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周总理在西花厅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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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保章,1933年生,周恩来堂弟周恩彦之子。1958年,周保章从部队转业到青岛通用机械厂工作。他一直谨记总理的教导,注意保密身份,默默无闻地做一名普通工人。直到20世纪90年代,外界才知道他与总理的关系。1961年,他第一次到中南海西花厅过年,在与七伯、七妈七天短暂的相处中,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

初到中南海


  1961年,我准备去北京过年,当时我已经从部队转业到青岛工作。1月30日我收到七妈邓颖超的来信。她在信上说:“我们同意你来北京和我们一起过年。我们前几年也不在北京,我身体不好,以往都在南方。今年是在北京,所以同意你来。”第二天,我又收到七妈的一封信。她说:“昨天发信忘了告诉你,北京的天气比青岛要冷得多,你应该多穿衣服,不要受凉,不要感冒。”
  我从没到过北京,这次到北京没有人接站,因为七妈在写给我的信上已经告诉我该怎么走了。她让我下车以后坐无轨电车,到了府右街打听国务院就行了。到了国务院,找七伯的卫士长成元功就行。
  下车以后,我根本分不清东西南北,坐上无轨电车后,就跟人家打听国务院在哪。那时候人们警惕性很高,都不告诉我,结果我坐过了站,在西四下车。下车后,我又往回走,边走边打听,折腾了一个多小时,最后从北门进了中南海。后来我就知道了,不应该在西四下车,应在西安门大街下车,下车回头一拐就是府右街。我第一次用了将近一个半小时,第二次就好多了,才用了15分钟。

  我到北京过年,是要经过批准的。七妈安排得很周到、很细致,我的内心感觉非常温暖。她还连续来信提醒我北京比青岛冷,提醒我多加衣服。为什么没有人接站呢?可能是他们觉得我是个年轻人,应当具备自理能力,能够接受各种锻炼。他们作为长辈,就把需要注意的告诉我,我能办到的就放手我来办。

住进西花厅


  七伯住的地方是一个四合院,前面有个大厅,这是接见重要客人用的。后面的四合院有一个内厅,左边厢房是总理值班室,童小鹏他们就在这儿。再后面是七伯七妈的房间。内厅东面这间房子是全国妇联副主席邓颖超的办公室,内厅西面那间房是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办公室。另外,往走廊里面走,还有七伯的卧室、七妈的卧室。再往里边走,是伙房、卫生间。我当时就住在东厢房。我们平常吃饭都是在内厅,内厅有一个四方桌,除了吃饭,还可以在内厅活动、谈话、看报。
  西花厅下了台阶,外面有个大院子,两边有大片的海棠花。七伯特別喜欢,为什么七伯喜欢海棠花?是与他和七妈的爱情有关。
  外面这个院子很大,有一个不染亭,还有个乒乓球台子,球台特意放在外面。那时候,战士也可以去打,作为大家的一个文娱活动阵地,七伯有时候也和战士打球。后来,七伯年纪大了,一晚上都在办公,卫士、秘书就想叫他活动活动再继续工作,乒乓球台就搬到里面去了。
  那个乒乓球台,是国家体委荣高棠送给七伯的,这是第26届世乒赛中国队首次夺冠的台子。七伯当时不要,七伯是不收礼的人,后来他们就不说送给七伯了,送给办公室工作人员用作娱乐活动,七伯这才收下。乒乓球队每次出征的时候,七伯都招待乒乓球队,把他们接到西花厅,请他们吃饭。七伯还专门把当时日本女子乒乓球冠军松崎君代请到家里,招待她,七妈亲自下厨。因为松崎君代人品很好,拼搏精神顽强,所以七伯安排松崎君代和中国乒乓球队进行交流,让中国队学习松崎君代的精神和技术。当时体委为了感谢七伯,就把这个乒乓球首次夺冠的台子,送到了西花厅。

当面指错,当面批评


  到北京后,我刚一进门放下挎包,七妈就叫我写信。说是我哥哥在部队里表现得有些骄傲,要发动所有亲戚来帮助他。我正好去了,就让我也写封信去说说。
  听七妈说了这个事,我就赶快拿笔,开始写。信写好后,我拿给七妈看。我信上提到这么一句话,我说:到了七伯家,见着国家的领袖了。七妈看到这句话以后说:“你伯伯他不是领袖,只能称他为国家领导人,这个地方写得不对,改过来。”
  20多年没见面,见了面就这么严肃。但既然七妈都说了,我当即就说:“是!是!是!……”我赶忙把它改过来。这真是当面指错、当面批评、当面改正啊!
  我以为这个事就这么过去了。没想到到了大年三十晚上,七妈主持吃团圆饭时,突然话锋一转,说:“保章说他伯伯是国家领袖,这是错误的。我们国家领袖就是毛主席。”这一下子,厅里三四十人眼睛都集中到我身上,弄得我很狼狈。
  那天之后,有一次我和成元功叔叔讨论这个事,成叔叔是总理的卫士长。我说我这个事怎么说得不对,我好像没有什么原则错误吧?成元功就说:“保章,你真糊涂。你伯伯他这个人一贯维护党的团结,一贯维护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你作为他的亲属,你说你伯伯是国家领袖,那么,这一个领袖,那一个领袖,我们国家还有没有个中心?所以,你作为他的亲属,是不能这么提的。”他这么一说,我就领会了这个意思。
  七伯这一生,都是以党的利益为重,总是维护党的最大利益,最根本的利益,凡事都是从大局出发的,从这一件事上我深受教育。

自己盛饭、缝被子


  我到北京之后,和七伯七妈吃第一顿饭时,我边吃边观察。我看到七伯的饭快吃完了,等他吃完最后一口,我马上站起来,说:“七伯,我帮你盛饭。”七伯是长辈,我是晚辈,而且饭也不在跟前,我作为晚辈理应去做这些。但是,当我站起来,伸出双手去拿七伯碗的时候,七伯把手一挡说:“不用,不用,我自己来。”
  如此一来,我站在那里有些尴尬,我的手没有接到碗。看我尴尬了,七妈邓颖超打了个圆场,说:“保章,你坐下,你坐下。”七伯这时接着说:“自己能办到的事,为什么叫别人呢?”   后来的一天下午,我从外面回来,一进西花厅内厅,就看到七妈拼着两张桌子在缝被子。我当时就想,怎么七妈自己缝被子,那么多工作人员,她怎么不叫来?我说:“七妈,你怎么自己缝被子啊,我来吧!”七妈说:“你会啊?”我说:“我会啊!我在部队上都是自己缝被子的。”部队那时的被子不像现在的,缝起来很麻烦,里面是棉花,每次拆洗被子的时候,都要重新铺棉花。脚部的地方,时间长了会蹬出个大窟窿,需要重新把棉花铺匀,然后把被里、被面四周框起来,中间要来回很多趟。我一边说一边开始缝。
  七妈看我不是生手,还可以,就让我加入了。七妈她也不住手,她也继续弄。七妈是1904年生人,那时候57岁了,她眼睛不行了,所以我给她穿针上线,和她一起缝。后来成元功叔叔回来了,我们三个人缝,这一床被子很快就缝起来了。三个人三个缝法,都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说自己缝得好。七妈就在那里一一点评,哪一种缝法有什么优点、缺点,七妈很高兴。

  那时我就想,国家领导人,多么高的职位,身边工作人员不少,西花厅里有秘书、卫士、医务人员、炊事人员,还有专门的大师傅做饭。这些人都是年轻人,怎么七妈还要坚持自己动手呢?
  我心生很多感慨:一个是平等的精神,认为大家都是同志,是平等的;再一个就是七伯七妈没有忘掉那么些年来所坚持的东西,不忘本。

年夜饭


  在北京过年期间,最有意义的就是年夜饭,感触最深的也是年夜饭。
  当时国家正处于困难时期,飯都吃不饱,菜根本都见不到。我想既然到伯伯家里过年,或许没有山珍海味,但是大吃一顿应该没问题吧。我之前在部队待了八年,也在部队过了八次年,那时部队会餐,鸡鸭鱼肉也都有,很丰盛。
  大年三十,总理家也和老百姓家一样,要吃个团圆饭。这个团圆饭可是大家庭的团圆饭。七伯把北京市的亲属接过来,像周恩寿伯伯一家。另外,七伯还把总理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包括秘书、卫士、医务人员、工作人员连同他们的家属都请来,有三四十人,光是大圆桌,摆了三大桌,一个桌不止坐十个人,小孩都围在茶几上。
  到了吃团圆饭的时间,桌上光有碟子、碗筷,其他什么都没有。我当时就很诧异,心想:总理那么忙,要节约总理的时间,应该先上凉菜,热菜先不要上,把酒斟好,总理一到,再上热菜,马上就可以开始了。但是一直没有动静,都这么坐着,看着桌上的碟子、碗筷什么的。
  过了一会儿,我正纳闷的时候,卫士通知了,说总理到了。总理从车里出来了,从后厅的侧门进来的,这一进来就跟变戏法似的,工作人员哗地来了,他们拿来两样东西,小米稀饭和包子。就这两样东西,上得也很快,小米稀饭是大盆装的,包子也是大盆大碗端上来的。
  这时候,七妈向七伯会心地一看,七伯就站起来了。七伯说话很简单:“今天年三十,请大家一块来吃个团圆饭,感谢大家。”我知道这是对着工作人员说的,感谢大家一年的辛勤劳动。
  他说了以后,又往七妈那一看,七妈也会心一笑。七妈站起来说:“今天是除夕,总理请大家来吃团圆饭,不设酒,不摆菜,总理请大家吃包子,喝小米稀饭。为什么呢?中国革命是靠小米加步枪取得胜利的,小米对中国革命立下了功,我们在欢乐的时候,不能忘了小米,不能忘了小米那个年代。小米那个年代是什么年代?艰苦奋斗,英勇杀敌、不怕流血牺牲的年代,所以还是要保持艰苦奋斗的精神。为什么能吃到肉包子,因为有共产党毛主席领导我们翻身做了主人,推翻了三座大山,成立了新中国,人民的生活得到了改善,我们今天才能吃到肉包子,所以我们不能忘了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恩情。”
  七妈讲完以后,大家都开始鼓掌,很热烈地鼓掌。

和总理谈民间困苦


  七伯和七妈很忙,早上饭吃不到一块儿,所以就各吃各的。七伯虽然在外头有应酬,但他午饭、晚饭一般都回家来吃。
  我去的那天中午,我们三个人吃饭,七伯、七妈和我,这是我记事之后第一次和七伯吃饭。
  1961年的时候,他才63岁,身体好极了,走路跟一阵风似的,吃饭也很快。他吃完饭就坐在沙发上,小憩一会儿。他看我也吃完了,就把手一招,叫我过去。他问:“保章,你在什么地方?干什么工作?”
  周家的事都是七妈在忙。七妈家没有其他亲人了,周家又是个大家庭,家里谁生病了,谁需要帮助了,都是她在打点,而七伯的时间太紧了,没有时间,而且我们这辈人20多个,全国各地到处都有,他不清楚。
  我说我在青岛,在工厂工作,是一名职工。七伯听了很高兴,还给我一些鼓励。然后,他就问工厂的情况,工厂还能不能正常生产,工人的生活怎么样,工人每顿饭吃的什么等等,问得很细。我就照实跟他讲,没有东西吃,农村很多人都非正常死亡。能吃到地瓜干就着酱油汤,就是好的了。没有油水,什么菜也没有,就是清汤寡水,不扛饿,能吃很多。
  这一年,我已被调到生活办公室,当时生产不是主要的,生活才是主要的,要保证工人能够吃。怎么样能多弄点,就想了增量法,为了把二两地瓜干做得更多一些,我们想尽一切办法,甚至掺木粉。木粉就是锯木头的木粉,在地瓜面里加上木粉来吃,但不能多掺。木粉和地瓜面吃了以后,上厕所很困难。没有东西吃,人都浮肿。脸很大,一摁起不来。没有营养,饿了怎么办?什么都没有,只有水,就喝水。喝水又没有营养,身体又虚弱,水排不出来,腿也是浮肿的,腿一摁一个窝。
  七伯听到这个情况,脸色看起来很不好,很沉重。我知道他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

总理的窝窝头


  大年初一的午饭,就七伯、七妈和我三个人一起吃的。
  我一看,桌上摆放一个小碟子,盛了四个窝窝头。我心想,大年初一怎么吃窝头?过年有个习惯,应该吃好的,所谓好的就是细粮,细粮就是白面和大米,粗粮是苞米面、高粱面、小米。   我拿着筷子去夹窝窝头。七妈把我的筷子一拨,说:“保章,这是我和你伯伯吃的,那边有大米饭,你吃大米饭。”七妈没让我吃窝窝头。

  这时正是困难时期,粮食都是按照定量的比例来供应的。老百姓细粮一个月占10%、粗粮占90%,过节时再另给一斤面,如果困难的话,就没有。比方说,像我一个月吃27斤粮,那就有二斤七两白面,其他那些都是高粱、小米、苞米面这些粗粮。工程师的待遇能好点,他们粮食比例就不一样,是粗细粮各占一半,细粮多。他们一个月还有两斤糖,如今想吃就有,那时候生活困难,糖也作为一种额外的补养品。他们还有一斤鸡蛋,那时候我们买都买不到。
  我意识到总理在国家困难时期也和全国人民一样,粗细粮搭配吃。后来,我发现他们不只是粗细粮搭配吃,而且也定量、定比例,老百姓怎样,他们就怎样,完全没有特殊待遇。

去中南海怀仁堂看戏


  1961年春节期间,正值中苏友好11周年,要开个庆祝会。当时社会主义国家有14个,叫社会主义阵营。当时这个庆祝会,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出一个节目,一共演了14个节目。七伯回来后,说这些节目整体演得不错,特别是哪个节目演得好。七妈听着,突然说:“你怎么没带保章去?”七妈这一问,七伯一愣,说:“是,是,应该带,应该带。”
  隔了一天,七妈就跟我说:“你伯伯今天要带你去看戏,在中南海怀仁堂。”我听了很激动。拿到的那个票上印着日期和戏的名字,我也一直好好地珍藏这张戏票,后来我捐给了天津。我还记得那天演的戏叫《吝啬人》,就是小气鬼的意思,是法国的一个喜剧大师演的。那天,我和七伯是散着步去的,没有坐车。凭票进去后,七伯和别的国家领导人坐在前面,我没和七伯坐在一起,我在他们后面,隔了他们一排的位置坐下。
  这一次,我见到好多领导人,有刘少奇、陈毅、陈云等。一下子见了那么多,心里很激动。

一晚上一晚上地办公


  我刚到西花厅的时候,不了解七伯工作的情况,后来就知道了。七伯是非常忙的,他的台历上密密麻麻写满了字,都是工作上的事情。平时和我说话的时候,他都会不时地看看表。
  七伯的办公室无关人员是不能进的,七妈一般也不进去,只有他的卫士、秘书等才可以进。当时内厅有个大报架子,我就常坐在内厅,看看报纸、杂志。我坐的沙发对面就是七伯的办公室,办公室的门一开一关,我就能看到七伯在工作的样子。
  我常看到七伯有很多的文件要批阅,一工作起来就不知道休息,常常需要七妈过来提醒他。每次七妈都是先敲敲七伯办公室的门,然后把门推开,七妈一推开门就说:“恩来,你是不是应该休息一会儿了。”七伯会说:“好,好,好。活动活动。”我远远地坐在七伯对面,看到他戴着那个黑框的老花镜、蓝色的套袖在那儿忙着。
  当时,用电是很紧张的。比如我们工厂,不是天天有电,一个星期就三天有电。一个星期天天上班,没有电的时候,干些手工做的、不需要用电的活。电业局那时候都是开着大车,拿着零克(零克就是高压线和下面接的那个瓷的绝缘体),看哪个地方用电紧张了,尽快拔下来,不然就烧了。电就那么紧张,所以当时对电的控制很严格,要求人走灯灭。

  我刚到中南海的时候,看到西花厅总理办公室整宿地亮着灯时,很奇怪,就问成元功叔叔:“怎么对面那四行窗户老亮灯,一宿一宿地亮?多浪费电!”成叔叔说:“那是你伯伯还在办公。”我当时还想,有那么多的工作要做吗?要一晚上一晚上地办公。
  后来发生的一件事,让我对七伯的工作有了更深刻的印象。当时刚果金的总理卢蒙巴因为反帝,帝国主义就把他谋杀了。中国为了支持非洲人民反帝、反殖民主义斗争,计划第二天要开十万人大会,地点在先农坛体育馆。
  那天下午人突然就多了起来,来来回回的,看着很忙。第二天我醒来的时候,到内厅一看,他们忙了整整一晚上。想想也是,从得到情报开始,到第二天就要组织十万人大会,七伯作为总理,要亲自参与,亲自到会。真是时间紧任务重啊!这时我又看到七伯站在办公室门口,成元功递给他一杯小米粥,喝了以后,他抹抹嘴,接着就参加大会去了。

五斤粮票也珍贵


  我本来的意思是这七天揩伯伯的油,沾他们的光。他们有粮吃,我吃他们的,我的粮票就节约下来了。但是我一看,总理在国家困难时期,和人民同甘共苦,也自觉地粗细粮搭配,吃定量,我就想不能沾他们的光。走之前,我粗略算了一下。我拿出了全国粮票,跟七妈说,按照我的定量,我这七天应该拿五斤粮票。本来我应该留六斤三两的粮票。但是我们那时候还有个情况,当时是八个月的粮食要分九个月吃,国家有一个月没有粮。
  七妈对我说:“保章,你觉得你应该拿这个粮票,你就把粮票留下。如果你有困难,你也可以不拿粮票。”我说:“我应该拿,我不困難。”这样,七妈就叫秘书收下了我的五斤粮票。

  其实我那个时候最困难了,因为我没结婚,是单身汉,所以相比起人多的家庭更不容易调剂。人越多,反而可以更好调节。当时我在工厂,有些二度浮肿,脸很胖,一戳一个窝,腿也很粗、很肿,一摁一个窝。人一点力气都没有,走路就是拖着走。但是我看到七伯同人民共渡难关,我也不能例外,不能去沾他们的光,所以我说不困难。实际上,我挺困难的。但是我还是应该把粮票留下。

简短的道别


  我从准备去北京过年开始,到离开北京,七伯七妈都安排得很周到,让我感到很温暖。临走的当天晚上,吃过晚饭后,我就想早点出发去车站。我觉得到火车站等心里更踏实些。
  当天晚上七伯有事,没在家吃晚饭,就我和七妈在家。吃完饭,我就和七妈说:“七妈,我吃完饭就准备走,这里我还不熟,还得去坐公交车。我早点走,早点到车站去,这样放心。”七妈说:“保章,不要着急,你伯伯还没回来。”七妈是长辈,既然她这么说了,我就先不着急。等了一阵儿,七伯还没回来,我就下意识地看看表,七妈见我看表,就说:“别着急,你伯伯就快回来了。”

  又等了一会儿,外头有动静了,是七伯赶回来了。
  七伯进门以后,就直接朝我来了。我一看到七伯进来了,马上站了起来。七伯三步两步就到了我跟前,主动握着我的手说:“保章,今天晚上我有会,不能送你了。”七伯接着说:“希望你坚持在基层,多写信来反映基层的情况。”说完这句话以后,他又用力握了一下我的手,然后转身就走了。等我回过神的时候,七伯已经出门了。
  这个告别很简短,顶多两分钟。但是这两分钟对七伯来说,都是要事先安排的。特别是忙的时候,说争分夺秒也不为过,而且他的行程涉及的不只是他自己,还有好多工作人员。所以,这简短的道别,对我来说是多么的温暖和难忘!
  七伯是长辈,是国家总理,他要到哪个地方去,安保都是要提前布置的。但是七伯那么忙还专门给我道个别,我是个晚辈,更是他的侄子,是亲人,这次的道别,既体现了他平等待人,也体现了他对亲人的关心和重视。(编辑 叶松)
  (本文由中共青岛市市南区党史研究中心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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