加我个人的评论，也没有问你是否相信我说的这些话。我没打算让你相信。我只关心你是否同意接这个案子。根据我的理解，一名律师并不一定非得相信他的委托人是无辜的才能打赢官司。”
“你指的是辩护律师。”桑代克说，“而我并不是辩护律师。我也不会为我认为有罪的人辩护。我所能做的，顶多是调查一下这个案子。假如调查的结果证实了对你哥哥的怀疑，我将不再参与此案，你必须去找一名普通的刑事辩护律师来为你哥哥打这场官司。但是，假如我发现了能够证明你哥哥无辜的线索，我将会参与为他辩护。你看这样行吗？”
“我别无选择。” 查普曼先生说，“看来，假如你发现了对我哥哥不利的證据，为他辩护也不会有什么意义了。”
“恐怕是这样。”桑代克说，“现在，我还有一两个问题需要确认一下。首先，你哥哥对他箱子里出现的尸体残骸，有何解释吗？”
“他说，一定有人在‘红狮旅馆’将珠宝从箱子里拿走，再把尸体残骸装了进去。任何人都可以从办公室拿到行李间的钥匙。”
“是啊！”桑代克说，“这是可以想象的。那么，又有谁可能干出这件事情呢？有人想要杀死那个女人吗？”
“没有。”查普曼说，“有很多人讨厌她。可是，除了我哥哥之外，谁都没有除掉她的动机。”
“你刚才提到过一名和她关系密切的男子。我想，他俩之间并没有吵嘴或翻脸吧？”
“你说的是坎普尔。没有。我看，他们两个好得不能再好了。况且，坎普尔对丽贝卡并没有什么义务。他要是厌倦了的话，随时都可以和她吹。”
“有关他的事情，你知道吗？”桑代克问道。
“我知道得很少。他是玩摇滚乐的，好像做过各种各样的营生。他曾经在新西兰待过一段，什么事都干过。还包括把死人的头拿来烤干，大概是拿去卖给收藏家或博物馆。所以，他干这种事应该有点经验。”查普曼开玩笑地说。
“这跟碎尸没关系。”桑代克说，“那些应该是古代毛利人的头——从前的猎人留下的遗物，在猎人博物馆里就能看到。不过，正像你所说的，就算坎普尔有作案条件，似乎也并没有杀人动机。然而，你哥哥好像既有动机，又有条件。你哥哥从来没有威胁过死者说要杀她吧？”
“遗憾的是，他的确威胁过她。”查普曼说，“他不止一次说过，要干掉她，而且周围还有证人在场。当然，我哥哥只是说说而已。他这个人其实十分懦弱。可是现在看来，那样做，实在是太愚蠢，太不应该了。”
“好吧！”桑代克说，“我会调查此事，然后把结果告诉你。我不想再重复了，可是你应该明白，这个案子的前景并不乐观。”
“这我知道。”查普曼边说，边把名片夹拿了出来，“不过，咱们只能尽量乐观点儿吧。”接着，他把一张名片放在桌子上，忧心忡忡地和我们握了握手，便起身离开了。
“我知道，事情不能只看表面现象。”我在他走之后说，“可这恐怕是我们所经手过的最没有希望的案子了。警方只需要在塞缪尔家找到剩余的尸体残骸，就可以结案了。”
“这个嘛，”桑代克说，“也许警方已经找到了。但他们大概连这都不需要，仅凭我们知道的证据，陪审团无需考虑，就会定他的罪的。我们要搞清楚的，只是那些表面上的证据是否真有价值。如果是的话，这场官司不过是走走形式罢了。”
“我想，你打算从斯托克瓦利开始调查吧？”我问他。
“是的。”他说，“我们先去核查一下那些所谓的事实。如果它们的确是真的，那我们恐怕就没必要继续调查了。我们还得抓紧点儿时间！因为尸体残骸也许会被送交伦敦验尸官。我们应该尽可能在现场观察一切。我建议，咱们把今天的事情放放，立刻就动身！顺路还要到伦敦警察厅去要一份检查尸体残骸的许可证。”
几分钟之内，我们就准备好了。在桑代克收拾“办案箱”的同时，我把我们不在家时应做的几件事向实验室助手波尔顿交代了一下。接着，在查过列车时刻表之后，我们便顺着河堤出发了。
到了警察厅，我们先找老朋友米勒探长。不巧的是，那里的人说，他已经去斯托克瓦利办案了。所幸许可证办得还算顺利。我们拿到它之后，便赶往查林口车站。到了那里，时间还早。 我们把车票交给检票员，出了赏心悦目的车站，便朝斯托克瓦利的方向走。桑代克突然“扑哧”一笑。见我询问地看着他，便向我解释说：“米勒收到了电报。看来，他是来帮忙的，顺便摸摸我们的底。”顺着他的目光，我看到米勒探长慢慢悠悠地朝我们走来。看到我们，他本想装出一副意外的样子，却笑得不大自然。
“想不到是你们二位！”他说，“这可太巧了！你们该不是来调查箱子里的碎尸案的吧？”
“为什么不该查呢？”桑代克问道。
“我告诉你们为什么不该查吧！”米勒说，“因为查也是白查，只是浪费时间，还会有损你的声誉。我可以私下告诉你，我们搜查了查普曼在伦敦的住所。其实没那个必要。可为了能够让这家伙的犯罪事实更加板上钉钉，我们是不遗余力的。”
“你们在他家找到了什么？”桑代克问他。
“我们在他卧室的一个橱柜里，”米勒说，“找到了一大瓶天仙子碱药片。瓶子里的药少了三分之一。 这倒没什么，也许是他自己吃的药。可是后来，当我们来到地下室，发现那儿的气味很重——怎么说呢？有点儿像坟墓的气味。我们开始仔细搜寻。地下室的地面是用石板铺成的，虽然不很平，但从表面看上去，并没有哪一块石板像是被人翻动过。我们总不能把整个地面掀起来，于是我灌满了一桶水，泼在地面上，然后站在一边等着。
“等了不到一分钟的工夫，靠近中间的一块石板几乎全干了，而其他石板上还是湿湿的。‘就是这儿！’我说，‘这下面的土是松的。’于是， 我们拿了一根撬棒把那块石板撬开。果然，在下面发现了一大堆东西，用床单包着。具体是什么，我就不用细说了，听了太恶心——不过，你倒不怕这些。那里面包裹着的是人体的残骸。”
“有骨头吗？”桑代克问他。
“没有。大部分是内脏，还有些胸前的皮肉。我们把这些碎尸送给专家去研究分析了。检验报告上说，这些残骸的主人是一名三十五岁左右的女子。这和丽贝卡·敏斯的年龄相仿。还说，内脏中有大量天仙子碱，含量足以致命。 你看，情况就是这样。如果你打算为被告辩护，这个案子你是不可能有胜算的机会的。”
“米勒先生，”桑代克说，“我十分感激你把这种内幕信息告诉了我。这对我很有帮助。不过，我还没有接手被告的案子。我到此地来，只是想了解一下情况，看看能否找到对被告有利的证据。既然我已经来了，总还是要查一查的。那些尸体的残骸在哪里？”
“在停尸房。你们跟我走吧！钥匙就在我口袋里。我可以开门，让你们进去。”
我们走进小镇时，有一小群好奇的人悄悄跟在我们身后。一直来到停尸房的门口，他们眼睜睁地瞧着探长带我们进去，并将房门锁上。
“都在这儿了。”米勒一边说，一边指着停放尸体残骸的停尸台。残骸被一块用防腐剂浸泡过的被单盖着。“我早就看够了。”米勒说完，便走到一个角落里，点燃了他的烟斗。
从被单下面的碎尸，可以看出此案的凶残与恐怖。但除此之外，并没有提供太多的信息。凶手肢解尸体的手法十分粗糙，显然没什么经验。从那些破碎的尸体可以很容易看出，死者是一名中等身材的年轻妇女。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是左臂。皮肤上面有一个非常清晰的刺青。图案是一支箭从一颗红心中央穿过，上下各有一个姓名的缩写字母，分别是R·M和J·B。几个字母都是大写的，约有半寸长，字体流畅。字母边上还刻上了衬线。箭和红心也画得很好。我站在那里，默默地看着那个十分醒目地出现在白色皮肤上的图案，心中暗想，不知这个J·B是谁？不知死者除了他，还有多少个男友？然而，不久我便兴趣索然，走到角落里，和米勒探长站到一起去了。这个案子无懈可击，对被告的判决已是板上钉钉的事，好像没必要再去调查了。
然而，桑代克的想法似乎有所不同。不过，他这个人历来如此。每当开始调查时，他总把别人告诉他的一切抛在脑后，自己从头开始。眼下正是这样。他极为仔细地检查着那些碎尸，仿佛完全不知道它们是谁的。他认真测量着肢体的尺寸，并把它们记录下来。仔细观察着每一个部位，将每个手指分别查看了一遍，又借助随身携带的墨水板和滚子，取下了死者的整套指纹。接着，他用一个精密的圆规把刺青上的图案和字母尺寸一一量过，又先后拿出一副眼镜和一个高倍数放大镜认真观察。桑代克当年给医学院学生讲课时提出的原则是：“不要随意相信他人的证词;每一项证据必须亲自核实;要尽量多动脑子。”的确，再没有人比他更加不遗余力地贯彻这些原则了。
“你知道吗，杰维斯？”米勒探长边瞧着桑代克用放大镜查看刺青，一边悄声对我说，“我看，桑代克已经离不开放大镜了。要是有人把国会大厦炸了，他肯定也会拿着放大镜，到废墟里去看个没完。你瞧他看得多仔细！其实，刺青上那几个字母在二十尺以外，都能看得一清二楚。”
然而，桑代克对这些冷嘲热讽却全然不知，只是心平气和地继续着他的工作。一会儿，他的注意力又从停尸台上的碎尸转到了放在窗前凳子上的箱子上。他从里到外、一点一点地细细查看，还伸出手去触摸箱子外面深灰色的油漆和盖子上两个白色姓氏缩写“S·C”，并将这两个字母的尺寸也认真量了下来。他还把印在箱子里的生产厂家的名字以及箱锁的牌子都记了下来，甚至连他们撬开箱子时松动的螺丝也一个个仔细看了一遍。最后，他终于放下笔记本，关上办案箱，宣布这里的调查结束，接着又问道：“从这里到‘红狮旅馆’怎么走？”
“只有几分钟的路。”米勒说，“我会带你们去的。不过，你的确是在浪费时间，桑代克先生。”他边说，边锁上停尸房的门，将钥匙放进口袋里。“要知道，查普曼的说法，谁听了都会觉得荒唐可笑。你想想啊，一个人带了一箱子碎尸，到一家旅馆的行李间，打开另一个人的箱子，在随时都可能有人进来的情况下，把两只箱子里面的东西换掉。这怎么可能呢！假如被人撞上，怎么办？‘ 你好啊！’那家伙说，‘你的箱子里好像有一只胳膊。’‘是啊。’查普曼说，‘大概是你老婆的吧。这个女人真粗心，一定是她装箱子的时候把自己的胳膊丢在里面了。’有这么说的吗？除非他是傻瓜！再说，他怎么可能打开查普曼的箱子呢？那把锁很坚固，连我们都打不开。最后，不得不硬撬，而且那锁从来没被人撬过。这是不可能的，先生。这种说法根本行不通。不过，你也不必非得听信我的话，前面就是‘红狮旅馆’了。站在门口的那位就是店主巴特先生。他正巴不得你进去找他呢！” 旅馆主人显然听见了米勒后面的话，满脸堆笑，听说我们的来意之后，建议我们到后面去点些饮料，边喝边聊。
桑代克摆了摆手，拒绝了他的建议，说：“我只想確定一下，塞缪尔关于行李被掉包的说法是否可信。”
“这个嘛，先生，”店主人说，“是绝对不可能的。行李间对客人开放，白天随时都会有人进去。我们一般不锁门，也没有这个必要。这里的客人我们差不多都认识。存放在那儿的东西主要是推销员不太值钱的样品。白天是不可能被人调包的;晚上我们会把门锁上。”
“从塞缪尔离开到发现碎尸这期间，你们店里来过生人吗？”
“来过。有一个叫道乐尔的先生。他在行李间存了两个旅行箱和一个手提箱。还有一位墨尔奇森太太。她也有不少东西存在那儿：一只扁平的箱子、一个帽匣子、一个很大的衣篮——就是女人出门常常带的那种。还有一位先生，名字我记不得了。不过，你们可以从来客登记簿上查到。他也在行李间存了两只旅行箱。也许，你们想看看登记簿。”
“我的确想看。”桑代克说。等店主人把登记簿拿来，将那几个客人的名字指给他看时，桑代克把簿子上面的信息，连同他们各自存过的行李，都抄录了下来。
“桑代克先生，”米勒说，“我估计，你要亲自去看一看行李间，才算满意吧？”
“你太有先见之明了，探长先生。”我这位同事回答说，“我的确想看看那个行李间。”
然而，等我们到了那里，却发现实在没有什么值得一看的。钥匙就在门上，门非但没锁，还开着一半。推门进去，这个小小的房间除了各种各样的箱子和旅行袋，别无他物。唯一值得注意的地方，是这间房子位于一条走廊的尽头。有人进来的话，里面的人提前几秒钟就能看得见。不过，这对假想中调包的人显然起不了什么作用。因为罪犯必须先把塞缪尔箱子里的珠宝拿出来，才能将陷害他的碎尸装进去。所以撇开碎尸不说，从外面闯进来的人一下子就能看到，罪犯在偷盗。被人掉包的说法显然是无稽之谈。
“对了，”我们下楼时，桑代克说，“这出戏中的主角塞缪尔在哪儿呢？他大概不在这里吧？”
“他就在这里。”米勒说，“他要接受法庭的审判。不过，现在还不知道在哪儿开庭，所以先把他关在这里了。你大概想去和他谈谈吧？这样吧，我可以带你到警察局去，并告诉他们你是谁。等你们的事办完了，也许可以先和我一起吃顿饭，再回伦敦去。”
我对吃饭的建议表示赞成。事情定下来之后，我们动身前往警察局。米勒说当地的小监狱和警察局在一起。到了监狱，我们被领进一个像是私人办公室的地方。不一会儿，一名警官带着一个男人进来了。我们马上认出他。因为他长得很像我们的客户乔治·查普曼，尽管他脸色苍白，胡子拉碴，一副惨兮兮的样子。警官向我们宣布了他的名字，便和米勒探长一起走出房间，并将房门锁了起来。桑代克立即对嫌疑人说了他弟弟来找过我们的事，然后说：“塞缪尔先生，如果你希望由我来为你辩护，我必须掌握全部事实。假如你还知道你弟弟没有告诉我的任何情况，我要求你毫无保留地说出来。”（未完待续）
（本文出自《巴比伦国王的金玺》 群众出版社）
（插画：杜李 责任编辑：古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