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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是中国政府换届年，国内可谓暗流涌动，各种声音此起彼伏、互相角力。其中，最为吸引眼球的，是世界银行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两会召开之前发布的一份合作研究报告，名为《中国2030：构建一个现代的、和谐的、创造性的高收入社会》。
在该报告的新闻发布会上，“独立学者”杜建国大闹会场，痛斥该报告是世界银行“祸害”中国的阴谋，特别是国有企业私有化的政策建议尤其“包含祸心”。而后，国内不少官员与学者纷纷卷入该争论，就连目前在波士顿作访问学者的笔者，也经常被外国朋友或留学生们问及对该报告的看法。
两点毋庸置疑
在通读全文后，笔者不得不说，这份报告立论客观、分析中肯、系统全面。
这份全文近400页的报告，由一份主报告（约80页）与五份支持性报告组成。主报告回顾了中国过去30年改革历程，梳理总结了成功经验，并且展望了未来20年中国内外部环境的变化，以及环境变化给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报告的重点是为中国未来20年的改革提供了一个由六方面政策建议组成的发展策略，包括处理好国有部门与私人部门的关系、鼓励系统性创新以及保持创新体系的开放性、促进绿色增长、促进机会均等与社会保护、构建更具持续性的公共财政体系，以及发展与世界其他各国的互利互惠关系。
其实，从报告给出的六方面政策建议来看，后五项政策建议基本上已经是国内政策讨论达成的共识，而当前的争论主要集中在第一项建议，即如何处理国有部门与私人部门的关系方面。世界银行的报告并未建议中国国有部门全盘私有化，其短期建议是中国国有企业应该提高向政府预算的分红比重，而中期建议是国有企业应该从生产性领域中退出。
在这里，笔者并不想讨论中国国有企业是否应该私有化的问题。做出宏大判断容易但却不负责任，因为魔鬼在细节中。毕竟，俄罗斯国有企业私有化异化为权贵们中饱私囊手段的教训，迄今依然历历在目。而帮助俄罗斯设计私有化方案的著名经济学家施莱弗，目前依然安安稳稳地在哈佛做经济学教授，甚至开始转为批判政府的“掠夺之手”，尽管他本人未曾从中谋取私利。
然而，笔者更想说，有两点是毋庸置疑的：第一，当前的国有企业经营预算管理制度是不合理的；第二，美国次贷危机以来，新一轮“国进民退”的确是历史的倒退。
两个刻不容缓
在2007年国有企业经营预算管理试点改革之前，中国的国有企业在交完各种税收之后，居然不用向作为唯一股东（或大股东）的中国政府上缴任何红利。即便在2007年试点改革以后，央企上缴红利水平也不足其税后利润的15%。绝大部分利润截留在企业内部，用于企业再投资或者成为央企员工的福利。这样的企业依然还叫国有企业或者全民所有制企业，但广大老百姓却很难指望从这些企业中获得任何好处。
与此同时，通过扭曲性要素价格体系（例如低存款利率、低劳动力工资），福利还在源源不断地转移到国有企业。这样的国有企业体制无论对中国经济的增长效率还是中国老百姓的切身福利而言，都没有实质性好处。提高国有企业分红比例并用之来充实中国社保基金，是实现国民财富由国有企业向民生部门转移的重要途径，世行在这方面的建议非常中肯。
美国次贷危机以来，尽管部分中国官员屡屡否认“国进民退”，但无论是4万亿的财政支出，还是2009年9万亿的信贷增量，国有企业毫无疑问都是最重要的受益者。
吴晓波曾提出的三个现象，可以很好地解释新一轮的“国进民退”：“资源垄断”是指2009年以来国有资本在资源性、能源性领域中大规模跃进；“楚河汉界”是指国有企业越来越集中于少数上游行业并逐步形成寡头垄断，虽然国有企业数量逐渐减少，但盈利能力却迅猛增强；“玻璃门”是指尽管一些行业与领域名义上并无准入门槛，但实际上隐性限制颇多。一个形象的比喻是：政府说欢迎民企到包间来吃饭，但包间内的所有座位已经被国有企业坐满了，谁愿意让座呢？
如果说国有企业的强势地位是源自自身强劲的竞争能力，那无可厚非。但如果国有企业的优势主要来自政策优惠、廉价信贷与行业准入，那么这种“国進民退”会导致全要素生产率下降，进而削弱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就不难理解了。
因此，即便我们不讨论国有企业是否应该私有化，但以下两方面的改革是不容置疑且刻不容缓的：一是通过深化国有企业经营预算改革来提高国有企业分红比率，实现由国有企业向居民部门的福利转移；二是真正改善若干重要部门民营企业的准入条件，通过金融体制改革来增强民营企业获得融资的能力、降低融资成本，使得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能够平等地开展竞争。
应对三种反对
值得一提的是，世界银行报告指出，深化中国经济改革可能会遭致三种人的反对：一是既得利益集团；二是可能会从改革中短期受损的群体；三是将今天中国的问题归结于过去的改革（而非改革尚未完成）的意见领袖。
如何来应对这三类反对者呢？对于既得利益集团，中国政策制定者应该向广大居民透彻地宣传解释未来的改革策略，以凝聚改革共识；对于短期受损者，政府应该出台临时性的救助政策，但应授人以渔；对于偏执的意见领袖，则需要推动全社会更加广泛、深入的讨论。真理越辩越明，只有对相关讨论报以开放的心态，促进更加客观、平和、建设性的讨论，而非陷入非左即右的意识形态之争，才对进一步深化改革大有裨益。■
在该报告的新闻发布会上，“独立学者”杜建国大闹会场，痛斥该报告是世界银行“祸害”中国的阴谋，特别是国有企业私有化的政策建议尤其“包含祸心”。而后，国内不少官员与学者纷纷卷入该争论，就连目前在波士顿作访问学者的笔者，也经常被外国朋友或留学生们问及对该报告的看法。
两点毋庸置疑
在通读全文后，笔者不得不说，这份报告立论客观、分析中肯、系统全面。
这份全文近400页的报告，由一份主报告（约80页）与五份支持性报告组成。主报告回顾了中国过去30年改革历程，梳理总结了成功经验，并且展望了未来20年中国内外部环境的变化，以及环境变化给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报告的重点是为中国未来20年的改革提供了一个由六方面政策建议组成的发展策略，包括处理好国有部门与私人部门的关系、鼓励系统性创新以及保持创新体系的开放性、促进绿色增长、促进机会均等与社会保护、构建更具持续性的公共财政体系，以及发展与世界其他各国的互利互惠关系。
其实，从报告给出的六方面政策建议来看，后五项政策建议基本上已经是国内政策讨论达成的共识，而当前的争论主要集中在第一项建议，即如何处理国有部门与私人部门的关系方面。世界银行的报告并未建议中国国有部门全盘私有化，其短期建议是中国国有企业应该提高向政府预算的分红比重，而中期建议是国有企业应该从生产性领域中退出。
在这里，笔者并不想讨论中国国有企业是否应该私有化的问题。做出宏大判断容易但却不负责任，因为魔鬼在细节中。毕竟，俄罗斯国有企业私有化异化为权贵们中饱私囊手段的教训，迄今依然历历在目。而帮助俄罗斯设计私有化方案的著名经济学家施莱弗，目前依然安安稳稳地在哈佛做经济学教授，甚至开始转为批判政府的“掠夺之手”，尽管他本人未曾从中谋取私利。
然而，笔者更想说，有两点是毋庸置疑的：第一，当前的国有企业经营预算管理制度是不合理的；第二，美国次贷危机以来，新一轮“国进民退”的确是历史的倒退。
两个刻不容缓
在2007年国有企业经营预算管理试点改革之前，中国的国有企业在交完各种税收之后，居然不用向作为唯一股东（或大股东）的中国政府上缴任何红利。即便在2007年试点改革以后，央企上缴红利水平也不足其税后利润的15%。绝大部分利润截留在企业内部，用于企业再投资或者成为央企员工的福利。这样的企业依然还叫国有企业或者全民所有制企业，但广大老百姓却很难指望从这些企业中获得任何好处。
与此同时，通过扭曲性要素价格体系（例如低存款利率、低劳动力工资），福利还在源源不断地转移到国有企业。这样的国有企业体制无论对中国经济的增长效率还是中国老百姓的切身福利而言，都没有实质性好处。提高国有企业分红比例并用之来充实中国社保基金，是实现国民财富由国有企业向民生部门转移的重要途径，世行在这方面的建议非常中肯。
美国次贷危机以来，尽管部分中国官员屡屡否认“国进民退”，但无论是4万亿的财政支出，还是2009年9万亿的信贷增量，国有企业毫无疑问都是最重要的受益者。
吴晓波曾提出的三个现象，可以很好地解释新一轮的“国进民退”：“资源垄断”是指2009年以来国有资本在资源性、能源性领域中大规模跃进；“楚河汉界”是指国有企业越来越集中于少数上游行业并逐步形成寡头垄断，虽然国有企业数量逐渐减少，但盈利能力却迅猛增强；“玻璃门”是指尽管一些行业与领域名义上并无准入门槛，但实际上隐性限制颇多。一个形象的比喻是：政府说欢迎民企到包间来吃饭，但包间内的所有座位已经被国有企业坐满了，谁愿意让座呢？
如果说国有企业的强势地位是源自自身强劲的竞争能力，那无可厚非。但如果国有企业的优势主要来自政策优惠、廉价信贷与行业准入，那么这种“国進民退”会导致全要素生产率下降，进而削弱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就不难理解了。
因此，即便我们不讨论国有企业是否应该私有化，但以下两方面的改革是不容置疑且刻不容缓的：一是通过深化国有企业经营预算改革来提高国有企业分红比率，实现由国有企业向居民部门的福利转移；二是真正改善若干重要部门民营企业的准入条件，通过金融体制改革来增强民营企业获得融资的能力、降低融资成本，使得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能够平等地开展竞争。
应对三种反对
值得一提的是，世界银行报告指出，深化中国经济改革可能会遭致三种人的反对：一是既得利益集团；二是可能会从改革中短期受损的群体；三是将今天中国的问题归结于过去的改革（而非改革尚未完成）的意见领袖。
如何来应对这三类反对者呢？对于既得利益集团，中国政策制定者应该向广大居民透彻地宣传解释未来的改革策略，以凝聚改革共识；对于短期受损者，政府应该出台临时性的救助政策，但应授人以渔；对于偏执的意见领袖，则需要推动全社会更加广泛、深入的讨论。真理越辩越明，只有对相关讨论报以开放的心态，促进更加客观、平和、建设性的讨论，而非陷入非左即右的意识形态之争，才对进一步深化改革大有裨益。■