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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那是一个轰轰烈烈的年份。为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以人民大会堂为首的“十大建筑”在近一年的时间里，纷纷竣工，创造了城市建筑史上的奇迹，也向全世界展示了新中国的崭新面貌。今天，我们仔细端详这些建筑，依然可以看出，这些建筑所折射出的那个时代的坚定意志和民族自豪感;依然可以看到，那个时代的意气风发，和人们走在大路上的气势。
1959年国庆前夕，作家冰心在参观了新建成的人民大会堂后，写下这样的句子：“走进人民大会堂，使你突然地敬虔肃穆了下来，好像一滴水投进了海洋，感到一滴水的细小，感到海洋的无边壮阔。”
关于水滴与大海、螺丝钉与社会主义大厦的辩证思考，常常出现在刚刚翻身解放、空前团结在一起的人民的心目中。也正是这样为了集体舍弃个人的精神，造就了那个时代的一项又一项奇迹。
1958年8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兴建“十大建筑”，要建得庄严、美观、经得起时间考验，而且必须在1959年新中国十周年的国庆节时投入使用。
当时，中苏关系趋于恶化，赫鲁晓夫在自夸其“土豆烧牛肉”式的共产主义同时，大肆攻击中国的大跃进“搞砸了”。因此，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极为重视，全国人民也都密切关注：中国能否借“十大建筑”这10个经典工程证实其力量，并以崭新的面貌出现于世界舞台上？
此时，距1959年国庆节，还不到400天。
“十大建筑”包括：人民大会堂、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民族文化宫、民族饭店、华侨大厦、北京工人体育场、全国农业展览馆、北京火车站和钓鱼台国宾馆。
要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完成如此巨大的工程量，每一个与此有关的人，都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紧迫。
完全不依赖任何外国专家的设计及施工力量，全凭中国人自己，在400天内建起10座大型建筑，这个任务究竟有多难？
对比一下同期世界上其他著名建筑的施工时间，答案一目了然：纽约联合国总部大厦建设了7年，日内瓦“万国宫”建了8年，比“十大建筑”只晚1年开工的悉尼歌剧院则用了14年才完成建设……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当时摆在中国人面前的，是百废待兴的萧条、冷战封锁的阴影，可他们没有退缩，而是满怀创造辉煌的激情，奋勇拼搏，迅速投入到了“十大建筑”的建造中。
有志者，事竟成。“十大建筑”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纷纷竣工，震惊了世界，就连曾称之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的苏联工程师，也不得不叹服。
苦心人，天不负。通过“十大建筑”，中国人民终于以全新的面貌，屹立在世界舞台上。夜以继日劳作的普通工人、“裹了一身泥”的义务劳动者、半夜出现在工地上的周恩来……历史不会忘记他们！
伟大的法国作家雨果讲过这样一句话：建筑是“石头的史书”，人类没有任何一种重要的思想不被建筑艺术写在石头上……人类的全部思想，在这本大书和它的纪念碑上，都有其光辉的一页。
“十大建筑”这本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完成的“大书”，记载了那个时代崇高的时代使命，记录了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的无数辉煌瞬间，更记住了无数中华儿女万众一心、拼搏向上的精神。
“十大建筑”这一面积超过67万平方米的“纪念碑”，成为中外城市建筑史上的一个奇迹。自此之后，北京再也没有这样在极短时期内集中涌现如此之多的带有标志性意义的建筑体。
195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十周年。作为献礼，北京“十大建筑”向全世界展示了一个崭新的中国。
“十大建筑”面积之庞大、功能之复杂、设备之众多、体量之厚重、建造之神速、外观之宏伟壮丽，在世界建筑史上都堪称奇迹。我们不禁要问：在新中国刚刚建立、百废待兴的年代，中国人为什么有信心、有力量完成这样的壮举？历史能告诉我们的，总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多。
人民大会堂：毛泽东提出构想，周恩来参与设计
毛泽东早在延安时，就有了“建设万人大礼堂”的构想。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又一次把它提了出来：“完全用我们自己的力量，能不能建起一座1万人的礼堂来？”这就是人民大会堂的由来。
1958年9月，在北京市国家工程动员大会上，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万里说：“不是有人不相信我们能自己建设现代化国家吗？老认为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吗？我们一定要争这口气，用行动和事实做出回答。”
关键时刻，中国人“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传统又一次发挥了作用。短短3天内，来自全国17个省市的33位顶级建筑师云集北京，提出了多种方案：有采用中国传统琉璃瓦顶子的，有采用攢尖顶“大帽子”式的，甚至还有很超前的设计，把大会堂设计成了一个完全透明的“玻璃盒子”……
与“百花齐放”的外形设计相对应的是，在大会堂的内部设计上，建筑师们被死死钳住了手脚。
当初，召集各方专家来时只说是要做一个万人大礼堂，第二轮加入了5000人的大宴会厅，第三轮，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楼也加了进来……建筑师们苦心设计的方案，往往转天就被全盘推翻。最令人头疼的是，大会堂的功能被不断扩充，建筑面积却不能相应增加，“最多7万平方米，一点儿也不能放宽”——这个数字起初被“咬”得很死，有的建筑师开玩笑说，大会堂的设计简直是“螺蛳壳里做道场”，“戴着镣铐跳舞”。
到1958年国庆节时，“十大建筑”中最重要的万人大会堂依然没有一个成形的设计。关键时刻，周恩来作出指示：“进一步解放思想，除老专家之外，发动青年同志参加国庆各大项目的设计。”
不久，北京市委大楼的设计者赵冬日和同事们研究出了新方案——大会堂平面呈“凸”字形，由北向南依次排列大宴会厅、大礼堂和人大常委会办公楼，这3个部分与中央大厅相连，宴会厅放到二楼，大礼堂移至中央偏西的位置……最后，周恩来确定了大会堂方案。很多亲历过大会堂设计讨论的人都记得周恩来对大会堂的意见：“有两个关键，一个是垮得了垮不了，一个是好看不好看。垮不垮是主要的，大会堂的寿命起码要比故宫、中山堂长，不能少于350年。” 这是一个气势恢宏的设计，最终支撑这个方案的是17万平方米、超标两倍有余的建筑面积。这在当年曾引起很大质疑，很多书面意见雪片一般飞到了周恩来面前，几乎所有矛头都指向了大会堂的“大”字。
建筑专家梁思成说：“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用了‘尺度放大’法，人一进去立刻觉得自己微不足道，仿佛到了‘巨人国’。这样的方法用来表现神权无可非议，用在‘人民性’第一的大会堂上就很不适宜了。”
面对质疑，周恩来说：“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大会堂空间、体形、面积扩大一倍之后同样要注意由内而外体现‘平易近人’四字，不要故弄玄虚，让人成了物的奴隶。”可怎样让每一个普通人走进大会堂的时候感觉自己像个主人？周恩来思考再三，吟诵道：“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周恩来说：“人站在地上，并不觉得天有多高，站在海边，也不觉得海有多远。‘落霞孤鹜’这一句，应该对我们有所启发。为什么不从水天一色的意境出发，去做抽象处理呢？”说得兴起，周恩来还拿过纸笔描画起来：“大礼堂四边没有平直的硬线，有点儿类似自然环境的无边无沿。顶棚可以做成大穹隆形，象征天体空间。顶棚和墙身的交界做成大圆角形，把天顶与四壁连成一体。没有边、没有沿、没有角，就能得到上下浑然一体的效果，冲淡生硬和压抑感。”
为了体现“水天一色”的感觉，建筑师张镩给大礼堂穹顶设计了三圈水波形的暗灯槽，与周围装贴的淡青色塑料板相呼应，灯亮之时犹如波光粼粼。建筑师们还在整个穹顶上开了近500个灯孔，人坐在观众席内，抬头就可见“繁星点点”，仿佛置身于浩瀚夜空，丝毫不会感觉压抑、沉重。在大礼堂巨大的穹顶上，还藏着许多我们看不清的小“星星”，那是几百万个小小的吸声孔，有了它们，大礼堂的屋顶整个变成了一块巨大的吸音板，主席台上发出的多余音波完全被吸走，不但没有回声还能留点“混响”，让坐在每个角落的人都能清晰准确地听到发言人的声音。大空间带来的问题，又被大空间自身解决掉了。
全国各路“大军”纷纷驰援
确定了大会堂的选址之后的一个月内，50多万平方米的房子就被推平了，没有一户“思想上有疙瘩”的钉子户，10129户居民高高兴兴地被安置到右安门附近的简易房里。
整个拆迁过程，仅用时一个月。
曾住在銮舆卫夹道的老人王琴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故土难离，但为了人民大会堂，大家都没说二话，千家万户老北京人，成了最早的拆迁户。拆迁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政府给予安置并辅以经济补偿。”
人们为了大会堂的建造而搬离故居，中央的领导人们也时刻关注着这些拆迁户们的情况。1959年2月28日，周恩来召开会议，在会上说：“国务院信访办曾接到原拆迁居民的来信，他们反映现在的居住有困难。我们绝不能像旧社会那样，只求表面上的繁华，而不顾人民的困难。为此，我们要对一些工程项目进行压缩，以便挤出更多的材料多为人民盖一些住宅。1959年北京新建30万平方米住宅，我看太少了，至少要建50万平方米，争取在国庆节前完成。”
1958年，北京中轴线迎来了自1405年最大规模的一次建筑活动。
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地基，决定了一座建筑是否稳固。大会堂的地基落在三条古河道（永定河故道、元大都护城河、金闸河）正上方，为了确保稳固，地基必须挖到8米深的老土层，流沙和淤泥必须彻底清除才能动工，而国内根本没有足够的设备和先进的方法挖掘和运输土方。
大会堂建设需要支援的消息迅速传遍全國，各地陆陆续续组建了义务大队，官兵、师生、干部群众浩浩荡荡赶来工地现场，不计报酬地干活。根据统计，先后有30万人次参与了工地的义务劳动。甚至就连很多外来出差人员，也要趁着离开之前，去工地帮忙铲几锹土才肯走。
为了顺利建成人民大会堂，全国各路“大军”纷纷驰援，一场前所未有的“大战”拉开了序幕。
材料物资不足，开工前的22天，现场钢筋连一吨也没有。当时，周恩来强调材料“必须全部国产，不许进口;兴建中厉行节约，不得浪费，一切都要量力而行”。一时间，全国各地的工厂车间，几乎全部都投入到了材料的准备当中：大会堂前的巨大国徽由北京市东城区五金机电厂制作，顶棚中心的大五角星由内蒙古包头钢铁公司二局和上海长征化工制品厂共同制作，房顶的钢梁是鞍钢特制的4000多吨钢材，而螺丝螺母则是全国各地运来的……
工地上给鞍山钢铁厂打电话，说需要五米六的钢材，鞍钢的轧钢车间立刻就轧了五米六，钢材一出车间直接被送往工地现场。大家开玩笑地说：“这些钢材运到大会堂的时候，还热乎着呢。”
有一次，工地需要几十立方米贵州产的樟木，结果从贵州运来了好多——原来，当地老百姓听说要给大会堂用，都把自己家最好的樟木往运输车里扔。为了支援建设，有的老百姓连棺材料都捐献了出来。
很快，原本无材可用的大会堂工地，变为了一个聚集全国材料的“建材博览会”。不论是品种、数量还是规模，大会堂里很多材料当时在世界工程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而且，随着施工的进展，木工能手、制模能手等各路英雄豪杰涌现了出来。
“六建”（北京第六建筑工程公司）青年突击队队长王学礼，带领他的队员们负责为工程制作模板。为了赶工期，规定项目完不了工的，24小时不睡也要赶出来。一忙起来，衣服破得不成样子也来不及回家换。当时有个笑话：“远看要饭的，近看六建的。”说的就是他们。
王学礼的长子就是在大会堂建设期间出生的。孩子出生两天后，他才到医院看望，只坐了十几分钟就赶回工地了。妻子抱怨道：“别人来看老婆孩子，都穿得漂漂亮亮的，很精神。就他，穿着工作服就来了，真是的。”
苦不苦？王学礼答：“不苦。”他还记得，为了保证工人饮食，后勤在前门搭了棚子做饭，为工人们提供“24小时吃饭制”的服务。最香的是蛋炒饭。 山东木匠金树凯对当时的伙食印象深刻：“一个食堂能有5000多人吃饭，一两百张桌子，每桌坐8个，工人轮流去吃饭。开饭时至少有8个饭口，饭菜挺不错，早晨有面条、面包、油条、豆汁，中午有包子、馒头和炒菜……那盛菜的盘子我都记得，全是景德镇的‘大金边’。”
更让他念念不忘的，是周恩来曾多次来过工地。每次大家听广播里说周恩来刚刚来过，就拼命回忆，刚刚来视察的那些戴着口罩、安全帽的领导们，哪一个是他？时间久了，大家总结出来：“眉毛最浓的就是周总理。”
政府机关里的干部也没闲着。据当时的工人回忆：“早上都要来人民大会堂工地参加义务劳动。自愿来的人很多，要登记才能进，来晚了登记不上就不让进了。我们常看到一些穿着大衣的大干部来干活，最后裹了一身的泥，高高兴兴地回去了。”
人民大会堂的工地现场，留下了无数设计师、工人、部队官兵、学校师生的身影……包括当时北京队的教练员、运动员们白天训练后，晚上就干劲十足地来到大会堂工地，铲土的铲土，推车的推车，一个个挥汗如雨。
还有成千上万人，虽然不在北京第一线，也为大会堂的建设穷尽心血，无怨无悔。北大荒的伐木人，就是一个典型。1958年冬，北大荒寒冷异常，夜间最低气温能降到零下40度以下，白天也有零下35度以下，而且持续时间长，就是在这种恶劣的自然条件下，八五二农场接受了为人民大会堂提供建筑木材的任务。他们携带着大锯、油锯和斧子，脚踩几十公分厚的积雪，组队进山伐木。
“土法”救急与技术突破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这个东风，就是技术。
1959年初，一个大难题摆在了大会堂工程面前——大会堂万人大礼堂的顶棚。这里高33米，相当于十层楼高，这个顶棚“满天星斗，水天一色”的设计理念来自于周恩来。可要把这个理念建造出来，就非常有难度了。因为顶棚不但高，而且跨度十分大。为了实现原有的理念，如此大的跨度内，是不能有一根立柱的。那么，这个大顶棚要用什么来支撑呢？钢梁。
整个万人大礼堂分为三层，一层大厅和二、三层挑台。每一层均没有立柱，是用12根钢梁撑起来的。但是，三次钢梁起吊都失败了。就在这时，建工部一位名叫包瑞林的工程师想起了一个“土法”，而这个“土法”还真救了急。
什么“土法”呢？就是用两个钢的龙门架，固定钢梁。在原来的梁上头，加一个水平梁。然后，做一个菱形钢架固定在钢梁上边，改变钢梁的受力结构，就像外科手术里，给病人骨折的部位打上夹板。
1959年3月30日，在赶制了三天三夜之后，菱形钢架做好了，大会堂工地现场第四次试吊。当天，周恩来亲自来到现场观战，“土法”立刻见效，钢梁顺利升空，平稳就位！欢呼声在工地响起，工人们激动地抱在一起。然而，10个月的完工期限早已过半，留给大会堂工程室内部分的施工时间，已所剩无几了。指挥部召集全体施工人员一起进行“头脑风暴”。不出几天，架子工就想到了一个绝招：搭吊架！
就这样，仅用时40天的时间，大礼堂顶部的圆弧工程就胜利完工。通过这个立体吊架，指挥部总结出经验，巧干是加快工程进度的关键。很快，大会堂工地上掀起一股创新之风，诞生了许多简单而又实用的创新工具和施工方法，推动着大会堂工程到达最大马力。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来自“三建”（北京第三建筑工程公司）的李瑞环（北京市建筑材料工业局党委副书记，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天津市委市长、市委书记，十三届四中全会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十四届、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第九届全国政协主席），用计算数据代替了传统的“放大样”模式。
李瑞环当时是木工青年突击队的队长。一次，工程指挥部交给他们一项重活、急活：在8天内要制作一段200米长的屋顶外檐模板，以保证大会堂内外的装修进度，不能因下雨而受到影响。
接到这种任务，一般的做法是自鲁班时代延续下来的“放大样”，即把小山一样高的木材搬到工地对面故宫的空地上，放完了样再继续下一步工作。可是，按照这种老办法，时间肯定来不及，质量也好不了。
李瑞环思前想后，决定技术革新。他的想法遭到劝阻，因为“这是国家重点工程，出点儿差错非同小可”。但李瑞环最后还是采用了自己创制的9种简易计算表和“土公式”，解决了难题，实现了中国建筑史上的一次突破。李瑞环也从此闻名全国，事迹还被搬上银幕——拍成了电影《青年鲁班》。
“人民大会堂”名字的来由
人民大会堂初建时，被称为“万人礼堂”，后来得名“人民大会堂”，有两种说法。
一种说法是1959年9月9日，毛泽东夜访当时没完全竣工的大会堂，问及它的名字，陪同参观的万里说：“有人提议叫‘人民宫’，还有人说叫‘人大常委会办公楼’……”这些名称都被否决，万里接着说道：“有人提出叫‘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大会堂’，我觉着这个名字太长……”
毛泽东答道：“那就简称人民大会堂吧。”同时解释说：“我们不是把‘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也简称为‘总路线’吗？”自此，“人民大会堂”的名称沿用至今。
第二种说法，是1959年9月24日，大会堂落成，周恩来邀请一批专家参观且请大家取名，时任人民大会堂结构审查组组长的桥梁专家茅以升在纸上写下了“人民大会堂”几个字。
说法不一，难以考证。
大会堂验收后，工作人员都为这一人民集体拼搏而创造的奇迹感到骄傲，他们激动地形容：“地面颜色就像碧绿的湖水，光洁得像镜子一样亮，让人不敢下脚。”据说，当时前来检查工作的各级领导干部都是脱了鞋走的，就连陈毅，也是二话没说就跟大家一樣提着鞋参观。事后，万里知道了这件事，通知大家：“地面很凉，以后老同志参观就不要脱鞋子了。”
后来，大会堂各厅室里铺了地毯，“不许穿带钉的鞋入内”的规定仍然延续了许多年。 60年前的伟大工程，成就了一代人的骄傲，一代人的传奇，一个新时代的辉煌——这座世界上最大的会堂建筑，从规划、设计到施工完成，一共只用了1年零15天;其中，从选址到敲定设计图纸，仅用了50天时间;而从场地上原有房屋拆迁到地质勘探、地基处理、规划设计、施工机械、材料准备、工程施工、工程完工后的房间布置以及正式使用前的试用……只用了10个月。
时至今日，人民大会堂依然傲然屹立。
两座博物馆的特殊展品
1959年国庆节前夕，“十大建筑”中的两座博物馆，火速竣工，他们分别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以下简称“军博”）、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以下简称“革博”）。
军博是中国第一个综合类军事博物馆，位于北京市复兴路9号，展览大楼于1958年10月兴建，1959年7月建成，历时不到一年。1960年8月1日，军博正式开放。1962年夏，毛泽东亲笔为其题写馆名。
相较而言，革博的历程则一波三折。中国革命博物馆（前身是中央革命博物馆筹备处）、中国历史博物馆（前身是国立历史博物馆）于1958年8月在天安门广场旁建新馆，1959年国庆节前建成，1969年9月合并成革博，1983年初恢复独立建制，2003年2月28日，被并入中国国家博物馆。
作为为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献礼的“十大建筑”之一，军博和革博的建造、陈列都最大限度地呈现了那个时代的风貌：建筑宏伟、辉煌，气势磅礴，和人民大会堂的建造一样凝聚着无数中华儿女的心血与汗水;馆藏的每一件文物，都见证了历史的风云，如《共产党宣言》全译本、《黄河大合唱》曲谱、杨靖宇办公用章、《延安文艺座谈会合影》等，再现了革命历史时期的动荡与激情。
博物馆以其珍稀藏品，有别于一般建筑物。也可以说，文物是构成博物馆建筑的灵魂，不可或缺。据说，军博、革博建館之初，为了充实陈列，全国各地纷纷响应号召，送去了各种珍贵文物。
这其中，有两块石头十分显眼。那哪儿是两块石头？分明是两团血在流动，在奔突。血，是从一个伟岸的山东汉子身躯中流出的。与血相映衬的，是战火。
1940年5月16日下午4时，抗日名将张自忠的热血染红了他激战过的湖北宜城南瓜店山冈。血，渗透在坚硬的石头上。
“一战淝水，再战临沂，三战徐州，四战随枣，鞠躬尽瘁，卒以身殉……”张自忠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同盟国所有牺牲军人里级别最高的将领。毛泽东亲笔题词：“尽忠报国。”周恩来在悼词中说：“……其忠义之志，壮烈之气，直可以为我抗战军人之魂！”
1943年4月30日，张自忠之弟张自明来到南瓜店凭吊英魂，从地上拾起两块仍留有血迹的石块，请石匠刻上“血石”两个字，以示后人。新中国成立后，他将珍藏的血石捐献给了军博。
正是这些意义重大、充满传奇的文物，使得冷冰冰的建筑有了温度，有了灵魂。它们，因此也成为军博、革博两座建筑的“有功之臣”。
最能体现毛泽东、周恩来政治考量的5座建筑
“人民大会堂”“革命军事博物馆”，无疑都是具有政治意义的命名方式，分别表现和代表了“人民群众”“兵”。此外，最能体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政治考量的，分别是：代表“民族”的民族文化宫和民族饭店、代表“华侨”的华侨大厦、代表“工人”的北京工人体育场（下文简称“工体”）以及代表“农民”的全国农业展览馆（下文简称“农展馆”）。
被称作“民族典籍之宫”“民族团结教育阵地”“民族之家”，展示过各民族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取得的辉煌成就的民族文化宫，其设想最早源于毛泽东“给少数民族建一个宫”的承诺。
1951年，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新中国成立后，每年都有许多少数民族同胞来首都参观访问。建一座民族文化宫，不但可以作为各民族大团结的象征，而且还可以作为少数民族同胞活动的中心。”后来，由于抗美援朝和国家经济形势不稳定等因素，这项计划迟迟未能提上议程。直到1954年达赖、班禅率西藏国庆观礼团赴北京时，毛泽东又将这一建议提了出来。于是，时任民委副主任汪锋决定当即着手筹建民族文化宫。
设计师张镈经过反复研究，提出中间为高层塔式建筑、两翼对称、平面呈“山”字形，集亭台楼阁于一体的方案。但因为当时全国上下都在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这一方案迟迟未决。于是，筹建办公室专门请示周恩来。他听完汇报后说：“民族文化宫用点儿民族形式，不犯错误嘛。”设计方案最终得以确定。1958年4月15日，民族文化宫破土动工。
在建设过程中，周恩来始终予以关注。他亲自审查民族文化宫的设计图纸，并提出将二楼会议厅的地面由平面改成斜面，还提出要尽可能多地利用空间，将原来的500个座位扩大到800个。
有一天，周恩来工作到半夜，突然想起应该去看看民族文化宫建设得怎样了，于是立即前往工地。
民委值班室马上给汪锋打电话，通知他去工地向周恩来汇报工作。当时夜已经深了，汪锋的司机早已下班回家。怎么办？汪锋急得团团转。幸好，汪锋的住所距离工地只有几站路，情急之下他一路小跑赶到了工地。
1959年，民族文化宫建成后，汪锋特地去向毛泽东汇报。有这样一段广为流传的对话：
毛泽东：“都知道了，你们搞得不错。”
汪锋：“由于物资及施工力量问题，已经建好的民族文化宫只是一期工程。”
毛泽东：“时间来得及，等明年再建，今年冬天先种上麦子。”
民族文化宫的一砖一瓦，甚至每个角落、每个细节，都是国内工厂日夜赶制、专门定做出来的。
建成后的民族文化宫，成为西长安街上一道亮丽的风景。毛泽东看到后十分满意，亲笔写下“民族文化宫”五个大字。民族文化宫以别致的造型、独特的民族风格，被英国出版的《世界建筑史》列为“新中国第一宫”。 民族饭店位于民族文化宫西侧，与民族文化宫好像两姐妹一样，矗立在西长安街上。
在“十大建筑”的规划图纸上，民族饭店曾叫作“民族宾馆”“长安饭店”。是周恩来最后确定用“北京民族饭店”这个名字。
曾参与设计施工的原北京建筑设计院结构设计师许楹回忆道，从1958年6月开始，前后共拿出14个方案进行比较，才最终确定建筑方案。虽然工期紧迫，但在多方的共同努力下，在国庆工程中开工最晚的北京民族饭店，却以最快的施工速度，于1959年9月5日提前竣工并交付使用，开创了我国大型预制装配式结构机械化施工的先河，“不仅反映了祖国建国十年来建筑事业的光辉成就，而且再一次说明党和政府民族政策的正确以及对少数民族无微不至的关怀”。
当时北京民族饭店的装配在全国是首屈一指的水平。饭店设计备有空调横管道，按七级抗震设防。土建投资约合每间2万元人民币，已为当时饭店之冠。
民族饭店参与了国庆十周年庆典少数民族接待，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中美关系的“破冰之旅”等重大历史事件中的接待，再到各国政要元首随行团下榻……是一位新中国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人”。
如果说民族文化宫、民族饭店体现了党中央关于“民族大团结”的政治考量，那么华侨大厦，则可以称得上是“总理的承诺”。
新中国成立之初，周恩来十分关心海内外侨胞，亲自过问并制定了国内国外侨务政策。一次，他在接见海外华侨时，了解到他们的需求，向他们承诺：“要为全世界的华侨建立一个在北京的家。”
此后，在著名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的倡议下，由华侨集资，准备筹建华侨大厦。但是华侨们筹集到的资金有限，无法建成一座高标准的饭店。因此，周恩来决定由财政拨款，提高华侨大厦等级并将其划入到国庆工程中来。1959年，在繁华的王府井大街东侧，华侨大厦拔地而起。大厦建成后，迎來的第一批客人，就是回国参加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庆典活动的各地侨胞。
此后的30年间，华侨大厦始终为海外侨胞服务，成为侨胞们在祖国的家，也成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一个象征性建筑。
在建筑传奇中，华侨大厦的规模最小。随着时代的发展，华侨大厦作为一家酒店，其软件、硬件都已不适应时代的要求。1988年决定将旧华侨大厦拆除重建。华侨大厦成为国庆十大建筑中唯一被拆除重建的建筑。随后，新的华侨大厦在原址诞生了，如涅槃的凤凰般愈发美丽。
工体与农展馆——以工农群众命名的两座建筑，体现了阶级特色，契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一《宪法》基本要义。
旧北京城的体育设施十分贫乏，新中国成立前，市内仅有城南的先农坛体育场这一处公共体育场所，而场内仅设有足球场、400米跑道和4000座位观众席。此外，在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和师范大学等学校内，有一些运动场和室内训练房，但也只是为教学使用。
新中国成立后，北京的体育事业得到很大发展，首先修建了劳动人民文化宫体育场、东长安街体育场、北海体育场和什刹海游泳场，以解决群众体育活动的需要。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又新建了龙潭湖畔的北京体育馆和陶然亭游泳场。但是这些体育场馆还是不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需求。
1955年，修订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时，规划部门特意研究了北京的体育设施规划。计划在北京城的东郊、北郊、西郊、南郊建设大型体育活动中心。
为献礼国庆十周年，在当时的北京市东郊兴建了一座市内最大的综合性体育场——工体。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举目全国，工体当仁不让地是未冠名的国家体育场。
从承办第一届全国运动会起，工体就是举办大型集会的热门场地，连带与国家政治生活息息相关。1977年夏天，在开始长征杯足球决赛前，体育场里高音喇叭宣布：“来观看这次比赛的有邓小平同志……”这是邓小平复出政坛第一次公开露面，消息顷刻间就被发往全世界各大通讯社。
香港有红磡，北京有工体，比起演唱会的承办地，工体更是中国足球、北京国安的福地，在这里，上演过“工体不败”的神话。
农展馆，坐落于寸土寸金的北京东三环，这里是一片幽静的地方，遍植苍松翠柏。上世纪50年代，东三环还是荒凉的郊区;改革开放后，这里变成了繁华的商区。而农展馆，却依然娴静地矗立在那里。
农展馆的地理位置、规模、布局和风格等，均由周恩来亲自审定。1959年正式落成后，举办了建国后第一个全国性的大型展览——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全国农业成就展览，开创了北京近40年的展览历史。
毛泽东买下了北京火车站的第一张火车票
1959年1月20日开工，9月10日竣工，9月15日开通运营，毛泽东亲笔题写站名，并买下第一张火车票……
作为为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献礼的“十大建筑”之一，有着“中国铁路第一站”“首都迎宾门”之称的北京火车站雄伟壮丽，浓郁民族风格与现代化设施设备完美结合，其建设速度之快、规模之大，堪称中国铁路建设史上的一个奇迹。
1958年10月下旬，根据北京市政建设规划开始了新站的设计安排，站场设计由铁道部第三设计院负责，站舍大楼由建工部第一建筑设计院和南京工程学院合作承担设计，主持设计的是中国建筑大师级人物——杨宝廷、陈占熬等人。当年12月上旬，设计方案全部完成。12月10日，中央批准设计方案，设计人员仅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本应一年完成的设计工作量。
1959年1月20日，建站工程正式动工。施工人员最多时达2万余人，施工机械300多台、汽车200多辆，工程投资5782万元。9月10日，工程竣工，施工建设者们仅用了7个月零20天时间，就使一座雄伟壮丽的车站昂然屹于世人眼前。就连苏联专家鲍尔特见了，也不得不叹服：“和你们共事半年，我懂了，中华民族是个了不起的民族，我们认为办不到的事，你们办到了。” 北京站主体大楼成对称分布，在“北京站”三个大字两侧是两座钟楼，再往东西两侧看就是两座四角楼。兴建北京站时，并没有东西两座四角楼。后来周恩来在1959年3月18日和9月7日两次视察北京站施工现场时，觉得两边“光秃秃”的不好看，于是提议并设计了东西两座四角楼。如今，我们看到的北京站站舍大楼庄重高雅、和谐大方，则来自于周恩来的点睛之笔。
在全国数以千计的火车站中，唯有北京站的站名由毛泽东亲笔题写。
1959年9月15日零时10分到2时20分，毛泽东在时任北京市市长彭真、铁道部部长吕正操、副部长武竟天等人的陪同下视察新北京站。
在广场下车时，毛泽东看到主楼大玻璃窗上镶嵌着“北京站”三个大字，笑着问大家这几個字的出处，得知是建设指挥部的同志们用他题写的“北京日报”报头的手书拼合而成，不由地欣然一笑。北京站建设总指挥李岳林借机上前，请毛泽东为新北京站题写站名，毛泽东当即答应。
此外，毛泽东还兴致盎然地走到售票处，买下了北京火车站运营发售的第一张火车票。那是一张北京到普兰店的车票，硬座，票价3.25元。毛泽东拿着票，仔细看，很是高兴。
不久，毛泽东派人将题字送到北京站。北京站请篆刻家魏长寿、柏涛放大，制作好，挂在里面的三个垂直大窗正中。周恩来看后，说还是挂在车站的顶部好。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北京站”三个字，是毛泽东在三张题字中亲自圈定的一幅，位置则是周恩来最终确定下来的。
9月15日，由此而成为北京站的建站纪念日。据北京站站志记载，当年9月12日至20日，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及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到北京站视察。到9月25日，中央及北京的各级领导、各界人士、外国使节、专家以及人民群众共计38448人到站参观。10月4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来北京站视察。许多领导人及外国友人都为北京站留下珍贵的题词。
“东方第一宾馆”钓鱼台国宾馆
考虑到1959年国庆时将邀请多国首脑政要来华，周恩来提出要建一个有特色的高级国宾馆，供出席庆典的外国领导人下榻。钓鱼台国宾馆应运而生。
外交部在接到周恩来的指示后，立即成立了选址小组。选址小组几乎走遍了北京城郊。原本在东郊、西郊各有一处选址，后有人提议说宾馆应建在北京西郊，理由是：外宾下飞机后，从机场乘车进入北京城区，必然要经过天安门广场及东西长安街，在饱览市容之后抵达国宾馆，这样他们就能领略到新中国及北京建设的巨大成就，对中国留下很直观的印象。
“玉渊潭上草萋萋，百尺泉声散远溪。”相传金章宗完颜璟（金朝第六位皇帝）曾在这里钓鱼，故后人称之为钓鱼台。
选址小组初步决定，国宾馆的位置就选在西郊钓鱼台的遗迹上。党中央经研究讨论，最终批准了选址小组关于修建钓鱼台国宾馆的报告。著名建筑师张开济主持承担了钓鱼台国宾馆的设计工作。
时值新中国成立不久，中国还没有星级饭店的概念，而且钓鱼台本身就是风景别致的古典园林。张开济说：“作为中国接待各国政要之处，建造这种别墅要体现出秀美，在赏心悦目的同时又要非常大气。”
在设计施工过程中，周恩来曾多次过问，而且经常到施工现场进行指导。由于时间紧迫，钓鱼台国宾馆的建设工程几乎是边设计、边施工。当时的人们经常可以看到，每到夜晚，设计室内总是整夜灯火通明，有很多施工单位负责人在现场坐等图纸。经常是一幢楼的基础图纸完成时已在午夜，施工人员就马上拿到工地上，连夜放线、刨槽，真可谓分秒必争、急如星火。
和“十大建筑”中的其他建筑一样，由于时间紧迫，且北京当时的物力有限，需要调动全国各地的能工巧匠，于是，国宾馆的家具从上海定制，地毯从天津定制，丝绸料从苏州运来，餐具、工艺瓷器是景德镇定制……汇聚了全国的资源。
为了营造风格独特的园林建筑，钓鱼台国宾馆种植栽培了4万株花木、300棵油松、数百株樱桃、白玉兰、牡丹等。一年时间，宾馆内兴建了15幢浅灰色、米黄色和乳清色风格各异的别墅楼，集大气与秀气于一身。
1959年8月，建筑工程全部完工。周恩来视察时说：“人家搞的是大建筑，你们搞的是优美怡静的大环境。里里外外精雕细刻，整体上像是一座大的森林公园！这么短的时间，不容易呀！”
钓鱼台国宾馆被称作“东方第一宾馆”，它记录了新中国相当一部分重大国事活动，堪称“国家大事的晴雨表”。柬埔寨亲王西哈努克曾是这里的“老住户”，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等外国领导人都曾下榻于此。其中，伊丽莎白二世结束访华后，还特意让侍从给钓鱼台国宾馆写信说：“这次访华，女王感到再也没有什么地方比这里住得更舒适了。”
60年弹指一挥间，为了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而建起的“十大建筑”，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洗礼，在这个全新的时代依然焕发着新的生机。今天，我们仔细端详这些建筑，依然可以看出，这些建筑所折射出的那个时代的坚定意志，和那个时代的民族自豪感;依然可以看到，那个时代的意气风发，和人们走在大路上的气势。
1959年国庆前夕，作家冰心在参观了新建成的人民大会堂后，写下这样的句子：“走进人民大会堂，使你突然地敬虔肃穆了下来，好像一滴水投进了海洋，感到一滴水的细小，感到海洋的无边壮阔。”
关于水滴与大海、螺丝钉与社会主义大厦的辩证思考，常常出现在刚刚翻身解放、空前团结在一起的人民的心目中。也正是这样为了集体舍弃个人的精神，造就了那个时代的一项又一项奇迹。
1958年8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兴建“十大建筑”，要建得庄严、美观、经得起时间考验，而且必须在1959年新中国十周年的国庆节时投入使用。
当时，中苏关系趋于恶化，赫鲁晓夫在自夸其“土豆烧牛肉”式的共产主义同时，大肆攻击中国的大跃进“搞砸了”。因此，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极为重视，全国人民也都密切关注：中国能否借“十大建筑”这10个经典工程证实其力量，并以崭新的面貌出现于世界舞台上？
此时，距1959年国庆节，还不到400天。
“十大建筑”包括：人民大会堂、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民族文化宫、民族饭店、华侨大厦、北京工人体育场、全国农业展览馆、北京火车站和钓鱼台国宾馆。
要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完成如此巨大的工程量，每一个与此有关的人，都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紧迫。
完全不依赖任何外国专家的设计及施工力量，全凭中国人自己，在400天内建起10座大型建筑，这个任务究竟有多难？
对比一下同期世界上其他著名建筑的施工时间，答案一目了然：纽约联合国总部大厦建设了7年，日内瓦“万国宫”建了8年，比“十大建筑”只晚1年开工的悉尼歌剧院则用了14年才完成建设……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当时摆在中国人面前的，是百废待兴的萧条、冷战封锁的阴影，可他们没有退缩，而是满怀创造辉煌的激情，奋勇拼搏，迅速投入到了“十大建筑”的建造中。
有志者，事竟成。“十大建筑”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纷纷竣工，震惊了世界，就连曾称之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的苏联工程师，也不得不叹服。
苦心人，天不负。通过“十大建筑”，中国人民终于以全新的面貌，屹立在世界舞台上。夜以继日劳作的普通工人、“裹了一身泥”的义务劳动者、半夜出现在工地上的周恩来……历史不会忘记他们！
伟大的法国作家雨果讲过这样一句话：建筑是“石头的史书”，人类没有任何一种重要的思想不被建筑艺术写在石头上……人类的全部思想，在这本大书和它的纪念碑上，都有其光辉的一页。
“十大建筑”这本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完成的“大书”，记载了那个时代崇高的时代使命，记录了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的无数辉煌瞬间，更记住了无数中华儿女万众一心、拼搏向上的精神。
“十大建筑”这一面积超过67万平方米的“纪念碑”，成为中外城市建筑史上的一个奇迹。自此之后，北京再也没有这样在极短时期内集中涌现如此之多的带有标志性意义的建筑体。
195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十周年。作为献礼，北京“十大建筑”向全世界展示了一个崭新的中国。
“十大建筑”面积之庞大、功能之复杂、设备之众多、体量之厚重、建造之神速、外观之宏伟壮丽，在世界建筑史上都堪称奇迹。我们不禁要问：在新中国刚刚建立、百废待兴的年代，中国人为什么有信心、有力量完成这样的壮举？历史能告诉我们的，总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多。
人民大会堂：毛泽东提出构想，周恩来参与设计
毛泽东早在延安时，就有了“建设万人大礼堂”的构想。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又一次把它提了出来：“完全用我们自己的力量，能不能建起一座1万人的礼堂来？”这就是人民大会堂的由来。
1958年9月，在北京市国家工程动员大会上，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万里说：“不是有人不相信我们能自己建设现代化国家吗？老认为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吗？我们一定要争这口气，用行动和事实做出回答。”
关键时刻，中国人“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传统又一次发挥了作用。短短3天内，来自全国17个省市的33位顶级建筑师云集北京，提出了多种方案：有采用中国传统琉璃瓦顶子的，有采用攢尖顶“大帽子”式的，甚至还有很超前的设计，把大会堂设计成了一个完全透明的“玻璃盒子”……
与“百花齐放”的外形设计相对应的是，在大会堂的内部设计上，建筑师们被死死钳住了手脚。
当初，召集各方专家来时只说是要做一个万人大礼堂，第二轮加入了5000人的大宴会厅，第三轮，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楼也加了进来……建筑师们苦心设计的方案，往往转天就被全盘推翻。最令人头疼的是，大会堂的功能被不断扩充，建筑面积却不能相应增加，“最多7万平方米，一点儿也不能放宽”——这个数字起初被“咬”得很死，有的建筑师开玩笑说，大会堂的设计简直是“螺蛳壳里做道场”，“戴着镣铐跳舞”。
到1958年国庆节时，“十大建筑”中最重要的万人大会堂依然没有一个成形的设计。关键时刻，周恩来作出指示：“进一步解放思想，除老专家之外，发动青年同志参加国庆各大项目的设计。”
不久，北京市委大楼的设计者赵冬日和同事们研究出了新方案——大会堂平面呈“凸”字形，由北向南依次排列大宴会厅、大礼堂和人大常委会办公楼，这3个部分与中央大厅相连，宴会厅放到二楼，大礼堂移至中央偏西的位置……最后，周恩来确定了大会堂方案。很多亲历过大会堂设计讨论的人都记得周恩来对大会堂的意见：“有两个关键，一个是垮得了垮不了，一个是好看不好看。垮不垮是主要的，大会堂的寿命起码要比故宫、中山堂长，不能少于350年。” 这是一个气势恢宏的设计，最终支撑这个方案的是17万平方米、超标两倍有余的建筑面积。这在当年曾引起很大质疑，很多书面意见雪片一般飞到了周恩来面前，几乎所有矛头都指向了大会堂的“大”字。
建筑专家梁思成说：“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用了‘尺度放大’法，人一进去立刻觉得自己微不足道，仿佛到了‘巨人国’。这样的方法用来表现神权无可非议，用在‘人民性’第一的大会堂上就很不适宜了。”
面对质疑，周恩来说：“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大会堂空间、体形、面积扩大一倍之后同样要注意由内而外体现‘平易近人’四字，不要故弄玄虚，让人成了物的奴隶。”可怎样让每一个普通人走进大会堂的时候感觉自己像个主人？周恩来思考再三，吟诵道：“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周恩来说：“人站在地上，并不觉得天有多高，站在海边，也不觉得海有多远。‘落霞孤鹜’这一句，应该对我们有所启发。为什么不从水天一色的意境出发，去做抽象处理呢？”说得兴起，周恩来还拿过纸笔描画起来：“大礼堂四边没有平直的硬线，有点儿类似自然环境的无边无沿。顶棚可以做成大穹隆形，象征天体空间。顶棚和墙身的交界做成大圆角形，把天顶与四壁连成一体。没有边、没有沿、没有角，就能得到上下浑然一体的效果，冲淡生硬和压抑感。”
为了体现“水天一色”的感觉，建筑师张镩给大礼堂穹顶设计了三圈水波形的暗灯槽，与周围装贴的淡青色塑料板相呼应，灯亮之时犹如波光粼粼。建筑师们还在整个穹顶上开了近500个灯孔，人坐在观众席内，抬头就可见“繁星点点”，仿佛置身于浩瀚夜空，丝毫不会感觉压抑、沉重。在大礼堂巨大的穹顶上，还藏着许多我们看不清的小“星星”，那是几百万个小小的吸声孔，有了它们，大礼堂的屋顶整个变成了一块巨大的吸音板，主席台上发出的多余音波完全被吸走，不但没有回声还能留点“混响”，让坐在每个角落的人都能清晰准确地听到发言人的声音。大空间带来的问题，又被大空间自身解决掉了。
全国各路“大军”纷纷驰援
确定了大会堂的选址之后的一个月内，50多万平方米的房子就被推平了，没有一户“思想上有疙瘩”的钉子户，10129户居民高高兴兴地被安置到右安门附近的简易房里。
整个拆迁过程，仅用时一个月。
曾住在銮舆卫夹道的老人王琴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故土难离，但为了人民大会堂，大家都没说二话，千家万户老北京人，成了最早的拆迁户。拆迁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政府给予安置并辅以经济补偿。”
人们为了大会堂的建造而搬离故居，中央的领导人们也时刻关注着这些拆迁户们的情况。1959年2月28日，周恩来召开会议，在会上说：“国务院信访办曾接到原拆迁居民的来信，他们反映现在的居住有困难。我们绝不能像旧社会那样，只求表面上的繁华，而不顾人民的困难。为此，我们要对一些工程项目进行压缩，以便挤出更多的材料多为人民盖一些住宅。1959年北京新建30万平方米住宅，我看太少了，至少要建50万平方米，争取在国庆节前完成。”
1958年，北京中轴线迎来了自1405年最大规模的一次建筑活动。
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地基，决定了一座建筑是否稳固。大会堂的地基落在三条古河道（永定河故道、元大都护城河、金闸河）正上方，为了确保稳固，地基必须挖到8米深的老土层，流沙和淤泥必须彻底清除才能动工，而国内根本没有足够的设备和先进的方法挖掘和运输土方。
大会堂建设需要支援的消息迅速传遍全國，各地陆陆续续组建了义务大队，官兵、师生、干部群众浩浩荡荡赶来工地现场，不计报酬地干活。根据统计，先后有30万人次参与了工地的义务劳动。甚至就连很多外来出差人员，也要趁着离开之前，去工地帮忙铲几锹土才肯走。
为了顺利建成人民大会堂，全国各路“大军”纷纷驰援，一场前所未有的“大战”拉开了序幕。
材料物资不足，开工前的22天，现场钢筋连一吨也没有。当时，周恩来强调材料“必须全部国产，不许进口;兴建中厉行节约，不得浪费，一切都要量力而行”。一时间，全国各地的工厂车间，几乎全部都投入到了材料的准备当中：大会堂前的巨大国徽由北京市东城区五金机电厂制作，顶棚中心的大五角星由内蒙古包头钢铁公司二局和上海长征化工制品厂共同制作，房顶的钢梁是鞍钢特制的4000多吨钢材，而螺丝螺母则是全国各地运来的……
工地上给鞍山钢铁厂打电话，说需要五米六的钢材，鞍钢的轧钢车间立刻就轧了五米六，钢材一出车间直接被送往工地现场。大家开玩笑地说：“这些钢材运到大会堂的时候，还热乎着呢。”
有一次，工地需要几十立方米贵州产的樟木，结果从贵州运来了好多——原来，当地老百姓听说要给大会堂用，都把自己家最好的樟木往运输车里扔。为了支援建设，有的老百姓连棺材料都捐献了出来。
很快，原本无材可用的大会堂工地，变为了一个聚集全国材料的“建材博览会”。不论是品种、数量还是规模，大会堂里很多材料当时在世界工程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而且，随着施工的进展，木工能手、制模能手等各路英雄豪杰涌现了出来。
“六建”（北京第六建筑工程公司）青年突击队队长王学礼，带领他的队员们负责为工程制作模板。为了赶工期，规定项目完不了工的，24小时不睡也要赶出来。一忙起来，衣服破得不成样子也来不及回家换。当时有个笑话：“远看要饭的，近看六建的。”说的就是他们。
王学礼的长子就是在大会堂建设期间出生的。孩子出生两天后，他才到医院看望，只坐了十几分钟就赶回工地了。妻子抱怨道：“别人来看老婆孩子，都穿得漂漂亮亮的，很精神。就他，穿着工作服就来了，真是的。”
苦不苦？王学礼答：“不苦。”他还记得，为了保证工人饮食，后勤在前门搭了棚子做饭，为工人们提供“24小时吃饭制”的服务。最香的是蛋炒饭。 山东木匠金树凯对当时的伙食印象深刻：“一个食堂能有5000多人吃饭，一两百张桌子，每桌坐8个，工人轮流去吃饭。开饭时至少有8个饭口，饭菜挺不错，早晨有面条、面包、油条、豆汁，中午有包子、馒头和炒菜……那盛菜的盘子我都记得，全是景德镇的‘大金边’。”
更让他念念不忘的，是周恩来曾多次来过工地。每次大家听广播里说周恩来刚刚来过，就拼命回忆，刚刚来视察的那些戴着口罩、安全帽的领导们，哪一个是他？时间久了，大家总结出来：“眉毛最浓的就是周总理。”
政府机关里的干部也没闲着。据当时的工人回忆：“早上都要来人民大会堂工地参加义务劳动。自愿来的人很多，要登记才能进，来晚了登记不上就不让进了。我们常看到一些穿着大衣的大干部来干活，最后裹了一身的泥，高高兴兴地回去了。”
人民大会堂的工地现场，留下了无数设计师、工人、部队官兵、学校师生的身影……包括当时北京队的教练员、运动员们白天训练后，晚上就干劲十足地来到大会堂工地，铲土的铲土，推车的推车，一个个挥汗如雨。
还有成千上万人，虽然不在北京第一线，也为大会堂的建设穷尽心血，无怨无悔。北大荒的伐木人，就是一个典型。1958年冬，北大荒寒冷异常，夜间最低气温能降到零下40度以下，白天也有零下35度以下，而且持续时间长，就是在这种恶劣的自然条件下，八五二农场接受了为人民大会堂提供建筑木材的任务。他们携带着大锯、油锯和斧子，脚踩几十公分厚的积雪，组队进山伐木。
“土法”救急与技术突破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这个东风，就是技术。
1959年初，一个大难题摆在了大会堂工程面前——大会堂万人大礼堂的顶棚。这里高33米，相当于十层楼高，这个顶棚“满天星斗，水天一色”的设计理念来自于周恩来。可要把这个理念建造出来，就非常有难度了。因为顶棚不但高，而且跨度十分大。为了实现原有的理念，如此大的跨度内，是不能有一根立柱的。那么，这个大顶棚要用什么来支撑呢？钢梁。
整个万人大礼堂分为三层，一层大厅和二、三层挑台。每一层均没有立柱，是用12根钢梁撑起来的。但是，三次钢梁起吊都失败了。就在这时，建工部一位名叫包瑞林的工程师想起了一个“土法”，而这个“土法”还真救了急。
什么“土法”呢？就是用两个钢的龙门架，固定钢梁。在原来的梁上头，加一个水平梁。然后，做一个菱形钢架固定在钢梁上边，改变钢梁的受力结构，就像外科手术里，给病人骨折的部位打上夹板。
1959年3月30日，在赶制了三天三夜之后，菱形钢架做好了，大会堂工地现场第四次试吊。当天，周恩来亲自来到现场观战，“土法”立刻见效，钢梁顺利升空，平稳就位！欢呼声在工地响起，工人们激动地抱在一起。然而，10个月的完工期限早已过半，留给大会堂工程室内部分的施工时间，已所剩无几了。指挥部召集全体施工人员一起进行“头脑风暴”。不出几天，架子工就想到了一个绝招：搭吊架！
就这样，仅用时40天的时间，大礼堂顶部的圆弧工程就胜利完工。通过这个立体吊架，指挥部总结出经验，巧干是加快工程进度的关键。很快，大会堂工地上掀起一股创新之风，诞生了许多简单而又实用的创新工具和施工方法，推动着大会堂工程到达最大马力。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来自“三建”（北京第三建筑工程公司）的李瑞环（北京市建筑材料工业局党委副书记，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天津市委市长、市委书记，十三届四中全会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十四届、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第九届全国政协主席），用计算数据代替了传统的“放大样”模式。
李瑞环当时是木工青年突击队的队长。一次，工程指挥部交给他们一项重活、急活：在8天内要制作一段200米长的屋顶外檐模板，以保证大会堂内外的装修进度，不能因下雨而受到影响。
接到这种任务，一般的做法是自鲁班时代延续下来的“放大样”，即把小山一样高的木材搬到工地对面故宫的空地上，放完了样再继续下一步工作。可是，按照这种老办法，时间肯定来不及，质量也好不了。
李瑞环思前想后，决定技术革新。他的想法遭到劝阻，因为“这是国家重点工程，出点儿差错非同小可”。但李瑞环最后还是采用了自己创制的9种简易计算表和“土公式”，解决了难题，实现了中国建筑史上的一次突破。李瑞环也从此闻名全国，事迹还被搬上银幕——拍成了电影《青年鲁班》。
“人民大会堂”名字的来由
人民大会堂初建时，被称为“万人礼堂”，后来得名“人民大会堂”，有两种说法。
一种说法是1959年9月9日，毛泽东夜访当时没完全竣工的大会堂，问及它的名字，陪同参观的万里说：“有人提议叫‘人民宫’，还有人说叫‘人大常委会办公楼’……”这些名称都被否决，万里接着说道：“有人提出叫‘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大会堂’，我觉着这个名字太长……”
毛泽东答道：“那就简称人民大会堂吧。”同时解释说：“我们不是把‘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也简称为‘总路线’吗？”自此，“人民大会堂”的名称沿用至今。
第二种说法，是1959年9月24日，大会堂落成，周恩来邀请一批专家参观且请大家取名，时任人民大会堂结构审查组组长的桥梁专家茅以升在纸上写下了“人民大会堂”几个字。
说法不一，难以考证。
大会堂验收后，工作人员都为这一人民集体拼搏而创造的奇迹感到骄傲，他们激动地形容：“地面颜色就像碧绿的湖水，光洁得像镜子一样亮，让人不敢下脚。”据说，当时前来检查工作的各级领导干部都是脱了鞋走的，就连陈毅，也是二话没说就跟大家一樣提着鞋参观。事后，万里知道了这件事，通知大家：“地面很凉，以后老同志参观就不要脱鞋子了。”
后来，大会堂各厅室里铺了地毯，“不许穿带钉的鞋入内”的规定仍然延续了许多年。 60年前的伟大工程，成就了一代人的骄傲，一代人的传奇，一个新时代的辉煌——这座世界上最大的会堂建筑，从规划、设计到施工完成，一共只用了1年零15天;其中，从选址到敲定设计图纸，仅用了50天时间;而从场地上原有房屋拆迁到地质勘探、地基处理、规划设计、施工机械、材料准备、工程施工、工程完工后的房间布置以及正式使用前的试用……只用了10个月。
时至今日，人民大会堂依然傲然屹立。
两座博物馆的特殊展品
1959年国庆节前夕，“十大建筑”中的两座博物馆，火速竣工，他们分别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以下简称“军博”）、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以下简称“革博”）。
军博是中国第一个综合类军事博物馆，位于北京市复兴路9号，展览大楼于1958年10月兴建，1959年7月建成，历时不到一年。1960年8月1日，军博正式开放。1962年夏，毛泽东亲笔为其题写馆名。
相较而言，革博的历程则一波三折。中国革命博物馆（前身是中央革命博物馆筹备处）、中国历史博物馆（前身是国立历史博物馆）于1958年8月在天安门广场旁建新馆，1959年国庆节前建成，1969年9月合并成革博，1983年初恢复独立建制，2003年2月28日，被并入中国国家博物馆。
作为为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献礼的“十大建筑”之一，军博和革博的建造、陈列都最大限度地呈现了那个时代的风貌：建筑宏伟、辉煌，气势磅礴，和人民大会堂的建造一样凝聚着无数中华儿女的心血与汗水;馆藏的每一件文物，都见证了历史的风云，如《共产党宣言》全译本、《黄河大合唱》曲谱、杨靖宇办公用章、《延安文艺座谈会合影》等，再现了革命历史时期的动荡与激情。
博物馆以其珍稀藏品，有别于一般建筑物。也可以说，文物是构成博物馆建筑的灵魂，不可或缺。据说，军博、革博建館之初，为了充实陈列，全国各地纷纷响应号召，送去了各种珍贵文物。
这其中，有两块石头十分显眼。那哪儿是两块石头？分明是两团血在流动，在奔突。血，是从一个伟岸的山东汉子身躯中流出的。与血相映衬的，是战火。
1940年5月16日下午4时，抗日名将张自忠的热血染红了他激战过的湖北宜城南瓜店山冈。血，渗透在坚硬的石头上。
“一战淝水，再战临沂，三战徐州，四战随枣，鞠躬尽瘁，卒以身殉……”张自忠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同盟国所有牺牲军人里级别最高的将领。毛泽东亲笔题词：“尽忠报国。”周恩来在悼词中说：“……其忠义之志，壮烈之气，直可以为我抗战军人之魂！”
1943年4月30日，张自忠之弟张自明来到南瓜店凭吊英魂，从地上拾起两块仍留有血迹的石块，请石匠刻上“血石”两个字，以示后人。新中国成立后，他将珍藏的血石捐献给了军博。
正是这些意义重大、充满传奇的文物，使得冷冰冰的建筑有了温度，有了灵魂。它们，因此也成为军博、革博两座建筑的“有功之臣”。
最能体现毛泽东、周恩来政治考量的5座建筑
“人民大会堂”“革命军事博物馆”，无疑都是具有政治意义的命名方式，分别表现和代表了“人民群众”“兵”。此外，最能体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政治考量的，分别是：代表“民族”的民族文化宫和民族饭店、代表“华侨”的华侨大厦、代表“工人”的北京工人体育场（下文简称“工体”）以及代表“农民”的全国农业展览馆（下文简称“农展馆”）。
被称作“民族典籍之宫”“民族团结教育阵地”“民族之家”，展示过各民族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取得的辉煌成就的民族文化宫，其设想最早源于毛泽东“给少数民族建一个宫”的承诺。
1951年，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新中国成立后，每年都有许多少数民族同胞来首都参观访问。建一座民族文化宫，不但可以作为各民族大团结的象征，而且还可以作为少数民族同胞活动的中心。”后来，由于抗美援朝和国家经济形势不稳定等因素，这项计划迟迟未能提上议程。直到1954年达赖、班禅率西藏国庆观礼团赴北京时，毛泽东又将这一建议提了出来。于是，时任民委副主任汪锋决定当即着手筹建民族文化宫。
设计师张镈经过反复研究，提出中间为高层塔式建筑、两翼对称、平面呈“山”字形，集亭台楼阁于一体的方案。但因为当时全国上下都在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这一方案迟迟未决。于是，筹建办公室专门请示周恩来。他听完汇报后说：“民族文化宫用点儿民族形式，不犯错误嘛。”设计方案最终得以确定。1958年4月15日，民族文化宫破土动工。
在建设过程中，周恩来始终予以关注。他亲自审查民族文化宫的设计图纸，并提出将二楼会议厅的地面由平面改成斜面，还提出要尽可能多地利用空间，将原来的500个座位扩大到800个。
有一天，周恩来工作到半夜，突然想起应该去看看民族文化宫建设得怎样了，于是立即前往工地。
民委值班室马上给汪锋打电话，通知他去工地向周恩来汇报工作。当时夜已经深了，汪锋的司机早已下班回家。怎么办？汪锋急得团团转。幸好，汪锋的住所距离工地只有几站路，情急之下他一路小跑赶到了工地。
1959年，民族文化宫建成后，汪锋特地去向毛泽东汇报。有这样一段广为流传的对话：
毛泽东：“都知道了，你们搞得不错。”
汪锋：“由于物资及施工力量问题，已经建好的民族文化宫只是一期工程。”
毛泽东：“时间来得及，等明年再建，今年冬天先种上麦子。”
民族文化宫的一砖一瓦，甚至每个角落、每个细节，都是国内工厂日夜赶制、专门定做出来的。
建成后的民族文化宫，成为西长安街上一道亮丽的风景。毛泽东看到后十分满意，亲笔写下“民族文化宫”五个大字。民族文化宫以别致的造型、独特的民族风格，被英国出版的《世界建筑史》列为“新中国第一宫”。 民族饭店位于民族文化宫西侧，与民族文化宫好像两姐妹一样，矗立在西长安街上。
在“十大建筑”的规划图纸上，民族饭店曾叫作“民族宾馆”“长安饭店”。是周恩来最后确定用“北京民族饭店”这个名字。
曾参与设计施工的原北京建筑设计院结构设计师许楹回忆道，从1958年6月开始，前后共拿出14个方案进行比较，才最终确定建筑方案。虽然工期紧迫，但在多方的共同努力下，在国庆工程中开工最晚的北京民族饭店，却以最快的施工速度，于1959年9月5日提前竣工并交付使用，开创了我国大型预制装配式结构机械化施工的先河，“不仅反映了祖国建国十年来建筑事业的光辉成就，而且再一次说明党和政府民族政策的正确以及对少数民族无微不至的关怀”。
当时北京民族饭店的装配在全国是首屈一指的水平。饭店设计备有空调横管道，按七级抗震设防。土建投资约合每间2万元人民币，已为当时饭店之冠。
民族饭店参与了国庆十周年庆典少数民族接待，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中美关系的“破冰之旅”等重大历史事件中的接待，再到各国政要元首随行团下榻……是一位新中国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人”。
如果说民族文化宫、民族饭店体现了党中央关于“民族大团结”的政治考量，那么华侨大厦，则可以称得上是“总理的承诺”。
新中国成立之初，周恩来十分关心海内外侨胞，亲自过问并制定了国内国外侨务政策。一次，他在接见海外华侨时，了解到他们的需求，向他们承诺：“要为全世界的华侨建立一个在北京的家。”
此后，在著名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的倡议下，由华侨集资，准备筹建华侨大厦。但是华侨们筹集到的资金有限，无法建成一座高标准的饭店。因此，周恩来决定由财政拨款，提高华侨大厦等级并将其划入到国庆工程中来。1959年，在繁华的王府井大街东侧，华侨大厦拔地而起。大厦建成后，迎來的第一批客人，就是回国参加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庆典活动的各地侨胞。
此后的30年间，华侨大厦始终为海外侨胞服务，成为侨胞们在祖国的家，也成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一个象征性建筑。
在建筑传奇中，华侨大厦的规模最小。随着时代的发展，华侨大厦作为一家酒店，其软件、硬件都已不适应时代的要求。1988年决定将旧华侨大厦拆除重建。华侨大厦成为国庆十大建筑中唯一被拆除重建的建筑。随后，新的华侨大厦在原址诞生了，如涅槃的凤凰般愈发美丽。
工体与农展馆——以工农群众命名的两座建筑，体现了阶级特色，契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一《宪法》基本要义。
旧北京城的体育设施十分贫乏，新中国成立前，市内仅有城南的先农坛体育场这一处公共体育场所，而场内仅设有足球场、400米跑道和4000座位观众席。此外，在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和师范大学等学校内，有一些运动场和室内训练房，但也只是为教学使用。
新中国成立后，北京的体育事业得到很大发展，首先修建了劳动人民文化宫体育场、东长安街体育场、北海体育场和什刹海游泳场，以解决群众体育活动的需要。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又新建了龙潭湖畔的北京体育馆和陶然亭游泳场。但是这些体育场馆还是不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需求。
1955年，修订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时，规划部门特意研究了北京的体育设施规划。计划在北京城的东郊、北郊、西郊、南郊建设大型体育活动中心。
为献礼国庆十周年，在当时的北京市东郊兴建了一座市内最大的综合性体育场——工体。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举目全国，工体当仁不让地是未冠名的国家体育场。
从承办第一届全国运动会起，工体就是举办大型集会的热门场地，连带与国家政治生活息息相关。1977年夏天，在开始长征杯足球决赛前，体育场里高音喇叭宣布：“来观看这次比赛的有邓小平同志……”这是邓小平复出政坛第一次公开露面，消息顷刻间就被发往全世界各大通讯社。
香港有红磡，北京有工体，比起演唱会的承办地，工体更是中国足球、北京国安的福地，在这里，上演过“工体不败”的神话。
农展馆，坐落于寸土寸金的北京东三环，这里是一片幽静的地方，遍植苍松翠柏。上世纪50年代，东三环还是荒凉的郊区;改革开放后，这里变成了繁华的商区。而农展馆，却依然娴静地矗立在那里。
农展馆的地理位置、规模、布局和风格等，均由周恩来亲自审定。1959年正式落成后，举办了建国后第一个全国性的大型展览——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全国农业成就展览，开创了北京近40年的展览历史。
毛泽东买下了北京火车站的第一张火车票
1959年1月20日开工，9月10日竣工，9月15日开通运营，毛泽东亲笔题写站名，并买下第一张火车票……
作为为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献礼的“十大建筑”之一，有着“中国铁路第一站”“首都迎宾门”之称的北京火车站雄伟壮丽，浓郁民族风格与现代化设施设备完美结合，其建设速度之快、规模之大，堪称中国铁路建设史上的一个奇迹。
1958年10月下旬，根据北京市政建设规划开始了新站的设计安排，站场设计由铁道部第三设计院负责，站舍大楼由建工部第一建筑设计院和南京工程学院合作承担设计，主持设计的是中国建筑大师级人物——杨宝廷、陈占熬等人。当年12月上旬，设计方案全部完成。12月10日，中央批准设计方案，设计人员仅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本应一年完成的设计工作量。
1959年1月20日，建站工程正式动工。施工人员最多时达2万余人，施工机械300多台、汽车200多辆，工程投资5782万元。9月10日，工程竣工，施工建设者们仅用了7个月零20天时间，就使一座雄伟壮丽的车站昂然屹于世人眼前。就连苏联专家鲍尔特见了，也不得不叹服：“和你们共事半年，我懂了，中华民族是个了不起的民族，我们认为办不到的事，你们办到了。” 北京站主体大楼成对称分布，在“北京站”三个大字两侧是两座钟楼，再往东西两侧看就是两座四角楼。兴建北京站时，并没有东西两座四角楼。后来周恩来在1959年3月18日和9月7日两次视察北京站施工现场时，觉得两边“光秃秃”的不好看，于是提议并设计了东西两座四角楼。如今，我们看到的北京站站舍大楼庄重高雅、和谐大方，则来自于周恩来的点睛之笔。
在全国数以千计的火车站中，唯有北京站的站名由毛泽东亲笔题写。
1959年9月15日零时10分到2时20分，毛泽东在时任北京市市长彭真、铁道部部长吕正操、副部长武竟天等人的陪同下视察新北京站。
在广场下车时，毛泽东看到主楼大玻璃窗上镶嵌着“北京站”三个大字，笑着问大家这几個字的出处，得知是建设指挥部的同志们用他题写的“北京日报”报头的手书拼合而成，不由地欣然一笑。北京站建设总指挥李岳林借机上前，请毛泽东为新北京站题写站名，毛泽东当即答应。
此外，毛泽东还兴致盎然地走到售票处，买下了北京火车站运营发售的第一张火车票。那是一张北京到普兰店的车票，硬座，票价3.25元。毛泽东拿着票，仔细看，很是高兴。
不久，毛泽东派人将题字送到北京站。北京站请篆刻家魏长寿、柏涛放大，制作好，挂在里面的三个垂直大窗正中。周恩来看后，说还是挂在车站的顶部好。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北京站”三个字，是毛泽东在三张题字中亲自圈定的一幅，位置则是周恩来最终确定下来的。
9月15日，由此而成为北京站的建站纪念日。据北京站站志记载，当年9月12日至20日，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及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到北京站视察。到9月25日，中央及北京的各级领导、各界人士、外国使节、专家以及人民群众共计38448人到站参观。10月4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来北京站视察。许多领导人及外国友人都为北京站留下珍贵的题词。
“东方第一宾馆”钓鱼台国宾馆
考虑到1959年国庆时将邀请多国首脑政要来华，周恩来提出要建一个有特色的高级国宾馆，供出席庆典的外国领导人下榻。钓鱼台国宾馆应运而生。
外交部在接到周恩来的指示后，立即成立了选址小组。选址小组几乎走遍了北京城郊。原本在东郊、西郊各有一处选址，后有人提议说宾馆应建在北京西郊，理由是：外宾下飞机后，从机场乘车进入北京城区，必然要经过天安门广场及东西长安街，在饱览市容之后抵达国宾馆，这样他们就能领略到新中国及北京建设的巨大成就，对中国留下很直观的印象。
“玉渊潭上草萋萋，百尺泉声散远溪。”相传金章宗完颜璟（金朝第六位皇帝）曾在这里钓鱼，故后人称之为钓鱼台。
选址小组初步决定，国宾馆的位置就选在西郊钓鱼台的遗迹上。党中央经研究讨论，最终批准了选址小组关于修建钓鱼台国宾馆的报告。著名建筑师张开济主持承担了钓鱼台国宾馆的设计工作。
时值新中国成立不久，中国还没有星级饭店的概念，而且钓鱼台本身就是风景别致的古典园林。张开济说：“作为中国接待各国政要之处，建造这种别墅要体现出秀美，在赏心悦目的同时又要非常大气。”
在设计施工过程中，周恩来曾多次过问，而且经常到施工现场进行指导。由于时间紧迫，钓鱼台国宾馆的建设工程几乎是边设计、边施工。当时的人们经常可以看到，每到夜晚，设计室内总是整夜灯火通明，有很多施工单位负责人在现场坐等图纸。经常是一幢楼的基础图纸完成时已在午夜，施工人员就马上拿到工地上，连夜放线、刨槽，真可谓分秒必争、急如星火。
和“十大建筑”中的其他建筑一样，由于时间紧迫，且北京当时的物力有限，需要调动全国各地的能工巧匠，于是，国宾馆的家具从上海定制，地毯从天津定制，丝绸料从苏州运来，餐具、工艺瓷器是景德镇定制……汇聚了全国的资源。
为了营造风格独特的园林建筑，钓鱼台国宾馆种植栽培了4万株花木、300棵油松、数百株樱桃、白玉兰、牡丹等。一年时间，宾馆内兴建了15幢浅灰色、米黄色和乳清色风格各异的别墅楼，集大气与秀气于一身。
1959年8月，建筑工程全部完工。周恩来视察时说：“人家搞的是大建筑，你们搞的是优美怡静的大环境。里里外外精雕细刻，整体上像是一座大的森林公园！这么短的时间，不容易呀！”
钓鱼台国宾馆被称作“东方第一宾馆”，它记录了新中国相当一部分重大国事活动，堪称“国家大事的晴雨表”。柬埔寨亲王西哈努克曾是这里的“老住户”，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等外国领导人都曾下榻于此。其中，伊丽莎白二世结束访华后，还特意让侍从给钓鱼台国宾馆写信说：“这次访华，女王感到再也没有什么地方比这里住得更舒适了。”
60年弹指一挥间，为了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而建起的“十大建筑”，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洗礼，在这个全新的时代依然焕发着新的生机。今天，我们仔细端详这些建筑，依然可以看出，这些建筑所折射出的那个时代的坚定意志，和那个时代的民族自豪感;依然可以看到，那个时代的意气风发，和人们走在大路上的气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