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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提高和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垃圾及其处理问题越来越来受到市民关注。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加强固体废弃物和垃圾处置，构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建设美丽中国典范城市作为成都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国家中心城市的核心目标之一，也要求我们积极学习国内外先进的垃圾处理经验，最大化垃圾处理的综合效益。
一、当前问题
目前成都城市垃圾采取“混合倾倒、混合清运、混合堆放”方式，处理以填埋为主，其次是垃圾堆肥和焚烧。以上方式存在的问题，一是垃圾填埋占用土地。垃圾填埋不仅占用土地，同时也使填埋后的土地使用受限。二是垃圾堆肥肥效低。堆肥与填埋相比，投资费用较高，肥料中重金属和玻璃含量超标，易造成土壤污染；垃圾混合收集造成肥效低，产品销路不畅。三是垃圾焚烧难运行。垃圾混合收集造成垃圾中有机物和含水率较高，垃圾热值降低，不利焚烧；国产焚烧炉及净化设备对焚烧产生的二噁英和其他有毒物质的祛除技术尚未解决，需引进国外设备，使垃圾焚烧受限。
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和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成都面临垃圾处理场能力和使用年限不足、垃圾堆放造成污染等问题。目前，成都生活垃圾日均产生量1.75万吨，且呈增长趋势，但末端处置设施设计日处理能力仅为1.02万吨，缺口达7300余吨，长安垃圾填埋场库容接近饱和，焚烧处理率不足50%，做好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是当务之急。
二、他山之石
巴西的模式，是回收利用发展循环经济。
其一，政府、社会和企业共同发力。巴西的垃圾处理模式强调政府、企业和社会三方合作。垃圾产生后，由居民自行分类，初步分类成有机垃圾和包装物垃圾；市政环卫部门负责收集垃圾，对垃圾进行再分类后进行填埋、焚烧或按照类别再提供给企业进行回收利用。
其二，“赛普利”组织功不可没。“赛普利”——包装再生利用促进会成立于1992年，作为非营利性环保组织，功能有三：垃圾回收利用，实行城市固体垃圾的综合治理，开展环保教育。该组织率先开发出复合纸包装盒等离子处理技术，彻底分离出纸盒中的纸、铝和塑料三种成分，极大地提高了无菌纸盒包装回收利用率。
其三，建立一支垃圾处理专业队伍。巴西政府将城市拾荒者组织起来，免费提供场地，非政府组织赞助设备，企业提供垃圾分类培训，成立了一支由拾荒者组成的垃圾处理专业队伍。目前巴西有约50万人从事垃圾回收利用产业。市政环卫部门无偿把收集来的垃圾运送集中进行分拣后卖给提供不同回收的厂家。
日本的经验，是立法与宣传双管齐下。
其一，强化法律制裁，促进民众自觉。日本自1970年出台首部垃圾处理的法律，至今已制定4部垃圾处理专门法和一部全面修正法。基本法是2000年12月实施《促进建立循环社会基本法》；综合性法律包括2001年4月实施的《促进资源有效利用法》和1970年制定的《固体废弃物管理和公共清洁法》；根据产品性质，制定了《食品回收法》《绿色采购法》《建筑及材料回收法》《家用电器回收法》《促进容器与包装分类回收法》5部法律法規。
其二，注重宣传教育，强化垃圾分类理念。日本十分重视培养国民环保意识，日历明确标注每日生产的垃圾类型，加强垃圾分类知识的普及程度；环境管理部门定期给市民普及垃圾分类有关知识，及时发放当地有关垃圾处理的规定，精准到每个家庭、每位民众。对于不同种类的垃圾，政府会在不同时段进行收集，只有在规定的日期内才能丢弃相应的垃圾。
德国是世界上生活垃圾处理的先进国家，以循环经济作为垃圾管理的政策，建立了完善的法律体系，拥有先进的垃圾管理系统和处理技术。
其一，垃圾处理收费。德国大街上垃圾桶很少，居民小区里也没有公共垃圾桶，通常是每栋楼都有专属的垃圾点。居民按时交纳垃圾处理费，有专门运输公司定期上门收集垃圾。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德国是欧洲唯一的实行塑料瓶和易拉罐回收押金制的国家。
其二，垃圾处理资源化。在德国，回收的垃圾分拣编号后，分别送往不同的加工厂，无法利用的垃圾作为焚烧发电的原料送到焚烧厂。焚烧所生产的电力一部分可以自己使用，另一部分则作为商品出售给当地的电力部门，而修建公路所需要的原料也来自于焚烧垃圾后产生的余灰。
其三，垃圾处理产业化。在德国，资源回收是一个巨大的产业，垃圾处理业也是一个高利润的行业。很多城市把垃圾的收集、运输和处理完全委托给私有企业，还有开展垃圾再利用服务的公司，向企业提供相关技术咨询和垃圾回收处理等服务。德国在垃圾处理过程中引入市场行为，走市场化和产业化道路，既提高了回收利用的效率，又降低了零售商、制造商和包装商的投入成本。
瑞典的垃圾资源化效率和能力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每年除了1%的垃圾无法利用外，其他垃圾均经过垃圾处理厂变废为宝。其中，36%的垃圾被回收使用，14%的垃圾用作肥料，49%的垃圾作为能源被焚烧转化为热能和电能。当前，瑞典垃圾焚化炉的产能日益增高，垃圾转化为能源的效率很高，高到本国垃圾已经不够用，要从别国进口垃圾。据统计，瑞典每年进口垃圾量达80万吨，大多数来自邻国挪威。
其一，明确垃圾处理主体：地方政府、生产商、其他处理商。地方政府通过行政手段、购买服务等方式负责垃圾回收处理；生产商负责回收、处理自己生产的产品。瑞典规定，包装物、轮胎、纸张、电池、电子产品、汽车的生产商必须回收、处理自己的产品。
其二，明确垃圾处理层次：预防、再使用、物质再生、能源转化、掩埋。在瑞典，垃圾处理有明确流程。通过教育、展览和宣传树立公众减少和利用垃圾的意识；通过分类，将部分可再使用的垃圾进行筛选；通过物质再生，将垃圾加工处理后生产出同样的物质进行使用；通过转化，将垃圾加工后生成能源，不能处理的或是处理后的残渣分类填埋。瑞典法律规定不允许填埋有机垃圾，并严格限制垃圾焚烧的废气排放。 我国杭州的做法，则是采取垃圾清洁直运。垃圾直运，是指通过垃圾直运和中转站改造的办法，让小区集纳的桶装垃圾直接运往处理的终点。
其一，创新作业标准。杭州在国内首次明确了清洁直运的概念，以“垃圾不落地、垃圾不暴露、沿途不渗漏”的国际先进水平标准，通过对车辆设备创新、运营流程创新，采用桶车对接、车车对接、厢车对接等方式，用压缩、密封、实用、环保、美观的运输工具，将垃圾从集置点、接驳点收集后直接运至垃圾处理场。
其二，创新作业模式。采取清洁直运四种模式：桶车直运模式、车车直运模式、直运代替模式和接驳站（以车代机、厢车对接）模式，使“垃圾不落地、垃圾不外露”工作目标得以实现，因地制宜、形式多样的清洁直运“杭州模式”已初步形成。
其三，创新车辆设施。杭州环境集团与国内知名环卫车辆厂家密切合作，根据清洁直运的实际需要，创新研发了具有杭州特色的全系桶车直运车、车车对接母子车、双压缩分类垃圾运输车、中转站接驳车（厢）、全新型电瓶清洁车五种国内首创车辆，推动“倒垃圾也实现了无缝对接”“移动中转站成为现实”，并在功能改进、防止污水跑冒滴漏等细节方面做了大量的科技攻关和技改工作，确保了杭州的清洁直运在设备上达到“国内领先、世界一流”标准。
其四，创新服务方式。杭州环境集团推出了以“四承诺、六规范”为标志的较完整的清洁直运操作规范，获得了市民普遍好评。
其五，创新环境教育。2011年，杭州推出国内首条生活垃圾“集、疏、运、埋、复、用”全过程市民生态游活动，让市民感受生活垃圾产生后从前端清扫收集、清洁直运到进行垃圾分类处理及资源化利用全流程。
三、对成都的建议
一是推进城市垃圾源头减量。要实现垃圾减量，最有效的方法是从源头做起，促使垃圾不产生、少产生及回收利用。推进清洁生产，引导和鼓励企业使用清洁能源和原料，采用先进工艺设备，提高生产效率，减少或避免垃圾排放；倡导绿色消费，倡导低碳生活、适度消费，推动政府绿色采购、绿色办公，推广使用可循环利用物品，限制使用一次性用品，减少垃圾产生；切实提高资源回收利用水平，规范废品回收市场，建立健全资源回收利用体系，推广使用餐厨垃圾资源化利用产品，采取厌氧发酵、腐熟堆肥等方式，实现绿化垃圾、菜场垃圾等有机生物质垃圾的资源利用，减少垃圾末端处理量。
二是大力促进城市垃圾分类。借鉴国内外先进地区垃圾分类做法，推动出台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相关政策，按照可回收物、餐厨垃圾、有害垃圾、其他垃圾四分类法，加大全社会垃圾分类投放的推进力度；在政府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物业管理小区等开展生活垃圾分类试点，逐步推广；强化街道（乡镇）、社区（村）在垃圾分类工作中的主导作用，逐步扩大垃圾分类覆盖范围，切实提高垃圾分类质量；建立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的激励机制，引导单位、社区、居民养成日常垃圾分类投放习惯，逐步建立分类投放、分类收运、分类处理的垃圾管理体系。
三是加快推进城市垃圾处理产业发展。加大对城市垃圾处理产业扶持力度，对有发展潜力和行业影响力的垃圾处理企业尤其是在建设用地、用电优惠、发电上网电价和享受减免税等方面给予支持；探索建立生活垃圾处理费征收机制和建筑垃圾管理收费机制；进一步开放市场，通过招标、招募等方式选择优质企业参与城市垃圾处理设施投资、建设和运营，确保其高标准建设运行。加强与高校、科研院所的交流合作，以重大城市垃圾处理工程项目为纽带，开展城市垃圾减量、收运和处理的基础性、关键性技术研究，鼓励企业自主创新，共同推进垃圾处理技术进步和产业化发展。
四是深化公众宣传和教育。加强舆论引导。媒体正面宣传报道垃圾分类减量和处理的政策措施及其成效，开展多种形式的主題宣传活动，营造有利于推进垃圾分类工作的舆论氛围，促进生活垃圾源头减量和回收利用。加强全民教育。把生活垃圾分类减量和处理知识纳入全市大、中、小学及幼儿园教育和社会实践内容。充分发挥职业、岗位教育的作用，把生活垃圾分类减量和处理知识纳入市民学校、民工学校等教育培训内容，提升全民文明素质和环境责任意识，倡导节约和低碳的生活消费模式，引导公众自觉参与、支持、监督生活垃圾处理工作。
一、当前问题
目前成都城市垃圾采取“混合倾倒、混合清运、混合堆放”方式，处理以填埋为主，其次是垃圾堆肥和焚烧。以上方式存在的问题，一是垃圾填埋占用土地。垃圾填埋不仅占用土地，同时也使填埋后的土地使用受限。二是垃圾堆肥肥效低。堆肥与填埋相比，投资费用较高，肥料中重金属和玻璃含量超标，易造成土壤污染；垃圾混合收集造成肥效低，产品销路不畅。三是垃圾焚烧难运行。垃圾混合收集造成垃圾中有机物和含水率较高，垃圾热值降低，不利焚烧；国产焚烧炉及净化设备对焚烧产生的二噁英和其他有毒物质的祛除技术尚未解决，需引进国外设备，使垃圾焚烧受限。
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和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成都面临垃圾处理场能力和使用年限不足、垃圾堆放造成污染等问题。目前，成都生活垃圾日均产生量1.75万吨，且呈增长趋势，但末端处置设施设计日处理能力仅为1.02万吨，缺口达7300余吨，长安垃圾填埋场库容接近饱和，焚烧处理率不足50%，做好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是当务之急。
二、他山之石
巴西的模式，是回收利用发展循环经济。
其一，政府、社会和企业共同发力。巴西的垃圾处理模式强调政府、企业和社会三方合作。垃圾产生后，由居民自行分类，初步分类成有机垃圾和包装物垃圾；市政环卫部门负责收集垃圾，对垃圾进行再分类后进行填埋、焚烧或按照类别再提供给企业进行回收利用。
其二，“赛普利”组织功不可没。“赛普利”——包装再生利用促进会成立于1992年，作为非营利性环保组织，功能有三：垃圾回收利用，实行城市固体垃圾的综合治理，开展环保教育。该组织率先开发出复合纸包装盒等离子处理技术，彻底分离出纸盒中的纸、铝和塑料三种成分，极大地提高了无菌纸盒包装回收利用率。
其三，建立一支垃圾处理专业队伍。巴西政府将城市拾荒者组织起来，免费提供场地，非政府组织赞助设备，企业提供垃圾分类培训，成立了一支由拾荒者组成的垃圾处理专业队伍。目前巴西有约50万人从事垃圾回收利用产业。市政环卫部门无偿把收集来的垃圾运送集中进行分拣后卖给提供不同回收的厂家。
日本的经验，是立法与宣传双管齐下。
其一，强化法律制裁，促进民众自觉。日本自1970年出台首部垃圾处理的法律，至今已制定4部垃圾处理专门法和一部全面修正法。基本法是2000年12月实施《促进建立循环社会基本法》；综合性法律包括2001年4月实施的《促进资源有效利用法》和1970年制定的《固体废弃物管理和公共清洁法》；根据产品性质，制定了《食品回收法》《绿色采购法》《建筑及材料回收法》《家用电器回收法》《促进容器与包装分类回收法》5部法律法規。
其二，注重宣传教育，强化垃圾分类理念。日本十分重视培养国民环保意识，日历明确标注每日生产的垃圾类型，加强垃圾分类知识的普及程度；环境管理部门定期给市民普及垃圾分类有关知识，及时发放当地有关垃圾处理的规定，精准到每个家庭、每位民众。对于不同种类的垃圾，政府会在不同时段进行收集，只有在规定的日期内才能丢弃相应的垃圾。
德国是世界上生活垃圾处理的先进国家，以循环经济作为垃圾管理的政策，建立了完善的法律体系，拥有先进的垃圾管理系统和处理技术。
其一，垃圾处理收费。德国大街上垃圾桶很少，居民小区里也没有公共垃圾桶，通常是每栋楼都有专属的垃圾点。居民按时交纳垃圾处理费，有专门运输公司定期上门收集垃圾。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德国是欧洲唯一的实行塑料瓶和易拉罐回收押金制的国家。
其二，垃圾处理资源化。在德国，回收的垃圾分拣编号后，分别送往不同的加工厂，无法利用的垃圾作为焚烧发电的原料送到焚烧厂。焚烧所生产的电力一部分可以自己使用，另一部分则作为商品出售给当地的电力部门，而修建公路所需要的原料也来自于焚烧垃圾后产生的余灰。
其三，垃圾处理产业化。在德国，资源回收是一个巨大的产业，垃圾处理业也是一个高利润的行业。很多城市把垃圾的收集、运输和处理完全委托给私有企业，还有开展垃圾再利用服务的公司，向企业提供相关技术咨询和垃圾回收处理等服务。德国在垃圾处理过程中引入市场行为，走市场化和产业化道路，既提高了回收利用的效率，又降低了零售商、制造商和包装商的投入成本。
瑞典的垃圾资源化效率和能力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每年除了1%的垃圾无法利用外，其他垃圾均经过垃圾处理厂变废为宝。其中，36%的垃圾被回收使用，14%的垃圾用作肥料，49%的垃圾作为能源被焚烧转化为热能和电能。当前，瑞典垃圾焚化炉的产能日益增高，垃圾转化为能源的效率很高，高到本国垃圾已经不够用，要从别国进口垃圾。据统计，瑞典每年进口垃圾量达80万吨，大多数来自邻国挪威。
其一，明确垃圾处理主体：地方政府、生产商、其他处理商。地方政府通过行政手段、购买服务等方式负责垃圾回收处理；生产商负责回收、处理自己生产的产品。瑞典规定，包装物、轮胎、纸张、电池、电子产品、汽车的生产商必须回收、处理自己的产品。
其二，明确垃圾处理层次：预防、再使用、物质再生、能源转化、掩埋。在瑞典，垃圾处理有明确流程。通过教育、展览和宣传树立公众减少和利用垃圾的意识；通过分类，将部分可再使用的垃圾进行筛选；通过物质再生，将垃圾加工处理后生产出同样的物质进行使用；通过转化，将垃圾加工后生成能源，不能处理的或是处理后的残渣分类填埋。瑞典法律规定不允许填埋有机垃圾，并严格限制垃圾焚烧的废气排放。 我国杭州的做法，则是采取垃圾清洁直运。垃圾直运，是指通过垃圾直运和中转站改造的办法，让小区集纳的桶装垃圾直接运往处理的终点。
其一，创新作业标准。杭州在国内首次明确了清洁直运的概念，以“垃圾不落地、垃圾不暴露、沿途不渗漏”的国际先进水平标准，通过对车辆设备创新、运营流程创新，采用桶车对接、车车对接、厢车对接等方式，用压缩、密封、实用、环保、美观的运输工具，将垃圾从集置点、接驳点收集后直接运至垃圾处理场。
其二，创新作业模式。采取清洁直运四种模式：桶车直运模式、车车直运模式、直运代替模式和接驳站（以车代机、厢车对接）模式，使“垃圾不落地、垃圾不外露”工作目标得以实现，因地制宜、形式多样的清洁直运“杭州模式”已初步形成。
其三，创新车辆设施。杭州环境集团与国内知名环卫车辆厂家密切合作，根据清洁直运的实际需要，创新研发了具有杭州特色的全系桶车直运车、车车对接母子车、双压缩分类垃圾运输车、中转站接驳车（厢）、全新型电瓶清洁车五种国内首创车辆，推动“倒垃圾也实现了无缝对接”“移动中转站成为现实”，并在功能改进、防止污水跑冒滴漏等细节方面做了大量的科技攻关和技改工作，确保了杭州的清洁直运在设备上达到“国内领先、世界一流”标准。
其四，创新服务方式。杭州环境集团推出了以“四承诺、六规范”为标志的较完整的清洁直运操作规范，获得了市民普遍好评。
其五，创新环境教育。2011年，杭州推出国内首条生活垃圾“集、疏、运、埋、复、用”全过程市民生态游活动，让市民感受生活垃圾产生后从前端清扫收集、清洁直运到进行垃圾分类处理及资源化利用全流程。
三、对成都的建议
一是推进城市垃圾源头减量。要实现垃圾减量，最有效的方法是从源头做起，促使垃圾不产生、少产生及回收利用。推进清洁生产，引导和鼓励企业使用清洁能源和原料，采用先进工艺设备，提高生产效率，减少或避免垃圾排放；倡导绿色消费，倡导低碳生活、适度消费，推动政府绿色采购、绿色办公，推广使用可循环利用物品，限制使用一次性用品，减少垃圾产生；切实提高资源回收利用水平，规范废品回收市场，建立健全资源回收利用体系，推广使用餐厨垃圾资源化利用产品，采取厌氧发酵、腐熟堆肥等方式，实现绿化垃圾、菜场垃圾等有机生物质垃圾的资源利用，减少垃圾末端处理量。
二是大力促进城市垃圾分类。借鉴国内外先进地区垃圾分类做法，推动出台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相关政策，按照可回收物、餐厨垃圾、有害垃圾、其他垃圾四分类法，加大全社会垃圾分类投放的推进力度；在政府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物业管理小区等开展生活垃圾分类试点，逐步推广；强化街道（乡镇）、社区（村）在垃圾分类工作中的主导作用，逐步扩大垃圾分类覆盖范围，切实提高垃圾分类质量；建立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的激励机制，引导单位、社区、居民养成日常垃圾分类投放习惯，逐步建立分类投放、分类收运、分类处理的垃圾管理体系。
三是加快推进城市垃圾处理产业发展。加大对城市垃圾处理产业扶持力度，对有发展潜力和行业影响力的垃圾处理企业尤其是在建设用地、用电优惠、发电上网电价和享受减免税等方面给予支持；探索建立生活垃圾处理费征收机制和建筑垃圾管理收费机制；进一步开放市场，通过招标、招募等方式选择优质企业参与城市垃圾处理设施投资、建设和运营，确保其高标准建设运行。加强与高校、科研院所的交流合作，以重大城市垃圾处理工程项目为纽带，开展城市垃圾减量、收运和处理的基础性、关键性技术研究，鼓励企业自主创新，共同推进垃圾处理技术进步和产业化发展。
四是深化公众宣传和教育。加强舆论引导。媒体正面宣传报道垃圾分类减量和处理的政策措施及其成效，开展多种形式的主題宣传活动，营造有利于推进垃圾分类工作的舆论氛围，促进生活垃圾源头减量和回收利用。加强全民教育。把生活垃圾分类减量和处理知识纳入全市大、中、小学及幼儿园教育和社会实践内容。充分发挥职业、岗位教育的作用，把生活垃圾分类减量和处理知识纳入市民学校、民工学校等教育培训内容，提升全民文明素质和环境责任意识，倡导节约和低碳的生活消费模式，引导公众自觉参与、支持、监督生活垃圾处理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