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费城七月里一个闷热的日子，现在虽已时隔57年，可那种闷热我至今还能感觉得到。当时和我一起的五个小男孩，因为玩弹子游戏玩厌了，都在想找些新的花样来玩。
　　“嗨！”内德说，“我们很久没有爬悬崖了。”
　　“我们现在就去爬吧！”有个孩子叫道。
　　我一时拿不定主意。虽然我很希望自己像他们那样勇敢活跃，但是自我出世以后，八年来我一直有病，而且我一直将母亲叫我不要冒险的训诫牢记在心里。
　　“来呀！”我最要好的朋友杰利对我叫喊，“别做胆小鬼。”
　　“我来了！”我一面应着，一面跟着他们跑。
　　我们最后来到一处空地。那座悬崖就耸立在空地的另一边。它是一座垂直的峭壁，壁面有许多凸出来的岩石、崩土和蓬乱的灌木。大约只有20米高，但在我眼中却是不可能登临的禁地。
　　其他孩子一个接一个连攀带扒地向上爬，朝着离崖顶尚有三分之二路程处的一块狭小岩石架进发。我落在后面，全身颤抖，冷汗直冒，也跟着他们向上爬。我的心在瘦骨嶙峋的胸腔里面咚咚直跳。
　　我终于爬到他们那里，心惊肉跳地蹲在石架上，尽量靠近里面。其他孩子慢慢地向石架边缘移动，我看在眼里，吓得几乎晕倒。
　　接着，他们又开始向崖顶攀爬。他们打算从崖顶沿着一条迂回的小路步行回家。
　　“嗨，慢着，”我软弱地哀求道，“我没法——”
　　“再见！”其中一个孩子说。其他孩子跟着也都哈哈大笑起来。
　　他们左折右转地爬上崖顶之后，向下看我。“如果你想待在那里，就待着好了，”有个孩子嘲笑道，“不用客气。”杰利看来好像有点不放心，但还是和大家一起走了。
　　我从石架向下望，感到头晕目眩；我绝对没法向下爬回去，我会滑倒摔死的。但是，往崖顶的路更难爬，因为它更陡，更险。我听见有人啜泣，正纳闷那是谁，结果发现原来是我自己。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暮色四起。在一片寂静中，我伏在岩石上，恐惧和疲乏使我全身麻木，不能动弹。暮色苍茫，天上已出现了第一颗星星，悬崖下面的大地越来越昏暗。这时，树林里有一道手电筒光照来照去。我听到了杰利和我父亲的声音。父亲用电筒向上照射。“下来吧，孩子，”他带着安慰的口气说，“晚饭做好了。”
　　“我下不去！”我哭着说，“我会掉下去，我会摔死的！”
　　“听我说吧，”我父亲说，“不要想着距离有多远。你只要想着你是在走一小步。你能办得到的。眼睛看着我电筒的光照着的地方，你能看见就在石架下面那块岩石吗？”
　　我慢慢地把身体移过去。“看见了。”我说。
　　“好，”他对我说，“现在你把左脚踏到那块岩石上。不要担心下一步。听我的话。”这似乎能办得到。我小心翼翼地伸出左脚去探那块岩石，而且踩到了它。我顿时有了信心。“很好，”我父亲叫道，“现在移动右脚，把它移到右边稍低一点的地方，那里有另外一个落脚点。”我又照着做了。我的信心大增。“我能办得到的。”我想。
　　我每次只移动一小步，慢慢爬下悬崖。最后，我一脚踩在崖下的岩石上，投入了父亲强壮的手臂中。我先是啜泣了一会儿，然后，我产生了一种巨大的成就感。这是我永远忘不了的经历。
　　多年之后，1945年1月，我驾机滑行在跑道上。我向前猛推了一下风门杆，此刻，我所想的只是起飞，升到25000米的高空，航向正东。前方就是北海。我告诫自己：我所能做到的就是保持这个航向20分钟，飞过荷兰的素汶岛。我能做到。
　　飞过素汶岛后，领航员告诉我改变航向125度然后保持这个航向10分钟，我们就可以到达下一个侦察目标。这样做并不难。
　　如此这般，我操纵着飞机飞越荷兰和德国，根本用不着去为整个航程胡思乱想，只想着要飞的每一段航程就足够了。最后，我们终于安全地飞出了敌人的空域。
　　1957年1月。经过大半夜的辗转反侧，想到我签了合同的那部洋洋大作的种种困难，我记起了悬崖上的那一课。如果我只看下面的一小步，就不至于疑虑重重了。
　　我要把着眼点放在头一章，并且为此去研究大量的有关希腊人恋爱的资料。这并不难。接着，我要做的工作就是归纳我的笔记，将第一章分成若干节，动手写头一节的内容。
　　两年后的一个令人心花怒放的下午，600多页书稿的最后一页从我的打字机上脱稿了。我像孩子似地翻起了筋斗。几个月后，我拿到了首版书。再几星期后，我读到了第一篇重要的书评，这个书评对我的书大加赞扬。
　　经过反复的体验，我认识到：57年前悬崖上的那一次使人记忆犹新的教训，使我在后来的生活中能够正确对待诸如看得太远、想得太多、瞻前顾后、灰心丧气等不利心理因素。我时常告诫自己：不要看那些离得很远的岩石，只管迈出第一步，站稳脚跟之后，再迈另一步，直到达到预期的目标。这时，再回过头来看我所走过的路程，我就会为自己的成就感到惊讶和自豪。
　　（摘编自《假如上帝原谅我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