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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谭这段师生关系的佳话，我觉得不止是一般的佳话，而堪称典范
我对历史学家顾颉刚知之甚少，但先前对他的负面印象却很深。这负面印象是读鲁迅小说的先入之见。鲁迅的名篇《阿Q正传》里所说阿Q之名为“桂”或为“贵”，只有待于“有‘历史癖与考据癖’的胡适之先生之门人”的考定，这个顺带暗讽的胡适的门人就是顾；故事新编体小说《理水》里，那个说话口吃、鼻尖通红、说“禹”是一条虫的学者，就是以“疑古辨伪”而声名鹊起的顾；至于鲁迅的杂文《三闲集》里的《辞顾颉刚教授令“候审”》，更是公然“开撕”了。
真实的顾颉刚当然没有鲁迅笔下讨厌：胡适的门人、“有历史癖与考据癖”不是污点，生理缺陷更不是贬损的理由。我知道，顾颉刚是史学大家，抗战时在重庆任中国史地图表编纂社社长、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受周恩来之命，1971年开始，担任“廿四史”和《清史稿》的总校。《顾颉刚全集》由中华书局于2010年出版。他的学问是被认可的。
而让我对顾颉刚产生好感乃至敬仰之心的，是读了葛剑雄的《悠悠长水：谭其骧传》有关章节。
葛剑雄是当代著名的历史地理學家，师从谭其骧，是1977年恢复高考之后全国首批两名文科博士之一。这本《悠悠长水：谭其骧传》是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出版的《葛剑雄文集》七卷本之一，有600多页。不仅有公开史料，而且得谭其骧亲属授权，征引谭的日记、书信等文献档案，内容丰富翔实，可读又可信。
谭其骧在历史地理方面的造诣，无可争议是这个领域的泰斗。1991年，谭其骧被美国传记研究所列为最近25年间对世界有重大影响的500位人物之一。在“反帝反修”特别是中苏冲突中，受命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这是学界人所共知的。
谭其骧的导师就是顾颉刚。顾颉刚在古史考辨、历史地理和民俗学三大领域都颇有建树，各有传人。谭其骧则是顾在历史地理研究领域的传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谭其骧的父亲谭新润留日归国，任京奉铁路皇姑屯车站站长，谭其骧1911年出生于沈阳。担任铁路站长的父亲熟悉全国地名，固然对其子培养地理方面的兴趣有影响；在上海读大学期间，潘光旦等名师对他选择专业方向有更系统的指导。1930年20岁的谭其骧本科毕业，决定以治史为学术目标。他被燕京大学研究院录取，如愿以偿成了仰慕已久的顾颉刚的门生。
其时，顾颉刚虽然只有38岁，却已是声望甚高的学术领袖。他不仅是燕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兼国学研究所研究员、学术委员，还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并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兼课。
1931年9月，入学一年的谭其骧已修完学分在准备毕业论文。他旁听顾颉刚的“《尚书》研究”课。其讲义第二册列有4个问题，第一个是“《尚书·尧典》著作之时代”，他认为应该是西汉武帝时期。论据是《尧典》说虞舜时“肇十有（又）二州”，而先秦著作里上古都是九州，到汉武帝时始置十三刺史部，其中十二部都是以某州为名。顾同时把《汉书·地理志》印发同学们阅读。谭其骧读了讲义与《汉书·地理志》之后，不同意老师的观点，认为“刺史十三部”应该是东汉的制度。一天下课后，谭向老师表达了自己的不同意见。“听到学生的不同意见，顾颉刚非常高兴，鼓励他写成书面材料。”
于是，谭又查阅了《后汉书》、《晋书》等相关资料，更坚定了自己的论断，于10月2日将自己的意见写成一封信（相关具体内容太专业，本文不引，详见葛传第三章之“师生之争：步入学术之始”）。
收到谭信的当天，顾就回复了一篇5000多字的长信。首先肯定谭的努力，然后详细讨论相关史料，结论是赞成谭的三点意见，不同意他的另三点意见。并根据谭的意见修订讲义的论述，“不知尊见以为如何，敬待商榷”。
这封回信进一步激发了谭钻研的兴趣与辩论的勇气。6天以后，他根据新找到的材料，对顾师的三点反对意见提出异议。
在认真研究谭的第二封信后，顾于10月24日再次复信，表示对谭的来信“佩甚”，并主动为谭提供一条新证据，同时也对谭文中的两个细节提出商榷意见。至此，关于置十二州始于何时的问题，基本已达成共识。
更加难能可贵的是，顾不但虚心接受学生意见，还把他们往复讨论的4封信作为讲义的一部分印发给全班同学，并附信说：一是要藉此让同学们明白古人治学方法的不正确（强化他的疑古辩伪治史观），不要轻易上当；二是对以前“十二州”的注释作出一个总的评判。“临了敬致感谢谭其骧先生”提出“质问”。并总结道：“庄子说‘知出乎争’，这是确切的一句话。希望诸位同学更能在他处提出问题，让我们永远地争下去，让我们常常得到新知，无愧于这一个‘研究’的课目。”
这场讨论决定了谭其骧此后61年的学术方向。50年后他找出当年的讲义，将4封信发表于《复旦学报》（1980年第三期），并满怀深情地写了一篇后记。“……正是在顾先生这种胸襟气度的感召之下，才促使我对这个问题努力深入钻研下去，勇于独立思考……通过这场讨论，使我这个青年对历史地理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又提高了我做研究工作的能力。”“顾先生后来之所以会写出《两汉州制考》这篇名著，我的这两封信当然是起了推动作用的。”这就是“教学相长”，良好的师生关系相得益彰、互相成就。
顾、谭这段师生关系的佳话，我觉得不止是一般的佳话，而堪称典范。
庄子说“知出乎争”：真知出于百家争鸣，包括师生之间平等地争论。顾颉刚与谭其骧师生之间，用他们生动的实践证明庄子的观点。其内涵比单纯地讲“吾爱吾师吾犹爱真理”更丰富，同是说学术求真高于人伦等级关系，却不是单向的鼓励。
学术求真高于世故尊卑利害的观念，从此深入谭其骧的骨髓。
我对历史学家顾颉刚知之甚少，但先前对他的负面印象却很深。这负面印象是读鲁迅小说的先入之见。鲁迅的名篇《阿Q正传》里所说阿Q之名为“桂”或为“贵”，只有待于“有‘历史癖与考据癖’的胡适之先生之门人”的考定，这个顺带暗讽的胡适的门人就是顾；故事新编体小说《理水》里，那个说话口吃、鼻尖通红、说“禹”是一条虫的学者，就是以“疑古辨伪”而声名鹊起的顾；至于鲁迅的杂文《三闲集》里的《辞顾颉刚教授令“候审”》，更是公然“开撕”了。
真实的顾颉刚当然没有鲁迅笔下讨厌：胡适的门人、“有历史癖与考据癖”不是污点，生理缺陷更不是贬损的理由。我知道，顾颉刚是史学大家，抗战时在重庆任中国史地图表编纂社社长、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受周恩来之命，1971年开始，担任“廿四史”和《清史稿》的总校。《顾颉刚全集》由中华书局于2010年出版。他的学问是被认可的。
而让我对顾颉刚产生好感乃至敬仰之心的，是读了葛剑雄的《悠悠长水：谭其骧传》有关章节。
葛剑雄是当代著名的历史地理學家，师从谭其骧，是1977年恢复高考之后全国首批两名文科博士之一。这本《悠悠长水：谭其骧传》是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出版的《葛剑雄文集》七卷本之一，有600多页。不仅有公开史料，而且得谭其骧亲属授权，征引谭的日记、书信等文献档案，内容丰富翔实，可读又可信。
谭其骧在历史地理方面的造诣，无可争议是这个领域的泰斗。1991年，谭其骧被美国传记研究所列为最近25年间对世界有重大影响的500位人物之一。在“反帝反修”特别是中苏冲突中，受命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这是学界人所共知的。
谭其骧的导师就是顾颉刚。顾颉刚在古史考辨、历史地理和民俗学三大领域都颇有建树，各有传人。谭其骧则是顾在历史地理研究领域的传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谭其骧的父亲谭新润留日归国，任京奉铁路皇姑屯车站站长，谭其骧1911年出生于沈阳。担任铁路站长的父亲熟悉全国地名，固然对其子培养地理方面的兴趣有影响；在上海读大学期间，潘光旦等名师对他选择专业方向有更系统的指导。1930年20岁的谭其骧本科毕业，决定以治史为学术目标。他被燕京大学研究院录取，如愿以偿成了仰慕已久的顾颉刚的门生。
其时，顾颉刚虽然只有38岁，却已是声望甚高的学术领袖。他不仅是燕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兼国学研究所研究员、学术委员，还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并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兼课。
1931年9月，入学一年的谭其骧已修完学分在准备毕业论文。他旁听顾颉刚的“《尚书》研究”课。其讲义第二册列有4个问题，第一个是“《尚书·尧典》著作之时代”，他认为应该是西汉武帝时期。论据是《尧典》说虞舜时“肇十有（又）二州”，而先秦著作里上古都是九州，到汉武帝时始置十三刺史部，其中十二部都是以某州为名。顾同时把《汉书·地理志》印发同学们阅读。谭其骧读了讲义与《汉书·地理志》之后，不同意老师的观点，认为“刺史十三部”应该是东汉的制度。一天下课后，谭向老师表达了自己的不同意见。“听到学生的不同意见，顾颉刚非常高兴，鼓励他写成书面材料。”
于是，谭又查阅了《后汉书》、《晋书》等相关资料，更坚定了自己的论断，于10月2日将自己的意见写成一封信（相关具体内容太专业，本文不引，详见葛传第三章之“师生之争：步入学术之始”）。
收到谭信的当天，顾就回复了一篇5000多字的长信。首先肯定谭的努力，然后详细讨论相关史料，结论是赞成谭的三点意见，不同意他的另三点意见。并根据谭的意见修订讲义的论述，“不知尊见以为如何，敬待商榷”。
这封回信进一步激发了谭钻研的兴趣与辩论的勇气。6天以后，他根据新找到的材料，对顾师的三点反对意见提出异议。
在认真研究谭的第二封信后，顾于10月24日再次复信，表示对谭的来信“佩甚”，并主动为谭提供一条新证据，同时也对谭文中的两个细节提出商榷意见。至此，关于置十二州始于何时的问题，基本已达成共识。
更加难能可贵的是，顾不但虚心接受学生意见，还把他们往复讨论的4封信作为讲义的一部分印发给全班同学，并附信说：一是要藉此让同学们明白古人治学方法的不正确（强化他的疑古辩伪治史观），不要轻易上当；二是对以前“十二州”的注释作出一个总的评判。“临了敬致感谢谭其骧先生”提出“质问”。并总结道：“庄子说‘知出乎争’，这是确切的一句话。希望诸位同学更能在他处提出问题，让我们永远地争下去，让我们常常得到新知，无愧于这一个‘研究’的课目。”
这场讨论决定了谭其骧此后61年的学术方向。50年后他找出当年的讲义，将4封信发表于《复旦学报》（1980年第三期），并满怀深情地写了一篇后记。“……正是在顾先生这种胸襟气度的感召之下，才促使我对这个问题努力深入钻研下去，勇于独立思考……通过这场讨论，使我这个青年对历史地理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又提高了我做研究工作的能力。”“顾先生后来之所以会写出《两汉州制考》这篇名著，我的这两封信当然是起了推动作用的。”这就是“教学相长”，良好的师生关系相得益彰、互相成就。
顾、谭这段师生关系的佳话，我觉得不止是一般的佳话，而堪称典范。
庄子说“知出乎争”：真知出于百家争鸣，包括师生之间平等地争论。顾颉刚与谭其骧师生之间，用他们生动的实践证明庄子的观点。其内涵比单纯地讲“吾爱吾师吾犹爱真理”更丰富，同是说学术求真高于人伦等级关系，却不是单向的鼓励。
学术求真高于世故尊卑利害的观念，从此深入谭其骧的骨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