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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玉华，著名国画家，多年来将童子题材、母爱、童真作为自己绘画题材的主旋律。
其作品《母与子》系列、《雨后荷塘新》、《湖上小学》等屡获业内大奖。近年来，这一幅幅充满意趣的童年画亦受到市场的热捧，最近徐玉华作品《水乡乐园》获“中国书画世界行”第二届百杰书画家金奖。
在徐玉华的作品中，儿童统统长着一张五十年前的面孔，身穿“过时”的装束，纯真顽皮，或在乡村小道上与公鸡嬉戏，或者攀爬到柿子树上抢摘秋实……
这些看似质朴的童趣国画为什么广受好评？精巧的用墨和专业的功底背后，儿童画有什么当下的文化诉求？我们为什么这么执迷于对逝去的童年的缅怀？乡村背景里的儿童和童年寄托着画家什么理想追求？近日，在《齐鲁周刊》主办的文化茶座上，本刊记者与画家徐玉华就儿童画，展开了关于童心与母性，工业文明与逝去的诗意，童年格式化与诗意精神的回归等等话题进行探讨。
时间：2014年9月4日
地点：山东省女画家协会绘画工作室
座谈人：徐玉华（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山东省女书画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著名国画家）
张慧萍（齐鲁周刊社社长、总编辑）
由卫娟（《齐鲁周刊》执行主编）
张霞（《齐鲁周刊》首席编辑）
创作的原乡：每个艺术家都有一座“最初的阁楼”
徐玉华，1952年出生于山东省济南市，经历上山下乡，上世纪60年代末作为知青下放到济宁。艰苦的生活磨砺了她的青春，却也奠定了她艺术灵感的基石。农村的诗意和淳朴积养成她最初的美学，在这种美学里“农村孩子”的形象被寓意为一种心灵最深处的创作灵感和艺术诉求。
由卫娟：上期茶座我们采访的是创作 “沂蒙娃”系列的油画家刘德润，70年代的生活记忆对他此后的艺术生涯影响颇深，成为他精神的故乡。看您的履历，您也有下乡的经历？
徐玉华：我16岁下乡，从济南前往济宁农村，种了两年水稻，什么农活都学会了。18岁的时候插队的地方办“阶级教育展览”，需要在村子里的墙上用图像表现斗争史、苦难史、家史、村史。村里没人会画画，我一下子成了人才，画了好几个展厅，全村、全公社的人都过来围观。
村里人我都不熟，也不知道什么是“奶奶样、爷爷样”，只根据对苦难的想象和寄托在心里的情感奋笔疾书。画好之后，很多村民都哭了。艺术里总能找到源于生活的影子嘛。我成了“名人”，并被当地文化馆招去做了创作员。
张慧萍：在文化馆，你看什么书？
徐玉华：都是禁书。看了很多人体结构、解剖的书，一打开全是光着身子的，极为震撼。这些都是绘画创作的财富，相当于一下子掉进“艺术的宝库”。梅兰芳的大剧照躺在仓库的地上，人不当好东西，踩过来踩过去的，我都给偷偷捡走了。
当时文化馆有个图书室，我没办公室，弄个小画板靠在书架子中间的小缝缝里。一回头，这也是书，那也是书，画累了就看书，晚上就搭地铺住在那儿。条件艰苦，精神上却是兴奋的。
张慧萍：那时候画小孩了吗？
徐玉华：还没单独的画小孩，多为工农兵画。画面里也会出现小孩，最过瘾的就是画小孩。当时的成人形象都有固定的模式，小孩身上可以自由的发挥和创造。
由卫娟：我觉得画小孩，一个是表达了对童年快乐的向往；另一个层面，也表现了一种对现实的超脱。当时的徐老师和其他年轻人，因为各种原因，对现实生活都有一种无力感和困顿感。再就是当时参与的那些制作，政治任务更重一些。
徐玉华：政治任务太多了。那些东西并不是你愿意画的，但还是要精神很高涨的去应付这个事情。儿童身上的美好和单纯，让人轻松。这是一种精神和理想的寄托。越是画自己愿意画的东西，越体现出现实对你的压力，你的那种挣扎。我想画的那些，是一些眷恋，精神上的田园牧歌。
张慧萍：你是一种眷恋，一种对乡土的依恋。你看香奈儿是怎么起来的？香奈儿很小的时候是寄居在她姨妈家的，一个英国乡村小镇的阁楼里面。每天躲在阁楼里看书，看牧羊和家犬在原野与街道上自由的奔跑。
香奈儿一家穷，生活条件也挺差。但是那种乡村经验、小镇文化所塑就的闲适、自由的美学，铸就了她日后对城市生活的反叛。那个时间，香奈儿真正的开悟了。好多人都这样，潜意识里不自觉的就形成了自己的艺术审美。香奈儿后来到了法国，创造了一个服装大牌，她的服装在当时都是女权和自由的，中性的礼帽、链条包都是要求解放都市女性身体的。对城市的审美反叛。她在法国发迹，最早的原点不是巴黎，而是英国小镇上的一间阁楼。
徐玉华：她忘不了她的根。文化上会不自觉的朝那里靠拢、追溯，那是一个自己的最原始的“教堂”。要是在城里一直长这么大，我可能画不出这么多画。乡村的土地和树木，庄稼和沙土，这些东西太美了，真正美的东西都在那里。
画卷里的母性与童心：
最初的审美和最终的归宿
“童子画”是中国人物画的重要组成部分。宋代苏汉臣的《秋庭戏婴图》、《婴戏图》、《杂技孩戏图》等为我们留下了宝贵遗产。近代丰子恺和西方一些画家，也以画儿童题材而闻名于世。而仔细分析这些“童心”画家，无疑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返璞归真和自我回归。“童心艺术”背后不止有对最初的自然的人性的追逐，还有对自我的寻找和确认。
由卫娟：这些“原点”是不是积养成了您的美学判断？
徐玉华：对，我觉得农村生活是我最初的审美，农村孩子的最初的审美就是大自然。
由卫娟：这些小孩有原型吗？
徐玉华：早期像我女儿，现在慢慢画的有点像我小外孙女。还有点像我自己。什么是原型？就是自己心里想的，画人物基本上就是自己对世界、对美的一个想象。
张慧萍：作家第一篇作品往往都是自己的自传。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专门画小孩的？
徐玉华：最早的时候是十几岁左右，昨天找到一张13岁时候的画。在作业纸上用钢笔画了个老师，老师鼻子尖尖，跟胡萝卜似的，一排小孩排着队，全是背影，但是背影里也有性格和动作，各有各的表情。墙上是“毛主席万岁”等标语，那是1965年。中间是被隔断了的，直到1989年我的作品《正月十五》入选第七届全国美展，才开始专注于孩子的世界。 张慧萍：徐姐，你画的孩子，有情趣，他不光是一种童趣。孩子这种情趣，你是怎么来的？是不是特别喜欢小孩？
徐玉华：我特别喜欢小孩，从很小的时候看见人家抱着孩子，心里就想画人家。我自己还是小孩的时候，放了学连作业都不写，就先跑人家抱孩子去，我邻居家有个小东子，从小胖嘟嘟的，抱着他是莫大的乐趣。童趣首先它是一种自然的流淌，画里的玩灯笼、踢毽子等场景都是童年的记忆，这些游戏是定格在脑子里的。
另外和我的小孙女在一起，我常觉得我跟她是一样年纪，我俩整天过家家。她坐在家里跟我商量，“姥姥，二选一，过家家还是一起画画？”我俩整天弄这一套。
具体到艺术上，就是自然而然的，好像自己和它是一体的。我现在画出来的小孩还是穿着农村的棉马甲。你要说画城里这些裙子，怎么不能画？是不喜欢画！特别现在这些年轻学生都是拿着照片描红似的画，没有这种感情。
张慧萍：徐姐，我看你微信里经常有和外孙女做游戏的照片。“老小孩，老小孩”，有没有觉得咱们现在像小孩吗？
徐玉华：像！我后来想了想，画儿童画还真有点让自己返老还童的感觉。重温自己。儿童有时候也会成为你的老师。有一次，我带着三岁多的小外孙女去淄博参加一个活动，举办方让画家们在还没有炼制的瓷器上作画。小外孙女也争着要画，结果画了几个小人儿，嘴都给画歪了，没想到后来烧制成型后，竟然别有一番趣味。因此，我从中对童趣有了更深的体味。
张霞：艺术的一重功用就是抚慰，这是母亲性的，为什么童心也有这种抚慰作用？有画评家将您的绘画概括为八个字“简约洒脱、画人画心”，“画心”这个词很值得琢磨。这个童心到底是指什么？一种领悟和回归吗？重寻重返初心？
张慧萍：是这样的，徐姐画的儿童画，她根植于泥土和乡村文化。徐姐的创造，不是一开始就画小孩，也有那个时代的风俗画。但在文化上，它们是一脉相承的。没有那个基础，她现在画孩子不会画的那么好，因为那个孩子的味道和风俗年画的味道都是一致的。
所以艺术家，你像黄永玉也好，李可染也好，其实都心善。他们作品中的人物都比较简单，眼神不成熟，什么事都欠考虑似的，带有一种童趣。像黄永玉画的“上厕图”，除了小孩能画，大人谁能画？但是老头能画。这就是一种回归。
徐玉华：对！现在是回归了，一种卸下。
张慧萍：所以我跟你说，人老了，心会越来越静，把芜杂去掉。乱七八糟的事说不干就不干了，因为我没有了这个欲望。人潜意识一种自然的回归。童心也是母性。
徐玉华：对！孩子看着简单对吧？他的外部世界完全依赖于一双眼睛，没有别的文化，一生下来，外部世界给的什么就是什么。到老了，外部世界给我的什么也不是了，浪花是浪花，我就是我，这个了不得。
由卫娟：到了看山还是山的境界。50不惑，是一个“不惑”的过程和呈现。在这里老年和童年重逢了。
被“格式化”的童年
当下的乡村儿童亦不具备个性化的文化语言。从服饰到饮食，从教育到表情，从生活方式到娱乐方式，城市乡村几乎趋于一致，再无个性化语言和文化符号。
张慧萍：徐姐，同样画孩子，在过去看孩子和现在看孩子是一样的吗？比如你的外孙女的眼睛和你小时候见的孩子的眼睛是一样的吗？
徐玉华：不完全一样。过去和现在是城市文化和农村文化的区别，是情趣上的区别。那个时候玩就到地里去，一蹿就是一个上午，一个下午。弄个蚂蚱在地上烧。现在在电脑上打游戏，你得了多少分，我过了多少关。我在亲戚家拍了个照片，三个小孩躺在床上盯着手机玩，表情几乎一模一样。生活方式，娱乐方式、眼神全都变化了，越来越接近功利。
张慧萍：这是一种对比，另外现在的农村孩子和过去的农村孩子你觉得一样吗？
徐玉华：也不一样，我的作品实际上是组合了各种形象。比如我现在参照着外孙女的日常动态去作画，到了作品里，根上、精神气质上还是过去的时空。
张慧萍：我是这么看城市文化对乡村文化的侵蚀，比如衣服，几乎都被格式化了。过去孩子穿的衣服，都是奶奶、姥姥、母亲一针一线缝起来的。那时候年三十一件花棉袄里有各种文化传承，孩子们会站在村口比谁的花色好看，大人则评论谁的绣花好、谁的针线活精致。花色是母亲的文化审美，针线是母亲的文化传承。现在这些传承在乡村已经消失了，乡村和城市的儿童几乎穿一样的机器生产出来的成衣，一样的布料、颜色、款式。区别只是品牌和价格。没有地域的、文化的、个性的东西。
徐玉华：对，是这个！
张慧萍：还一种变化，吃。小时候农村吃的粗糙，地瓜洗洗就煮，现在城市这种精致的生活方式对农村也有巨大的影响。做饭，再也不是天然和没有加工的方式了。
徐玉华：我也觉得特别难受。回老家，老家人也下馆子。过去咱掰个玉米煮，弄个地瓜就煮。现在农村也讲究了，我回去干什么？上馆子里点几道菜，上网玩竞技游戏，人人通过电话沟通，穿着机器生产的成衣，和城里一模一样。穿的方式、吃的方式，包括玩的方式，都变了。溜溜球不见了吧？我们小时候铁丝圈也不见了吧？踢的毽子也不见了吧？晚上在地头上画个圈，“跳房子”的游戏没有了吧？所以说现在乡村孩子的眼神、乡村孩子的情绪完全没有过去那种感觉了，而且人和人之间的距离和城市一样，越来越疏远。
张慧萍：过去美国有种松饼干，非常珍贵，它经过了N道工序，运到很远的地方，但这个过程就是一个污染的过程，就是一个食品加工的过程。乡村的院落越来越少了，都说城市的孩子孤独，农村的孩子也越来越孤独。比如说原来牧羊，你牵着一帮羊，我牵着一帮羊，放着羊也放了自己。现在乡村和城市一样，无处放飞。
由卫娟：是，现在孩子们怎么交流？农村也有幼儿园了，这个幼儿园的模式是城市模式的照搬。过去乡村私塾先生多，教育模式千姿百态，百花齐放。这个幼儿园的模式就是一刀切，所有孩子一个模子里出来。所以现在农村孩子的眼神，这种情趣，这种情感的表达越来越接近城市。 徐玉华：越接近城市的什么呢？商业，越来越接近商业！城市文化这种格式化的东西对乡村是个巨大的冲击。那种沙土地，还会扒吗？曾经的乡村儿童就在上面快乐的嬉戏，也不脏，抖落抖落就没了；上河里涮一把，你干净了。这些在沙土与树林里自由呼吸的乡村儿童，除了知道自己的爹妈，就是大自然，猪、狗、羊、土房子、庄稼。太有诗意了，那个东西太美了，太淳朴了，自然、干净，让你心动。
用童心作反抗：
城市里的“文化孤独”
徐玉华乡村题材的儿童画之所以让人着迷，不仅仅是对乡土的眷恋，本质上还是对城市文明与工业文明的一种文化批判和反抗。这些童子画自心灵深处涌出的情思和生命活力经过绘画语言的表现，彰现出的不止是一种自由化的精神状态，还是对当下枯燥心灵的映衬。
张慧萍：现在一件西装，领子上弄上几个针脚，口袋上做一点刺绣，马上100块钱变成200，200块钱变成2000。为什么呢？人最原始的东西变得越来越珍贵。对这种城市生活的喧嚣，哈代有一篇长篇《远离喧嚣》，哈代是18世纪的人，也是刚进入工业社会的人。他已经敏感意识到工业文明将来对社会的破坏。还有杰克·伦敦，也有作品。对于远去时代怀念的东西都这么动人，你看《飘》也是这样，一个安宁的、缓慢的美国南部。因为它是最符合人性的。
徐玉华：比如说那些麻布的衣服，是有空间感的，能让身体很自如的舒展；而且那种原生态的生活，食物，那种节奏，都是让身体符合本性的。
张慧萍：原始人，我们老祖宗，披着树叶出现。为什么？大自然有什么就给什么。那么我们今天穿着化学的东西，是谁给的？是人造出来的。你穿得漂亮，是符合文化的审美标准，而不是符合一种身体本身的这种需求。我们老家叫火柴“洋火”，化肥叫什么，你猜？叫洋劲，使劲的劲，洋劲，有劲。城市这种地理概念，对人性的挤压是非常可怕的。
徐玉华：小时候哪有什么尿不湿什么的？就是弄个沙布袋。哪有什么工业化的食品和电子玩具？实际上是这样，你看庄稼是上了“洋劲”，孩子的眼神也是上“洋劲”了。我们这“洋劲”的童年！
自然的东西越来越少。现在的东西放到土里不溶解，它是和自然不兼容的。你说这个旗袍，这个束腰的裙子，对不对？这都使人漂亮，这个漂亮是怎么来的呢？这是工业时代给我们的审美标准。那么我们老祖宗，我们原始时代，我们审美标准是什么呢？第一，你得抵御疾病。男人要强壮，保卫氏族，猎取食物；女人，得繁衍生命，因为你是一个传承的载体。你看过去的孩子，评价一个孩子长得好不好，第一个是胖，大头大脸，虎头虎脑，这些都是过去我们对儿童的审美。
由卫娟：我们形成了精神上的“洋劲”，动画片是一样的动画片，电子游戏是一样的电子游戏，教育是一样的教育，这种现实生活当中童年形成板结，和徐老师的画形成对比，多少年以前那种确确实实的真正属于大自然的那种肥沃、丰富再也不见了。土地的松软、原生态与板结的现代精神形成了一种对比。这种对比提醒我们，我们还有曾经这么丰富、多元、生机勃勃的民间文化。
你看徐老师画的，全是生命力，大腿，脸盘，绝对符合从前人的审美观，从土里面茁壮成长成一棵树来的感觉。瘦小，苍白，实际上是一种病态的审美，工业的审美、后天的审美。
张霞：徐老师这些画，把自己放回那个世界去，也能把看画的人带到那个世界里去，艺术本身是一种心灵的自由解脱，同时也是文化批判。
徐玉华：我对儿童是有这么一种自然的审美标准。这其实就是对文化和生命的一种追求和态度，不画成那种胖娃娃都不过瘾。
现在的信息多了，便利多了，娱乐方式多了，人瘦了，苍白了。人需要这么多信息吗？不需要！它扰乱了一种平静，干扰了你的心绪。的确像你们说的，画里面有一种我无意识的批判。儿童笑的很彻底，哭也哭的很彻底。这种单纯和强烈就是对当下的一种反对，寻找童年也是一种文化流浪。
其作品《母与子》系列、《雨后荷塘新》、《湖上小学》等屡获业内大奖。近年来，这一幅幅充满意趣的童年画亦受到市场的热捧，最近徐玉华作品《水乡乐园》获“中国书画世界行”第二届百杰书画家金奖。
在徐玉华的作品中，儿童统统长着一张五十年前的面孔，身穿“过时”的装束，纯真顽皮，或在乡村小道上与公鸡嬉戏，或者攀爬到柿子树上抢摘秋实……
这些看似质朴的童趣国画为什么广受好评？精巧的用墨和专业的功底背后，儿童画有什么当下的文化诉求？我们为什么这么执迷于对逝去的童年的缅怀？乡村背景里的儿童和童年寄托着画家什么理想追求？近日，在《齐鲁周刊》主办的文化茶座上，本刊记者与画家徐玉华就儿童画，展开了关于童心与母性，工业文明与逝去的诗意，童年格式化与诗意精神的回归等等话题进行探讨。
时间：2014年9月4日
地点：山东省女画家协会绘画工作室
座谈人：徐玉华（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山东省女书画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著名国画家）
张慧萍（齐鲁周刊社社长、总编辑）
由卫娟（《齐鲁周刊》执行主编）
张霞（《齐鲁周刊》首席编辑）
创作的原乡：每个艺术家都有一座“最初的阁楼”
徐玉华，1952年出生于山东省济南市，经历上山下乡，上世纪60年代末作为知青下放到济宁。艰苦的生活磨砺了她的青春，却也奠定了她艺术灵感的基石。农村的诗意和淳朴积养成她最初的美学，在这种美学里“农村孩子”的形象被寓意为一种心灵最深处的创作灵感和艺术诉求。
由卫娟：上期茶座我们采访的是创作 “沂蒙娃”系列的油画家刘德润，70年代的生活记忆对他此后的艺术生涯影响颇深，成为他精神的故乡。看您的履历，您也有下乡的经历？
徐玉华：我16岁下乡，从济南前往济宁农村，种了两年水稻，什么农活都学会了。18岁的时候插队的地方办“阶级教育展览”，需要在村子里的墙上用图像表现斗争史、苦难史、家史、村史。村里没人会画画，我一下子成了人才，画了好几个展厅，全村、全公社的人都过来围观。
村里人我都不熟，也不知道什么是“奶奶样、爷爷样”，只根据对苦难的想象和寄托在心里的情感奋笔疾书。画好之后，很多村民都哭了。艺术里总能找到源于生活的影子嘛。我成了“名人”，并被当地文化馆招去做了创作员。
张慧萍：在文化馆，你看什么书？
徐玉华：都是禁书。看了很多人体结构、解剖的书，一打开全是光着身子的，极为震撼。这些都是绘画创作的财富，相当于一下子掉进“艺术的宝库”。梅兰芳的大剧照躺在仓库的地上，人不当好东西，踩过来踩过去的，我都给偷偷捡走了。
当时文化馆有个图书室，我没办公室，弄个小画板靠在书架子中间的小缝缝里。一回头，这也是书，那也是书，画累了就看书，晚上就搭地铺住在那儿。条件艰苦，精神上却是兴奋的。
张慧萍：那时候画小孩了吗？
徐玉华：还没单独的画小孩，多为工农兵画。画面里也会出现小孩，最过瘾的就是画小孩。当时的成人形象都有固定的模式，小孩身上可以自由的发挥和创造。
由卫娟：我觉得画小孩，一个是表达了对童年快乐的向往；另一个层面，也表现了一种对现实的超脱。当时的徐老师和其他年轻人，因为各种原因，对现实生活都有一种无力感和困顿感。再就是当时参与的那些制作，政治任务更重一些。
徐玉华：政治任务太多了。那些东西并不是你愿意画的，但还是要精神很高涨的去应付这个事情。儿童身上的美好和单纯，让人轻松。这是一种精神和理想的寄托。越是画自己愿意画的东西，越体现出现实对你的压力，你的那种挣扎。我想画的那些，是一些眷恋，精神上的田园牧歌。
张慧萍：你是一种眷恋，一种对乡土的依恋。你看香奈儿是怎么起来的？香奈儿很小的时候是寄居在她姨妈家的，一个英国乡村小镇的阁楼里面。每天躲在阁楼里看书，看牧羊和家犬在原野与街道上自由的奔跑。
香奈儿一家穷，生活条件也挺差。但是那种乡村经验、小镇文化所塑就的闲适、自由的美学，铸就了她日后对城市生活的反叛。那个时间，香奈儿真正的开悟了。好多人都这样，潜意识里不自觉的就形成了自己的艺术审美。香奈儿后来到了法国，创造了一个服装大牌，她的服装在当时都是女权和自由的，中性的礼帽、链条包都是要求解放都市女性身体的。对城市的审美反叛。她在法国发迹，最早的原点不是巴黎，而是英国小镇上的一间阁楼。
徐玉华：她忘不了她的根。文化上会不自觉的朝那里靠拢、追溯，那是一个自己的最原始的“教堂”。要是在城里一直长这么大，我可能画不出这么多画。乡村的土地和树木，庄稼和沙土，这些东西太美了，真正美的东西都在那里。
画卷里的母性与童心：
最初的审美和最终的归宿
“童子画”是中国人物画的重要组成部分。宋代苏汉臣的《秋庭戏婴图》、《婴戏图》、《杂技孩戏图》等为我们留下了宝贵遗产。近代丰子恺和西方一些画家，也以画儿童题材而闻名于世。而仔细分析这些“童心”画家，无疑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返璞归真和自我回归。“童心艺术”背后不止有对最初的自然的人性的追逐，还有对自我的寻找和确认。
由卫娟：这些“原点”是不是积养成了您的美学判断？
徐玉华：对，我觉得农村生活是我最初的审美，农村孩子的最初的审美就是大自然。
由卫娟：这些小孩有原型吗？
徐玉华：早期像我女儿，现在慢慢画的有点像我小外孙女。还有点像我自己。什么是原型？就是自己心里想的，画人物基本上就是自己对世界、对美的一个想象。
张慧萍：作家第一篇作品往往都是自己的自传。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专门画小孩的？
徐玉华：最早的时候是十几岁左右，昨天找到一张13岁时候的画。在作业纸上用钢笔画了个老师，老师鼻子尖尖，跟胡萝卜似的，一排小孩排着队，全是背影，但是背影里也有性格和动作，各有各的表情。墙上是“毛主席万岁”等标语，那是1965年。中间是被隔断了的，直到1989年我的作品《正月十五》入选第七届全国美展，才开始专注于孩子的世界。 张慧萍：徐姐，你画的孩子，有情趣，他不光是一种童趣。孩子这种情趣，你是怎么来的？是不是特别喜欢小孩？
徐玉华：我特别喜欢小孩，从很小的时候看见人家抱着孩子，心里就想画人家。我自己还是小孩的时候，放了学连作业都不写，就先跑人家抱孩子去，我邻居家有个小东子，从小胖嘟嘟的，抱着他是莫大的乐趣。童趣首先它是一种自然的流淌，画里的玩灯笼、踢毽子等场景都是童年的记忆，这些游戏是定格在脑子里的。
另外和我的小孙女在一起，我常觉得我跟她是一样年纪，我俩整天过家家。她坐在家里跟我商量，“姥姥，二选一，过家家还是一起画画？”我俩整天弄这一套。
具体到艺术上，就是自然而然的，好像自己和它是一体的。我现在画出来的小孩还是穿着农村的棉马甲。你要说画城里这些裙子，怎么不能画？是不喜欢画！特别现在这些年轻学生都是拿着照片描红似的画，没有这种感情。
张慧萍：徐姐，我看你微信里经常有和外孙女做游戏的照片。“老小孩，老小孩”，有没有觉得咱们现在像小孩吗？
徐玉华：像！我后来想了想，画儿童画还真有点让自己返老还童的感觉。重温自己。儿童有时候也会成为你的老师。有一次，我带着三岁多的小外孙女去淄博参加一个活动，举办方让画家们在还没有炼制的瓷器上作画。小外孙女也争着要画，结果画了几个小人儿，嘴都给画歪了，没想到后来烧制成型后，竟然别有一番趣味。因此，我从中对童趣有了更深的体味。
张霞：艺术的一重功用就是抚慰，这是母亲性的，为什么童心也有这种抚慰作用？有画评家将您的绘画概括为八个字“简约洒脱、画人画心”，“画心”这个词很值得琢磨。这个童心到底是指什么？一种领悟和回归吗？重寻重返初心？
张慧萍：是这样的，徐姐画的儿童画，她根植于泥土和乡村文化。徐姐的创造，不是一开始就画小孩，也有那个时代的风俗画。但在文化上，它们是一脉相承的。没有那个基础，她现在画孩子不会画的那么好，因为那个孩子的味道和风俗年画的味道都是一致的。
所以艺术家，你像黄永玉也好，李可染也好，其实都心善。他们作品中的人物都比较简单，眼神不成熟，什么事都欠考虑似的，带有一种童趣。像黄永玉画的“上厕图”，除了小孩能画，大人谁能画？但是老头能画。这就是一种回归。
徐玉华：对！现在是回归了，一种卸下。
张慧萍：所以我跟你说，人老了，心会越来越静，把芜杂去掉。乱七八糟的事说不干就不干了，因为我没有了这个欲望。人潜意识一种自然的回归。童心也是母性。
徐玉华：对！孩子看着简单对吧？他的外部世界完全依赖于一双眼睛，没有别的文化，一生下来，外部世界给的什么就是什么。到老了，外部世界给我的什么也不是了，浪花是浪花，我就是我，这个了不得。
由卫娟：到了看山还是山的境界。50不惑，是一个“不惑”的过程和呈现。在这里老年和童年重逢了。
被“格式化”的童年
当下的乡村儿童亦不具备个性化的文化语言。从服饰到饮食，从教育到表情，从生活方式到娱乐方式，城市乡村几乎趋于一致，再无个性化语言和文化符号。
张慧萍：徐姐，同样画孩子，在过去看孩子和现在看孩子是一样的吗？比如你的外孙女的眼睛和你小时候见的孩子的眼睛是一样的吗？
徐玉华：不完全一样。过去和现在是城市文化和农村文化的区别，是情趣上的区别。那个时候玩就到地里去，一蹿就是一个上午，一个下午。弄个蚂蚱在地上烧。现在在电脑上打游戏，你得了多少分，我过了多少关。我在亲戚家拍了个照片，三个小孩躺在床上盯着手机玩，表情几乎一模一样。生活方式，娱乐方式、眼神全都变化了，越来越接近功利。
张慧萍：这是一种对比，另外现在的农村孩子和过去的农村孩子你觉得一样吗？
徐玉华：也不一样，我的作品实际上是组合了各种形象。比如我现在参照着外孙女的日常动态去作画，到了作品里，根上、精神气质上还是过去的时空。
张慧萍：我是这么看城市文化对乡村文化的侵蚀，比如衣服，几乎都被格式化了。过去孩子穿的衣服，都是奶奶、姥姥、母亲一针一线缝起来的。那时候年三十一件花棉袄里有各种文化传承，孩子们会站在村口比谁的花色好看，大人则评论谁的绣花好、谁的针线活精致。花色是母亲的文化审美，针线是母亲的文化传承。现在这些传承在乡村已经消失了，乡村和城市的儿童几乎穿一样的机器生产出来的成衣，一样的布料、颜色、款式。区别只是品牌和价格。没有地域的、文化的、个性的东西。
徐玉华：对，是这个！
张慧萍：还一种变化，吃。小时候农村吃的粗糙，地瓜洗洗就煮，现在城市这种精致的生活方式对农村也有巨大的影响。做饭，再也不是天然和没有加工的方式了。
徐玉华：我也觉得特别难受。回老家，老家人也下馆子。过去咱掰个玉米煮，弄个地瓜就煮。现在农村也讲究了，我回去干什么？上馆子里点几道菜，上网玩竞技游戏，人人通过电话沟通，穿着机器生产的成衣，和城里一模一样。穿的方式、吃的方式，包括玩的方式，都变了。溜溜球不见了吧？我们小时候铁丝圈也不见了吧？踢的毽子也不见了吧？晚上在地头上画个圈，“跳房子”的游戏没有了吧？所以说现在乡村孩子的眼神、乡村孩子的情绪完全没有过去那种感觉了，而且人和人之间的距离和城市一样，越来越疏远。
张慧萍：过去美国有种松饼干，非常珍贵，它经过了N道工序，运到很远的地方，但这个过程就是一个污染的过程，就是一个食品加工的过程。乡村的院落越来越少了，都说城市的孩子孤独，农村的孩子也越来越孤独。比如说原来牧羊，你牵着一帮羊，我牵着一帮羊，放着羊也放了自己。现在乡村和城市一样，无处放飞。
由卫娟：是，现在孩子们怎么交流？农村也有幼儿园了，这个幼儿园的模式是城市模式的照搬。过去乡村私塾先生多，教育模式千姿百态，百花齐放。这个幼儿园的模式就是一刀切，所有孩子一个模子里出来。所以现在农村孩子的眼神，这种情趣，这种情感的表达越来越接近城市。 徐玉华：越接近城市的什么呢？商业，越来越接近商业！城市文化这种格式化的东西对乡村是个巨大的冲击。那种沙土地，还会扒吗？曾经的乡村儿童就在上面快乐的嬉戏，也不脏，抖落抖落就没了；上河里涮一把，你干净了。这些在沙土与树林里自由呼吸的乡村儿童，除了知道自己的爹妈，就是大自然，猪、狗、羊、土房子、庄稼。太有诗意了，那个东西太美了，太淳朴了，自然、干净，让你心动。
用童心作反抗：
城市里的“文化孤独”
徐玉华乡村题材的儿童画之所以让人着迷，不仅仅是对乡土的眷恋，本质上还是对城市文明与工业文明的一种文化批判和反抗。这些童子画自心灵深处涌出的情思和生命活力经过绘画语言的表现，彰现出的不止是一种自由化的精神状态，还是对当下枯燥心灵的映衬。
张慧萍：现在一件西装，领子上弄上几个针脚，口袋上做一点刺绣，马上100块钱变成200，200块钱变成2000。为什么呢？人最原始的东西变得越来越珍贵。对这种城市生活的喧嚣，哈代有一篇长篇《远离喧嚣》，哈代是18世纪的人，也是刚进入工业社会的人。他已经敏感意识到工业文明将来对社会的破坏。还有杰克·伦敦，也有作品。对于远去时代怀念的东西都这么动人，你看《飘》也是这样，一个安宁的、缓慢的美国南部。因为它是最符合人性的。
徐玉华：比如说那些麻布的衣服，是有空间感的，能让身体很自如的舒展；而且那种原生态的生活，食物，那种节奏，都是让身体符合本性的。
张慧萍：原始人，我们老祖宗，披着树叶出现。为什么？大自然有什么就给什么。那么我们今天穿着化学的东西，是谁给的？是人造出来的。你穿得漂亮，是符合文化的审美标准，而不是符合一种身体本身的这种需求。我们老家叫火柴“洋火”，化肥叫什么，你猜？叫洋劲，使劲的劲，洋劲，有劲。城市这种地理概念，对人性的挤压是非常可怕的。
徐玉华：小时候哪有什么尿不湿什么的？就是弄个沙布袋。哪有什么工业化的食品和电子玩具？实际上是这样，你看庄稼是上了“洋劲”，孩子的眼神也是上“洋劲”了。我们这“洋劲”的童年！
自然的东西越来越少。现在的东西放到土里不溶解，它是和自然不兼容的。你说这个旗袍，这个束腰的裙子，对不对？这都使人漂亮，这个漂亮是怎么来的呢？这是工业时代给我们的审美标准。那么我们老祖宗，我们原始时代，我们审美标准是什么呢？第一，你得抵御疾病。男人要强壮，保卫氏族，猎取食物；女人，得繁衍生命，因为你是一个传承的载体。你看过去的孩子，评价一个孩子长得好不好，第一个是胖，大头大脸，虎头虎脑，这些都是过去我们对儿童的审美。
由卫娟：我们形成了精神上的“洋劲”，动画片是一样的动画片，电子游戏是一样的电子游戏，教育是一样的教育，这种现实生活当中童年形成板结，和徐老师的画形成对比，多少年以前那种确确实实的真正属于大自然的那种肥沃、丰富再也不见了。土地的松软、原生态与板结的现代精神形成了一种对比。这种对比提醒我们，我们还有曾经这么丰富、多元、生机勃勃的民间文化。
你看徐老师画的，全是生命力，大腿，脸盘，绝对符合从前人的审美观，从土里面茁壮成长成一棵树来的感觉。瘦小，苍白，实际上是一种病态的审美，工业的审美、后天的审美。
张霞：徐老师这些画，把自己放回那个世界去，也能把看画的人带到那个世界里去，艺术本身是一种心灵的自由解脱，同时也是文化批判。
徐玉华：我对儿童是有这么一种自然的审美标准。这其实就是对文化和生命的一种追求和态度，不画成那种胖娃娃都不过瘾。
现在的信息多了，便利多了，娱乐方式多了，人瘦了，苍白了。人需要这么多信息吗？不需要！它扰乱了一种平静，干扰了你的心绪。的确像你们说的，画里面有一种我无意识的批判。儿童笑的很彻底，哭也哭的很彻底。这种单纯和强烈就是对当下的一种反对，寻找童年也是一种文化流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